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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受其自身的生活阅历和心理体验，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的影响。他少年时的三个崇拜：城市崇拜、权力崇拜、生命崇拜，是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结合与互异的结果，通过摘取主要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将使其创作时的心理动因得到更加完整与深刻的展现。
关键词：权力崇拜 生命崇拜 个人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近年来，阎连科以其个性鲜明的极端化写作风格备受当代文坛的关注。他的创作一方面受自身生活阅历和心理体验影响，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无意识，另一方面也受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无意识。此处所谓“无意识”理论，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由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但同时又无从直接感知，我们称此种心理历程为‘无意识’的”[1]55。在他看来，作家由于受自身以及现实条件束缚而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被压抑进入无意识，从而形成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可遏制的潜动力。荣格将进一步扩大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内涵，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含有个人特性，我把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他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而获得，而是先天的存在的。我把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2]275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驱动文学艺术创造的原始力量。虽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这并不是说这两种心理分析方法是完全矛盾冲突的，二者的结合与互异可以共同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
阎连科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即对城市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这三个崇拜对他的写作和生命历程有着重要影响。以他的三个崇拜为切入点，用精神分析批评中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观照他特殊的生活经历，进而可以探究出他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一.苦难基调的奠定与“城市崇拜”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初期的生命体验与记忆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对于作家而言，痛苦的童年体验可能成为他们创作的潜在动因。阎连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饥饿贫穷让他产生了对城市的无意识崇拜心理，同时形成了他始终表现乡村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创作基调。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省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高二期间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并外出打工，自幼饥饿贫穷的乡村生活经历成为他生命中抹不去的缺失性体验。农村的贫困让他对城市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而让阎连科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进而产生对城市的崇拜心理的是童年至少年时期的三段经历：一是上小学二年级时和一个城市小女孩同桌。阎连科决心从学习成绩上缩小两人的城乡差别，最终在其中考试中还是以一分之差落后。二是村里从城市来的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一个女孩未受到任何惩罚，而一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遂却被枪毙。三是第一次去洛阳时，洛阳城里干净的马路、耸立的高楼、明亮的灯光等等与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让阎连科对城市崇拜的感觉第一次来得那么真切。对童年和少年时期饥饿贫穷的深切体验和来自城乡差距的自卑情结，让阎连科拼命地想要逃离土地并最终通过写作真正走进了城市。
西方文论中有“文学乃痛苦使然”的思想。“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会去幻想。”[3]45对于阎连科而言，早期的缺失带给他痛苦，而强烈的痛苦推动着他的创作。在他的小说《情感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烈的自传色彩。《情感狱》真实地记录了瑶沟人贫困的生存状态和为摆脱苦难命运的艰难抗争。作品讲述了主人公连科从少年到青年上学、当村干部、当工人、参军的曲折奋斗历程，里面很多情节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阎连科的二姐曾主动把读高中的机会让给弟弟，《情感狱》中连科的二姐为了能让连科继续读书，不仅主动做出让步，还不惜跪求全村人伸出援手甚至通过结婚换来彩礼钱供弟弟上学。阎连科读高二期间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到数百里外的新乡水泥厂打工，《情感狱》中的连科也去了洛阳打工，并且二者最终都通过参军逃离土地。“对于一般人来说，早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事件和体验，他只是偶尔回忆一下而已。但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这些经历都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造性活动便执拗地流淌和复呈出来。”[4]79对于阎连科来说，他自身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正是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创作动机和素材的源泉。
更难能可贵的是，阎连科也从个体性的缺失中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缺失。他不仅将自身早期的缺失性体验在文本中加以表现，而且将这种情感体验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上。例如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极力表现物质贫乏的乡村生活，《情感狱》中瑶沟人靠政府下拨的返销粮艰难地维持生计，但就是这数量有限的返销粮都常常不能如数发放，导致村里人时常面临饿死的危险。《年月日》中千年古旱让庄家无法成活，村民们被迫外出逃荒，最后发生了先爷为保住最后一棵玉蜀黍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悲剧。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既有他自身苦难生活记忆所积淀形成的个人无意识的流露，又有他将这种个人无意识演变为对整个社会底层苦难的深切关注的升华。
