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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桂林市中心的榕杉湖边两幢房子的遭遇，诉说着桂系两巨头在历史书写中截然不同的命运。
杉湖南畔的李宗仁官邸，坐西朝东，以威严、气派的主楼为中心，四周配建副官楼、警卫室、附楼、花园、停车坪等，占地4000多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辟为纪念馆。
榕湖北侧的白崇禧故居，则被一家宾馆的楼群包围，故居仅剩一栋单体楼，墙壁上的“民国黄”刷上去没多长时间，从外墙看过去根本不像是一座有近七十年历史的老宅。这栋房子如今被桂林市接待办挪用，除了门口的几棵大树，证明它确系白崇禧曾经居住过的西湖庄故居，屋内主人曾留下来的痕迹，全部被历年更替的新主人们清扫出门。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以“李、白”并称，两人合作亲密无间，是蒋介石试图瓦解而不得的“黄金搭档”。他们所构建的桂系，堪称国民党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势力，如今两人旧居，隔湖相望，却是光彩有别，令人唏嘘。
即便白崇禧五子白先勇出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书末也得加了一条“出版说明”，强调“白崇禧是一位功过是非交织的复杂人物，今天的读者当以历史的眼光对待”。白先勇在新书的宣传活动中，也尽量用叙述的语言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他不去评说，只是偶尔谈及对历史的态度时才说：历史就是还原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
他亦认为父亲白崇禧身后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有人问白崇禧故居何时能够填充旧物，开辟成为纪念馆对外开放时，他会告诉对方：“这也是我的想法，但事情比想象中要复杂和敏感！”
李与白
桂林是“李、白”的发迹之地，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李是两江镇浪头村人，而白是会仙乡山尾村人，两人故乡除了山川秀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延续着百年前的贫困。如今的两个村庄，村民还是以种地为生，村道上仍能遇到耕作而归的牛群，闻到刺鼻的牛粪味。
李、白二人生逢乱世，投身行伍，其早年最辉煌的战绩，是联手黄绍竑，打败了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结束广西战乱频仍、各方割据的混乱局面，从而实现了广西统一。是年，李宗仁三十四岁，白崇禧三十二岁，黄绍竑才三十岁。
此后，“李、白”积极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率军北上，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成为华南首个打进北京的部队。
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李宗仁官至国民政府代总统，白崇禧则是国民政府的首任国防部长。唐德刚喻称“李、白”是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曾三次将蒋介石拉下台，其军事实力和军中的号召力，让蒋既想倚靠，又有畏惧之心。但二人在1949年后的不同选择，让这对搭档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迥然相异的际遇。
李宗仁以治病为由放弃已成“烂摊子”的“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去美国做了寓公，但无法忍耐孤寂的生活和思乡之情，由下属程思远策动，在1965年从美国回到大陆，受到中共极高礼遇，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场面可谓空前。
李宗仁称赞“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袖下……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连续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的他，在北京发表声明，决心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1966年，在妻子郭德洁病逝四个多月后，著名影星胡蝶之女、时年27岁的胡友松奉周恩来的指示，与当时已76岁的李宗仁完婚。婚后三年，李宗仁就因肺气肿在北京逝世，李宗仁逝世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91年8月，李宗仁官邸辟为李宗仁先生文物史料陈列馆，并对外开放。
与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所享受到的“礼遇”不同，白崇禧兵败海南后，1949年12月，自海南退居台湾，常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晚年生活抑郁，于1966年12月2日晨，病逝于台北家中。白崇禧在大陆的野史叙述中，是一个丧权、贪色的孤寂老人，乃至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其作战能力也遭到质疑，“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等主要的军事思想也被研究者推断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经历史学家杨天石考证，此为不实之说），其死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即便近年来持续升温的民国热，也并未波及白崇禧这个敏感而神秘的角落，他依然处在封存遮蔽的状态。
白崇禧故居及其位于山尾村的祖屋，都是采取“先保存、不声张”的原则，屋内陈设全部清空，只有空荡荡的房子告诉参观者，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人物，但其功勋，似乎还没有到谈论它的时候。
在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看来，“白崇禧身上无形中好像有个紧箍咒，大家都不敢碰”，白崇禧的北伐、抗战功绩，多年来一直淹没在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中。让韦芳焦虑的是，“若干年后，八桂子民是否会有这样的诘问：谁把他们的历史弄丢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
白与蒋
