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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工业发展趋势考察，工业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客观趋势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供求关系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精准施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工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工业强国战略的体制机制，加速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工业增长；新常态；供求关系；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6-0018-06
[收稿日期]2016-08-21
[作者简介]
吕政（1945—），男，安徽金寨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理论。
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2010年12.6%的高速增长回落到2015年的62%。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从工业发展趋势考察，工业增长速度下降，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表现。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客观趋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以数量赶超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49年建国10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这十二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60多年，工业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前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奠定工业化基础，建立起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重型机械装备制造、机床制造、航空、船舶、机车、汽车、电子、航天、原子能等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607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10689.4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40.64倍，平均每年增长9.7%。中国220多种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工业实现了从全面短缺向世界工业生产大国的转变，即工业产品产量、交通运输能力、进出口贸易规模等方面在数量上赶超发达国家，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中国工业产品总量赶超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二、工业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工业增长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工业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至1995年为第一阶段。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满足城乡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到1995年我国的日用消费品、纺织服装和耐用消费市场消除了短缺，生产能力基本适应国内的消费需求，并开始出现生产相对过剩。
从1996年实行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重化工业进入新的一轮扩张和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比轻纺工业的增长率高出4个百分点，目前重化工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已达70%。2012年是我国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增长的转折点，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甚至负增长，由供需两旺转向供大于求，由价格不断上涨转向价格下跌和企业亏损上升。工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矛盾。
按照国际制造业的通行标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90%为正常。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平均利用率只有70-75%，显著低于正常水平。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失去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必然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城镇工业企业就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7855元上升到2015年的4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倍左右。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必然带来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二是持续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三是农村政策的调整，2005年开始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农村土地流转费用上升，农民在当地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增多，这些变化，促进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四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上升，即购买家庭必须生活资料的费用支出和用于子女教育费用逐年上升。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缓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推动。从总体上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逐步放缓。
2000年以来，我国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扩张，成为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00年的1.63万公里，增长到2014年的10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15.9%。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进入后期，根据交通部的规划，到2030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总里程只有6000公里，只相当于今年一年的竣工量。投资方向主要是完善高速公路网，建设重点转向车流量较少的偏线和冷线；港口吞吐能力已经出现过剩；机场建设重点转向二、三线城市的支线机场。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25%时，经济运行有可能出现过热，当低于20%时，将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经济偏冷。从上表投资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是工业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1]
五、城镇空间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的进程放缓
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2439平方公里，2012年增加到45565.8平方公里。12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3126.8平方公里，超过1949-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总和，年均增长608%。在城市急剧扩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借债。到2013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7.9万亿元，其中负担偿还责任的10.89万亿元，担保责任的2.67万亿元，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4.74万亿元。 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已构成金融风险，缺乏硬约束的借债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规范借贷行为，防范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已出台政策，约束地方债务。主要政策措施是：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明确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作为债务责任人；加强各级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债务的监督；控制土地征用规模；加强银行向地方政府授信和贷款的管理；中央政府不承担地方政府债务责任。
上述政策措施将有效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借债，防范债务风险。与此同时，也将制约地方政府对土地需求的扩张。因此，未来我国城市面积的扩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2001-2012年的规模和速度。
六、汽车进入家庭的井喷式增长已经结束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汽车进入家庭的进程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2000—2010年，我国轿车进入家庭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轿车销售量由2000年60万辆上升到2010年的960万辆，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31.76%。2011年轿车的销售量增长开始趋缓，2011-2013年平均每年增长7.8%，比前十年的平均增速回落了近24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每百户家庭轿车拥有量全国平均约24辆，家用汽车普及程度虽远低于发达国家。问题在于收入较高的东部大中城市，家用汽车日渐普及，同时家用轿车增长过快，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一些购买力较强的大城市不得不实行汽车限购政策。但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汽车进入家庭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因此汽车工业的产量和销量难以保持2000-2010年高速增长格局。
七、高房价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高房价加重了城镇居民以居住为目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套住了两代人的消费能力，削弱了对其它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它产业的市场空间，阻碍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30-50岁的工薪阶层是我国城镇消费的主要群体。很显然，由于他们被房贷所困，必然要压缩购买其它消费品的支出。因此，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商业服务业、家用汽车工业等产业的市场，必然受到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难以实现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一系列产业失去了有效需求的市场支撑。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纷纷取消限购政策。实际上制约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商品房的价格。大多数城市的商品房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超出了当地城镇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以适应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为主要目标，继续限制投机性需求，逐步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给，抑制价格上涨，把房地产利润率调整到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的水平，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
八、农民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的有机构成低，即农民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少，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从供给层面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波动，70%是源于食品价格，即由于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供给不稳定。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效率是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基础。农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到我国消费品价格的稳定。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又影响到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直接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稳定。
从需求层面考察，工业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快速增长遇到了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村的工业品市场狭小。2014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394亿元，其中乡村销售额为36027亿元，只占13.73%。46%的乡村人口人均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只相当于城镇人口人均购买消费品支出的32%。[2]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出路在于继续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它既有利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又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现代大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
