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五十年 被时代左右
一开始，隋建国是没想过自己会搞雕塑的。17岁的他，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因为不甘心以此一生，所以拜师学了山水画。那时候国画因为“文革”的关系处境很尴尬，但用隋建国的话说，“在做工之余，潜心进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平复和安慰了我当时年轻且求知的心灵”。
从绘画转到雕塑很偶然，考大学的时候有老师说他做雕塑感觉很好，隋建国也寻思着这年头画中国画的人太多，考雕塑系的人太少。就这样，1980年隋建国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启蒙和寻根的热潮，他深受庄子齐物论的影响，“做中国的现代雕塑”成为他的宏愿，他将雕塑泥这种最终材料直接处理，打破了以往的学院规律，这类方法直到现在的作品中还能看到。
不过现在问隋建国，他更愿意把北京当作他雕塑的起点。80年代末矛盾冲突的社会环境，让隋建国很恐惧，也很兴奋。那会儿他每天都拿着望远镜观察，“第一次感受到做出来的艺术，是跟自己相关的艺术”。而在雕塑材料上，普通的雕塑泥已经无法承受他直接的抒情，他渴望更坚硬冷峻的材料，更社会的表达。
对世事灰心的隋建国，便带着学生跑到天津的蓟县开始砸石头，“当自己的心跟外物碰撞时，对物质是有要求的”，如果这时候给隋建国一团棉花，这种物质无法承受他打出的拳头，所以必须硬碰硬，“只有石头和钢铁才能承载我的心”。
砸石头的隋建国有点自虐，石头越硬，他打得越起劲，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内心的痛苦发泄出去，“在石头上留下痕迹，这是人与世界的对话。”这一状态的呈现，成为隋建国艺术命运的入口。这样的自我一旦显现，就再也不会消失。这段时期最著名的石头作品当属《地罣》，二十多块几百公斤重的巨石，每一块都被螺纹钢网紧紧束缚住。“罣和挂是一个字，取这个名字是怀念、记忆的意思。我用‘罣’字，是因为它上面是个框子，下面是石头”。后来，《地罣》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的代表作。
如果《地罣》是现代雕塑的代表作，《中山装》则是他被大众所熟悉起来的作品，黄专曾经在《点穴隋建国》中评论“这使他完成了由一个优秀的雕塑家向一个杰出的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转换”。每个走过那个时代的家庭，也许衣橱里都有这么一件“中山装”，隋建国单单把它提炼出来，让它坚硬、嚣张地站立着，穿它的人则被抽空。
发现这件“看不见的中山装”，是在香港回归前后。那会儿关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讨论相当活跃，有一次隋建国去澳大利亚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你看街上的华人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回国之后的隋建国找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在重庆的合影，参照毛泽东那件中山装继续创作。同时期艺术家对社会反思的产物还有UCCA门口的红色大恐龙《made in China》，这件作品也曾经放置在芝加哥的公园里，不光是中国人都从中读出made in China的悲哀，美国人面对庞大的象征“中国制造 ”的恐龙，也能感受到被渗透和侵入的恐惧。“中国制造”也让隋建国的个人艺术行为上升为一种对公共性的全球化问题的持续关注。
“其实艺术家承担不了什么，但是他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社会最敏感的一部分，他能把这个敏感物化出来让大家感受到”，隋建国承认，他逃不开这个时代了。
五十岁之后 思考时间
在《中山装》受到广泛关注后，到了“五十岁知天命”年纪的隋建国， 面对符号性的表现手法也有些厌倦，却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性。观察社会，却越发迷茫，这是近年来困扰隋建国的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也觉得挺绝望的，因为你读了很多国外的现代小说、戏剧、电影、哲学，隐隐地觉得有彼岸存在，比如西方，就会有异国情调的向往，觉得那个地方更好。但当我们真正地进入了现代生活，那些原来只能在小说当中读到的片段真正变得现实了，虽然有钱有经济地位了，有车子房子喝着红酒威士忌了，但是才发现，彼岸也没了。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下子找不到目标了。虽然这个时候真正进入了现代文化的状态，社会一直在进步，但我觉得我等不到了，等不到这个社会能好到让我满意的时候了”。
虽然绝望，但隋建国从未想过离开，因为他觉得自己绕不开这个社会，就像作品《殛》一样，只能把钉子往内扎，“我是在这个社会被教育长大，但我也不满足于这个社会现状，我想摆脱它，又摆脱不掉，我又不想出国，只有在中国呆着。所以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社会记录下来”。