白崇禧的复杂性，并不只是在于他1949年作出的抉择上，还因为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既是民族英雄，又是反蒋斗士，并且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先锋，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这一代军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白崇禧为什么在1949年兵败后选择去台湾，而不是流亡海外？在当时，他可以选择去香港，也可以去美国，甚至还可以去中东国家，但他最后还是去了台湾，“这和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关”，白先勇在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写道：“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他自己一生命运与民国息息相关，他选择台湾作为他的归宿，最后在台湾归真，是死得其所”，“父亲的选择是对民国的尽忠，给历史一个交代”。
在白先勇的叙述中，白崇禧的一生，是为民国的一生，他即便知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反蒋言论，将会让处于蒋李矛盾中的他左右为难，甚至为李拖累，但他还是毅然选择去了台湾，“宁愿和民国共存亡”。
在台湾的岁月中，白崇禧先是在1952年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代会上落选中央评议委员，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时，蒋介石听取了二人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便无下文。
白崇禧与蒋介石四十年的恩怨，分合之间，分为四个阶段：最先在1926年北伐时，广州誓师，蒋介石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代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但1928年北伐刚结束，蒋担心桂系势力因此坐大，发起了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由此对峙七年，蒋、白分离；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蒋介石又坐专机到广西将白崇禧接到南京，任命他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抗战，直到最后抗战胜利；抗争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第一届国防部长，但国共内战后期因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白之间又出现嫌隙，1948年“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及其后遗症，令蒋白关系频临决裂。
“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白先勇认为，父亲白崇禧扮演的是襄赞元戎的角色，绝对无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心。
但在台湾，蒋依然对白崇禧颇为防范，先是逼他辞去回民协会秘书长的职务，1958年，又突然将白崇禧的猎友赖阿通逮捕入狱，台面上的罪名是“走私军火”，而真实的原因是他与白崇禧来往密切，白崇禧常去购买猎枪子弹。
在《白崇禧传》中，作者程思远将白崇禧选择1949年去台湾称作“孤单寂寞的生涯开始了”，程思远写道：“1950年起，白崇禧只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虚衔，该会主委是何应钦。在过去一段时间，何、白两人拍档，合作无间，现在则处境各异，待遇极不一样，例如何应钦可以出席‘道德重整会’会议到美国去看看，而白崇禧则迄无此种幸运，自他入台以来，从未离台寸步，迹其政治生涯，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
在大陆，由于白崇禧曾经操刀“四·一二上海清党事件”和发动“皖南事变”，这个国民党将领被大陆的主流话语称为“新桂系从此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并且是“始终支持和庇护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和行动”的反动力量，是一名“反共的急先锋”。
在今年5月22日桂林举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民间历史研究者樊建川说，白崇禧的政治立场会让他在中国当下的处境暧昧不清，在成都，就曾有一位官员将安仁中学改为“文彩中学”，纪念大地主刘文彩，为此丢了官帽。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该怎样评价白崇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战乱中
在政治上，白崇禧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在桂林当地，他被视作一个有功于桂林的人，桂林的道路、学校乃至城市地位，都得益于白崇禧在1930年代推行的广西建设，而在当时，广西成为光芒四射的“模范省”，这样的荣耀，哪怕在今日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桂林都无法想象得到。
在榕湖边的白崇禧故居，白先勇在接受我们采访、拍摄其间，不少路人认出了他，纷纷与他拍照留影，他们每个人都能和白先勇聊聊白崇禧，尽管这个“反共先锋”长期在官方的话语中遁形，但各种掌故流传至今。
在桂林街头，一些老人谈起白崇禧，还依稀记得白崇禧在1944年为母亲大办九十寿宴的热闹场景，白家摆席三天，白崇禧的同僚、部属、亲友都来拜寿，蒋介石特派总参谋长殷勤到桂林代表祝贺。
这是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庆典之一，也是抗战当中难得的轻松场面。八年抗战中，白崇禧驰骋沙场，指挥过多场著名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其中，尤其以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至为关键。《纽约时报》后来在白崇禧的讣闻中称，白崇禧麾下部队在台儿庄给予日军“近代史上最惨烈之挫败”，断绝了62000名日军的补给线，歼灭42000名日军。在这场抗战期间的寿宴上，一向不尚奢侈的白崇禧，显得极为铺张。在白先勇播放的一段纪实电影中，家人欢声笑语，“父亲平日生活简朴，并不喜欢排场，尤其在治理广西时期，提倡斯巴达精神”，在白先勇记忆中，父亲这样的花费，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出生于贫寒家庭的白崇禧而言，自从进入陆军小学就读，受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熏陶，就一直希望“救国拯民”。当时的陆军小学是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孙中山自1905年在海外组织同盟会后，陆小总办蔡锷、青年教官林虎相率加盟，他们创办的《武学报》，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白崇禧进入陆小后受其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倾向革命，救国图存。