九、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进出口贸易增速下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出现井喷式的高速增长。工业品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237.43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4960.69亿美元，增长了5.68倍，年均增长209%。2011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速显著下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是加快，而是在放慢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国际产业转移放缓，以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二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回落，国际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世界货物贸易从2001-2007年年均增长141%回落到2008-2011年的3.8%。三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2011-2013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年均增长11.9%，比2000-2010年工业品出口的平均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
十、新科技革命的不确定性，难以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出现了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以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或新产品的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另一类是对现有产业和产品生产技术的渐进性改进。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革命性的突破只有三次，即蒸汽机发明以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电力发明以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化革命。这一进程还在发展过程中。 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间，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传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们是处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还是处在对信息技术应用深化和完善的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不是处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处在科技革命进展放缓的时代。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3月发表了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生活在技术停滞的时代。他认为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生活和工业带来的变革远不及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一系列的重大发明。目前传统技术仍然唱主角，例如发电技术、汽车发动机技术、喷气式飞机技术等等。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创新非常罕见，它们即使出现，也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经济和日常生活。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在分享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20世纪主要在实际应用上，解决了新产品发明所必须的工程技术、材料和制造工艺问题。
在工业革命后的17-19世纪的200多年，曾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为20世纪的技术发明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20世纪产生了100多项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大技术发明。下列产品和技术是20世纪重大技术发明的代表性成果。[3]
很难想象，放弃上列产品及其生产技术而另起炉灶，用全新的产业和产品替代它们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的立足点，不应当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上，而应当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在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主要任务是应用IT技术改造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而不是用互联网+的虚拟经济替代实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
事实上，我国现有工业的各个行业的产业组织、生产技术水平、物化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产品品牌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较，都还存在差距。全面缩小差距，同样也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现阶段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应首先推进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精细化工制造业、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十一、应对工业增长下行的出路
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因此长期以来把增加供给、消除短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结束后，我国经济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出现了全面过剩，遇到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常规的政策选择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需求管理，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减税等刺激政策，扩大市场需求，以应对经济下行，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
问题在于，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上新的工业项目，将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依靠大规模投资的刺激政策所带来消极影响不得不引以为戒。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2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工业增长下行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2012-2014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3]黄莹.影响人类生活的100大发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廖才茂）
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工业发展趋势考察，工业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客观趋势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供求关系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精准施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工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工业强国战略的体制机制，加速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工业增长；新常态；供求关系；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6-0018-06
[收稿日期]2016-08-21
[作者简介]
吕政（1945—），男，安徽金寨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理论。
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2010年12.6%的高速增长回落到2015年的62%。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从工业发展趋势考察，工业增长速度下降，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表现。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客观趋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以数量赶超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49年建国10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这十二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60多年，工业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前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奠定工业化基础，建立起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重型机械装备制造、机床制造、航空、船舶、机车、汽车、电子、航天、原子能等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607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10689.4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40.64倍，平均每年增长9.7%。中国220多种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工业实现了从全面短缺向世界工业生产大国的转变，即工业产品产量、交通运输能力、进出口贸易规模等方面在数量上赶超发达国家，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中国工业产品总量赶超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二、工业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工业增长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工业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至1995年为第一阶段。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满足城乡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到1995年我国的日用消费品、纺织服装和耐用消费市场消除了短缺，生产能力基本适应国内的消费需求，并开始出现生产相对过剩。
从1996年实行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重化工业进入新的一轮扩张和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比轻纺工业的增长率高出4个百分点，目前重化工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已达70%。2012年是我国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增长的转折点，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甚至负增长，由供需两旺转向供大于求，由价格不断上涨转向价格下跌和企业亏损上升。工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矛盾。
按照国际制造业的通行标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90%为正常。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平均利用率只有70-75%，显著低于正常水平。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失去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必然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城镇工业企业就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7855元上升到2015年的4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倍左右。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必然带来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二是持续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三是农村政策的调整，2005年开始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农村土地流转费用上升，农民在当地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增多，这些变化，促进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四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上升，即购买家庭必须生活资料的费用支出和用于子女教育费用逐年上升。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缓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推动。从总体上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逐步放缓。
2000年以来，我国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扩张，成为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00年的1.63万公里，增长到2014年的10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15.9%。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进入后期，根据交通部的规划，到2030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总里程只有6000公里，只相当于今年一年的竣工量。投资方向主要是完善高速公路网，建设重点转向车流量较少的偏线和冷线；港口吞吐能力已经出现过剩；机场建设重点转向二、三线城市的支线机场。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25%时，经济运行有可能出现过热，当低于20%时，将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经济偏冷。从上表投资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是工业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1]
