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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转型期上海五校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的特点：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现二元对立；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在分析形成该政治信任状况成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上海大学生；政治信任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37-03
一般而言，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府官员、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信任状况，被视为公民对政治系统自下而上的态度，它不同于社会信任中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信任。良好的政治信任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有助于公民的参与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进公民和政府为实现公共目标而协力合作。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信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政治信任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次调研的对象为上海五所高校的全日制本科生：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问卷题目的设计涵盖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满意度，对政府廉洁、社会安全、政治参与、政治精英、大众传媒等问题的态度等，从而反映其政治信任状况。问卷发放总数为3000份，回收2690份，有效问卷2685份，回收有效率为89.67%，问卷有效率为89.5%。同时，本次调查的大学生学科分布均衡，文、理、工科比例为1.1：1.08：1.09；性别比例均衡，男女比例为1：1.02；政治面貌以共青团员为主，占87.9%；生源分布广泛，遍及21个省市和地区。调研数据通过SPSS等软件进行分析，从中可获知上海五所高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及其特点。这些特点及留给我们的思考，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
政治信任的范畴之一即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上海五校大学生62%以上对当前实行的基层民主比较认可，在问及“是否愿意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时，有43.6%的学生表示愿意，23.6%的表示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不一定就是对政治制度的高度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他们本身对政治不关心、了解不多。在调研中，被试者在回答政治制度相关问题时不约而同使用类似“不怎么了解”、“个人这样认为”等表达方式，这从侧面反映一些大学生对政治制度本身就缺乏关注。既然如此，为何调查结果却显示大学生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呢？课题组根据调研并结合一些深度访谈认为，当代大学生受历史及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依然有“威权主义”的情结，对中央集权“无意识”予以“认同”，同时当代大学生对于国家发展普遍持比较乐观的心态。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相对应的却是政治参与相对消极，对政策执行的低信任。究其原因，他们主观上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本身并未给予大学生能动参与的空间。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上海大学生参与基层选举等活动的机会与次数均很少，即便参加过的学生也多反映活动有形式化趋向，故参与者对政治参与的观感趋于消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此外，家庭及学校在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方面的影响很大，大学生政治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家庭教育、学校指导的相对不足。
二、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
司法机构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子系统。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实质也是政治信任。上海五校大学生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分层。调查显示，在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由于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大学生对警察的信任度相较于对法院的信任度低。比如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大学生对“警察打人了”传言非常相信的有9.7%、比较相信的有33.5%、一般相信的有37.3%、不太相信和很不相信的只有29.5%。大学生认为法院非常公正、比较公正和一般公正则高达81.8%。
上海大学生对司法机构信任度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一则归咎于媒体的报道，二则源于大学生日常的观感。大学生对法院的信任高于警察，主要由于法院能较好体现程序公正。这一调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以及治理此类事件的相对缺失。
三、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
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在马克思·韦伯对政治权威类型的划分中，一类被称之为个人魅力型，也即政治权威的影响力来自于个人的属性如能力、魅力和品德。当代中国，政治权威虽正由个人魅力型逐渐向法理型过渡，但政治权威、政治精英的个人素质及作为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任依然产生重要影响。据调查，上海五校大学生有57%以上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国家，这说明大学生对政治领袖的信任度较高。
总体而言，上海五校大学生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较低，而对于层级越高的官员，信任度则越高。尤其是对于政治领袖，大学生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故而，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呈现为从下往上逐渐增强的趋势，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明显低于对中央级官员的信任。这即政治信任的分化。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化，是由于大学生一般很难接触到高层官员，对高层或中央级官员的观感大都来自媒体的报道或宣传，对基层官员则是近距离接触或观察，基层官员日常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其政治行为的判断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五校大学生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制度的信任又高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也即对制度的信任高于对人的信任，这恰又正好说明制度具有刚性。
