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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星期四上午。身材单薄、满头白发的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双手一摊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我可以很自豪地跟你讲，深圳大学迎接评估，校园内的平和与宁静，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
就在章必功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5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包括13名评估组组员和2名秘书）正在离深圳大学不到l公里的住所开会，对3天来对深圳大学本科教学工作的评估意见进行讨论。
章必功打开深圳大学的校长信箱，找出一封信：“评估专家组如期而至，可是我并没有看到类似我原来所在的高校的那种紧张与不安，一切如常。去上课时，同学们仍然对课程有—贯的要求。重视，并不紧张，同学与老师都是这样，只是各位校长和工作人员辛苦啦。”
一边念给记者听，章必功一边解释：“你看，他提到原来的学校，说明他不是研究生就是个青年教师；没有留名字，说明他不是为了拍我马屁写的。”章必功随即做了简短的回复：“褒奖莫过如此。”
评估，全称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教育部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在全国推行的对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综合考评，每5年一次。从2003年至2006年，已经分别对54所、75所、133所高校进行了评估，今年年内接受评估的高校有210所，另外还有80所高校的评估要等到明年上半年完成。到那时，全国592所本科院校的第一轮评估工作将全部完成。
然而，过去4年中，正如章必功所说，在迎接评估时，各大学校园“平和与宁静”的没有几个。一般认为，本科评估给高校带来了硬件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政府的投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中，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否认这一点。
但评估同时伴随着一些负面现象，最突出的是造假、形式主义和一定程度的浪费——这几乎是高校里公开的秘密，也正是它们扰乱了校园的“平和与宁静”。而争议声所昭示的，与其说是对是否应该评估的立场分歧，不如说是人们心中的困惑：以大学精神“很受伤”换来硬件设置的改善，是否值得?
深圳速度
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1984年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有人指着后海湾一带的工地告诉他，那里就是深圳大学的校园，春季破土，秋季开学。邓小平说：“深圳速度。”此次深圳大学经历评估，有评估专家说，“深圳速度”又回来了。
评估的第一项内容是5月21日上午的开幕式和校长报告，之后专家组集体考察了新建成的试验楼——金工坊。
3层楼的金工坊原属于深圳大学的校办企业，为了迎评，学校在4个月内将其改造为实验室，1个月内添置了价值3000万的设备，建成了6个实验中心。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采振祥手持麦克风，腰上挂着扩音器站在门前，向评估组介绍情况：“我是靠评估‘发了财’的处长，以前我老收到老师和同学的抱怨，现在我的信箱里全是表扬，深圳大学的硬件设备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提升。不信，请各位专家自己看。”
采振祥话音刚落，评估组组长、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对站在旁边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说：“外面有人说评估是假的，我看不都是，大部分还是真的，这就是证据嘛。”刘凤泰闻言，哈哈大笑。
采振祥把实验室面积和设备的扩充归功于一个人的“骂”，他就是评估组成员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万洪文。准备和迎接评估的过程，也是各学校之间互相学习、“传经送宝”的过程，教育部评估中心也给这种交流提供了方便。2006年底，章必功被委任为云南师范大学评估组的组长，评估加学习，和他搭班当副组长的就是万洪文。这一次到深圳大学参加评估的专家组成员也有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比如正在进入迎评冲刺阶段的山东建筑大学的校长王崇杰。
万洪文参与评估工作经验丰富，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2007年1月，受章必功邀请，他到深圳大学做了一次长达4个半小时的报告，“把深圳大学骂了个一无是处”，连“你们深圳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棵树漂亮吗”这种话都说了。
用章必功的话说，这一骂，骂出效果来了。在那以后，深圳大学迎接评估的行动进入了高潮，短短几个月内投入资金，将一座企业用房改造成一个大实验室。章必功对万洪文的工作作风的评价是，“冷面杀手，菩萨心肠”。
万洪文将其称为“深圳速度”。显然他对这个成果表示满意，他说“第一次来专门讲坏话，第二次来主要看成绩”，并亮出他的工作原则，“打分要从宽，引导要从严”。5月23日中午，在听完两节课后参加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汇报会时，万洪文再次心直口快地批评了师范教育的一些弊端，起身离开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这一次你们的成绩应该是不错的。”
“深圳速度”，也就是突破常规办事的方式，深植于特区人的头脑中，如今被用于大学的建设。章必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津津乐道，没有评估，那些3个月办完的事可能10个月也办不完，有了评估的名义，深圳大学向政府要来“绿色通道”，把原本应该进行的设备招标等环节都避开了。
采振祥在向专家组汇报的时候提到，他和计财处处长一起在2007年预算还没批下来的时候，就把钱花出去600多万了，如果预算批不下来，他们俩就得去跳楼。
作为个案的深大
章必功说：“评估是教育部给地方政府出的一道难题，而我认为，这道难题出得好。不给优秀，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地方政府办教育的失败。受刺激的首先是地方政府，并不是学校。校长好说，他不给我钱我搞什么?”
