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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里，欧阳中石已经功成名就，他既是当年学术与艺术界的文化名流，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这话本也不错。领军人物，往往会成为某个领域里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志，比如陈省身之于南开、之于数学，季羡林之于北大、之于文学。北师大悬挂两块校牌，一块是毛主席亲题，另一块出自启功手笔，这种局面只是因为书法精美绝伦吗？其实，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没有启功参与的北师大正如没有欧阳中石的首都师大，缺少一段风致、一重光彩。
“生于鲁，长于齐，壮游京师”。投考辅仁，付梓北大，一介书生闯天涯。
自称“不务正业，无家可归”。从吴玉如学书、师奚啸伯学戏、向齐白石学画。
他书名鼎盛，从不办书展，从不任评委，“教书匠”兼做书法家。
他投身教育，尝言“少无大志，见异思迁”。白发京师，痴心不改，堪称桃李满天下。
倔老头儿
京剧“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客居河北，老死石门。石家庄，是名副其实的“奚派”大本营。作为奚啸伯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欧阳中石对河北总是一往情深。
有人问我：“写字，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不谈也罢。外界称我是书法家，请问‘书法家’是什么职业、什么头衔呢？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教书匠’，既不卖字，也不卖唱。”
河北几位书法家是欧阳中石的学生，临来北京，他们向我介绍：“先生酷爱京剧，崇拜奚啸伯。一提这个，他就高兴了。”等到见到中石先生我撇开书法谈京剧，欧阳中石立刻喜上眉梢。或许，他对石家庄来的记者颇有几分“爱屋及乌”的感情。
提起恩师，欧阳中石感慨万千，他轻轻摇了摇头，对我说：“1948年，奚先生曾有意让我下海，可惜，我很自卑，总觉得自己没那个资格。犹豫了一段日子，我就考进了辅仁，下海的事就搁下了。不过，我与奚先生始终情同父子。从相识到永别，前后34年，我们每周必通两封书信。抬头，从不写上款，落笔千言，直奔主题。先生是书法大家，每信都用小楷毛笔，洋洋洒洒，笔墨酣畅。能在纸上谈文论艺，也算‘鸿雁传情’吧。”据说，奚啸伯临终还牵挂着这位心爱的弟子，桌上，摊着一封没写完的书信。
欧阳中石一谈奚派就来了精气神，他告诉我：“有奚先生这层特殊关系，石家庄人都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儿，只要河北有请，我定当尽力。说真的，我热爱奚派，我和老师奚啸伯的个头儿、扮相、嗓音，甚至是艺术思路，无不相似。这也叫声息相通，志趣相投。”奚啸伯的公子奚延宏是“红净”名家，他生前曾亲口向我谈及欧阳师兄深厚的文化功底：“我父亲的《范进中举》并非一出传统剧目，而是汪曾祺先生的手笔。为了磨一段台词几句唱，欧阳师兄帮我父亲，一点一点地扣。”
河北省艺校的张荣培，也是奚啸伯的得意门生，他倾十年心血，教出了“奚派再传弟子”张建国。他对我说：“欧阳师兄并不是奚派的顶门大弟子，此前，老师收过一位相当不错的学生，可惜，造物忌才，人早就不在了。”张荣培对欧阳师兄略有一点遗憾，没有正式下海，直接影响到他身上的功夫。
人称欧阳中石与奚啸伯亦师亦友，他本人却极力反对。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1979年，奚啸伯去世两周年，纠缠多年的冤案终于昭雪。欧阳中石泣不成声，提笔写下了24个字：“视徒如子，愧我无才，空负雨露。尊师若父，枉自有心，奈何风霜。”曾几何时，鱼雁传书，长夜笔谈。如今，日子好过了，无需再提心吊胆地生活，那个纸上传情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谈得兴起，欧阳中石便从里屋取出两盘盒带相赠——新录制的《中石唱念自娱》，其中26段唱腔、道白，都是奚啸伯“补壁”。他说：“只要老师有音像传世，我绝不再唱，唯恐辱没了先生。”可精筛细选，仍有疏漏。奚啸伯留下资料的一段，还是被他收进了盒带里。欧阳中石诚惶诚恐，表示“百年之后，我要向恩师谢罪”。
他曾动情地告诉我：“奚啸伯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他老不称职的弟子。旧社会，戏曲名角的门户之见非常严重，对心爱的门徒往往也留一手，也就是说，传授技艺的时候，打几个折扣，圈里人都知道‘问十不答一’。什么意思呢？唯恐年轻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奚先生完全不是这样，他恨不得把‘噗噗’乱跳的心掏给学生，你问一句，他回答几十句、上百句，甚至能掰开揉碎讲解一出大戏。最令人崇敬的是，奚先生没有前辈师长的架子，他心甘情愿地跑到学生身边，细声细气地商量，这句唱怎么甩腔、那句词如何赶辙——这才是大师风范啊。”