2006年上半年。在范迪安策划的上海张江公共艺术展实施期间，隋建国做了《张江艺术摆渡车》——把园区内废置的超级电容电动车改造成一种独立于日常市政系统的“张江艺术摆渡公交车”，主要供外来游客或想要体验超日常生活交通的人们了解整个园区使用。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一种渡过空间的方式就可以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
时间，这是隋建国发现的新方向。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要给自己一件礼物，做跟自己生命存在直接关系的作品——《时间的形状》。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要是他出差了就由助手帮着蘸。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约2毫米。最初撑着小球的铁丝只有1.5毫米粗，随着小球重量的不断增加，支撑柱已经换了4根，从铁丝变成钢管。
隋建国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从蘸球开始，“8点起床，到工作室第一件事就是蘸一下油漆，重新签上名字和时间。我特意把我的工作室做成有天窗的，我想多利用白天的光线。”隋建国近乎疼爱地看着这个不断生长的球儿，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即便是展览也不会耽误蓝色球的生长，“《时间的形状》是我许诺别人一直做下去。我不知道还要做多久，开始就不能停。你现在看到的就是1893天，你看不到从前，但你知道1892天在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一定眼见为实，看不见也有可能是实的”。
在艺术圈最热的事情，隋建国已经有了“现代雕塑第一人”的称号，但他不怎么喜欢凑热闹，就是喜欢呆在工作室工作，向京就说过隋建国“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隋建国也承认，“我随时都在想问题，我看到什么都在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变成一个作品”。
50岁知天命后，時间变得更加紧迫，“时间”也给隋建国更多灵感。影像、装置都可着劲儿地就着主题做起来，50后的隋建国对艺术保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我很想把我的感受传达给别人，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社会里生存。艺术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儿，也不是一个艺术家自娱自乐的东西。艺术不能独立，要和各种文化搅合在一起”。
一开始，隋建国是没想过自己会搞雕塑的。17岁的他，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因为不甘心以此一生，所以拜师学了山水画。那时候国画因为“文革”的关系处境很尴尬，但用隋建国的话说，“在做工之余，潜心进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平复和安慰了我当时年轻且求知的心灵”。
从绘画转到雕塑很偶然，考大学的时候有老师说他做雕塑感觉很好，隋建国也寻思着这年头画中国画的人太多，考雕塑系的人太少。就这样，1980年隋建国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启蒙和寻根的热潮，他深受庄子齐物论的影响，“做中国的现代雕塑”成为他的宏愿，他将雕塑泥这种最终材料直接处理，打破了以往的学院规律，这类方法直到现在的作品中还能看到。
不过现在问隋建国，他更愿意把北京当作他雕塑的起点。80年代末矛盾冲突的社会环境，让隋建国很恐惧，也很兴奋。那会儿他每天都拿着望远镜观察，“第一次感受到做出来的艺术，是跟自己相关的艺术”。而在雕塑材料上，普通的雕塑泥已经无法承受他直接的抒情，他渴望更坚硬冷峻的材料，更社会的表达。
对世事灰心的隋建国，便带着学生跑到天津的蓟县开始砸石头，“当自己的心跟外物碰撞时，对物质是有要求的”，如果这时候给隋建国一团棉花，这种物质无法承受他打出的拳头，所以必须硬碰硬，“只有石头和钢铁才能承载我的心”。
砸石头的隋建国有点自虐，石头越硬，他打得越起劲，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内心的痛苦发泄出去，“在石头上留下痕迹，这是人与世界的对话。”这一状态的呈现，成为隋建国艺术命运的入口。这样的自我一旦显现，就再也不会消失。这段时期最著名的石头作品当属《地罣》，二十多块几百公斤重的巨石，每一块都被螺纹钢网紧紧束缚住。“罣和挂是一个字，取这个名字是怀念、记忆的意思。我用‘罣’字，是因为它上面是个框子，下面是石头”。后来，《地罣》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的代表作。
如果《地罣》是现代雕塑的代表作，《中山装》则是他被大众所熟悉起来的作品，黄专曾经在《点穴隋建国》中评论“这使他完成了由一个优秀的雕塑家向一个杰出的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转换”。每个走过那个时代的家庭，也许衣橱里都有这么一件“中山装”，隋建国单单把它提炼出来，让它坚硬、嚣张地站立着，穿它的人则被抽空。
