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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了贡献的革命先烈们。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缅怀历史，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为我们解读父亲在山西抗战的经历。
出生于1947年的徐小岩中将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他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通信部指挥自动化局组织计划处处长、指挥自动化局局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提到父亲，徐小岩坦言，父亲经常告知他们：“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共产党的标准，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父亲的话，对徐小岩人生路上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校生活迈出人生第一步
1924年，父亲以第一批优秀学生的身份进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始学习，也意味着他正在革命征程的路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军校学习时期，他接受了正规的军事化训练，严格按照学习计划的规定进行学习教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这也为后来在战争中发挥的军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黄埔军校开学不久，父亲就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留校期间，他和同学们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他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英勇的献身精神使他深受鼓舞。于是，在1925年，父亲告别了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与活跃份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他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父亲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时日记，犹如重现
父亲是个军人，由于终年行军打仗，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非常有幸的是，他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日记。每当我翻看这两本只有二寸见方、纸张泛黄、字迹的个别处已经模糊的看不清的日记，就仿佛可以看到他曾经的样子、在抗日战场时的样子。
从日记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父亲的记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那时才刚刚一个半月，即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第115、120、129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需要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关于八路军开进路线、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周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要动员山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说服乡亲，共同抗战
在当年的9月5日子夜，父亲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安排的专列，前往山西省会太原。
两天以后，父亲同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从太原导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到父亲和周恩来等到来，热烈欢迎。阎锡山早知道，父亲和他是同乡，毕业于黄埔一期，还算是远房的亲戚。老乡见面自然寒暄了一番。因为大敌当前，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尽快入晋参战，故各项合作事宜兜谈的比较顺利。
大战来临，人心浮动，大家都十分关心时局。父亲是个不好应酬、交际的人，但那时的他每天每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父亲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全民动员、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从而来坚定山西乡亲们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父亲向乡亲们讲了全民抗战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抗战工作，在父亲的号召下，村里的青年们都纷纷参加了抗日工作，父亲带出去的两个亲侄儿后来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首战告捷
129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是山西省会太原的北方屏障，利首难攻，在大同会战失利后，再丢忻口，太原将难保。在那时，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忻口。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并利用其空中优势猛攻忻口，129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师先遣部队769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发现大批贴着太阳膏的敌机在低空飞来飞去。经侦察，找到日军机场，这是阎锡山两年前才筹建的机场，代县失守之后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当时，由于既无中国空军迎战，又无高炮射击，所以日机轰炸、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嚣张无比。
摸清情况之后，769团首长决心尽快敲掉这批飞机，支援忻口守军。陈锡联团长决定769团三营为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素有“夜老虎”之称。陈锡联团长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扬我军优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自率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面进行详细的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地摸进机场，到达距飞机仅30米处，鬼子的哨兵才发觉，赵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根据战前预案，战士把一捆捆的手榴弹，送到飞机的肚子里，随着一声声巨响，火光冲天，停放在机场的24架飞机全部报销了。突然的攻击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在消灭了一百多名鬼子后，三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其他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鬼子重兵扑来只见一堆飞机碎片。在激烈战斗中三营长赵崇德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据时任陆军十四军军长兼忻口战役左翼兵团指挥李默庵将军回忆，当忻口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每天在空中轰炸的日机，突然不见了，嚣张的鬼子兵没有了空中的依靠，我军的仗好打多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战果后将769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开辟新抗战根据地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击日寇的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129师首长决心抓住战机，再打一个大的伏击战，牵制向黄河一线进攻的日军，坚定人民的抗战意志。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3月30日凌晨，部队冒着霏霏的春雨，急行军赶往所选战场，午夜时分，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了预设的伏击阵地，只等鬼子送上门来。这次伏击战由769团和771团担任主攻，772团打援敌，父亲将前指设在769团处，位于后狄村的小山坡上。
父亲曾有讲述那段经历，当时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四百余人的掩护兵力，向我设伏地区开来，200多辆汽车足足拉开了十华里。这条“长蛇”首先爬过771团的伏击阵地，徐深吉团长紧紧盯着鬼子车队，当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一声令下，所有伏击部队一起开火。鬼子的长蛇队，被切成无数段，响堂铺成了一片火海。驻扎在县城的鬼子知道车队被袭，急忙赶来救援。772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予以痛击。经过半日激战，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村东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联队。陈赓旅长率386旅连夜出动，急行军九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了1000余人返回救援。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该方向的日军援军，使这股日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时，我军主动撤离。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在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父亲说道。在1937年11月11日，即太原沦陷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危局，统治者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父亲回到了养育他的家乡山西，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在山西战斗生活了236天，1938年4月26日，奉命率部向冀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和平年代，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掌握高端技术的军人。而我的愿望，是早日将解放军建设成信息化部队，实现指挥自动化，跟上时代的发展，保卫好国家的利益和疆土，完成父亲的期待。