在外人眼里，欧阳中石的“弟子之礼”或许过于谦恭，他却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固执地说：“年轻人可以不理解，但尊师重教，是我做人的原则。”忽然想到陈寅恪。1927年，绝望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中国文化界惊骇不已。陈寅恪在王国维灵前郑重其事地行三拜九叩大礼，这种超常的举动，看似泥古不化，其实，拜叩之间充盈着缅怀古风、追慕前贤的象征意义。
欧阳中石的一颦一笑也具有“象征意义”，他执拗地维护着“师道尊严”，并愿把这种风尚传承下去。我所熟悉的书法家，凡自欧阳中石门下，无论长幼，只要提到老师的名讳，言必称先生，那种恭敬的态度，绝无丝毫做作、半点伪装。
脑筋不老
欧阳中石搬家了，一下迁入了首都师大的新高层。套内隔了一扇防盗门，里间供家人饮食起居；外间是书房兼客厅。一壶新茶，两壁古书，年逾七旬的欧阳先生，微笑着迎送络绎不绝的客人。他不得不接待慕名求告、四方学者、新朋故友、新闻传媒……他刚送走几位访客，便向我一摊手，道：“你都瞧见了，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哪有空闲阅读思考呢？”
你没工夫思考，外界却有成群结队的问题请教。忽然，打进一个电话：某摩托艇比赛，敬请先生题字，以壮声威。欧阳中石先是一愣，随后婉言谢绝。想想也是，向人求字总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摩托艇比赛关老先生什么事儿？他摆摆手，就像当年冷不丁地接了化学课一样，无可奈何。
其实，欧阳中石也有软肋，比如，崇敬师长，怀念故乡，亲近媒体等等，只要拿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由头，搬请他出山并非难事。我身边的例子明摆着：奚啸伯先生诞辰纪念活动、奚派名家演唱活动、名伶专著以及弟子书法作品集等出版活动，只要求到门上，往往是毫不犹豫，提笔便写。
2000年，河北的《家庭百科报》创刊，他们想求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题写报头，便请我联系启功和刘炳森两位先生。我感觉不妥：启功先生年老体衰，眼力不济，只凭我这点泛泛之交，恐怕不行；刘炳森先生润格太高，况且他的隶书，洋溢着匠气味道，并不适合题写报头。我立刻推荐欧阳中石，这个人选，多方满意。一个电话打进先生书房，他居然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我喜出望外，敬请先生“开个价儿”，他却连声拒绝，又解释说：“我不是卖字的，用不着收钱。如果你们能相中我的字，我就写。”
当今书家，不外乎三种人：一种，给钱就干；另一种，不给钱也干；还有一种，给钱都不干。当钱变成某种艺术的前提，这个领域便沦为市井行当，和引车卖浆者没有任何区别。欧阳中石还为我列举了京城几位“著名书法家”，他说：“这些人以卖字鬻文为生，门首高悬‘润格通告’。求他们的墨宝并不难，只要钞票够过就行。”
放下电话，隔了两天，我便驱车直奔北京，短短一上午，就把《家庭百科报》的题字请回了石家庄。一年之后，《河北日报》文化周刊改版，欧阳中石又慷慨地题写了“艺海观潮”四个大字。只要喜欢，挥笔即来。师出无名，绝不迁就。这种爽快的性格、洒脱的脾气，和启功先生如出一辙，颇有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
在外人眼里，欧阳中石已经功成名就，他既是当年学术与艺术界的文化名流，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这话本也不错。领军人物，往往会成为某个领域里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志，比如陈省身之于南开、之于数学，季羡林之于北大、之于文学。北师大悬挂两块校牌，一块是毛主席亲题，另一块出自启功手笔，这种局面只是因为书法精美绝伦吗？其实，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没有启功参与的北师大正如没有欧阳中石的首都师大，缺少一段风致、一重光彩。
尽管坊间屡有病诟，批评欧阳中石的书法“甜媚、俗艳、僵化、呆板”，他本人也不愿公开谈论书法，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书法家”；但是，没有他开创的书法文化教育学科，没有这一学科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教学点，首都师大就没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
