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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我们没有开灯，不远处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幽蓝色的光。之前他在他的电脑上给我们看他做的一个演讲PPT，关于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和他们对创业公司的作用。此刻，朱敏正大声引用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已经记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也不能准确地逐字逐句引用，而是用一种口语化的方式复述了整篇小说。
陌生的华人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使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卫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的。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时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
传奇的过往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再到学校里面拿二十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我跟你讲，当时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生命的进化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叫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间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惟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张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
陌生的华人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使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卫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的。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时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
传奇的过往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再到学校里面拿二十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我跟你讲，当时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生命的进化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叫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间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惟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张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