在大学普遍负债经营、部分大学已被银行列入高风险名单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无须加大投入，部委主持的评估成为撬动地方财政“输血”给大学的契机。
章必功到云南师范大学搞评估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从财力的投入和硬件条件上，云南师范大学是不能跟深圳大学比的，但为了迎评，地方政府加快了对该校的投入，划拨3000亩土地搞建设。教育部给章必功带领的专家组指示，根据实际情况，只要建筑物冒出地面，就视为建设速度加快了。于是，云南师范大学得的也是优秀。
万洪文说，深圳大学23年走过了内地高校50年的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与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财大才能气粗。“十一五”期间，深圳市政府将投入17．97亿给深大，其中10．35亿用于基本建设，7．62亿用于学科建设和仪器设备购买。在评估总结会上，深圳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阎小培说，市常委会已经通过了“鹏城学者计划”，并当场向评估组成员发出邀请，希望各位专家到深圳工作，来当学科带头人。这个说法引得满场大笑。
这个特有的优势使深圳大学迎评的经 历只能作为本科评估中的一个独特个案。听完计财处的汇报，评估组成员、山东建筑大学校长王崇杰向记者感慨：“人家深大生均投入是2．8万元，我们学校才8000不到，要是不到2万也行，这可好，前面一个数没了。”有了钱，深圳大学可以做到公共机房对学生免费开放，而山东建筑大学只能做到把机房建好，学生使用要个人负担费用。
同是学生，享受的教育条件与获得的教育服务因为所处地区的不同而差异显著。如果把“地方政府办教育”作为制度安排接受下来，显然就不得不连带着承认地区差异的合理性。
“教学条件与利用”只是评估方案中7个一级指标之一，经过评估，高校在硬件方面的投入与改善是清楚可见的。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对评估持强烈批评态度的高校教师们，也都承认在这方面的进步。在评估进行的几天中，“深圳速度”不断被提起，直到最后专家组向校领导反馈意见的时候，才由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泼了瓢冷水。杨叔子说，“深圳速度”虽然是对深圳大学的褒扬，但潜台词是前期准备过程进展不够快，有临时抱佛脚的问题。
非优秀不可？
虽然深圳大学的评估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全校上下对优秀的结果自信满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采振祥在就他主管的领域向评估专家汇报的时候就说：“我们毫不客气地自评为优秀。”而深圳大学最终获得优秀，也会是个毫不出人意料的结果。在已经评估过的高校中，获得优秀的近七成。
一位参加过评估工作的专家说，“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级衡量体系在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似乎没得优秀就意味着不合格。这是本科评估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解释是评估结果和学校的招生、拨款等挂钩，并最终导致为获得好成绩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而普遍造假。记者向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求证，他给出的解释是，政策上并没有规定评估结果和对学校的政策的关联，这种关联国外是存在的，未来是否会“挂钩”，还要看发展。
关于评估负担过重问题，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教学评估处处长刘振天对本刊记者坦言，大学对评估多少存在相互攀比和心态失衡问题，本来是教育部对学校的整体评估，但学校领导为了万无一失，会拿评估标准要求各个院系。结果要求越加越多，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不是教育部文件要求的。
刘振天说，评估某一高校教学工作成绩在哪一等级，除了达到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学校工作的3个符合度：学校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学校的实际工作状态与确定的目标是否相符合；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与学校定位和目标是否相符合。这样，就相当于把原本应在高校间横向比较的四级结果体系具体化在每一所高校自身上。
刘振天认为：“一个学校，不论博士点、硕士点多少，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院校，只要定位准确，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了评估相应标准和3个符合度的要求，同样也可以获得优秀。”
政策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表示“潜规则”里也没有，或者学校领导心中没有。某校一名中层领导就设身处地地为校领导着想，如果同层次大学都拿了优秀，只有自己的学校没评上，那么校领导以后再到省里开会，怎么抬得起头?怎么再向上级领导争取支持?
有了充足的投入，学校的硬件条件会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评估才一个星期，条件改善以后受益的日子还长。深圳地方政府财力充裕，而高等教育资源处于稀缺状态，但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高校呢，他们要靠什么方式才能得到优秀的评估成绩?
制度逼迫造假?
目前最致民怨沸腾的是评估之前准备过程中的造假问题，事实上，造假也常常发生在最终评估的现场之外。
教育部评估中心刘振天处长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接到的反映也不少。这里边有个怎么理解造假的问题。”他认为，高校出于规范管理的目的，有些原本没有的材料补充齐全，今后也能够应用的，不属于造假；有些规章管理制度的补充，也不能视为造假。
真正让高校师生深恶痛绝的是对过往试卷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所做的手脚。有些学校某一门课根本就没有上，但为了应对检查，就出一张试卷，发动学生做一遍，甚至将新试卷放进锅里蒸—下晾干，制造出效果；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说，评估对判卷的要求是加分制，即每道题得多少分，然后统计出总分，有些老师是用扣分方式算的总分，只好重新改；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的要求，在迎评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变一次，也要对毕业论文做手脚。
北京体育大学一名担任系主任工作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评估要求越往后越繁杂，而且层层加码，要求每次学生活动都有记录，还要有学生在参加活动之后的收获，全都要落实到纸面上，补充起来费时费力，苦不堪言。他跟校领导说，如果评估确实每5年就搞一次，他都想辞职了，不但系主任不干了，连老师也不想当了。
山东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录强曾在网上发了一篇抨击评估中造假现象的文章，被一家知名的门户网站和另一篇同主题的帖子组合后，作为“特别关注”推到了显眼位置，得到了2000多个跟帖。他泛泛地谈到形形色色的造假现象，很多跟帖者在其中找到了共鸣：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学校吗?