1981年，北京的春天来得格外早，碧空如洗，雪化冰消。金灿灿的迎春花，一丛丛地迎风绽放。这一年，欧阳中石结束了2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奉命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学校把“语文教改”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显然，欧阳中石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四年之后，他主持的成人书法大专班如期开课，这在全国，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室里人头攒动，欧阳中石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毛笔一管，上下五千年。为他站脚助威的还有季羡林、金开诚、饶宗颐等名流硕儒。无疑，这是欧阳中石振臂云集的文脉和人气。在这群文化前辈手上，一个崭新的高教学科体系正一砖一瓦地筑成。
欧阳中石太熟悉这个领域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从小我就知道，写字是知识分子必须过的一道关，所有读书人都得从此入门。现在看来，书法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处理得好，传统文化就能顺利发展，否则，就很难办。眼下的印刷术和电脑，都代替不了书写。我一直琢磨：电脑出来了，浩如烟海的古籍能够轻而易举地收录到光盘里，查阅起来方便多了，恐怕，谁也不愿趴在桌子上钻故纸堆；但写出来和印出来的文字完全不是一回事。书法可以焕发‘文’与‘道’的光彩。手写的文字，可以展示肃穆、庄严，也可以展示灵动、飘逸。这种神采只能用手焕发出来。书法，可以超越纸笔的局限，变成一宗活的东西来感染人。这种能力，其他技术手段无法取代。我觉得，书法教育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事业，只有那种有敢于坐冷板凳思想的人才能做……”
听出来了吧，虔诚的“殉道者”才有这种口吻。仅凭这一点，欧阳中石就堪称“真正的学者”。他情愿把学生当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从不在公众面前故弄玄虚、沽名钓誉。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有位副主席是欧阳中石的弟子，他说：“中石先生有个怪癖，从不出任各种书法赛事的评委，从不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为什么呢？他有一套理论：‘一幅精品，至少要几张平庸之作集体陪绑，这种卖一个、搭一群的做法，太不合算。终生自鉴吧，以免浪费别人时间，又让自己出丑。’妙吧？妙啊！”
一根拐棍儿
中年时代，欧阳中石就遭遇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为了挽救别人，他顾不上个人死活，结果，腿部受到重创，落下了明显的伤残。1976年，他又患严重的脑血栓，右侧面部神经瘫痪，虽说戴着老花镜像正常人似的，其实，仅有一只眼睛保留了视力。欧阳中石在外人看来，稳重潇洒，谈笑自若；细看就会发现，他总是侧着头、歪过半边脸与人交流。手边就是一部无绳电话，接听很方便，一摁就行；往外拨打则须求助于人，他实在看不清楚。外出时，胳膊上悬挂一根拐杖，虽说还没到步履维艰的份儿上，大概身边有根棍儿，心里更踏实些。听力也大不如前了，和人谈话总要把一只手拢到耳朵上。
奚啸伯诞辰一百周年，河北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欧阳中石在内的奚派传人云集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大众剧院，是奚啸伯生前经常演出的地方，主办方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奚派京剧艺术演唱会，那些老戏迷把整个剧院挤得水泄不通。压轴大戏自然是欧阳中石，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个银发白面、竹杖青衫的小老头儿走上前台。他说：“一站在这座舞台，就想起了我的老师——奚啸伯先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缅怀他，把奚派艺术发扬光大……”那晚，他演唱的是奚派名段《洪羊洞》，一旁操琴的也是奚派弟子，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当时，我坐在前排记者席上，耳边一片惊叹之声。有位观众愣装“圈里人”，对朋友吹嘘道：“中石先生，奚派正宗！天天唱，天天练，七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倍儿棒……”
