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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这种模式放在今天的环境里已不太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一转眼，就到了90后也开始焦虑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更不用说既要给父母养老，也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养老的70后、80后了。
可不是么，最大的90后已经27岁，他们的父母也到了50+或者60+的年纪，在他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421”（三代同堂）、“2421”甚至“4421”（四代同堂）家庭结构中，养老问题是个大问题。
这也是《奇葩说》第四季第九期讨论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时，让在场的人“哭得像鬼一样”（马东语）、让屏幕前的观众也哭得像鬼一样的原因。因为戳心的点实在太多了。
90后也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了。
比如黄执中说，我们不太善于跟爸妈沟通（爸妈也不善于跟子女沟通），大家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跟陌生人在客套，跟爸妈也在客套；“都用真心来猜真心，错过好多心”。
比如马薇薇说：“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
比如张泉灵引述的一个数据：到2030年，我国将有90%的老人是空巢老人。届时，2亿多老人将孤独终老。
比如何炅跟95后、00后观众说，不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想想自己的爸妈；用什么理由想想自己的爸妈，都不过分。
戳心就在于，只要你为人子女，只要你爱自己的父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反思：我身为子女够格吗？应该怎么做子女才合格？
是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在《致女儿书》中，王朔写道：“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父母的看法（蒋方舟在《我和我妈》一文中说，她妈妈尚爱兰也这样）。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怕——他和哥哥从一岁半开始住保育院，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回一次家，直到10岁出保育院。回了家，王朔还是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几乎见不到父母。他父亲也几乎从不表达父爱，偶尔流露父爱的方式，就是下班吃完晚饭后到保育院窗外看儿子们，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王朔饭吃，冲进去大闹了一场。王朔小时候最怕父亲吼他，初中时他旷课和几个姑娘去一个餐厅吃饭，把“王师傅”听成“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服务员叫另一个服务员“王师傅”。自此，他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头皮发紧。
王朔对母亲的感情更复杂。在《致女儿书》里，他写到有一次和母亲争吵，他问母亲：“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母亲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王朔很悲愤，说：“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母亲，更没有提到爱——那是母亲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2007年，王朔带着时年79岁的母亲上《心理访谈》节目，在节目上，他再次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妈你爱我吗？”这次他母亲的回答是“当然爱你啦”，王朔追问：“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强奸犯、反革命分子，那你还爱我吗？”他母亲顿时哑然。节目嘉宾李子勋对王朔母亲说道：“他其实是想问你，你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爱吗？”
父母没有安全感，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关系都破裂了大家还在演。到了王朔自己成为父亲，有了女儿王咪后，他不愿意复制父母对他的冷漠，对女儿热情得过分，“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很镜像，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文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王朔写道。
“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正如蒋方舟所说，“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50后、60后的问题是缺爱，父母多半冷漠或矜持，不善于表达爱意；而到了70后、80后那里，问题却可能是溺爱，父母满溢的爱令人窒息。
作家绿妖的短篇小说《少女哪吒》就描述了一个“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的少女形象。少女王晓冰有个单身母亲，表面上看上去是个理想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然而，王晓冰并不愿意自己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目标：她母亲永远在窥视她，想知道她在想什么，连洗澡都不放过，一定要给她搓背。“我妈还坚持冬天要我跟她睡呢，我腳凉，她爱把我的两只脚紧紧贴在胸口给我焐……太可怕了。”
王晓冰后来上了卫校，她母亲为了给她找工作，花了上万块钱。王晓冰偷偷参加自考，考上医大，没有选择母亲铺好的路。她母亲气得把她软禁起来，叫了三个舅舅来一起批斗她。她母亲不明白的是，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如此无情，像一个仇人。后来王晓冰一直在逃，“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故事的尾声，王晓冰的好友李小路回乡时偶遇晓冰妈，被叫到王家做客。晓冰妈展示她给女儿备下的嫁妆：“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现在找不到这么正的红了，这是给她结婚用的被罩……我连小孩一岁到三岁的衣裳、兜肚、棉袄还有鞋都做好了，男孩一份，女孩一份，只要她生孩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操心。”看到这一幕，就像王朔所写的，会心头一凉，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父母自己在想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就像黃执中在节目中说的，在东方的亲子关系中，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地沟通。一谈到亲情，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没法理智对待。双方都有顾忌，都觉得需要为彼此考虑，双方都是真心，但结果却是两颗真心永远走不到一起。