五、城镇空间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的进程放缓
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2439平方公里，2012年增加到45565.8平方公里。12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3126.8平方公里，超过1949-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总和，年均增长608%。在城市急剧扩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借债。到2013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7.9万亿元，其中负担偿还责任的10.89万亿元，担保责任的2.67万亿元，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4.74万亿元。 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已构成金融风险，缺乏硬约束的借债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规范借贷行为，防范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已出台政策，约束地方债务。主要政策措施是：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明确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作为债务责任人；加强各级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债务的监督；控制土地征用规模；加强银行向地方政府授信和贷款的管理；中央政府不承担地方政府债务责任。
上述政策措施将有效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借债，防范债务风险。与此同时，也将制约地方政府对土地需求的扩张。因此，未来我国城市面积的扩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2001-2012年的规模和速度。
六、汽车进入家庭的井喷式增长已经结束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汽车进入家庭的进程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2000—2010年，我国轿车进入家庭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轿车销售量由2000年60万辆上升到2010年的960万辆，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31.76%。2011年轿车的销售量增长开始趋缓，2011-2013年平均每年增长7.8%，比前十年的平均增速回落了近24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每百户家庭轿车拥有量全国平均约24辆，家用汽车普及程度虽远低于发达国家。问题在于收入较高的东部大中城市，家用汽车日渐普及，同时家用轿车增长过快，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一些购买力较强的大城市不得不实行汽车限购政策。但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汽车进入家庭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因此汽车工业的产量和销量难以保持2000-2010年高速增长格局。
七、高房价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高房价加重了城镇居民以居住为目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套住了两代人的消费能力，削弱了对其它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它产业的市场空间，阻碍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30-50岁的工薪阶层是我国城镇消费的主要群体。很显然，由于他们被房贷所困，必然要压缩购买其它消费品的支出。因此，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商业服务业、家用汽车工业等产业的市场，必然受到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难以实现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一系列产业失去了有效需求的市场支撑。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纷纷取消限购政策。实际上制约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商品房的价格。大多数城市的商品房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超出了当地城镇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以适应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为主要目标，继续限制投机性需求，逐步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给，抑制价格上涨，把房地产利润率调整到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的水平，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
八、农民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的有机构成低，即农民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少，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从供给层面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波动，70%是源于食品价格，即由于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供给不稳定。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效率是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基础。农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到我国消费品价格的稳定。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又影响到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直接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稳定。
从需求层面考察，工业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快速增长遇到了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村的工业品市场狭小。2014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394亿元，其中乡村销售额为36027亿元，只占13.73%。46%的乡村人口人均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只相当于城镇人口人均购买消费品支出的32%。[2]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出路在于继续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它既有利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又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现代大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
九、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进出口贸易增速下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出现井喷式的高速增长。工业品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237.43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4960.69亿美元，增长了5.68倍，年均增长209%。2011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速显著下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是加快，而是在放慢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国际产业转移放缓，以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二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回落，国际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世界货物贸易从2001-2007年年均增长141%回落到2008-2011年的3.8%。三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2011-2013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年均增长11.9%，比2000-2010年工业品出口的平均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
十、新科技革命的不确定性，难以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出现了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以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或新产品的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另一类是对现有产业和产品生产技术的渐进性改进。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革命性的突破只有三次，即蒸汽机发明以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电力发明以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化革命。这一进程还在发展过程中。 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间，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传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们是处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还是处在对信息技术应用深化和完善的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不是处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处在科技革命进展放缓的时代。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3月发表了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生活在技术停滞的时代。他认为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生活和工业带来的变革远不及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一系列的重大发明。目前传统技术仍然唱主角，例如发电技术、汽车发动机技术、喷气式飞机技术等等。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创新非常罕见，它们即使出现，也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经济和日常生活。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在分享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20世纪主要在实际应用上，解决了新产品发明所必须的工程技术、材料和制造工艺问题。
在工业革命后的17-19世纪的200多年，曾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为20世纪的技术发明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20世纪产生了100多项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大技术发明。下列产品和技术是20世纪重大技术发明的代表性成果。[3]
很难想象，放弃上列产品及其生产技术而另起炉灶，用全新的产业和产品替代它们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的立足点，不应当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上，而应当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在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主要任务是应用IT技术改造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而不是用互联网+的虚拟经济替代实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
事实上，我国现有工业的各个行业的产业组织、生产技术水平、物化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产品品牌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较，都还存在差距。全面缩小差距，同样也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现阶段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应首先推进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精细化工制造业、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十一、应对工业增长下行的出路
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因此长期以来把增加供给、消除短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结束后，我国经济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出现了全面过剩，遇到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常规的政策选择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需求管理，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减税等刺激政策，扩大市场需求，以应对经济下行，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
问题在于，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上新的工业项目，将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依靠大规模投资的刺激政策所带来消极影响不得不引以为戒。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2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工业增长下行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2012-2014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3]黄莹.影响人类生活的100大发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廖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