人，活到一定辈分、一定年龄，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青年一代手里的牌位、街头巷尾虚幻的传说。尤其不了解历史的人，更愿意把别人的成就想象为一蹴而就、马到成功。尽管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头上会掉馅饼，偏偏以为别人盘中的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掌声鲜花簇拥下的欧阳中石已经演化为一段诗意的传说：少年时代，有高僧引渡；青年时代，有大师传钵；中年时代，有名家提携；老来，自然要红遍全中国。成就一位名家，哪有如此简单？谁也不会想到他的贫穷落魄，他的摸爬滚打，以及他孤独无助时的无奈。祢衡先生在京戏里空放大言：“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前提：你必须是“龙”，起码要具备龙的精神和潜质。
三年前，我专程到欧阳中石寓所呈送自己出版的新书。这次，他心情开朗，面色白润，还穿着一条浅色西裤。新居宽绰多了，原来朝西门坐，现在，迎门的书桌便可待茶。我见他坐在对面，拢起耳音高一声、低一声地说话，就猜到他的听力明显退化了，忙问：“您这种五官科的疾病，应该全面检查检查，就没有什么特效疗法吗？”他一笑，轻轻拍着桌角答道：“有！这种疗法既简单，又干脆。你想，浑身上下所有零件都老化了，拉到火葬场，回炉一烧，不就全解决了吗……”说完，他仰面大笑，双肩一抖一抖的，开心极了。
2006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专访欧阳中石。那位著名的男主持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据说，欧阳夫人总是深居简出，即便宾客盈门，也不愿抛头露面。只有熟悉的朋友来访，她才礼节性地出来打个照面，随后，返回内室，请先生与客人详谈。《艺术人生》节目组拜访，也是这种礼遇。夫人更愿意把欧阳中石推上风光无限的前台；她，更喜欢清净。
据此，主持人情绪深沉地说：无论怎么劝说，“阿姨”还是没到节目录制的现场。欧阳先生，对着电视镜头，您有什么话想对阿姨说吗？
大概，主持人以为，这种百试不爽的“煽情”手法，能勾引出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或者让当事人“泪洒胸怀”地“自白”一番。也难怪，中央电视台是媒体老大，有世界性影响，在这个“台口”“show”一回，天下闻名。有多少应邀的艺术家带上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为年轻时代遭受的一点委屈而哭天抹泪、唉声叹气。好端端把自己变成了不化妆的演员，何苦呢？
显然，欧阳中石不屑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主持人并不识趣，反而步步紧逼，仍旧追着问：“难道，您就不想跟阿姨说点什么吗？”
“想！”欧阳中石点点头，略一沉吟，又说：“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
“说什么呢？”
老头儿话锋一转，破解了攻势，他笑道：“我们说什么，您就甭管了。”
此话一出，现场哄堂大笑。主持人不得不尴尬地咧咧嘴，就此打住。看到这里，我拍案叫绝：不愧是大学者，不愧是大艺术家——实在是高！欧阳中石绝不可能往“煽情”的套子里钻，也不可能任人导来导去。他是京剧舞台上万人瞩目的明星，却不肯做“现场秀”里的活道具——不入流俗、不恋虚名，这就是品位。
与他飘逸灵动的书法不同，生活中的欧阳中石乐于“藏锋”，他不愿意批评任何人，甚至拒绝臧否年轻人。他总是以赞许、鼓励款待别人，连一点皮里阳秋的态度都不肯暴露。
由此，想到老作家李国文。他二十几岁，正是崭露头角的时候，不料，有位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作家居然写文章批判他的小说，结果，一剑封喉，李国文销声匿迹20年。当时，他就发誓：“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力气。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宝。”
欧阳中石造化不浅，每个阶段都有名师引导、名家提携。我想，他对外界的谨慎和褒奖，不属于圆滑事故，确实出于本能的尊重。批评的声音也有，指责欧阳中石已经沦为只种玫瑰不摘刺的“好好先生”，文化与学术，不能没有前辈慷慨的指教，所谓“果子药”对这个时代的病症百无一利。
在我的印象里，欧阳中石确有“不错”“很好”的口头语。凭门下弟子口述，他又是一位要言妙道、针针见血的严厉长者。天下名师，哪有一位只种玫瑰不摘刺的“好好先生”？其实，金刚怒目是佛，菩萨低眉也是佛。异曲同工，又何必强求呢？
欧阳中石最不喜欢“中庸”“乡愿”这些评价，想必，他始终坚守着处世的风格、做人的底线。或许，长者身上早已弥散的呛人的烟火气，“马老奸，人老滑”，并不代表他们愿做八面玲珑的“琉璃球”。倘若果真如此，中国的文化会彻底绝望。
启功先生亲口讲过，一家出版社策划陈垣文集，请他题字。启功激动地说：“出版社有现成的词儿，告诉我怎么写；但是，对于恩师的文集，我没有资格题签，更不忍心提名点姓地写。我在‘陈垣’两字之后，加上了‘先生’，落款诚惶诚恐地注明：‘受业——启功敬题’。这样写，我心里还舒服一点儿。”