绿妖曾是“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把核心成员称为“哪吒”，因为觉得哪吒“剔骨还母”的形象很符合该组的定位。所以，绿妖创作《少女哪吒》是受了这个小组的启发？
父母变老变弱了，现在轮到子女牵着他们
养老只是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当然，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使它变得很重要。王朔很早就表示，不需要女儿给自己养老。“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有心理专家说，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就像作家杨照所理解的“养儿防老”——“年轻的小孩回过头来保护父母，不至于被时间侵蚀，遗忘或遗失了自我，这才是‘养儿防老’”，以前，是父母牵着儿女学会走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父母变老变弱了，对新的时代变化表现出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会导致他们变得固执），就轮到子女牵着他们，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变化。
比如，父母对子女催婚、催生，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朋友圈的压力。身为子女，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理会就好了啊。但让父母放弃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圈，这不现实，被孤立的滋味我们都懂；所以，不如行使“围魏救赵”策略，帮助父母发展新的朋友圈，比如同为子女婚姻大事焦虑的其他人，让他们找到同道。
再比如，父母沉迷于广场舞怎么办？这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实现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广场舞上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开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方法——参加一个老人交响乐团怎么样？201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老人交响乐团》中，那些最初把《威风堂堂进行曲》演奏得惨不忍睹的老人，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到音乐厅堂堂正正地演奏一回。打动观众的，正是他们那种不服老、不认输的精神。
身为子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遗憾地说：“为人子女，我很抱歉。”
摘自《党员文摘》
一转眼，就到了90后也开始焦虑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更不用说既要给父母养老，也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养老的70后、80后了。
可不是么，最大的90后已经27岁，他们的父母也到了50+或者60+的年纪，在他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421”（三代同堂）、“2421”甚至“4421”（四代同堂）家庭结构中，养老问题是个大问题。
这也是《奇葩说》第四季第九期讨论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时，让在场的人“哭得像鬼一样”（马东语）、让屏幕前的观众也哭得像鬼一样的原因。因为戳心的点实在太多了。
90后也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了。
比如黄执中说，我们不太善于跟爸妈沟通（爸妈也不善于跟子女沟通），大家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跟陌生人在客套，跟爸妈也在客套；“都用真心来猜真心，错过好多心”。
比如马薇薇说：“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
比如张泉灵引述的一个数据：到2030年，我国将有90%的老人是空巢老人。届时，2亿多老人将孤独终老。
比如何炅跟95后、00后观众说，不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想想自己的爸妈；用什么理由想想自己的爸妈，都不过分。
戳心就在于，只要你为人子女，只要你爱自己的父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反思：我身为子女够格吗？应该怎么做子女才合格？
是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在《致女儿书》中，王朔写道：“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父母的看法（蒋方舟在《我和我妈》一文中说，她妈妈尚爱兰也这样）。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怕——他和哥哥从一岁半开始住保育院，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回一次家，直到10岁出保育院。回了家，王朔还是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几乎见不到父母。他父亲也几乎从不表达父爱，偶尔流露父爱的方式，就是下班吃完晚饭后到保育院窗外看儿子们，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王朔饭吃，冲进去大闹了一场。王朔小时候最怕父亲吼他，初中时他旷课和几个姑娘去一个餐厅吃饭，把“王师傅”听成“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服务员叫另一个服务员“王师傅”。自此，他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头皮发紧。