二.批判锋芒的显露与“权力崇拜”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而且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权力私有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即使现在权力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转变，那种在绝对权力控制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或心理习惯却并未完全消失。所以，阎连科对权力的崇拜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无意识，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阎连科曾在接受访谈时回忆自己上学时的经历，他们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叶地瓜面，但每天路过村长家都会看到村长家的女儿嚼着白馒头。村长是他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对于生活在一个贫困而又无权无势的家庭里的他来说，当一名村长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第一次退伍后，母亲极力支持阎连科留在村里当个村干部，后来重返部队还是因为哥哥的坚持。权力不仅意味着物质利益的获得，也能让人在实现自我价值中获得内心的愉悦。从需求层次理论来讲，人在满足了一种需求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方面受到权力的压榨，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无法抗拒利益的诱惑而主动与权力合作。他们对权力的崇拜来源于他们长期处于其中的被权力主宰的苦难处境，向权力妥协似乎成了他们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有力武器。所以，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农民实际上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权力情结，对权力的崇拜是隐藏在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的阎连科也不例外。总体来看，他对乡村权力的书写饱含着他对底层农民的同情和关怀，同时又显露锐利的批判锋芒。 《日光流年》中司马蓝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村长，他承诺蓝四十当上村长就娶她，让蓝四十编造蓝百岁让他当村长的遗言，成功当上村长后却又违背诺言与有权有势的杜家联姻，最后他在40岁生日那天死去，而他一心修建的灵隐渠也在那天通水了，只可惜引来的是污浊的浑水。《两程故里》中本已是村中首富的程天青为当选村长和程天民明争暗斗，其目的只是在获得权力之后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刻进族庙，最后被程天民玩弄于鼓掌之中还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金莲，你好》中老二将嫂子金莲当作自己攀爬权力阶梯的工具，在金莲牺牲自己的身体让刘街村成功改镇后，已成为派出所所长的老二竟然提出了花一万元买金莲身体的无耻要求，金莲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男性追逐权力过程中的牺牲品。《黑猪毛白猪毛》中吴家镇镇长撞死人之后村民们争前恐后地下跪乞求替镇长顶罪，而死者的父母竟然只是选择让镇长认死者的弟弟做干儿子作为补偿。在这让人难以想象的讽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威力和底层人对于权力的崇拜与妥协。荣格曾说：“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5]140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员，阎连科将乡村人们追求权力的种种正当或不正当的行为具体而实在地描写出来，深刻反映着人们崇拜权力的集体无意识。
三.病残叙事的形成与“生命崇拜”
在弗洛伊德看来，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因和本源就是“性欲的冲动”。其实，对一个作家创作中的深层动力和无意识领域的探讨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生的本能、死的本能、攻击本能和自卑情结等等。如果说儿时饥饿贫穷的生活体验是奠定阎连科小说作品“苦难”主题的基础，那么对生命的本能渴望就是他小说作品中“病残主题”形成的深层动因。
阎连科对生命的崇拜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带来的心理痛苦和生命忧虑：一是对少年时全家为给大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的辛酸记忆。阎连科高二辍学之后到新乡水泥厂打工，将挣得的大部分工钱寄回家去偿还为大姐看病所欠下的债务，这段经历在《瑶沟的日头》有所体现，小说中连科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全力给大姐治病，放弃求学之路去往外地打工。二是阎连科对积劳成疾的父亲因家里无力承担昂贵医药费而离世的愧疚，这在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展露无遗；三是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遭受疾病重创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写作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还是坚持写作。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就是在他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对生命的意义和命运的抗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所以，阎连科对生命的崇拜其实更多地表现在对健康的崇拜与渴求以及对死亡的惧怕与抗争上。
或许是因为自身对生命的独特体验，阎连科不止一次地在他的作品中描写备受煎熬的病残生命和与病魔的艰难抗争。《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在丈夫自杀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抚养四个痴傻儿女，最后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脑髓和骨头治好他们。《受活》中受活庄里绝大多数都是聋、哑、盲、瘸的残疾人，他们凭借自己所练就的生存技能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并受到城里人极大的欢迎。《丁庄梦》中的丁庄人通过卖血发家致富，最终却陷入艾滋病的噩梦，但他们在临死前都还尽力去完成着自己的心愿。我们从阎连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将人们被疾病缠身的厄运和不屈不挠的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人们抗击病魔的结果是失败的，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却闪烁着璀璨的生命之光。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阎连科自己追求健康生命的渴望以及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促使了他作品中病残叙事的形成。
作为一位勇于介入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坛“异数”，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既融入了他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又深切表现出底层乡民的生存真相，创作中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共同促成了其作品中三大心理动因的构成。也许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阅历的渐次丰富，“三个崇拜”在作者创作潜意识中的轻重缓急已发生悄然转移，但这三大心理动因对他创作之路的日臻成熟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J].《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