作为辅仁时期的学生，欧阳中石完整地继承了长者的“师道”，我见过他为奚啸伯、张伯驹、季羡林、张岱年等人的题赠，均注明自己的晚辈身份，或书“敬题”，或写“沐手而拜”……谦恭极了。这就是有呼吸、有心跳的尊师重教。为什么有些年轻人格外招人喜爱？为什么成群的名流大家都愿倾囊而赠？绝不只靠祖上阴德与上天的安排，还须个人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用功。欧阳中石的过人之处可能是天分、可能是勤奋，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做人。
“生于鲁，长于齐，壮游京师”。投考辅仁，付梓北大，一介书生闯天涯。
自称“不务正业，无家可归”。从吴玉如学书、师奚啸伯学戏、向齐白石学画。
他书名鼎盛，从不办书展，从不任评委，“教书匠”兼做书法家。
他投身教育，尝言“少无大志，见异思迁”。白发京师，痴心不改，堪称桃李满天下。
倔老头儿
京剧“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客居河北，老死石门。石家庄，是名副其实的“奚派”大本营。作为奚啸伯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欧阳中石对河北总是一往情深。
有人问我：“写字，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不谈也罢。外界称我是书法家，请问‘书法家’是什么职业、什么头衔呢？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教书匠’，既不卖字，也不卖唱。”
河北几位书法家是欧阳中石的学生，临来北京，他们向我介绍：“先生酷爱京剧，崇拜奚啸伯。一提这个，他就高兴了。”等到见到中石先生我撇开书法谈京剧，欧阳中石立刻喜上眉梢。或许，他对石家庄来的记者颇有几分“爱屋及乌”的感情。
提起恩师，欧阳中石感慨万千，他轻轻摇了摇头，对我说：“1948年，奚先生曾有意让我下海，可惜，我很自卑，总觉得自己没那个资格。犹豫了一段日子，我就考进了辅仁，下海的事就搁下了。不过，我与奚先生始终情同父子。从相识到永别，前后34年，我们每周必通两封书信。抬头，从不写上款，落笔千言，直奔主题。先生是书法大家，每信都用小楷毛笔，洋洋洒洒，笔墨酣畅。能在纸上谈文论艺，也算‘鸿雁传情’吧。”据说，奚啸伯临终还牵挂着这位心爱的弟子，桌上，摊着一封没写完的书信。
欧阳中石一谈奚派就来了精气神，他告诉我：“有奚先生这层特殊关系，石家庄人都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儿，只要河北有请，我定当尽力。说真的，我热爱奚派，我和老师奚啸伯的个头儿、扮相、嗓音，甚至是艺术思路，无不相似。这也叫声息相通，志趣相投。”奚啸伯的公子奚延宏是“红净”名家，他生前曾亲口向我谈及欧阳师兄深厚的文化功底：“我父亲的《范进中举》并非一出传统剧目，而是汪曾祺先生的手笔。为了磨一段台词几句唱，欧阳师兄帮我父亲，一点一点地扣。”
河北省艺校的张荣培，也是奚啸伯的得意门生，他倾十年心血，教出了“奚派再传弟子”张建国。他对我说：“欧阳师兄并不是奚派的顶门大弟子，此前，老师收过一位相当不错的学生，可惜，造物忌才，人早就不在了。”张荣培对欧阳师兄略有一点遗憾，没有正式下海，直接影响到他身上的功夫。
人称欧阳中石与奚啸伯亦师亦友，他本人却极力反对。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1979年，奚啸伯去世两周年，纠缠多年的冤案终于昭雪。欧阳中石泣不成声，提笔写下了24个字：“视徒如子，愧我无才，空负雨露。尊师若父，枉自有心，奈何风霜。”曾几何时，鱼雁传书，长夜笔谈。如今，日子好过了，无需再提心吊胆地生活，那个纸上传情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谈得兴起，欧阳中石便从里屋取出两盘盒带相赠——新录制的《中石唱念自娱》，其中26段唱腔、道白，都是奚啸伯“补壁”。他说：“只要老师有音像传世，我绝不再唱，唯恐辱没了先生。”可精筛细选，仍有疏漏。奚啸伯留下资料的一段，还是被他收进了盒带里。欧阳中石诚惶诚恐，表示“百年之后，我要向恩师谢罪”。
他曾动情地告诉我：“奚啸伯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他老不称职的弟子。旧社会，戏曲名角的门户之见非常严重，对心爱的门徒往往也留一手，也就是说，传授技艺的时候，打几个折扣，圈里人都知道‘问十不答一’。什么意思呢？唯恐年轻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奚先生完全不是这样，他恨不得把‘噗噗’乱跳的心掏给学生，你问一句，他回答几十句、上百句，甚至能掰开揉碎讲解一出大戏。最令人崇敬的是，奚先生没有前辈师长的架子，他心甘情愿地跑到学生身边，细声细气地商量，这句唱怎么甩腔、那句词如何赶辙——这才是大师风范啊。”
在外人眼里，欧阳中石的“弟子之礼”或许过于谦恭，他却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固执地说：“年轻人可以不理解，但尊师重教，是我做人的原则。”忽然想到陈寅恪。1927年，绝望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中国文化界惊骇不已。陈寅恪在王国维灵前郑重其事地行三拜九叩大礼，这种超常的举动，看似泥古不化，其实，拜叩之间充盈着缅怀古风、追慕前贤的象征意义。