张录强认可评估的必要性，但他认为由造假导致的负面效果已经超过正面。他说，大学作为一个教育部门，目的是塑造人格。组织学生参与造假，这从道德教育和人才培养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老师带着学生造假，学生出去之后就会到社会上造假。这对高教培养出来的学生道德水平负面影响太大了，比举债的负面影响还要大。
吉林一家普通师范类院校的一名在校学生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说：“请你来实地考察—下评估造假的情况!悲哀啊!高校评估受害最深的其实是学生……大家都在造假，老师没有时间备课，更不能好好上课，整天在忙着做以前的资料，做不过来的时候还要找学生帮忙。这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声誉，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也给学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出校门就学会造假。我们中国还会不会有些真的东西啊……”
迎评中的各种准备像是一场运动，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人人是评估对象，事事是评估内容”，很多准备迎接评估的学校都做了醒目的倒计时牌，一天天计数着评估的到来。先是自我评估，接下来是所在省份组织的预评估，最后才是教育部的专家组。北京印刷学院的李柳青老师戏谑地说，评估的动员性比“文革”还要强呢，在“文革”里还可以选择当逍遥派，但在评估里不行，因为“人人是评估对象”。
另一个老师抱怨，按评估要求，每门课的教案都要打印出来，而且每年都要不一样。他说，现在都用电脑备课，存储和改动都方便，非要打印出来，一年一大本，浪费多少纸张啊。 对此，刘振天说，造假现象不但高校师生反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也是坚决反对的。评估中心多次下发文件严肃评估纪律、提高评估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谁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一经发现，即一票否决，作为评估不合格处理。最近，评估中心又专门发文件要求不搞迎评预演，不搞开幕式和晚会，不宴请、不超规格和标准接待专家。从今年上半年评估看，各高校做得都不错。
记者在采访中并未了解到有高校在评比中因造假而被“一票否决”。
评估何为
如果追溯本科评估的源头，可以从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算起。刘振天对记者说，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政府有权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监督检查，也指出高校有义务接受政府的监控。
本科评估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决定》发布近10年后，教育部的评估工作才正式开始。1994年，教育部出台了一套合格评估方案，主要针对一批1980年代兴建的本科院校进行评估，一共评了170多所院校。1993年，国家提出“211工程”之后，要求进入“211工程”需要在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上达到优秀，于是从1996年开始，对申报高校进行优秀评估，但总共只评了30多所。1999年开始，教育部把处于中间段的院校也纳入评估范畴，称为随机评估。这样一来，3种评估，3个方案，就把所有的高校都概括进去了。
到了2002年，教育部吸收了以往3种方案，并将3种方案合并为1种，即高等教育本科工作水平评估。该评估方案包括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3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分四个等级，即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随着评估工作的开展，教育部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分别对医药类院校、体育艺术类院校和设有研究生院的院校做了补充说明。刘振天说，大方案已经相对成熟，95％都没有动。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提议将就业率增补为一级指标，为了维持方案的稳定性，评估中心说服了领导，没有对方案进行大的改动。
针对本科评估最严苛的批评是，评估完全没有必要，只是“烧钱”，应该取消。对这种意见，不但教育部主管官员不同意，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也表示反对。
周洪宇认为，1998年以前，高等教育主要向高端发展，1998以后随着扩招向低端发展，两端都需要通过评估来评定教育质量，推进良性发展。高教绝对不能放任自流，相当一部分人持市场自然淘汰论，让学校自生自灭，这是错误的，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他认可教育部的初衷是对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周洪宇说，吉利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跟他聊天时提到，虽然恨造假，但评估对他们这样的学校是有必要的，因为过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大学，连学生档案都没有。
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说，要从两个方面看关于评估的负面评论，首先是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完善的过程，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另外，有些评论是因为不了解，把一些牢骚当作实际情况了。