[3][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孙凯祥译.上海：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4]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5][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关键词：权力崇拜 生命崇拜 个人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近年来，阎连科以其个性鲜明的极端化写作风格备受当代文坛的关注。他的创作一方面受自身生活阅历和心理体验影响，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无意识，另一方面也受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无意识。此处所谓“无意识”理论，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由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但同时又无从直接感知，我们称此种心理历程为‘无意识’的”[1]55。在他看来，作家由于受自身以及现实条件束缚而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被压抑进入无意识，从而形成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可遏制的潜动力。荣格将进一步扩大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内涵，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含有个人特性，我把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他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而获得，而是先天的存在的。我把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2]275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驱动文学艺术创造的原始力量。虽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这并不是说这两种心理分析方法是完全矛盾冲突的，二者的结合与互异可以共同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
阎连科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即对城市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这三个崇拜对他的写作和生命历程有着重要影响。以他的三个崇拜为切入点，用精神分析批评中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观照他特殊的生活经历，进而可以探究出他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一.苦难基调的奠定与“城市崇拜”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初期的生命体验与记忆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对于作家而言，痛苦的童年体验可能成为他们创作的潜在动因。阎连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饥饿贫穷让他产生了对城市的无意识崇拜心理，同时形成了他始终表现乡村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创作基调。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省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高二期间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并外出打工，自幼饥饿贫穷的乡村生活经历成为他生命中抹不去的缺失性体验。农村的贫困让他对城市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而让阎连科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进而产生对城市的崇拜心理的是童年至少年时期的三段经历：一是上小学二年级时和一个城市小女孩同桌。阎连科决心从学习成绩上缩小两人的城乡差别，最终在其中考试中还是以一分之差落后。二是村里从城市来的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一个女孩未受到任何惩罚，而一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遂却被枪毙。三是第一次去洛阳时，洛阳城里干净的马路、耸立的高楼、明亮的灯光等等与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让阎连科对城市崇拜的感觉第一次来得那么真切。对童年和少年时期饥饿贫穷的深切体验和来自城乡差距的自卑情结，让阎连科拼命地想要逃离土地并最终通过写作真正走进了城市。
西方文论中有“文学乃痛苦使然”的思想。“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会去幻想。”[3]45对于阎连科而言，早期的缺失带给他痛苦，而强烈的痛苦推动着他的创作。在他的小说《情感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烈的自传色彩。《情感狱》真实地记录了瑶沟人贫困的生存状态和为摆脱苦难命运的艰难抗争。作品讲述了主人公连科从少年到青年上学、当村干部、当工人、参军的曲折奋斗历程，里面很多情节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阎连科的二姐曾主动把读高中的机会让给弟弟，《情感狱》中连科的二姐为了能让连科继续读书，不仅主动做出让步，还不惜跪求全村人伸出援手甚至通过结婚换来彩礼钱供弟弟上学。阎连科读高二期间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到数百里外的新乡水泥厂打工，《情感狱》中的连科也去了洛阳打工，并且二者最终都通过参军逃离土地。“对于一般人来说，早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事件和体验，他只是偶尔回忆一下而已。但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这些经历都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造性活动便执拗地流淌和复呈出来。”[4]79对于阎连科来说，他自身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正是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创作动机和素材的源泉。
更难能可贵的是，阎连科也从个体性的缺失中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缺失。他不仅将自身早期的缺失性体验在文本中加以表现，而且将这种情感体验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上。例如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极力表现物质贫乏的乡村生活，《情感狱》中瑶沟人靠政府下拨的返销粮艰难地维持生计，但就是这数量有限的返销粮都常常不能如数发放，导致村里人时常面临饿死的危险。《年月日》中千年古旱让庄家无法成活，村民们被迫外出逃荒，最后发生了先爷为保住最后一棵玉蜀黍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悲剧。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既有他自身苦难生活记忆所积淀形成的个人无意识的流露，又有他将这种个人无意识演变为对整个社会底层苦难的深切关注的升华。