欧阳中石的一颦一笑也具有“象征意义”，他执拗地维护着“师道尊严”，并愿把这种风尚传承下去。我所熟悉的书法家，凡自欧阳中石门下，无论长幼，只要提到老师的名讳，言必称先生，那种恭敬的态度，绝无丝毫做作、半点伪装。
脑筋不老
欧阳中石搬家了，一下迁入了首都师大的新高层。套内隔了一扇防盗门，里间供家人饮食起居；外间是书房兼客厅。一壶新茶，两壁古书，年逾七旬的欧阳先生，微笑着迎送络绎不绝的客人。他不得不接待慕名求告、四方学者、新朋故友、新闻传媒……他刚送走几位访客，便向我一摊手，道：“你都瞧见了，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哪有空闲阅读思考呢？”
你没工夫思考，外界却有成群结队的问题请教。忽然，打进一个电话：某摩托艇比赛，敬请先生题字，以壮声威。欧阳中石先是一愣，随后婉言谢绝。想想也是，向人求字总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摩托艇比赛关老先生什么事儿？他摆摆手，就像当年冷不丁地接了化学课一样，无可奈何。
其实，欧阳中石也有软肋，比如，崇敬师长，怀念故乡，亲近媒体等等，只要拿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由头，搬请他出山并非难事。我身边的例子明摆着：奚啸伯先生诞辰纪念活动、奚派名家演唱活动、名伶专著以及弟子书法作品集等出版活动，只要求到门上，往往是毫不犹豫，提笔便写。
2000年，河北的《家庭百科报》创刊，他们想求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题写报头，便请我联系启功和刘炳森两位先生。我感觉不妥：启功先生年老体衰，眼力不济，只凭我这点泛泛之交，恐怕不行；刘炳森先生润格太高，况且他的隶书，洋溢着匠气味道，并不适合题写报头。我立刻推荐欧阳中石，这个人选，多方满意。一个电话打进先生书房，他居然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我喜出望外，敬请先生“开个价儿”，他却连声拒绝，又解释说：“我不是卖字的，用不着收钱。如果你们能相中我的字，我就写。”
当今书家，不外乎三种人：一种，给钱就干；另一种，不给钱也干；还有一种，给钱都不干。当钱变成某种艺术的前提，这个领域便沦为市井行当，和引车卖浆者没有任何区别。欧阳中石还为我列举了京城几位“著名书法家”，他说：“这些人以卖字鬻文为生，门首高悬‘润格通告’。求他们的墨宝并不难，只要钞票够过就行。”
放下电话，隔了两天，我便驱车直奔北京，短短一上午，就把《家庭百科报》的题字请回了石家庄。一年之后，《河北日报》文化周刊改版，欧阳中石又慷慨地题写了“艺海观潮”四个大字。只要喜欢，挥笔即来。师出无名，绝不迁就。这种爽快的性格、洒脱的脾气，和启功先生如出一辙，颇有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
在外人眼里，欧阳中石已经功成名就，他既是当年学术与艺术界的文化名流，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这话本也不错。领军人物，往往会成为某个领域里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志，比如陈省身之于南开、之于数学，季羡林之于北大、之于文学。北师大悬挂两块校牌，一块是毛主席亲题，另一块出自启功手笔，这种局面只是因为书法精美绝伦吗？其实，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没有启功参与的北师大正如没有欧阳中石的首都师大，缺少一段风致、一重光彩。
尽管坊间屡有病诟，批评欧阳中石的书法“甜媚、俗艳、僵化、呆板”，他本人也不愿公开谈论书法，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书法家”；但是，没有他开创的书法文化教育学科，没有这一学科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教学点，首都师大就没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
1981年，北京的春天来得格外早，碧空如洗，雪化冰消。金灿灿的迎春花，一丛丛地迎风绽放。这一年，欧阳中石结束了2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奉命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学校把“语文教改”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显然，欧阳中石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四年之后，他主持的成人书法大专班如期开课，这在全国，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室里人头攒动，欧阳中石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毛笔一管，上下五千年。为他站脚助威的还有季羡林、金开诚、饶宗颐等名流硕儒。无疑，这是欧阳中石振臂云集的文脉和人气。在这群文化前辈手上，一个崭新的高教学科体系正一砖一瓦地筑成。