在《中国青年报》刊发一篇关于评估的批评报道后，教育部评估中心邀请了该报的副总编张坤作为专家组成员到安庆师范学院进行评估，刘凤泰转述张坤的话说，他感到评估非常必要，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从来没这么累过。
张坤本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通过这次经历，他认为评估对基础性大学很有必要，比如对安庆师范学院这样的学校，评估直接和间接地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他不愿意把《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和聘请他做评估专家联系起来，而是强调他本人拥有正高职称和博士学位，符合评估专家的要求。
政府高校各负其责
翻检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可以看出与大规模造假的出现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教学效果”这个一级指标下的一条二级指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该项下有两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情况”和“论文或设计质量”，优秀的标准分别是“结合实际，全面反映培养目标要求”和“质量好”，与试卷相关的要求从未出现。
刘振天处长向记者证实，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有3年内全部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一点都不缺。他认为，评估专家在评估过程中要求比较严格，抽查被评学校的学生试卷、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并具体查看其质量，通过选题、指导、答辩、评语等来看学校的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情况，学校之间于是相互学习。至于应该如何判卷、如何加分核分、如何写评语等，教育部没有过细的要求，更没有具体统一的格式。
某大学的一个教师认为，出现造假的原因是教育部用一个方案去要求过去，高校只能通过造假才能使历史符合新出炉的标准。教育部的评估方案是2002年出台的，2003年就开始评估，早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2005年底，教育部将抽查过去3年历史材料调整为只抽查过去1年的，即2007年接受评估的高校，只会被抽查到2006年以来的材料，只要当时就按评估要求去做，就不会出现必须通过造假来应付的局面。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周洪宇认为很多学校倾向于把责任轻易推给政府，一说没有标准，二说没有督促，有些学校的领导根本不了解文件，直到被主管部门批评或处罚的时候才一拍大腿，哎呀，还有这么个文件，我怎么都不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听学校的一面之辞，这样会把问题简单化，把政府和学校的责任混在一起。
周洪宇认为，政府的问题是评估体系和方法是否科学，学校的问题是工作做没做到位。评估不是与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对立，《高等教育法》规定了8项办学自主权，学校有权自主开设课程，但质量不能自己说了算。周洪宇对现行的评估体系提出批评，认为不能用一个尺子衡量所有人的身材，应该体现出分类和分层。
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在谈到对以前的试卷进行检查时抱怨说，判卷子肯定会有错误，但总分没法改了，只能找可以修改得分的地方。认真批改试卷是教师的分内之事，“修饰”以往的试卷固然大可不必，谈起判卷错误又何须如此理直气壮?
问题出在哪?
一项初衷获得了广泛认可的政策为何会在执行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偏差，以致于民怨沸腾?张录强也苦思不得其解，在电话另一端沉吟半晌后他说：“我觉得是人出了问题。”他认为，一个评估标准出来，如果大家都诚实对待，几乎所有的评估结果都会是正面的。可是执行标准的人出现了问题，就演变为把评估分解成具体指标、学校之间相互取经、学习怎么拉关系、怎么打点评估专家等情况。
在任何一个官僚体系中，都会出现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偏离的现象，这种偏离在中国的体制下表现尤为明显。2007年4月， 教育部下发《关于严肃评估纪律进一步提高评估T作实效的通知》，对评估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繁文缛节进行了细致的限制，其中有“不为评估准备专场文艺演出”的规定。这表明，在评估期间搞文艺演出已经成了定式。
搞文艺演出在评估方案和所有跟评估有关的文件中都没有要求，最后却需要用一个正式的文件来约束，岂非怪事?搞晚会本来也进入了深圳大学迎评的日程，章必功校长说他在接到通知后大喜过望，立即指示停止晚会的准备，仅这一项，就至少节省了80万的开销。当评估结果可能与未来的诸多利益相关，而评估结论出自某一个部门的时候，被评估对象超出文件规定之外的种种“创新”之举就很可理解了。
一个个的细节问题逐步演化为“迎评促建”的主要内容，并且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湮没了评估的目标本身。就如李柳青老师所说，按规定，评副教授职称只需要3篇论文，但事实上谁也不会只拿出3篇来，而是互相比数量多少，质量倒成了其次。
评估中到处充斥着类似的事情，一名接待过评估专家的老师告诉记者，一名评估专家将胸卡落在房间，准备回去取，陪同的联络员立即拿出一个备用胸卡递过去，专家连夸工作做得周到。他说，如果这个经验传出去，接下来搞评估的学校说不定会做更多备用的。
在深圳大学评估专家组意见反馈大会上，杨叔子院士特别提到了章必功做校长报告时的PPT文件做得不错。这不能不让人疑问，接下来进行评估的院校是不是又会在PPT制作水平上展开一场比拼?
