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长在楼顶上，不是植根于楼板就是植根于墙体，这是真的。这楼顶上长树，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也许不相信。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辽西的一个山屯里。那里的二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住草房。房檐是一把一把的荆条码成的，房顶是一锹一锹的泥土踩成的。夏天连雨的时候，家家要使石磙子压房，边压边薅房顶上长出来的草。草房长草，似乎很寻常，因为房顶有土，但所有的房顶上都不长树。可在城市里，没土的楼顶却长着树，而且还不是一棵。
　　这座城市里一条名叫“中央大街”的繁华地段，与几幢十几层、二十几层高楼形成鲜明反差的一幢四层小楼的楼顶，就生长着不是三棵就是四棵小树，棵棵都是一人高的样子。树虽然不是很高，可树龄肯定不小了。凭它们的树龄资格，满可以叫它们叔叔。在这个城市里熙熙攘攘行走着的人们，几乎都说不清那几棵树是啥时候长出来的，潜意识中，好像它们是和那幢楼房一起诞生的。
　　我就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的办公室在我们单位办公楼的五层，站在窗前，就能望见小楼像个大花盆似的托着树们的画面。那画面，长久定格在我办公室的窗子上，一日接一日地重复着，要不是有春夏秋冬的轮回，就不会看出那幅画有啥变化来。我常常伫立在窗前，品读着那实在让人难以读懂的情境，好奇的眼神总是不愿移开。那楼顶，光秃秃的。我琢磨着，那上面本是严实无缝的，可几棵树却偏偏植根在那里。我端详着，那几棵树不是一个品种，一棵像是杨树，一棵像是柳树，剩下的看不清到底是一棵还是两棵，成墩长着，像是榆树。这是从它们的树冠形状猜定的。
　　到底是不是杨树，是不是柳树，是不是榆树，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走出办公楼，走过较为宽阔的广场和马路，悄悄地爬到那幢小楼的楼顶，去看个究竟，也去看看那几棵树是长在楼板上，还是长在墙体中。城市时光的肌体，轰鸣着车流的动脉，也涌动着人流的静脉，楼顶上那几棵树能算得上城市肌肤表皮零散的汗毛吗？我想爬到楼顶上，去抚摸一下汗毛的滑润。可我，总是无聊地空想着，始终没有置身于楼顶树们的世界。
　　在办公室的窗前，我凝视着楼树的意境，总有疑问袭来。那树，为啥偏偏要生长在楼顶上，而且又偏偏生长在那幢四层小楼的楼顶上？是谁把树的种子撒在了那里，还是谁把树的小苗栽在了那里？栽树的猜断肯定是不成立的，那楼顶上没有土层的厚软，聪明的人不会傻乎乎地把树苗栽到那地方。栽树容易活树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常常慨叹“年年栽树不见绿”，一些地方掰手算账，栽下的树苗如果都活了，连炕头、锅台上都要长树了。往往在人们掰手算账时，我那复活了的童心就在想，锅台上真的要长树，最好长槐树。槐花盛开的时节，把香甜的花儿直接撸到锅里，让母亲给我们下一顿槐花苞米面的疙瘩汤，解解盼鲜的馋。
　　锅台上没长树，楼顶上却长树了。我断定，这绝不是人工造林的功劳。那树，一定是树籽儿生出来的。树籽儿是从哪来的，是咋落到房顶上的？脑子里形成了似乎很有道理的答案：不是风刮来的，就是鸟衔来的，要不就是建楼用的砂石里带来的。我感觉，风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其功夫不仅仅只停留在飞沙走戈壁，已经修炼到了狂沙吞城市的火候了。这样的功力，捎带些树籽儿啥的，小菜一碟。我也感觉，生存着的鸟也都脱胎换骨般进化了。单说花喜鹊，筑窝大多不再选择树上，而是跑到高压线杆和通讯塔架上去了。也许，在花喜鹊的眼里，这楼顶，就是树籽儿们的线杆和塔架，树籽儿们就被花喜鹊欢喜地放在了楼顶上。我寻思，说不准，真的是在建楼时，带着树籽儿的砂石没被人拌进太多的水泥，树籽儿没被凝固住萌发的生命力，那楼顶，那墙体，必然释放着泥土的气息，树籽儿就是闻着泥土的气息苏醒了。不管那些树籽儿是咋来的，终究修成了正果，变成了绿色的生命。