发现这件“看不见的中山装”，是在香港回归前后。那会儿关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讨论相当活跃，有一次隋建国去澳大利亚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你看街上的华人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回国之后的隋建国找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在重庆的合影，参照毛泽东那件中山装继续创作。同时期艺术家对社会反思的产物还有UCCA门口的红色大恐龙《made in China》，这件作品也曾经放置在芝加哥的公园里，不光是中国人都从中读出made in China的悲哀，美国人面对庞大的象征“中国制造 ”的恐龙，也能感受到被渗透和侵入的恐惧。“中国制造”也让隋建国的个人艺术行为上升为一种对公共性的全球化问题的持续关注。
“其实艺术家承担不了什么，但是他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社会最敏感的一部分，他能把这个敏感物化出来让大家感受到”，隋建国承认，他逃不开这个时代了。
五十岁之后 思考时间
在《中山装》受到广泛关注后，到了“五十岁知天命”年纪的隋建国， 面对符号性的表现手法也有些厌倦，却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性。观察社会，却越发迷茫，这是近年来困扰隋建国的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也觉得挺绝望的，因为你读了很多国外的现代小说、戏剧、电影、哲学，隐隐地觉得有彼岸存在，比如西方，就会有异国情调的向往，觉得那个地方更好。但当我们真正地进入了现代生活，那些原来只能在小说当中读到的片段真正变得现实了，虽然有钱有经济地位了，有车子房子喝着红酒威士忌了，但是才发现，彼岸也没了。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下子找不到目标了。虽然这个时候真正进入了现代文化的状态，社会一直在进步，但我觉得我等不到了，等不到这个社会能好到让我满意的时候了”。
虽然绝望，但隋建国从未想过离开，因为他觉得自己绕不开这个社会，就像作品《殛》一样，只能把钉子往内扎，“我是在这个社会被教育长大，但我也不满足于这个社会现状，我想摆脱它，又摆脱不掉，我又不想出国，只有在中国呆着。所以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社会记录下来”。
2006年上半年。在范迪安策划的上海张江公共艺术展实施期间，隋建国做了《张江艺术摆渡车》——把园区内废置的超级电容电动车改造成一种独立于日常市政系统的“张江艺术摆渡公交车”，主要供外来游客或想要体验超日常生活交通的人们了解整个园区使用。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一种渡过空间的方式就可以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
时间，这是隋建国发现的新方向。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要给自己一件礼物，做跟自己生命存在直接关系的作品——《时间的形状》。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要是他出差了就由助手帮着蘸。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约2毫米。最初撑着小球的铁丝只有1.5毫米粗，随着小球重量的不断增加，支撑柱已经换了4根，从铁丝变成钢管。
隋建国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从蘸球开始，“8点起床，到工作室第一件事就是蘸一下油漆，重新签上名字和时间。我特意把我的工作室做成有天窗的，我想多利用白天的光线。”隋建国近乎疼爱地看着这个不断生长的球儿，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即便是展览也不会耽误蓝色球的生长，“《时间的形状》是我许诺别人一直做下去。我不知道还要做多久，开始就不能停。你现在看到的就是1893天，你看不到从前，但你知道1892天在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一定眼见为实，看不见也有可能是实的”。
在艺术圈最热的事情，隋建国已经有了“现代雕塑第一人”的称号，但他不怎么喜欢凑热闹，就是喜欢呆在工作室工作，向京就说过隋建国“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隋建国也承认，“我随时都在想问题，我看到什么都在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变成一个作品”。
50岁知天命后，時间变得更加紧迫，“时间”也给隋建国更多灵感。影像、装置都可着劲儿地就着主题做起来，50后的隋建国对艺术保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我很想把我的感受传达给别人，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社会里生存。艺术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儿，也不是一个艺术家自娱自乐的东西。艺术不能独立，要和各种文化搅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