这就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正反两面的效果交织在一起。主管部门对此的答复是，造假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部分是好的；而征求一些大学老师的看法，又会得到近乎彻底否定的评价。引用杨叔子院士在深圳大学最后讲的一段话，可能对认识本科评估和高校发展有帮助：
“有很多朋友到武汉去，我都劝他上一下黄鹤楼，去看看大江奔腾的雄伟气势。你要是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不对，在武汉不是大江东去，长江在武汉是正南正北，所以是大江北去。但大江东去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大江东去中间，会有回流，会有曲折，会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甚至乌龟王八蛋一大堆，不足为奇。我们国家的建设、深圳的建设、深圳大学的建设，不会没有回流，不会没有曲折，不会没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会有的。但毕竟大江东去，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只是“总的潮流”能否论证“回流”与“曲折”的必然，谁来判断以及如何判断什么才是“总的潮流”，杨叔子院士并未提及。
就在章必功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5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包括13名评估组组员和2名秘书）正在离深圳大学不到l公里的住所开会，对3天来对深圳大学本科教学工作的评估意见进行讨论。
章必功打开深圳大学的校长信箱，找出一封信：“评估专家组如期而至，可是我并没有看到类似我原来所在的高校的那种紧张与不安，一切如常。去上课时，同学们仍然对课程有—贯的要求。重视，并不紧张，同学与老师都是这样，只是各位校长和工作人员辛苦啦。”
一边念给记者听，章必功一边解释：“你看，他提到原来的学校，说明他不是研究生就是个青年教师；没有留名字，说明他不是为了拍我马屁写的。”章必功随即做了简短的回复：“褒奖莫过如此。”
评估，全称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教育部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在全国推行的对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综合考评，每5年一次。从2003年至2006年，已经分别对54所、75所、133所高校进行了评估，今年年内接受评估的高校有210所，另外还有80所高校的评估要等到明年上半年完成。到那时，全国592所本科院校的第一轮评估工作将全部完成。
然而，过去4年中，正如章必功所说，在迎接评估时，各大学校园“平和与宁静”的没有几个。一般认为，本科评估给高校带来了硬件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政府的投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中，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否认这一点。
但评估同时伴随着一些负面现象，最突出的是造假、形式主义和一定程度的浪费——这几乎是高校里公开的秘密，也正是它们扰乱了校园的“平和与宁静”。而争议声所昭示的，与其说是对是否应该评估的立场分歧，不如说是人们心中的困惑：以大学精神“很受伤”换来硬件设置的改善，是否值得?
深圳速度
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1984年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有人指着后海湾一带的工地告诉他，那里就是深圳大学的校园，春季破土，秋季开学。邓小平说：“深圳速度。”此次深圳大学经历评估，有评估专家说，“深圳速度”又回来了。
评估的第一项内容是5月21日上午的开幕式和校长报告，之后专家组集体考察了新建成的试验楼——金工坊。
3层楼的金工坊原属于深圳大学的校办企业，为了迎评，学校在4个月内将其改造为实验室，1个月内添置了价值3000万的设备，建成了6个实验中心。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采振祥手持麦克风，腰上挂着扩音器站在门前，向评估组介绍情况：“我是靠评估‘发了财’的处长，以前我老收到老师和同学的抱怨，现在我的信箱里全是表扬，深圳大学的硬件设备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提升。不信，请各位专家自己看。”
采振祥话音刚落，评估组组长、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对站在旁边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说：“外面有人说评估是假的，我看不都是，大部分还是真的，这就是证据嘛。”刘凤泰闻言，哈哈大笑。
采振祥把实验室面积和设备的扩充归功于一个人的“骂”，他就是评估组成员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万洪文。准备和迎接评估的过程，也是各学校之间互相学习、“传经送宝”的过程，教育部评估中心也给这种交流提供了方便。2006年底，章必功被委任为云南师范大学评估组的组长，评估加学习，和他搭班当副组长的就是万洪文。这一次到深圳大学参加评估的专家组成员也有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比如正在进入迎评冲刺阶段的山东建筑大学的校长王崇杰。
万洪文参与评估工作经验丰富，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2007年1月，受章必功邀请，他到深圳大学做了一次长达4个半小时的报告，“把深圳大学骂了个一无是处”，连“你们深圳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棵树漂亮吗”这种话都说了。
用章必功的话说，这一骂，骂出效果来了。在那以后，深圳大学迎接评估的行动进入了高潮，短短几个月内投入资金，将一座企业用房改造成一个大实验室。章必功对万洪文的工作作风的评价是，“冷面杀手，菩萨心肠”。
万洪文将其称为“深圳速度”。显然他对这个成果表示满意，他说“第一次来专门讲坏话，第二次来主要看成绩”，并亮出他的工作原则，“打分要从宽，引导要从严”。5月23日中午，在听完两节课后参加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汇报会时，万洪文再次心直口快地批评了师范教育的一些弊端，起身离开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这一次你们的成绩应该是不错的。”
“深圳速度”，也就是突破常规办事的方式，深植于特区人的头脑中，如今被用于大学的建设。章必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津津乐道，没有评估，那些3个月办完的事可能10个月也办不完，有了评估的名义，深圳大学向政府要来“绿色通道”，把原本应该进行的设备招标等环节都避开了。
采振祥在向专家组汇报的时候提到，他和计财处处长一起在2007年预算还没批下来的时候，就把钱花出去600多万了，如果预算批不下来，他们俩就得去跳楼。
作为个案的深大
章必功说：“评估是教育部给地方政府出的一道难题，而我认为，这道难题出得好。不给优秀，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地方政府办教育的失败。受刺激的首先是地方政府，并不是学校。校长好说，他不给我钱我搞什么?”