王朔对母亲的感情更复杂。在《致女儿书》里，他写到有一次和母亲争吵，他问母亲：“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母亲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王朔很悲愤，说：“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母亲，更没有提到爱——那是母亲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2007年，王朔带着时年79岁的母亲上《心理访谈》节目，在节目上，他再次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妈你爱我吗？”这次他母亲的回答是“当然爱你啦”，王朔追问：“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强奸犯、反革命分子，那你还爱我吗？”他母亲顿时哑然。节目嘉宾李子勋对王朔母亲说道：“他其实是想问你，你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爱吗？”
父母没有安全感，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关系都破裂了大家还在演。到了王朔自己成为父亲，有了女儿王咪后，他不愿意复制父母对他的冷漠，对女儿热情得过分，“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很镜像，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文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王朔写道。
“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正如蒋方舟所说，“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50后、60后的问题是缺爱，父母多半冷漠或矜持，不善于表达爱意；而到了70后、80后那里，问题却可能是溺爱，父母满溢的爱令人窒息。
作家绿妖的短篇小说《少女哪吒》就描述了一个“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的少女形象。少女王晓冰有个单身母亲，表面上看上去是个理想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然而，王晓冰并不愿意自己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目标：她母亲永远在窥视她，想知道她在想什么，连洗澡都不放过，一定要给她搓背。“我妈还坚持冬天要我跟她睡呢，我腳凉，她爱把我的两只脚紧紧贴在胸口给我焐……太可怕了。”
王晓冰后来上了卫校，她母亲为了给她找工作，花了上万块钱。王晓冰偷偷参加自考，考上医大，没有选择母亲铺好的路。她母亲气得把她软禁起来，叫了三个舅舅来一起批斗她。她母亲不明白的是，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如此无情，像一个仇人。后来王晓冰一直在逃，“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故事的尾声，王晓冰的好友李小路回乡时偶遇晓冰妈，被叫到王家做客。晓冰妈展示她给女儿备下的嫁妆：“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现在找不到这么正的红了，这是给她结婚用的被罩……我连小孩一岁到三岁的衣裳、兜肚、棉袄还有鞋都做好了，男孩一份，女孩一份，只要她生孩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操心。”看到这一幕，就像王朔所写的，会心头一凉，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父母自己在想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就像黃执中在节目中说的，在东方的亲子关系中，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地沟通。一谈到亲情，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没法理智对待。双方都有顾忌，都觉得需要为彼此考虑，双方都是真心，但结果却是两颗真心永远走不到一起。
绿妖曾是“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把核心成员称为“哪吒”，因为觉得哪吒“剔骨还母”的形象很符合该组的定位。所以，绿妖创作《少女哪吒》是受了这个小组的启发？
父母变老变弱了，现在轮到子女牵着他们
养老只是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当然，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使它变得很重要。王朔很早就表示，不需要女儿给自己养老。“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有心理专家说，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就像作家杨照所理解的“养儿防老”——“年轻的小孩回过头来保护父母，不至于被时间侵蚀，遗忘或遗失了自我，这才是‘养儿防老’”，以前，是父母牵着儿女学会走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父母变老变弱了，对新的时代变化表现出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会导致他们变得固执），就轮到子女牵着他们，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变化。
比如，父母对子女催婚、催生，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朋友圈的压力。身为子女，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理会就好了啊。但让父母放弃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圈，这不现实，被孤立的滋味我们都懂；所以，不如行使“围魏救赵”策略，帮助父母发展新的朋友圈，比如同为子女婚姻大事焦虑的其他人，让他们找到同道。
再比如，父母沉迷于广场舞怎么办？这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实现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广场舞上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开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方法——参加一个老人交响乐团怎么样？201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老人交响乐团》中，那些最初把《威风堂堂进行曲》演奏得惨不忍睹的老人，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到音乐厅堂堂正正地演奏一回。打动观众的，正是他们那种不服老、不认输的精神。
身为子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遗憾地说：“为人子女，我很抱歉。”
摘自《党员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