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楠溪江畔那个叫丽水的古村落，一个小小的书摊吸引了我的眼球。它占据着一米半长度的廊椅，摆的是老式的花花绿绿小人书。没什么看客，只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守候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这种64开本的小人书了。我的魂魄仿佛被摄走了，我钉在那儿动弹不得，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九岁那年，家里穷得买不起柴禾，只到附近的辗米厂去买极便宜的砻糠烧饭。有一次我大把大把地抓着砻糠烧饭时，竟抓出一本小人书来！对于年幼的我们，小人书就是宝贝！我顾不得煮粥了，拿起那本卷得一塌糊涂的小人书，抖落字里行间的谷壳和灰尘，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
　　那是一本没了封面的小书，残存的扉页上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字样。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别哭了。”“我伤心。”“可是哭有什么用呢？”这是父亲辞世后，卓娅和母亲的一段对话。“可是哭有什么用呢？”这句从谷壳里捡来的语言，几乎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渐长渐大的过程中，我看得懂大人书了，可小人书还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为了弥补儿时的缺憾，只要手头有点钱，我就去买上一两本，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后来，我的两个儿子也到了翻小人书的年龄。家里区区几本藏书已经满足不了他们日益成长的胃口，于是他俩就经常跟我要钱，然后在小书摊上一坐半天。当时我和先生分居两地，他在另一城市的遥远山区工作，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他的老家。我的户口还在我下放的村庄，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做点最艰苦的临时工。有了老三之后，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也许是明白家里的窘境，有一天，九岁半的大儿子突然说，妈，我也摆小书摊去！我说，就凭你个小家伙？就凭家里那十几本小书？可是老大很坚决，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看都看会了！
　　邻居有个好心的木匠，老大求这位木匠给做了个小书箱，装上个把手，然后他提着这小书箱，夹着顶破草席，勇敢地上街摆书摊去了。老书摊有固定的摊位，摊主一看到有人在旁“抢生意”，就轰鸡鸭般的把他轰走。儿子并不气馁，他一会儿奔码头，一会儿赶车站，一会儿又到电影院门口；有人呵斥赶他了，就卷起草席走人。见缝插针，能摆几分钟是几分钟。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小书总是被弄得很脏很脏，晚上回家的孩子也常常是泥猴一个了。
　　为了鼓励他创业，我回了趟娘家。娘家是黄杨木雕的发祥地，艺人们都藏着《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经典小人书，用来做雕塑的参考样本。那一回，我带着三四十册质量上佳的小人书，凯旋而归。有了增援，儿子的书摊一下子红火起来。老摊主还是要撵他，可捧着好书的看客们就站出来抱打不平。儿子忙极了，非常需要个帮手，可我这个“臭知识分子”就是怕难为情，不敢靠近书摊，只是抱着老三遥遥地看着。
　　儿子简陋的书摊没有矮椅，没有小凳，一张铺在地上的牛皮纸承载着全部家当，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如饥如渴的阅读，草席上人头躜动，墙脚边还蹲着些中老年人和妇女。每天晚上，大儿子都能交给我一大把分币，我数了数，比他爸的日平均工资还多呢。家里的伙食一下子改善了许多，我再也不用担忧无米下锅了，猪肉和鱼虾也搬上了餐桌。
　　但我们的小人书在残酷地损耗着，不是最美的画页给撕走了，就是整本好书不翼而飞了。我动员老二和他哥一起干。老二是个乖孩子，虽然自觉不行，还是战战兢兢地上岗了。小哥俩有时一块儿摆摊，有时轮换着吃饭。老大烦了，也会跑开去玩一会儿。当书摊上只剩下老二孤身一人时，他显得特别惴惴。那天，我抱着老三远远地看他，只见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手忙脚乱地顾东顾不了西。有人看完书不给钱就走，有人干脆明目张胆地拿了小人书一溜烟跑了，他瞪着惶恐的眼睛，一点办法也没有。小人书越来越破，越来越少，儿子的书摊不久就夭折了。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小人书，心情就十分复杂；想起儿子的书摊，我的心总是一阵阵的发痛。我怀疑自己，我的母爱曾经如此粗粝？我检讨自己，怎么能把生活的重担压在那么稚嫩的肩上？
　　我站在古村落的小书摊前，泪眼模糊。我问那个老头，你的小人书卖不卖？他肃穆地端详着我。也许是没有生意，也许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他终于把那些小书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我。我把那个刚刚打好的书包搂在怀里，默默地说：归去来兮，曾经让我心痛的小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