　　这些树本与我无关，我走我的岁岁人生路，它们扩充着它们的年年轮回。可它们生长着的楼顶恰恰正对着我的办公室，与我同处于相同的楼层，它们站成的风景，已经定格在我办公室的窗子上，定格在我眼睛的窗子上，甚至定格在我思想的窗子上。每一天，只要走进办公室，我都不自主地望望窗子，望望窗子上定格的楼树情境，时间或长或短。我隐隐约约听见它们在骄阳下唱歌，朦朦胧胧地赏读它们在风雨中跳舞。长期无雨时，我的心中就会萌生一种说不出的苦。我的母亲说过，人的一生，能够说出去、讲出去的苦不是苦，把内心憋屈的东西抖落出去，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发泄了，就没有苦了。说不出去的憋屈、没法说出去的憋屈，才是真的苦。
　　数以十计的日子无雨，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天旱”。天旱了，地上生长的生灵包括人在内，就都要打蔫。我的雙目钉在楼树的画面上，思想压抑着、憋闷着。干燥的城市，干燥的空气，干燥的楼房，那几棵树，一定干渴得嗓子里冒了烟，或者是呼吸的微唇已经干裂。我琢磨，在那个缺水分缺营养的楼顶上，那几棵树，不用体检，就知道它们一定缺钙，缺铁，甚至贫血。在街巷中川流着的人们，都在争抢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时空，极少有人抬眼看一看楼顶上生长着的树，就是身边的树，人们甚至都不在意它们的存在。
　　我单位的办公楼与对面的那幢四层小楼间，曾用看桃树（京桃树）把城市里最热闹的大街隔成左右行道，树荫掩人影，花香伴人行。那年，我们的城市搞老城改造时，正值盛夏，几十棵看桃树就是在行走着的市民的眼皮底下，被挖掘机抠下来，锯成了建筑垃圾运出了城市，施工者说工期太紧，没有给看桃树们移植再生的时间。失去了绿色生命的新大街建成后，人们很快忘记了那些绿荫婆娑的树。看桃树被肢解的地方，就在那幢小楼的脚下，小楼上的几棵树看得真真切切，不知它们当时是啥心境，是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安全的生长之地，还是流泪地上的同仁们？
　　我的苦，就在于我断定楼顶上的树集体患上了包括缺钙、缺铁、贫血在内的营养不良症。不是营养不良症，它们怎么也不会年年都那样大。我的苦，真是无法向人诉说。实在要说，就得建议人们给那几棵树施加些复合肥式的营养液，让树长大。可是，树长大了，楼体就托不住它们，楼和树就都保不住了，这建议，非得让人说我是疯子。要不就建议人们拆楼把那几棵树移栽到有土的地方。拆楼移树，肯定得不偿失，更会被人说成是疯子。不说，树会好好地生长在那里，说出去，那树们也许会被杀戮掉，我真的没了主意。
　　可是，在城市里匆匆行走着的人们，有几个能看到那几棵树在楼顶站成的风景呢？风景让人看到了才是美丽的，没人看到，再火红的朝霞和晚霞也无法称为风景。那些树，不管自身缺啥，总是同守着那片风景，同守着那片特殊的绿色，同守着让人看不见的生长，给争抢时空的人们以目光的慰藉。其实，那几棵树何曾不想长大呢？那几棵树的苦，一定胜过我的苦。
　　（郭宏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读者》《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百家》等刊物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出版散文集《山屯物事》《山屯情愫》和《山屯光阴》三部曲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