二十一岁时，白崇禧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除了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他还一直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并搜集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和历史发展的资料，他的着眼点并不只是打仗，更主要的是“建设”，因为白是一个回族后裔，他希望对开发西北有所贡献。在奔赴新疆之前，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此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壮志满怀，绝不后退。
然而白崇禧远征新疆之举未能实现，由于战乱，白崇禧入新之行第一次受挫。在北伐之后，蒋介石授意裁军之时，白崇禧也曾请缨率领第四集团军到新疆实边，蒋介石担心他坐地为王，请求未受采纳。此后，这位一直有戍边梦的军人，在战乱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始终无法实现他的建设梦。他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搅入各种政治斗争中，直到和这个政治大厦一同下沉。
“白崇禧和当时的军阀势力不同，白崇禧是真的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并且有全国观念，希望能够做到救国拯民，而不是争地盘，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认为，白崇禧生逢战乱，始终追随三民主义，在1930年代的广西建设时期，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更得到了充分体现，白崇禧希望将三民主义落到实处，并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在今天的桂林王城独秀峰下，依然竖立着由白崇禧倡议建造的中山纪念塔和纪念亭（即仰止亭），念塔呈三角形，筑五级台阶，喻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精神和五权宪法。塔的三面分别有题词：“中山不死”为谢顺慈书；“总理遗嘱”为张猛书；“主义常新”为莫乃群书。塔附建有仰止亭，楹联由谭延闿书，亭西有石碑“中山常在”，为廖承志书。
几位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站在纪念碑前拍下了几张单人照，他们笑称《总理遗嘱》至今有效。《总理遗嘱》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记者张守刚、黄修毅对本文也有贡献）
杉湖南畔的李宗仁官邸，坐西朝东，以威严、气派的主楼为中心，四周配建副官楼、警卫室、附楼、花园、停车坪等，占地4000多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辟为纪念馆。
榕湖北侧的白崇禧故居，则被一家宾馆的楼群包围，故居仅剩一栋单体楼，墙壁上的“民国黄”刷上去没多长时间，从外墙看过去根本不像是一座有近七十年历史的老宅。这栋房子如今被桂林市接待办挪用，除了门口的几棵大树，证明它确系白崇禧曾经居住过的西湖庄故居，屋内主人曾留下来的痕迹，全部被历年更替的新主人们清扫出门。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以“李、白”并称，两人合作亲密无间，是蒋介石试图瓦解而不得的“黄金搭档”。他们所构建的桂系，堪称国民党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势力，如今两人旧居，隔湖相望，却是光彩有别，令人唏嘘。
即便白崇禧五子白先勇出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书末也得加了一条“出版说明”，强调“白崇禧是一位功过是非交织的复杂人物，今天的读者当以历史的眼光对待”。白先勇在新书的宣传活动中，也尽量用叙述的语言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他不去评说，只是偶尔谈及对历史的态度时才说：历史就是还原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
他亦认为父亲白崇禧身后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有人问白崇禧故居何时能够填充旧物，开辟成为纪念馆对外开放时，他会告诉对方：“这也是我的想法，但事情比想象中要复杂和敏感！”
李与白
桂林是“李、白”的发迹之地，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李是两江镇浪头村人，而白是会仙乡山尾村人，两人故乡除了山川秀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延续着百年前的贫困。如今的两个村庄，村民还是以种地为生，村道上仍能遇到耕作而归的牛群，闻到刺鼻的牛粪味。
李、白二人生逢乱世，投身行伍，其早年最辉煌的战绩，是联手黄绍竑，打败了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结束广西战乱频仍、各方割据的混乱局面，从而实现了广西统一。是年，李宗仁三十四岁，白崇禧三十二岁，黄绍竑才三十岁。
此后，“李、白”积极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率军北上，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成为华南首个打进北京的部队。
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李宗仁官至国民政府代总统，白崇禧则是国民政府的首任国防部长。唐德刚喻称“李、白”是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曾三次将蒋介石拉下台，其军事实力和军中的号召力，让蒋既想倚靠，又有畏惧之心。但二人在1949年后的不同选择，让这对搭档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迥然相异的际遇。
李宗仁以治病为由放弃已成“烂摊子”的“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去美国做了寓公，但无法忍耐孤寂的生活和思乡之情，由下属程思远策动，在1965年从美国回到大陆，受到中共极高礼遇，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场面可谓空前。