在大学普遍负债经营、部分大学已被银行列入高风险名单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无须加大投入，部委主持的评估成为撬动地方财政“输血”给大学的契机。
章必功到云南师范大学搞评估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从财力的投入和硬件条件上，云南师范大学是不能跟深圳大学比的，但为了迎评，地方政府加快了对该校的投入，划拨3000亩土地搞建设。教育部给章必功带领的专家组指示，根据实际情况，只要建筑物冒出地面，就视为建设速度加快了。于是，云南师范大学得的也是优秀。
万洪文说，深圳大学23年走过了内地高校50年的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与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财大才能气粗。“十一五”期间，深圳市政府将投入17．97亿给深大，其中10．35亿用于基本建设，7．62亿用于学科建设和仪器设备购买。在评估总结会上，深圳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阎小培说，市常委会已经通过了“鹏城学者计划”，并当场向评估组成员发出邀请，希望各位专家到深圳工作，来当学科带头人。这个说法引得满场大笑。
这个特有的优势使深圳大学迎评的经 历只能作为本科评估中的一个独特个案。听完计财处的汇报，评估组成员、山东建筑大学校长王崇杰向记者感慨：“人家深大生均投入是2．8万元，我们学校才8000不到，要是不到2万也行，这可好，前面一个数没了。”有了钱，深圳大学可以做到公共机房对学生免费开放，而山东建筑大学只能做到把机房建好，学生使用要个人负担费用。
同是学生，享受的教育条件与获得的教育服务因为所处地区的不同而差异显著。如果把“地方政府办教育”作为制度安排接受下来，显然就不得不连带着承认地区差异的合理性。
“教学条件与利用”只是评估方案中7个一级指标之一，经过评估，高校在硬件方面的投入与改善是清楚可见的。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对评估持强烈批评态度的高校教师们，也都承认在这方面的进步。在评估进行的几天中，“深圳速度”不断被提起，直到最后专家组向校领导反馈意见的时候，才由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泼了瓢冷水。杨叔子说，“深圳速度”虽然是对深圳大学的褒扬，但潜台词是前期准备过程进展不够快，有临时抱佛脚的问题。
非优秀不可？
虽然深圳大学的评估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全校上下对优秀的结果自信满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采振祥在就他主管的领域向评估专家汇报的时候就说：“我们毫不客气地自评为优秀。”而深圳大学最终获得优秀，也会是个毫不出人意料的结果。在已经评估过的高校中，获得优秀的近七成。
一位参加过评估工作的专家说，“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级衡量体系在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似乎没得优秀就意味着不合格。这是本科评估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解释是评估结果和学校的招生、拨款等挂钩，并最终导致为获得好成绩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而普遍造假。记者向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求证，他给出的解释是，政策上并没有规定评估结果和对学校的政策的关联，这种关联国外是存在的，未来是否会“挂钩”，还要看发展。
关于评估负担过重问题，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教学评估处处长刘振天对本刊记者坦言，大学对评估多少存在相互攀比和心态失衡问题，本来是教育部对学校的整体评估，但学校领导为了万无一失，会拿评估标准要求各个院系。结果要求越加越多，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不是教育部文件要求的。
刘振天说，评估某一高校教学工作成绩在哪一等级，除了达到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学校工作的3个符合度：学校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学校的实际工作状态与确定的目标是否相符合；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与学校定位和目标是否相符合。这样，就相当于把原本应在高校间横向比较的四级结果体系具体化在每一所高校自身上。
刘振天认为：“一个学校，不论博士点、硕士点多少，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院校，只要定位准确，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了评估相应标准和3个符合度的要求，同样也可以获得优秀。”
政策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表示“潜规则”里也没有，或者学校领导心中没有。某校一名中层领导就设身处地地为校领导着想，如果同层次大学都拿了优秀，只有自己的学校没评上，那么校领导以后再到省里开会，怎么抬得起头?怎么再向上级领导争取支持?
有了充足的投入，学校的硬件条件会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评估才一个星期，条件改善以后受益的日子还长。深圳地方政府财力充裕，而高等教育资源处于稀缺状态，但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高校呢，他们要靠什么方式才能得到优秀的评估成绩?
制度逼迫造假?
目前最致民怨沸腾的是评估之前准备过程中的造假问题，事实上，造假也常常发生在最终评估的现场之外。
教育部评估中心刘振天处长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接到的反映也不少。这里边有个怎么理解造假的问题。”他认为，高校出于规范管理的目的，有些原本没有的材料补充齐全，今后也能够应用的，不属于造假；有些规章管理制度的补充，也不能视为造假。
真正让高校师生深恶痛绝的是对过往试卷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所做的手脚。有些学校某一门课根本就没有上，但为了应对检查，就出一张试卷，发动学生做一遍，甚至将新试卷放进锅里蒸—下晾干，制造出效果；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说，评估对判卷的要求是加分制，即每道题得多少分，然后统计出总分，有些老师是用扣分方式算的总分，只好重新改；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的要求，在迎评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变一次，也要对毕业论文做手脚。
北京体育大学一名担任系主任工作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评估要求越往后越繁杂，而且层层加码，要求每次学生活动都有记录，还要有学生在参加活动之后的收获，全都要落实到纸面上，补充起来费时费力，苦不堪言。他跟校领导说，如果评估确实每5年就搞一次，他都想辞职了，不但系主任不干了，连老师也不想当了。
山东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录强曾在网上发了一篇抨击评估中造假现象的文章，被一家知名的门户网站和另一篇同主题的帖子组合后，作为“特别关注”推到了显眼位置，得到了2000多个跟帖。他泛泛地谈到形形色色的造假现象，很多跟帖者在其中找到了共鸣：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学校吗?