二.批判锋芒的显露与“权力崇拜”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而且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权力私有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即使现在权力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转变，那种在绝对权力控制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或心理习惯却并未完全消失。所以，阎连科对权力的崇拜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无意识，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阎连科曾在接受访谈时回忆自己上学时的经历，他们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叶地瓜面，但每天路过村长家都会看到村长家的女儿嚼着白馒头。村长是他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对于生活在一个贫困而又无权无势的家庭里的他来说，当一名村长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第一次退伍后，母亲极力支持阎连科留在村里当个村干部，后来重返部队还是因为哥哥的坚持。权力不仅意味着物质利益的获得，也能让人在实现自我价值中获得内心的愉悦。从需求层次理论来讲，人在满足了一种需求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方面受到权力的压榨，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无法抗拒利益的诱惑而主动与权力合作。他们对权力的崇拜来源于他们长期处于其中的被权力主宰的苦难处境，向权力妥协似乎成了他们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有力武器。所以，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农民实际上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权力情结，对权力的崇拜是隐藏在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的阎连科也不例外。总体来看，他对乡村权力的书写饱含着他对底层农民的同情和关怀，同时又显露锐利的批判锋芒。 《日光流年》中司马蓝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村长，他承诺蓝四十当上村长就娶她，让蓝四十编造蓝百岁让他当村长的遗言，成功当上村长后却又违背诺言与有权有势的杜家联姻，最后他在40岁生日那天死去，而他一心修建的灵隐渠也在那天通水了，只可惜引来的是污浊的浑水。《两程故里》中本已是村中首富的程天青为当选村长和程天民明争暗斗，其目的只是在获得权力之后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刻进族庙，最后被程天民玩弄于鼓掌之中还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金莲，你好》中老二将嫂子金莲当作自己攀爬权力阶梯的工具，在金莲牺牲自己的身体让刘街村成功改镇后，已成为派出所所长的老二竟然提出了花一万元买金莲身体的无耻要求，金莲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男性追逐权力过程中的牺牲品。《黑猪毛白猪毛》中吴家镇镇长撞死人之后村民们争前恐后地下跪乞求替镇长顶罪，而死者的父母竟然只是选择让镇长认死者的弟弟做干儿子作为补偿。在这让人难以想象的讽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威力和底层人对于权力的崇拜与妥协。荣格曾说：“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5]140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员，阎连科将乡村人们追求权力的种种正当或不正当的行为具体而实在地描写出来，深刻反映着人们崇拜权力的集体无意识。
三.病残叙事的形成与“生命崇拜”
在弗洛伊德看来，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因和本源就是“性欲的冲动”。其实，对一个作家创作中的深层动力和无意识领域的探讨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生的本能、死的本能、攻击本能和自卑情结等等。如果说儿时饥饿贫穷的生活体验是奠定阎连科小说作品“苦难”主题的基础，那么对生命的本能渴望就是他小说作品中“病残主题”形成的深层动因。
阎连科对生命的崇拜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带来的心理痛苦和生命忧虑：一是对少年时全家为给大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的辛酸记忆。阎连科高二辍学之后到新乡水泥厂打工，将挣得的大部分工钱寄回家去偿还为大姐看病所欠下的债务，这段经历在《瑶沟的日头》有所体现，小说中连科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全力给大姐治病，放弃求学之路去往外地打工。二是阎连科对积劳成疾的父亲因家里无力承担昂贵医药费而离世的愧疚，这在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展露无遗；三是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遭受疾病重创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写作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还是坚持写作。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就是在他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对生命的意义和命运的抗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所以，阎连科对生命的崇拜其实更多地表现在对健康的崇拜与渴求以及对死亡的惧怕与抗争上。
或许是因为自身对生命的独特体验，阎连科不止一次地在他的作品中描写备受煎熬的病残生命和与病魔的艰难抗争。《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在丈夫自杀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抚养四个痴傻儿女，最后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脑髓和骨头治好他们。《受活》中受活庄里绝大多数都是聋、哑、盲、瘸的残疾人，他们凭借自己所练就的生存技能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并受到城里人极大的欢迎。《丁庄梦》中的丁庄人通过卖血发家致富，最终却陷入艾滋病的噩梦，但他们在临死前都还尽力去完成着自己的心愿。我们从阎连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将人们被疾病缠身的厄运和不屈不挠的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人们抗击病魔的结果是失败的，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却闪烁着璀璨的生命之光。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阎连科自己追求健康生命的渴望以及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促使了他作品中病残叙事的形成。
作为一位勇于介入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坛“异数”，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既融入了他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又深切表现出底层乡民的生存真相，创作中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共同促成了其作品中三大心理动因的构成。也许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阅历的渐次丰富，“三个崇拜”在作者创作潜意识中的轻重缓急已发生悄然转移，但这三大心理动因对他创作之路的日臻成熟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J].《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
[3][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孙凯祥译.上海：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4]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5][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