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我们没有开灯,不远处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幽蓝色的光。之前他在他的电脑上给我们看他做的一个演讲PPT,关于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和他们对创业公司的作用。此刻,朱敏正大声引用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已经记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也不能准确地逐字逐句引用,而是用一种口语化的方式复述了整篇小说。
陌生的华人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使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卫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的。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时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
传奇的过往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再到学校里面拿二十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我跟你讲,当时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生命的进化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叫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间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惟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张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
陌生的华人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使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卫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的。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时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
传奇的过往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再到学校里面拿二十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我跟你讲,当时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生命的进化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叫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间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惟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张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