张录强认可评估的必要性，但他认为由造假导致的负面效果已经超过正面。他说，大学作为一个教育部门，目的是塑造人格。组织学生参与造假，这从道德教育和人才培养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老师带着学生造假，学生出去之后就会到社会上造假。这对高教培养出来的学生道德水平负面影响太大了，比举债的负面影响还要大。
吉林一家普通师范类院校的一名在校学生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说：“请你来实地考察—下评估造假的情况!悲哀啊!高校评估受害最深的其实是学生……大家都在造假，老师没有时间备课，更不能好好上课，整天在忙着做以前的资料，做不过来的时候还要找学生帮忙。这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声誉，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也给学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出校门就学会造假。我们中国还会不会有些真的东西啊……”
迎评中的各种准备像是一场运动，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人人是评估对象，事事是评估内容”，很多准备迎接评估的学校都做了醒目的倒计时牌，一天天计数着评估的到来。先是自我评估，接下来是所在省份组织的预评估，最后才是教育部的专家组。北京印刷学院的李柳青老师戏谑地说，评估的动员性比“文革”还要强呢，在“文革”里还可以选择当逍遥派，但在评估里不行，因为“人人是评估对象”。
另一个老师抱怨，按评估要求，每门课的教案都要打印出来，而且每年都要不一样。他说，现在都用电脑备课，存储和改动都方便，非要打印出来，一年一大本，浪费多少纸张啊。 对此，刘振天说，造假现象不但高校师生反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也是坚决反对的。评估中心多次下发文件严肃评估纪律、提高评估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谁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一经发现，即一票否决，作为评估不合格处理。最近，评估中心又专门发文件要求不搞迎评预演，不搞开幕式和晚会，不宴请、不超规格和标准接待专家。从今年上半年评估看，各高校做得都不错。
记者在采访中并未了解到有高校在评比中因造假而被“一票否决”。
评估何为
如果追溯本科评估的源头，可以从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算起。刘振天对记者说，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政府有权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监督检查，也指出高校有义务接受政府的监控。
本科评估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决定》发布近10年后，教育部的评估工作才正式开始。1994年，教育部出台了一套合格评估方案，主要针对一批1980年代兴建的本科院校进行评估，一共评了170多所院校。1993年，国家提出“211工程”之后，要求进入“211工程”需要在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上达到优秀，于是从1996年开始，对申报高校进行优秀评估，但总共只评了30多所。1999年开始，教育部把处于中间段的院校也纳入评估范畴，称为随机评估。这样一来，3种评估，3个方案，就把所有的高校都概括进去了。
到了2002年，教育部吸收了以往3种方案，并将3种方案合并为1种，即高等教育本科工作水平评估。该评估方案包括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3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分四个等级，即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随着评估工作的开展，教育部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分别对医药类院校、体育艺术类院校和设有研究生院的院校做了补充说明。刘振天说，大方案已经相对成熟，95％都没有动。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提议将就业率增补为一级指标，为了维持方案的稳定性，评估中心说服了领导，没有对方案进行大的改动。
针对本科评估最严苛的批评是，评估完全没有必要，只是“烧钱”，应该取消。对这种意见，不但教育部主管官员不同意，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也表示反对。
周洪宇认为，1998年以前，高等教育主要向高端发展，1998以后随着扩招向低端发展，两端都需要通过评估来评定教育质量，推进良性发展。高教绝对不能放任自流，相当一部分人持市场自然淘汰论，让学校自生自灭，这是错误的，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他认可教育部的初衷是对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周洪宇说，吉利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跟他聊天时提到，虽然恨造假，但评估对他们这样的学校是有必要的，因为过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大学，连学生档案都没有。
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说，要从两个方面看关于评估的负面评论，首先是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完善的过程，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另外，有些评论是因为不了解，把一些牢骚当作实际情况了。
在《中国青年报》刊发一篇关于评估的批评报道后，教育部评估中心邀请了该报的副总编张坤作为专家组成员到安庆师范学院进行评估，刘凤泰转述张坤的话说，他感到评估非常必要，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从来没这么累过。
张坤本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通过这次经历，他认为评估对基础性大学很有必要，比如对安庆师范学院这样的学校，评估直接和间接地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他不愿意把《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和聘请他做评估专家联系起来，而是强调他本人拥有正高职称和博士学位，符合评估专家的要求。
