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美国——大卫·科茨、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波林访谈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iaok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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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中的美国政府和民众:一场灾难罗惠敏: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自首例确诊到突破200万例以来,美国政府的应对举措一直都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为防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举措?科茨: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措施无疑是一场灾难。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疫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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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共享的结构性限制,确证了打破"共享的神话"的历史必然性。与一般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享的诠释并不以某种价值理念或抽象原则为根据,而是植入了鲜明的"社会—历史"维度以及"对象性—实践"维度,从而科学论述了共享的社会经济基础、制度性条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观念结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建立在扬弃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超越神话的抽象的自由人意识以及原子化个人的经济人意识,将共享主体引导到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历史
作为对阶级利益的普遍性表达,意识形态是发挥着极强实践功能的观念形态,就此而言,应当从实践功能论的视域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从实践功能论视域观之,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分为低阶标准和高阶标准。以拜物教问题为例,按照低阶标准,拜物教的物化形式既促进也阻碍广大特殊利益主体之真实普遍利益的实现,因此拜物教具有最低限度的真实性和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按照高阶标准,拜物教在直接意义上阻碍着众多特殊利益的实现,因此具有虚假性,但是在辩证扬弃的意义上,拜物教又因资本矛盾而成为未来普遍利益实现的不自觉工具,因此具有潜在的
内格里等一批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一致将社会革命理论视作马克思在一般智力概念上的论述重心,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能够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开展自治主义的社会革命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但近年来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屡屡受挫,右翼政治力量却逐渐崛起。此时检视内格里等人是否误判了马克思的论述重心、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上的重要提示,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马克思在一般智力概念上的论述重心是对资本主义的时代诊断,即一般智力被资产阶级占有,并作为合理化形式嵌入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因此具有两重社会性的劳动仅仅实现为抽
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都受到启蒙时代高扬人性的影响,从而在思想进程中关注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类,并将其归入哲学的统一话语或科学的具体门类之下展开研究。具体而言,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主要在三个领域集中实现了属人世界的历史性展开:法学研究中从历史主义视角对自然法的批判编织了马克思与文化人类学的多重交叉;哲学研究中从人本主义视角对神学观的批判锚定了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的基本方向;宗教研究中从进化主义视角对创世论的批判预示了马克思与体质人类学的关注主题。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辑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同时代青年黑格尔派论战即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哲学。本文主张,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可以说在理论层面具备了以下四个前提性条件:第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宗教批判进行的再批判,以及对整个启蒙主义理论结构的批判;第二,对现实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即异化论、劳动与所有制形式理论;第三,现实即市民社会的变革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第四,历史理论的形成。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多次公开讲话引起了巨大争议。这些看似对现代医学和技术缺乏基本了解的言论,实际上与他本人的理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要理解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只有进入到生命政治理论内部的悖论式结构中,通过对从方法到结构的审视,才能抓住根本。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的绝对对立的预设是这一主张的理论根基。它将真实的国家和社会历史静态化,并回避了法律实践中制宪权力的权限范围问题。这也导致阿甘本所谓的自由只是片面强调主体行为上的自主性,却没有对这种自主选择的效果进行反思,从而过于强调
E.P.汤普森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二战后英国和平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1993年去世,汤普森一直在为维护欧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英国和平运动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欧洲核裁军运动发起者,并且与其他人草拟了《欧洲核裁军宣言》,还在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中阐释他的和平思想,抨击美苏核军备竞赛,分析冷战的本质和内在动力,主张通过积极中立、国际主义来缓和东西方关系和结束冷战。汤普森的和平思想和实践加深了人们对核武器和冷战本质的认识,推进了欧洲核裁军进程,
非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兴起是近年来东欧社会的重要现象,它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大背景之下,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形态,即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与挑战。东欧自1989年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前20年与后10年,期间政治话语发生了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从自由民主到非自由主义民主的转变。为了理解这一转变,社会主义话语的缺失、左翼的有限作为以及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非自由主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21世纪的政治叙事发生了转变,即从民主叙事到民族叙事、从精英叙
阿甘本所认定的例外状态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而是政治权力暂时悬置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虚拟状态。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是政府迫不得已、无奈应对的客观状态,它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支配、控制、剥夺人的生命的状态,相反是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保护人的生物性生命之功能的状态。归根结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术,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直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形成的恶的否定性政治,而没有将其理解为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使人活的善的积极性政治或生产性政治。跟那些被传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人
民众普遍认为,当前我们正经历着覆盖整个欧洲大陆并涉及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时刻。但是这些各不相同并草草归在"民粹主义"标签下的现象是否真的可以归为一类呢?还是说"民粹主义"只是记者的陈词滥调或者政治上的称谓?本文认为,"民粹主义"可作为分析范畴使用,而且过去几年也的确可以被描述为"民粹主义时刻"。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应被视为话语和风格剧目。本文具体阐释了一系列危机在结构上的趋势以及彼此之间的共性,这些危机可以解释为何民粹主义如此密集地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出现。对民粹主义的追问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