欧阳中石太熟悉这个领域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从小我就知道，写字是知识分子必须过的一道关，所有读书人都得从此入门。现在看来，书法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处理得好，传统文化就能顺利发展，否则，就很难办。眼下的印刷术和电脑，都代替不了书写。我一直琢磨：电脑出来了，浩如烟海的古籍能够轻而易举地收录到光盘里，查阅起来方便多了，恐怕，谁也不愿趴在桌子上钻故纸堆；但写出来和印出来的文字完全不是一回事。书法可以焕发‘文’与‘道’的光彩。手写的文字，可以展示肃穆、庄严，也可以展示灵动、飘逸。这种神采只能用手焕发出来。书法，可以超越纸笔的局限，变成一宗活的东西来感染人。这种能力，其他技术手段无法取代。我觉得，书法教育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事业，只有那种有敢于坐冷板凳思想的人才能做……”
听出来了吧，虔诚的“殉道者”才有这种口吻。仅凭这一点，欧阳中石就堪称“真正的学者”。他情愿把学生当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从不在公众面前故弄玄虚、沽名钓誉。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有位副主席是欧阳中石的弟子，他说：“中石先生有个怪癖，从不出任各种书法赛事的评委，从不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为什么呢？他有一套理论：‘一幅精品，至少要几张平庸之作集体陪绑，这种卖一个、搭一群的做法，太不合算。终生自鉴吧，以免浪费别人时间，又让自己出丑。’妙吧？妙啊！”
一根拐棍儿
中年时代，欧阳中石就遭遇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为了挽救别人，他顾不上个人死活，结果，腿部受到重创，落下了明显的伤残。1976年，他又患严重的脑血栓，右侧面部神经瘫痪，虽说戴着老花镜像正常人似的，其实，仅有一只眼睛保留了视力。欧阳中石在外人看来，稳重潇洒，谈笑自若；细看就会发现，他总是侧着头、歪过半边脸与人交流。手边就是一部无绳电话，接听很方便，一摁就行；往外拨打则须求助于人，他实在看不清楚。外出时，胳膊上悬挂一根拐杖，虽说还没到步履维艰的份儿上，大概身边有根棍儿，心里更踏实些。听力也大不如前了，和人谈话总要把一只手拢到耳朵上。
奚啸伯诞辰一百周年，河北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欧阳中石在内的奚派传人云集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大众剧院，是奚啸伯生前经常演出的地方，主办方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奚派京剧艺术演唱会，那些老戏迷把整个剧院挤得水泄不通。压轴大戏自然是欧阳中石，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个银发白面、竹杖青衫的小老头儿走上前台。他说：“一站在这座舞台，就想起了我的老师——奚啸伯先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缅怀他，把奚派艺术发扬光大……”那晚，他演唱的是奚派名段《洪羊洞》，一旁操琴的也是奚派弟子，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当时，我坐在前排记者席上，耳边一片惊叹之声。有位观众愣装“圈里人”，对朋友吹嘘道：“中石先生，奚派正宗！天天唱，天天练，七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倍儿棒……”
人，活到一定辈分、一定年龄，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青年一代手里的牌位、街头巷尾虚幻的传说。尤其不了解历史的人，更愿意把别人的成就想象为一蹴而就、马到成功。尽管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头上会掉馅饼，偏偏以为别人盘中的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掌声鲜花簇拥下的欧阳中石已经演化为一段诗意的传说：少年时代，有高僧引渡；青年时代，有大师传钵；中年时代，有名家提携；老来，自然要红遍全中国。成就一位名家，哪有如此简单？谁也不会想到他的贫穷落魄，他的摸爬滚打，以及他孤独无助时的无奈。祢衡先生在京戏里空放大言：“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前提：你必须是“龙”，起码要具备龙的精神和潜质。