政府高校各负其责
翻检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可以看出与大规模造假的出现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教学效果”这个一级指标下的一条二级指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该项下有两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情况”和“论文或设计质量”，优秀的标准分别是“结合实际，全面反映培养目标要求”和“质量好”，与试卷相关的要求从未出现。
刘振天处长向记者证实，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有3年内全部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一点都不缺。他认为，评估专家在评估过程中要求比较严格，抽查被评学校的学生试卷、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并具体查看其质量，通过选题、指导、答辩、评语等来看学校的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情况，学校之间于是相互学习。至于应该如何判卷、如何加分核分、如何写评语等，教育部没有过细的要求，更没有具体统一的格式。
某大学的一个教师认为，出现造假的原因是教育部用一个方案去要求过去，高校只能通过造假才能使历史符合新出炉的标准。教育部的评估方案是2002年出台的，2003年就开始评估，早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2005年底，教育部将抽查过去3年历史材料调整为只抽查过去1年的，即2007年接受评估的高校，只会被抽查到2006年以来的材料，只要当时就按评估要求去做，就不会出现必须通过造假来应付的局面。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周洪宇认为很多学校倾向于把责任轻易推给政府，一说没有标准，二说没有督促，有些学校的领导根本不了解文件，直到被主管部门批评或处罚的时候才一拍大腿，哎呀，还有这么个文件，我怎么都不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听学校的一面之辞，这样会把问题简单化，把政府和学校的责任混在一起。
周洪宇认为，政府的问题是评估体系和方法是否科学，学校的问题是工作做没做到位。评估不是与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对立，《高等教育法》规定了8项办学自主权，学校有权自主开设课程，但质量不能自己说了算。周洪宇对现行的评估体系提出批评，认为不能用一个尺子衡量所有人的身材，应该体现出分类和分层。
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在谈到对以前的试卷进行检查时抱怨说，判卷子肯定会有错误，但总分没法改了，只能找可以修改得分的地方。认真批改试卷是教师的分内之事，“修饰”以往的试卷固然大可不必，谈起判卷错误又何须如此理直气壮?
问题出在哪?
一项初衷获得了广泛认可的政策为何会在执行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偏差，以致于民怨沸腾?张录强也苦思不得其解，在电话另一端沉吟半晌后他说：“我觉得是人出了问题。”他认为，一个评估标准出来，如果大家都诚实对待，几乎所有的评估结果都会是正面的。可是执行标准的人出现了问题，就演变为把评估分解成具体指标、学校之间相互取经、学习怎么拉关系、怎么打点评估专家等情况。
在任何一个官僚体系中，都会出现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偏离的现象，这种偏离在中国的体制下表现尤为明显。2007年4月， 教育部下发《关于严肃评估纪律进一步提高评估T作实效的通知》，对评估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繁文缛节进行了细致的限制，其中有“不为评估准备专场文艺演出”的规定。这表明，在评估期间搞文艺演出已经成了定式。
搞文艺演出在评估方案和所有跟评估有关的文件中都没有要求，最后却需要用一个正式的文件来约束，岂非怪事?搞晚会本来也进入了深圳大学迎评的日程，章必功校长说他在接到通知后大喜过望，立即指示停止晚会的准备，仅这一项，就至少节省了80万的开销。当评估结果可能与未来的诸多利益相关，而评估结论出自某一个部门的时候，被评估对象超出文件规定之外的种种“创新”之举就很可理解了。
一个个的细节问题逐步演化为“迎评促建”的主要内容，并且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湮没了评估的目标本身。就如李柳青老师所说，按规定，评副教授职称只需要3篇论文，但事实上谁也不会只拿出3篇来，而是互相比数量多少，质量倒成了其次。
评估中到处充斥着类似的事情，一名接待过评估专家的老师告诉记者，一名评估专家将胸卡落在房间，准备回去取，陪同的联络员立即拿出一个备用胸卡递过去，专家连夸工作做得周到。他说，如果这个经验传出去，接下来搞评估的学校说不定会做更多备用的。
在深圳大学评估专家组意见反馈大会上，杨叔子院士特别提到了章必功做校长报告时的PPT文件做得不错。这不能不让人疑问，接下来进行评估的院校是不是又会在PPT制作水平上展开一场比拼?
这就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正反两面的效果交织在一起。主管部门对此的答复是，造假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部分是好的；而征求一些大学老师的看法，又会得到近乎彻底否定的评价。引用杨叔子院士在深圳大学最后讲的一段话，可能对认识本科评估和高校发展有帮助：
“有很多朋友到武汉去，我都劝他上一下黄鹤楼，去看看大江奔腾的雄伟气势。你要是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不对，在武汉不是大江东去，长江在武汉是正南正北，所以是大江北去。但大江东去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大江东去中间，会有回流，会有曲折，会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甚至乌龟王八蛋一大堆，不足为奇。我们国家的建设、深圳的建设、深圳大学的建设，不会没有回流，不会没有曲折，不会没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会有的。但毕竟大江东去，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只是“总的潮流”能否论证“回流”与“曲折”的必然，谁来判断以及如何判断什么才是“总的潮流”，杨叔子院士并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