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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分析了我国古代及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德法兼治的治国理念及经验总结，认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既是对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在本质和内容上不同于过去的模式。
[关键词]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中外治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6-0018-03
治国，从它的基本含义来看，指的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引导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地进行各种活动，以便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前者的功能主要是法治，后者的功能主要是德治，二者结合越紧，就越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吸收
中华民族有着5千年的文化积淀，道德历来就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为我国传统治国实践提供了指导和依据。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关系。相传，“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1]这样的记载，虽难免有史学家溢美之嫌，但多少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了道德的萌芽。到了尧舜时代，出现了“禅让”之举，而决定禅让是以道德高尚为条件的。尧禅位于舜，就是因为舜有高尚的德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促进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孔子尊崇尧、舜、禹、周公等人物，倡导“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在孔子看来，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孔子的这一认识，揭示出了德治的独特作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前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我国历史上传统德治思想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在君权神授体制下，标榜德治其实是对君主个人及整个官僚阶层的道德尊崇。德治思想中所主张的“以民为本”其实并未赋予民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传统德治思想对君主道德行为的尊崇，对庶民的道德教化，极容易使人产生“君临天下”的看法，最后形成积淀深厚的封建皇权意识、人治思想，而正是这种意识和思想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相冲突的。
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是指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构建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相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中主张个性的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强调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设计和自己创造的生存方式，这种价值观促进了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市场发育，使竞争、冒险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中的突出因素。但这种伦理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过分强调个人经济行为自由，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这种观点发展到后来，其消极作用日益明显，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我们要同形形色色的个人利己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应该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功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由此衍生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无节制追求物质消费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但是其中正视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肯定合理谋利的精神，与我国所倡导的一些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相近的。正义公平的道德观念倡导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和分配公正观念，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义公平的含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贯彻正义公平原则，既能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能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最终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二、中国历史传统上的人治、德治与法治
人治形成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在我国历史上，法治、德治、人治作为治国模式，都曾经出现和适用过。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既看到了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巨大，所以提出了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比较细致和有所让步的统治方法，想通过一些改良的办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儒家德治思想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过分夸大君主的个人作用，把君主的个人意志置于劳动人民之上，劳动人民只能附首听从这种特殊人物道德力量的支配。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趋合，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富国强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成为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直接目的，所以，法家特别强调法的威严。但是，法家法治思想中，虽然也有“法不阿贵”的原则，但却从未谈过君主的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对君主而言，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规范。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所主张的德治和法治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的主张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他们讲的法治、德治同我们现在所讲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根本不同，归根到底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历史上有法，也有法制，但一直又是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因为那些法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法律是对下不对上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不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而且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法都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往往是无法无天，权力就是法，“朕即国家”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德治、法治往往变成人治，即君主家天下的一人之治，出现人治代替德治、法治的状况。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压根就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制度，这就决定了君主无论采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都只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因此，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主张法治或者德治都只能导向人治。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纵览各国历史，许多国家在治国时，都会采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的手段，统治者不会单纯依靠法律或道德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主张法律与道德并用，只不过在侧重上有所不同，如“德主刑辅”、“内儒外法，霸王道杂之”等。战国时代，在秦朝统一中国直至秦朝灭亡这段时间里，大行其道而又大获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把法家思想推到极至，试图用严刑峻法、用暴政来巩固家天下万世不衰，结果却是民不聊生、众叛亲离，落得只经二世就灭亡的可悲下场。从秦国统一中国到秦王朝迅速覆灭、汉王朝兴起以至强盛的过程中，以陆贾、贾谊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帮助西汉王朝总结了秦朝重法轻德由盛到衰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体会了民心向背，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最终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放松过用法律维系一姓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在我国历史上，自战国时期法从礼中独立出来后，历朝历代都有法，并且成为了历代王朝实施统治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从秦朝开始，就形成了非常系统的封建成文法，《秦律》、《唐律》、《宋律》、《明律》都是高度完备的成文法。当然，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德治，并以这种统治强化人治，再辅以法治，施行“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统治者一方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像“开元盛世”这样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典范。所以，我国传统治国方略基本上采取的是德治与法治兼治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治理国家时，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赢得民心，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安宁。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治理国家时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法治可以让人身服，德治则可以让人心服。高明的政治，总是把两者相结合，使宽猛刚柔配合得恰到好处，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秦代以后出现的太平盛世，包括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在治国方面无不显示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作用和价值。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统治阶级往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或者重视法治，或者重视德治，由此产生了各种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重法轻德，宣扬法律至上，强调“法不容情”，后来却导致西方社会人情观念淡薄，社会缺乏亲和力，各种社会弊病层出不穷。如今道德的缺乏已经造成西方普遍的精神危机，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人类需要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强调法治，视法律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同时也纷纷讲求道德的作用。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不仅用法律规范市场秩序，而且重视用道德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上，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行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结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取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还有一些国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则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道德规范能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世界各国中，治理国家讲求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很大程度得益于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新加坡倡导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其中，将很多道德性要求纳入法律规范，如新加坡法律规定，随地吐痰一次，罚款70新元；上公共厕所忘记冲马桶，初犯罚款l50新元，再犯罚款500新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等等。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与道德既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延续得益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经验。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在本质和内容上不同于过去的模式。社会主义中国实施的是以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二者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德主刑辅”，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的“重法轻德”。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道德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实行的是多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古代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抛弃了古代法治的弊端，使治者与被治者都受法律的管辖和约束，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制度。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把治者与被治者合二为一强调的是用社会主义的道德治国，是强调培养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又体现时代特征、融传统美德与现代美德为一体的现代道德，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中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可以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注释
