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复杂的内容。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就必须：第一，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避免“以偏赅全”的片面性;第二，对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传统哲学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领会其中的精湛思想;第三，对于中西文化的异同也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以下试举例加以说明。
　　（一）二十年代以来，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主静的，是静态的文明;西方文化是主动的，是动态的文明。事实上，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中国古代，固然有主静的哲学家，但也有主动的哲学家，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动静合一”，主静的哲学家有老子、庄子、王弼、周敦颐等。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天道篇》云：“圣人之静也，非日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王弼认为，宇宙万象之中，静是根本。周敦颐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些是主静的哲学。孔子则与老子不同，兼重动静，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孔子以仁智并举，以为动与静都是高尚的风度。孔子的生活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基本上是主动的。《易传》宣称：“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肯定動静都是必要的，宜动则动，宜静则静。程颐不同意王弼对于复卦的解释，认为：“一阴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重新肯定了动的重要意义。朱熹、王守仁都是讲动静合一的。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静是“动中之静”的观点，肯定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与王弼之说恰恰相反。在道德修养方面，王夫之也强调动的重要。他说：“圣贤以体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动字上。”我们综合先秦至明清的哲学思想来看，可以断言，主静的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怎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主静的文化呢？从文化的本质来看，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创造都必须进行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在一定意义上，要保持一定的宁静。宁静只是活动的补充。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静的思想亦只是主动思想的补充。
　　（二）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贬低人的尊严的，是否认人的独立人格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失之于肤浅。封建时代强调尊卑上下的等级，专制主义强调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隶属关系，这些固然都是显著的事实。但是古代哲学中却也有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的进步学说。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明确肯定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明确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观点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道家更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在儒家道家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这正是重视个人尊严的表现。宋明理学固然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理学家都强调“立志”，也就是肯定人们应有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陆九渊说过：“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堂堂的做个人”即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应该承认，这一类重视人格独立的思想才是封建时代传统文化的精华。
　　（三）二十年代，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这更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就精神文明而论，中国先秦哲学可以说与西方古希腊哲学媲美。但是，古希腊有两种学术成就，都是中国所缺乏的，一是欧几里得儿何学休系，二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体系。能说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吗？先秦时代，墨家对于几何学与形式逻辑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都还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是有重要贡献的。这四大发明都属于物质文明，能说中国没有物质文明吗？过去论中西文化的异同，多偏重中西之异，事实上，也应重视中西之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惟有兼重同异，才能对中西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同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两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也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继续前进的内在根据。如果否认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把过去的历史都看成一团糟，那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今后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缺欠，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克服那些阻碍进步的传统习惯势力，刻苦努力、奋勇前进。
　　“人贵有自知之明”，民族也是一样。惟有认识了自己的缺点，才能舍旧取新，大步前进;惟有了解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摘自《文史哲》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