出生于1947年的徐小岩中将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他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通信部指挥自动化局组织计划处处长、指挥自动化局局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提到父亲，徐小岩坦言，父亲经常告知他们：“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共产党的标准，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父亲的话，对徐小岩人生路上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校生活迈出人生第一步
1924年，父亲以第一批优秀学生的身份进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始学习，也意味着他正在革命征程的路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军校学习时期，他接受了正规的军事化训练，严格按照学习计划的规定进行学习教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这也为后来在战争中发挥的军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黄埔军校开学不久，父亲就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留校期间，他和同学们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他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英勇的献身精神使他深受鼓舞。于是，在1925年，父亲告别了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与活跃份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他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父亲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时日记，犹如重现
父亲是个军人，由于终年行军打仗，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非常有幸的是，他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日记。每当我翻看这两本只有二寸见方、纸张泛黄、字迹的个别处已经模糊的看不清的日记，就仿佛可以看到他曾经的样子、在抗日战场时的样子。
从日记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父亲的记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那时才刚刚一个半月，即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第115、120、129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需要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关于八路军开进路线、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周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要动员山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说服乡亲，共同抗战
在当年的9月5日子夜，父亲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安排的专列，前往山西省会太原。
两天以后，父亲同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从太原导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到父亲和周恩来等到来，热烈欢迎。阎锡山早知道，父亲和他是同乡，毕业于黄埔一期，还算是远房的亲戚。老乡见面自然寒暄了一番。因为大敌当前，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尽快入晋参战，故各项合作事宜兜谈的比较顺利。
大战来临，人心浮动，大家都十分关心时局。父亲是个不好应酬、交际的人，但那时的他每天每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父亲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全民动员、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从而来坚定山西乡亲们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父亲向乡亲们讲了全民抗战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抗战工作，在父亲的号召下，村里的青年们都纷纷参加了抗日工作，父亲带出去的两个亲侄儿后来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首战告捷
129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是山西省会太原的北方屏障，利首难攻，在大同会战失利后，再丢忻口，太原将难保。在那时，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忻口。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并利用其空中优势猛攻忻口，129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师先遣部队769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发现大批贴着太阳膏的敌机在低空飞来飞去。经侦察，找到日军机场，这是阎锡山两年前才筹建的机场，代县失守之后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当时，由于既无中国空军迎战，又无高炮射击，所以日机轰炸、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嚣张无比。
摸清情况之后，769团首长决心尽快敲掉这批飞机，支援忻口守军。陈锡联团长决定769团三营为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素有“夜老虎”之称。陈锡联团长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扬我军优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自率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面进行详细的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地摸进机场，到达距飞机仅30米处，鬼子的哨兵才发觉，赵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根据战前预案，战士把一捆捆的手榴弹，送到飞机的肚子里，随着一声声巨响，火光冲天，停放在机场的24架飞机全部报销了。突然的攻击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在消灭了一百多名鬼子后，三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其他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鬼子重兵扑来只见一堆飞机碎片。在激烈战斗中三营长赵崇德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据时任陆军十四军军长兼忻口战役左翼兵团指挥李默庵将军回忆，当忻口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每天在空中轰炸的日机，突然不见了，嚣张的鬼子兵没有了空中的依靠，我军的仗好打多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战果后将769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开辟新抗战根据地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击日寇的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129师首长决心抓住战机，再打一个大的伏击战，牵制向黄河一线进攻的日军，坚定人民的抗战意志。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3月30日凌晨，部队冒着霏霏的春雨，急行军赶往所选战场，午夜时分，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了预设的伏击阵地，只等鬼子送上门来。这次伏击战由769团和771团担任主攻，772团打援敌，父亲将前指设在769团处，位于后狄村的小山坡上。
父亲曾有讲述那段经历，当时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四百余人的掩护兵力，向我设伏地区开来，200多辆汽车足足拉开了十华里。这条“长蛇”首先爬过771团的伏击阵地，徐深吉团长紧紧盯着鬼子车队，当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一声令下，所有伏击部队一起开火。鬼子的长蛇队，被切成无数段，响堂铺成了一片火海。驻扎在县城的鬼子知道车队被袭，急忙赶来救援。772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予以痛击。经过半日激战，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村东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联队。陈赓旅长率386旅连夜出动，急行军九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了1000余人返回救援。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该方向的日军援军，使这股日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时，我军主动撤离。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在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父亲说道。在1937年11月11日，即太原沦陷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危局，统治者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父亲回到了养育他的家乡山西，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在山西战斗生活了236天，1938年4月26日，奉命率部向冀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和平年代，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掌握高端技术的军人。而我的愿望，是早日将解放军建设成信息化部队，实现指挥自动化，跟上时代的发展，保卫好国家的利益和疆土，完成父亲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