[1] 《庄子·咨跖》。
（本文作者：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责任编辑许冬梅
[关键词]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中外治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6-0018-03
治国，从它的基本含义来看，指的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引导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地进行各种活动，以便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前者的功能主要是法治，后者的功能主要是德治，二者结合越紧，就越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吸收
中华民族有着5千年的文化积淀，道德历来就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为我国传统治国实践提供了指导和依据。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关系。相传，“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1]这样的记载，虽难免有史学家溢美之嫌，但多少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了道德的萌芽。到了尧舜时代，出现了“禅让”之举，而决定禅让是以道德高尚为条件的。尧禅位于舜，就是因为舜有高尚的德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促进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孔子尊崇尧、舜、禹、周公等人物，倡导“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在孔子看来，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孔子的这一认识，揭示出了德治的独特作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前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我国历史上传统德治思想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在君权神授体制下，标榜德治其实是对君主个人及整个官僚阶层的道德尊崇。德治思想中所主张的“以民为本”其实并未赋予民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传统德治思想对君主道德行为的尊崇，对庶民的道德教化，极容易使人产生“君临天下”的看法，最后形成积淀深厚的封建皇权意识、人治思想，而正是这种意识和思想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相冲突的。
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是指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构建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相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中主张个性的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强调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设计和自己创造的生存方式，这种价值观促进了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市场发育，使竞争、冒险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中的突出因素。但这种伦理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过分强调个人经济行为自由，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这种观点发展到后来，其消极作用日益明显，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我们要同形形色色的个人利己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应该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功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由此衍生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无节制追求物质消费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但是其中正视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肯定合理谋利的精神，与我国所倡导的一些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相近的。正义公平的道德观念倡导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和分配公正观念，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义公平的含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贯彻正义公平原则，既能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能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最终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二、中国历史传统上的人治、德治与法治
人治形成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在我国历史上，法治、德治、人治作为治国模式，都曾经出现和适用过。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既看到了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巨大，所以提出了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比较细致和有所让步的统治方法，想通过一些改良的办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儒家德治思想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过分夸大君主的个人作用，把君主的个人意志置于劳动人民之上，劳动人民只能附首听从这种特殊人物道德力量的支配。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趋合，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富国强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成为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直接目的，所以，法家特别强调法的威严。但是，法家法治思想中，虽然也有“法不阿贵”的原则，但却从未谈过君主的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对君主而言，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规范。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所主张的德治和法治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的主张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他们讲的法治、德治同我们现在所讲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根本不同，归根到底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历史上有法，也有法制，但一直又是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因为那些法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法律是对下不对上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不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而且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法都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往往是无法无天，权力就是法，“朕即国家”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德治、法治往往变成人治，即君主家天下的一人之治，出现人治代替德治、法治的状况。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压根就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制度，这就决定了君主无论采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都只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因此，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主张法治或者德治都只能导向人治。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纵览各国历史，许多国家在治国时，都会采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的手段，统治者不会单纯依靠法律或道德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主张法律与道德并用，只不过在侧重上有所不同，如“德主刑辅”、“内儒外法，霸王道杂之”等。战国时代，在秦朝统一中国直至秦朝灭亡这段时间里，大行其道而又大获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把法家思想推到极至，试图用严刑峻法、用暴政来巩固家天下万世不衰，结果却是民不聊生、众叛亲离，落得只经二世就灭亡的可悲下场。从秦国统一中国到秦王朝迅速覆灭、汉王朝兴起以至强盛的过程中，以陆贾、贾谊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帮助西汉王朝总结了秦朝重法轻德由盛到衰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体会了民心向背，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最终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放松过用法律维系一姓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在我国历史上，自战国时期法从礼中独立出来后，历朝历代都有法，并且成为了历代王朝实施统治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从秦朝开始，就形成了非常系统的封建成文法，《秦律》、《唐律》、《宋律》、《明律》都是高度完备的成文法。当然，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德治，并以这种统治强化人治，再辅以法治，施行“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统治者一方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像“开元盛世”这样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典范。所以，我国传统治国方略基本上采取的是德治与法治兼治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治理国家时，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赢得民心，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安宁。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治理国家时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法治可以让人身服，德治则可以让人心服。高明的政治，总是把两者相结合，使宽猛刚柔配合得恰到好处，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秦代以后出现的太平盛世，包括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在治国方面无不显示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作用和价值。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统治阶级往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或者重视法治，或者重视德治，由此产生了各种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重法轻德，宣扬法律至上，强调“法不容情”，后来却导致西方社会人情观念淡薄，社会缺乏亲和力，各种社会弊病层出不穷。如今道德的缺乏已经造成西方普遍的精神危机，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人类需要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强调法治，视法律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同时也纷纷讲求道德的作用。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不仅用法律规范市场秩序，而且重视用道德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上，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行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结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取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还有一些国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则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道德规范能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世界各国中，治理国家讲求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很大程度得益于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新加坡倡导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其中，将很多道德性要求纳入法律规范，如新加坡法律规定，随地吐痰一次，罚款70新元；上公共厕所忘记冲马桶，初犯罚款l50新元，再犯罚款500新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等等。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与道德既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延续得益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经验。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在本质和内容上不同于过去的模式。社会主义中国实施的是以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二者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德主刑辅”，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的“重法轻德”。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道德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实行的是多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古代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抛弃了古代法治的弊端，使治者与被治者都受法律的管辖和约束，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制度。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把治者与被治者合二为一强调的是用社会主义的道德治国，是强调培养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又体现时代特征、融传统美德与现代美德为一体的现代道德，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中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可以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注释
[1] 《庄子·咨跖》。
（本文作者：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责任编辑许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