三年前，我专程到欧阳中石寓所呈送自己出版的新书。这次，他心情开朗，面色白润，还穿着一条浅色西裤。新居宽绰多了，原来朝西门坐，现在，迎门的书桌便可待茶。我见他坐在对面，拢起耳音高一声、低一声地说话，就猜到他的听力明显退化了，忙问：“您这种五官科的疾病，应该全面检查检查，就没有什么特效疗法吗？”他一笑，轻轻拍着桌角答道：“有！这种疗法既简单，又干脆。你想，浑身上下所有零件都老化了，拉到火葬场，回炉一烧，不就全解决了吗……”说完，他仰面大笑，双肩一抖一抖的，开心极了。
2006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专访欧阳中石。那位著名的男主持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据说，欧阳夫人总是深居简出，即便宾客盈门，也不愿抛头露面。只有熟悉的朋友来访，她才礼节性地出来打个照面，随后，返回内室，请先生与客人详谈。《艺术人生》节目组拜访，也是这种礼遇。夫人更愿意把欧阳中石推上风光无限的前台；她，更喜欢清净。
据此，主持人情绪深沉地说：无论怎么劝说，“阿姨”还是没到节目录制的现场。欧阳先生，对着电视镜头，您有什么话想对阿姨说吗？
大概，主持人以为，这种百试不爽的“煽情”手法，能勾引出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或者让当事人“泪洒胸怀”地“自白”一番。也难怪，中央电视台是媒体老大，有世界性影响，在这个“台口”“show”一回，天下闻名。有多少应邀的艺术家带上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为年轻时代遭受的一点委屈而哭天抹泪、唉声叹气。好端端把自己变成了不化妆的演员，何苦呢？
显然，欧阳中石不屑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主持人并不识趣，反而步步紧逼，仍旧追着问：“难道，您就不想跟阿姨说点什么吗？”
“想！”欧阳中石点点头，略一沉吟，又说：“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
“说什么呢？”
老头儿话锋一转，破解了攻势，他笑道：“我们说什么，您就甭管了。”
此话一出，现场哄堂大笑。主持人不得不尴尬地咧咧嘴，就此打住。看到这里，我拍案叫绝：不愧是大学者，不愧是大艺术家——实在是高！欧阳中石绝不可能往“煽情”的套子里钻，也不可能任人导来导去。他是京剧舞台上万人瞩目的明星，却不肯做“现场秀”里的活道具——不入流俗、不恋虚名，这就是品位。
与他飘逸灵动的书法不同，生活中的欧阳中石乐于“藏锋”，他不愿意批评任何人，甚至拒绝臧否年轻人。他总是以赞许、鼓励款待别人，连一点皮里阳秋的态度都不肯暴露。
由此，想到老作家李国文。他二十几岁，正是崭露头角的时候，不料，有位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作家居然写文章批判他的小说，结果，一剑封喉，李国文销声匿迹20年。当时，他就发誓：“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力气。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宝。”
欧阳中石造化不浅，每个阶段都有名师引导、名家提携。我想，他对外界的谨慎和褒奖，不属于圆滑事故，确实出于本能的尊重。批评的声音也有，指责欧阳中石已经沦为只种玫瑰不摘刺的“好好先生”，文化与学术，不能没有前辈慷慨的指教，所谓“果子药”对这个时代的病症百无一利。
在我的印象里，欧阳中石确有“不错”“很好”的口头语。凭门下弟子口述，他又是一位要言妙道、针针见血的严厉长者。天下名师，哪有一位只种玫瑰不摘刺的“好好先生”？其实，金刚怒目是佛，菩萨低眉也是佛。异曲同工，又何必强求呢？
欧阳中石最不喜欢“中庸”“乡愿”这些评价，想必，他始终坚守着处世的风格、做人的底线。或许，长者身上早已弥散的呛人的烟火气，“马老奸，人老滑”，并不代表他们愿做八面玲珑的“琉璃球”。倘若果真如此，中国的文化会彻底绝望。
启功先生亲口讲过，一家出版社策划陈垣文集，请他题字。启功激动地说：“出版社有现成的词儿，告诉我怎么写；但是，对于恩师的文集，我没有资格题签，更不忍心提名点姓地写。我在‘陈垣’两字之后，加上了‘先生’，落款诚惶诚恐地注明：‘受业——启功敬题’。这样写，我心里还舒服一点儿。”
作为辅仁时期的学生，欧阳中石完整地继承了长者的“师道”，我见过他为奚啸伯、张伯驹、季羡林、张岱年等人的题赠，均注明自己的晚辈身份，或书“敬题”，或写“沐手而拜”……谦恭极了。这就是有呼吸、有心跳的尊师重教。为什么有些年轻人格外招人喜爱？为什么成群的名流大家都愿倾囊而赠？绝不只靠祖上阴德与上天的安排，还须个人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用功。欧阳中石的过人之处可能是天分、可能是勤奋，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