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母亲罗曦192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产业工人家庭里。我的外公罗长林可以讲是上海最早一代的产业工人了。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士绅曹骧与粤商唐荣俊联手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商自来水厂——内地自来水厂，1902年开始向华界供水，我外公就到厂里做工，从学徒做起一直做到小工头。外公做的是管道工，排水管修水管，他有一手绝活：只要拿一根1米多长的水管搭在铺设在地下的铸铁大水管上，屏息凝神听上1分钟，就能判断出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哪个地方管道漏水了，管道铺在地下，维修起来只要挖一小段路就能找到渗水口。因为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工资较高，养一两个孩子绰绰有余，外婆郑玲娣一辈子都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外公的旧思想较重，认为女孩子只要能识文断字，会算算弄弄就可以了，不需要念多少书，高小毕业就坚决不让母亲去读书了。母亲不肯，抱着外公的腿又哭又吵，外公烦了，一怒之下一抬腿将母亲从阁楼上踢了下去。幸好阁楼不高，楼梯是木头的，就头上擦破了点皮，还是流了血。外婆急了，一伸手将外公推倒在床上。外婆讲：你女儿要读书有什么错？别人家的小囡让她读书还不肯读呢！家里又不是读不起，你不肯花这个钱就用我的私房钱。外公不响了。于是母亲就从初中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后还在如今雁荡路南昌路口的中华职业学校读了一阵子，还在那里碰到了我的父亲……
以后，母亲多次说过，读书让她开拓了眼界，明白了做人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母亲即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将旧上海一盘散沙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此后成立了第二轻工业局，再后又改为手工业局，母亲万变不离其宗，一直负责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与指导工作。1955年夏天，由二轻局牵头，加上钟表同业公会，组织了13家钟厂、1家仪表厂、1家钟表店、4家工业社以及一些从事钟表修理的技工共58人组成手表试制小组，准备试制出几只向国庆六周年献礼！母亲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制造一只手表要有150余个零部件，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封锁，以及我国基础工业的薄弱，制造手表的一些元件，主要是发条和游丝，自己根本生产不出来，而进口又没有渠道。母亲嘴上不说，人急得团团转，嘴角里泡都出来了。几个从私营钟表店过来的老技师对母亲讲：“老罗，不就是装几只手表吗！我们这些人手里哪一个没有一些表的配件，凑一凑，给你装几只就是了。”当时，国家已经限制了从西方国家进口手表，但一些老字号的店还开着，手表坏了总得修吧，不少卖表的名店或者个体手表修理铺，都会想方设法从香港等地带一些修配的零部件过来。一只手表的150多个零部件中，有的是比较容易制造的，碰到自己制造不出来的就用进口的部件来凑。母亲当时不过三十来岁，表面看来十分严肃，办事一丝不苟，但心地善良，待人热情，师傅们都愿意帮她！当时采用的方式是分散加工组装，组装好“赤膊”的手表，送到慎昌钟表店摆几天，看看走得准不准？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由技师装进外壳里。结果共组装成了18只17钻长三针细马防水手表。这些手表质量非常好，日走时正负误差均在60秒以内。总之，向国庆六周年的献礼，圆满成功！
这一批18只手表，有几只送到北京，组织上也给了母亲一只试戴。以后她离开手表厂时，将这只表交了上去，花60元钱另外买了一只，姐姐考进复旦后，送给了我姐姐。
第一批手表制作成功后，上上下下非常高兴。1956年4月手表试制组搬到了江阴路原齐心发条厂的仓库里，人员也扩大到150人，但第二批试制却很不成功。由于原材料缺乏，再加上有些师傅不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游丝发条等原部件拿出来，试制人员只好试着用自行车钢丝、绣衣针甚至洋伞骨来试着打磨。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质量技术标准，一只手表150多个零部件，基本上每个技师都是依照自己的经验、标准在打磨组装。结果第二批装配出来100只手表，只有12只达到日走时正负误差120秒的标准，次品58只，废品30只，结果很不理想。
这时母亲才晓得，现代工业有现代工业的规范和流程，有现代工业的统一标准。光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试制工作暂时停了下来。上级领导抽调外单位资深的工程师奚国桢与童勤奋等来组，他们结合试制两批手表的实践，再参照《苏联工艺学》等教材，用4个月的时间，画出了150多个零配件的标准图纸，制订出了1070多道工序的生产加工元件，完全抛弃了原先只靠自己经验的加工制作方式，成为我国自己制订的手表制造规范化的文件。
同时好消息也不断传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异型钢管厂试制成功了手表制作中最关键的元件发条与游丝所需要的钢材。一批专用机床模具也研发出来。苏联政府也特别派了专家来帮助中国制造手表。于是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1958年4月正式成立，厂址在杨树浦的榆林路，母亲担任了手表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母亲十分注意协调外国专家与中国大工匠之间的关系，土洋结合，当年就生产了上海牌手表13600只。从此开启了上海批量生产自己国产手表的历史。多年以后，我的姐姐吴复民已经当了新华社记者。上海市计委的领导韦明还对姐姐讲：当年上海手表厂也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国企了。全上海女同志担任厂长的凤毛麟角，你母亲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母亲从上海手表厂出来，回到了手工业局。