四、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二元对立
政治信任不仅表现于对政治制度、政治机构及政治精英的信任，还表现于对政府经济能力、社会政策等各方面的信任。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府经济决策的信任度较高。对“市场经济体制改善了公民的经济状况”表示认同的有45%，持非常认同和不太认同的各占8%和7%；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持比较认同和一般占了较大比例，其中有30%表示非常认同。此外，超过60%的大学生对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表示有信心。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府经济决策虽有较高的信任度，但对其经济发展方式的信任度则较低。经济发展的非科学化、不可持续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使政府的经济能力颇受质疑。故而上海大学生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现二元对立：一方面对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制定面向世界的经济决策持肯定态度，也十分满意经济发展为自身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对政府因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诸多问题频发而表示不满。
五、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
据调查显示，上海五校大学生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基本认同，而对房地产等政策意见比较多。对于社会阶层固化，“富二代”“官二代”及社会诸多不公现象如暴力拆迁等，大学生均表不满。被问及“对于民众集体抗议强拆行为的态度”时，33.8%的大学生持中立态度，比较赞同和不太赞同的分别为33.2%和33%，两方虽基本持平，但赞同的还是比不赞同的略多，这也显示上海大学生对强拆行为的不满，由此引发其对政治的不信任。
对于“先富带动后富”，47.2%的大学生表示认同，近30%的大学生则不置可否。对于“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55%左右的同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贫富分化加剧，但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回到过去穷且公平的时代”时，只有4%的人表示非常希望，12%的人表示比较希望，而84%的人则未表示不希望。在对待“投机致富”的问题上，近25%的大学生表示比较羡慕投机致富的人，在他们看来，不管以何种方式致富，富人都是值得羡慕的；仅4%的同学表示很不羡慕，两者形成较大反差。
可以看出，在对社会政策的信任方面，上海五校大学生呈现较大反差。这种反差恰又真实体现出大学生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矛盾心态——既痛恨有失公平的“富”而又羡慕“富”；既不满于当下贫富加剧的时代，又不希望回到穷且公平的时代。由此，他们寄希望于制定较好的社会政策来推进社会公平。
六、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大幅提高。故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可折射当代中国青年及公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政治有自身的认知，具有初步的政治价值观和判断力，是决定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对政治、对社会的认识尚有不成熟之处。故而，大学生的政治信任与其他群体的政治信任有不同之处。而上海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又将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大学生。
据实证调研，上海五校大学生政治信任总体呈现多元化、非均衡的结构特点。具体而言，它呈现诸多特点：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二元对立；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又有政府治理的缺失；既有大学生自身群体特征及观念的影响，也有客观经济、社会环境及学校家庭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由上观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度、如何提升他们对公安系统、基层官员、经济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信任均是提升其政治信任的应有之义。为此，国家、执政党、政府、社会等应多方协调、综合治理。比如采取多种激励机制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探索更多元更佳的路径优化基层治理，使其程序真正公开、透明和公正；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汲取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效协调效率与公平、稳定与发展、竞争与公正等等。
具体而言，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
一是厘清国家、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既要协调共治，又需明确各自功能。政府发挥政策的制定及监管功能，但不能对应由社会自身发挥的功能越俎代庖。如果功能不清或界限模糊，将会产生矛盾错位。比如本应是劳资矛盾（属社会矛盾），如果公安系统过度介入，劳资矛盾便有可能演化为官民矛盾。
二是加强一般和基层官员的政治合法性。将一般和基层官员的任职、晋升、考核、问责、罢免等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若要使公民真正参与其中，激发其政治参与热情，亟需改变官员“对上不对下”的状况，真正做到委任制与选举制的最佳结合。使公民的知情、选举、监督等各项权利得到切实运行和保障。
三是力促社会公平。借鉴其他国家转型期在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公共政策，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政府在行使社会价值分配功能、保障社会公平方面要有可持续性的治理思路：政策的制定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切忌朝令夕改。尽可能达到最大化的公平，降低相对剥夺感。
四是力塑法治社会。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价值多元等依托一个完善、健全、成熟的法治社会来规制和保障。法治社会的塑造不仅仅靠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更重要的是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个体信仰与社会氛围。制度、体制、机制、法令、政策、规章、准则、条例等均在法治轨道中运行，这也是力促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五是亟需共同准则，构建核心价值。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故构建共同准则、核心价值并深入人心既是必须又是必需。这不仅要靠教育，还要靠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升公民及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并非一蹴而就，而需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故需大量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唯其如此，寻找解决方案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达到标本兼治。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11BZZ004）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黄波粼系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作者刘霏系政治学硕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生
■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上海大学生；政治信任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37-03
一般而言，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府官员、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信任状况，被视为公民对政治系统自下而上的态度，它不同于社会信任中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信任。良好的政治信任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有助于公民的参与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进公民和政府为实现公共目标而协力合作。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信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政治信任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次调研的对象为上海五所高校的全日制本科生：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问卷题目的设计涵盖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满意度，对政府廉洁、社会安全、政治参与、政治精英、大众传媒等问题的态度等，从而反映其政治信任状况。问卷发放总数为3000份，回收2690份，有效问卷2685份，回收有效率为89.67%，问卷有效率为89.5%。同时，本次调查的大学生学科分布均衡，文、理、工科比例为1.1：1.08：1.09；性别比例均衡，男女比例为1：1.02；政治面貌以共青团员为主，占87.9%；生源分布广泛，遍及21个省市和地区。调研数据通过SPSS等软件进行分析，从中可获知上海五所高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及其特点。这些特点及留给我们的思考，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
政治信任的范畴之一即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上海五校大学生62%以上对当前实行的基层民主比较认可，在问及“是否愿意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时，有43.6%的学生表示愿意，23.6%的表示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不一定就是对政治制度的高度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他们本身对政治不关心、了解不多。在调研中，被试者在回答政治制度相关问题时不约而同使用类似“不怎么了解”、“个人这样认为”等表达方式，这从侧面反映一些大学生对政治制度本身就缺乏关注。既然如此，为何调查结果却显示大学生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呢？课题组根据调研并结合一些深度访谈认为，当代大学生受历史及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依然有“威权主义”的情结，对中央集权“无意识”予以“认同”，同时当代大学生对于国家发展普遍持比较乐观的心态。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相对应的却是政治参与相对消极，对政策执行的低信任。究其原因，他们主观上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本身并未给予大学生能动参与的空间。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上海大学生参与基层选举等活动的机会与次数均很少，即便参加过的学生也多反映活动有形式化趋向，故参与者对政治参与的观感趋于消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此外，家庭及学校在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方面的影响很大，大学生政治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家庭教育、学校指导的相对不足。
二、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
司法机构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子系统。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实质也是政治信任。上海五校大学生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分层。调查显示，在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由于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大学生对警察的信任度相较于对法院的信任度低。比如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大学生对“警察打人了”传言非常相信的有9.7%、比较相信的有33.5%、一般相信的有37.3%、不太相信和很不相信的只有29.5%。大学生认为法院非常公正、比较公正和一般公正则高达81.8%。
上海大学生对司法机构信任度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一则归咎于媒体的报道，二则源于大学生日常的观感。大学生对法院的信任高于警察，主要由于法院能较好体现程序公正。这一调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以及治理此类事件的相对缺失。
三、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
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在马克思·韦伯对政治权威类型的划分中，一类被称之为个人魅力型，也即政治权威的影响力来自于个人的属性如能力、魅力和品德。当代中国，政治权威虽正由个人魅力型逐渐向法理型过渡，但政治权威、政治精英的个人素质及作为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任依然产生重要影响。据调查，上海五校大学生有57%以上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国家，这说明大学生对政治领袖的信任度较高。
总体而言，上海五校大学生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较低，而对于层级越高的官员，信任度则越高。尤其是对于政治领袖，大学生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故而，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呈现为从下往上逐渐增强的趋势，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明显低于对中央级官员的信任。这即政治信任的分化。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化，是由于大学生一般很难接触到高层官员，对高层或中央级官员的观感大都来自媒体的报道或宣传，对基层官员则是近距离接触或观察，基层官员日常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其政治行为的判断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五校大学生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制度的信任又高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也即对制度的信任高于对人的信任，这恰又正好说明制度具有刚性。
四、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二元对立