但是制造上海牌手表，她一生为傲！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士绅曹骧与粤商唐荣俊联手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商自来水厂——内地自来水厂，1902年开始向华界供水，我外公就到厂里做工，从学徒做起一直做到小工头。外公做的是管道工，排水管修水管，他有一手绝活：只要拿一根1米多长的水管搭在铺设在地下的铸铁大水管上，屏息凝神听上1分钟，就能判断出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哪个地方管道漏水了，管道铺在地下，维修起来只要挖一小段路就能找到渗水口。因为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工资较高，养一两个孩子绰绰有余，外婆郑玲娣一辈子都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外公的旧思想较重，认为女孩子只要能识文断字，会算算弄弄就可以了，不需要念多少书，高小毕业就坚决不让母亲去读书了。母亲不肯，抱着外公的腿又哭又吵，外公烦了，一怒之下一抬腿将母亲从阁楼上踢了下去。幸好阁楼不高，楼梯是木头的，就头上擦破了点皮，还是流了血。外婆急了，一伸手将外公推倒在床上。外婆讲：你女儿要读书有什么错？别人家的小囡让她读书还不肯读呢！家里又不是读不起，你不肯花这个钱就用我的私房钱。外公不响了。于是母亲就从初中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后还在如今雁荡路南昌路口的中华职业学校读了一阵子，还在那里碰到了我的父亲……
以后，母亲多次说过，读书让她开拓了眼界，明白了做人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母亲即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将旧上海一盘散沙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此后成立了第二轻工业局，再后又改为手工业局，母亲万变不离其宗，一直负责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与指导工作。1955年夏天，由二轻局牵头，加上钟表同业公会，组织了13家钟厂、1家仪表厂、1家钟表店、4家工业社以及一些从事钟表修理的技工共58人组成手表试制小组，准备试制出几只向国庆六周年献礼！母亲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制造一只手表要有150余个零部件，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封锁，以及我国基础工业的薄弱，制造手表的一些元件，主要是发条和游丝，自己根本生产不出来，而进口又没有渠道。母亲嘴上不说，人急得团团转，嘴角里泡都出来了。几个从私营钟表店过来的老技师对母亲讲：“老罗，不就是装几只手表吗！我们这些人手里哪一个没有一些表的配件，凑一凑，给你装几只就是了。”当时，国家已经限制了从西方国家进口手表，但一些老字号的店还开着，手表坏了总得修吧，不少卖表的名店或者个体手表修理铺，都会想方设法从香港等地带一些修配的零部件过来。一只手表的150多个零部件中，有的是比较容易制造的，碰到自己制造不出来的就用进口的部件来凑。母亲当时不过三十来岁，表面看来十分严肃，办事一丝不苟，但心地善良，待人热情，师傅们都愿意帮她！当时采用的方式是分散加工组装，组装好“赤膊”的手表，送到慎昌钟表店摆几天，看看走得准不准？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由技师装进外壳里。结果共组装成了18只17钻长三针细马防水手表。这些手表质量非常好，日走时正负误差均在60秒以内。总之，向国庆六周年的献礼，圆满成功！
这一批18只手表，有几只送到北京，组织上也给了母亲一只试戴。以后她离开手表厂时，将这只表交了上去，花60元钱另外买了一只，姐姐考进复旦后，送给了我姐姐。
第一批手表制作成功后，上上下下非常高兴。1956年4月手表试制组搬到了江阴路原齐心发条厂的仓库里，人员也扩大到150人，但第二批试制却很不成功。由于原材料缺乏，再加上有些师傅不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游丝发条等原部件拿出来，试制人员只好试着用自行车钢丝、绣衣针甚至洋伞骨来试着打磨。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质量技术标准，一只手表150多个零部件，基本上每个技师都是依照自己的经验、标准在打磨组装。结果第二批装配出来100只手表，只有12只达到日走时正负误差120秒的标准，次品58只，废品30只，结果很不理想。
这时母亲才晓得，现代工业有现代工业的规范和流程，有现代工业的统一标准。光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试制工作暂时停了下来。上级领导抽调外单位资深的工程师奚国桢与童勤奋等来组，他们结合试制两批手表的实践，再参照《苏联工艺学》等教材，用4个月的时间，画出了150多个零配件的标准图纸，制订出了1070多道工序的生产加工元件，完全抛弃了原先只靠自己经验的加工制作方式，成为我国自己制订的手表制造规范化的文件。
同时好消息也不断传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异型钢管厂试制成功了手表制作中最关键的元件发条与游丝所需要的钢材。一批专用机床模具也研发出来。苏联政府也特别派了专家来帮助中国制造手表。于是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1958年4月正式成立，厂址在杨树浦的榆林路，母亲担任了手表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母亲十分注意协调外国专家与中国大工匠之间的关系，土洋结合，当年就生产了上海牌手表13600只。从此开启了上海批量生产自己国产手表的历史。多年以后，我的姐姐吴复民已经当了新华社记者。上海市计委的领导韦明还对姐姐讲：当年上海手表厂也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国企了。全上海女同志担任厂长的凤毛麟角，你母亲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母亲从上海手表厂出来，回到了手工业局。但是制造上海牌手表，她一生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