政治信任不仅表现于对政治制度、政治机构及政治精英的信任，还表现于对政府经济能力、社会政策等各方面的信任。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府经济决策的信任度较高。对“市场经济体制改善了公民的经济状况”表示认同的有45%，持非常认同和不太认同的各占8%和7%；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持比较认同和一般占了较大比例，其中有30%表示非常认同。此外，超过60%的大学生对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表示有信心。 上海五校大学生对政府经济决策虽有较高的信任度，但对其经济发展方式的信任度则较低。经济发展的非科学化、不可持续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使政府的经济能力颇受质疑。故而上海大学生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现二元对立：一方面对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制定面向世界的经济决策持肯定态度，也十分满意经济发展为自身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对政府因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诸多问题频发而表示不满。
五、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
据调查显示，上海五校大学生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基本认同，而对房地产等政策意见比较多。对于社会阶层固化，“富二代”“官二代”及社会诸多不公现象如暴力拆迁等，大学生均表不满。被问及“对于民众集体抗议强拆行为的态度”时，33.8%的大学生持中立态度，比较赞同和不太赞同的分别为33.2%和33%，两方虽基本持平，但赞同的还是比不赞同的略多，这也显示上海大学生对强拆行为的不满，由此引发其对政治的不信任。
对于“先富带动后富”，47.2%的大学生表示认同，近30%的大学生则不置可否。对于“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55%左右的同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贫富分化加剧，但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回到过去穷且公平的时代”时，只有4%的人表示非常希望，12%的人表示比较希望，而84%的人则未表示不希望。在对待“投机致富”的问题上，近25%的大学生表示比较羡慕投机致富的人，在他们看来，不管以何种方式致富，富人都是值得羡慕的；仅4%的同学表示很不羡慕，两者形成较大反差。
可以看出，在对社会政策的信任方面，上海五校大学生呈现较大反差。这种反差恰又真实体现出大学生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矛盾心态——既痛恨有失公平的“富”而又羡慕“富”；既不满于当下贫富加剧的时代，又不希望回到穷且公平的时代。由此，他们寄希望于制定较好的社会政策来推进社会公平。
六、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大幅提高。故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可折射当代中国青年及公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政治有自身的认知，具有初步的政治价值观和判断力，是决定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对政治、对社会的认识尚有不成熟之处。故而，大学生的政治信任与其他群体的政治信任有不同之处。而上海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又将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大学生。
据实证调研，上海五校大学生政治信任总体呈现多元化、非均衡的结构特点。具体而言，它呈现诸多特点：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二元对立；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又有政府治理的缺失；既有大学生自身群体特征及观念的影响，也有客观经济、社会环境及学校家庭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由上观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度、如何提升他们对公安系统、基层官员、经济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信任均是提升其政治信任的应有之义。为此，国家、执政党、政府、社会等应多方协调、综合治理。比如采取多种激励机制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探索更多元更佳的路径优化基层治理，使其程序真正公开、透明和公正；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汲取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效协调效率与公平、稳定与发展、竞争与公正等等。
具体而言，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
一是厘清国家、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既要协调共治，又需明确各自功能。政府发挥政策的制定及监管功能，但不能对应由社会自身发挥的功能越俎代庖。如果功能不清或界限模糊，将会产生矛盾错位。比如本应是劳资矛盾（属社会矛盾），如果公安系统过度介入，劳资矛盾便有可能演化为官民矛盾。
二是加强一般和基层官员的政治合法性。将一般和基层官员的任职、晋升、考核、问责、罢免等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若要使公民真正参与其中，激发其政治参与热情，亟需改变官员“对上不对下”的状况，真正做到委任制与选举制的最佳结合。使公民的知情、选举、监督等各项权利得到切实运行和保障。
三是力促社会公平。借鉴其他国家转型期在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公共政策，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政府在行使社会价值分配功能、保障社会公平方面要有可持续性的治理思路：政策的制定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切忌朝令夕改。尽可能达到最大化的公平，降低相对剥夺感。
四是力塑法治社会。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价值多元等依托一个完善、健全、成熟的法治社会来规制和保障。法治社会的塑造不仅仅靠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更重要的是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个体信仰与社会氛围。制度、体制、机制、法令、政策、规章、准则、条例等均在法治轨道中运行，这也是力促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五是亟需共同准则，构建核心价值。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故构建共同准则、核心价值并深入人心既是必须又是必需。这不仅要靠教育，还要靠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升公民及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并非一蹴而就，而需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故需大量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唯其如此，寻找解决方案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达到标本兼治。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11BZZ004）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黄波粼系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作者刘霏系政治学硕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生
■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