李宗仁称赞“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袖下……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连续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的他，在北京发表声明，决心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1966年，在妻子郭德洁病逝四个多月后，著名影星胡蝶之女、时年27岁的胡友松奉周恩来的指示，与当时已76岁的李宗仁完婚。婚后三年，李宗仁就因肺气肿在北京逝世，李宗仁逝世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91年8月，李宗仁官邸辟为李宗仁先生文物史料陈列馆，并对外开放。
与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所享受到的“礼遇”不同，白崇禧兵败海南后，1949年12月，自海南退居台湾，常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晚年生活抑郁，于1966年12月2日晨，病逝于台北家中。白崇禧在大陆的野史叙述中，是一个丧权、贪色的孤寂老人，乃至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其作战能力也遭到质疑，“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等主要的军事思想也被研究者推断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经历史学家杨天石考证，此为不实之说），其死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即便近年来持续升温的民国热，也并未波及白崇禧这个敏感而神秘的角落，他依然处在封存遮蔽的状态。
白崇禧故居及其位于山尾村的祖屋，都是采取“先保存、不声张”的原则，屋内陈设全部清空，只有空荡荡的房子告诉参观者，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人物，但其功勋，似乎还没有到谈论它的时候。
在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看来，“白崇禧身上无形中好像有个紧箍咒，大家都不敢碰”，白崇禧的北伐、抗战功绩，多年来一直淹没在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中。让韦芳焦虑的是，“若干年后，八桂子民是否会有这样的诘问：谁把他们的历史弄丢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
白与蒋
白崇禧的复杂性，并不只是在于他1949年作出的抉择上，还因为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既是民族英雄，又是反蒋斗士，并且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先锋，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这一代军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白崇禧为什么在1949年兵败后选择去台湾，而不是流亡海外？在当时，他可以选择去香港，也可以去美国，甚至还可以去中东国家，但他最后还是去了台湾，“这和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关”，白先勇在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写道：“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他自己一生命运与民国息息相关，他选择台湾作为他的归宿，最后在台湾归真，是死得其所”，“父亲的选择是对民国的尽忠，给历史一个交代”。
在白先勇的叙述中，白崇禧的一生，是为民国的一生，他即便知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反蒋言论，将会让处于蒋李矛盾中的他左右为难，甚至为李拖累，但他还是毅然选择去了台湾，“宁愿和民国共存亡”。
在台湾的岁月中，白崇禧先是在1952年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代会上落选中央评议委员，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时，蒋介石听取了二人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便无下文。
白崇禧与蒋介石四十年的恩怨，分合之间，分为四个阶段：最先在1926年北伐时，广州誓师，蒋介石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代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但1928年北伐刚结束，蒋担心桂系势力因此坐大，发起了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由此对峙七年，蒋、白分离；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蒋介石又坐专机到广西将白崇禧接到南京，任命他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抗战，直到最后抗战胜利；抗争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第一届国防部长，但国共内战后期因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白之间又出现嫌隙，1948年“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及其后遗症，令蒋白关系频临决裂。
“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白先勇认为，父亲白崇禧扮演的是襄赞元戎的角色，绝对无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心。
但在台湾，蒋依然对白崇禧颇为防范，先是逼他辞去回民协会秘书长的职务，1958年，又突然将白崇禧的猎友赖阿通逮捕入狱，台面上的罪名是“走私军火”，而真实的原因是他与白崇禧来往密切，白崇禧常去购买猎枪子弹。
在《白崇禧传》中，作者程思远将白崇禧选择1949年去台湾称作“孤单寂寞的生涯开始了”，程思远写道：“1950年起，白崇禧只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虚衔，该会主委是何应钦。在过去一段时间，何、白两人拍档，合作无间，现在则处境各异，待遇极不一样，例如何应钦可以出席‘道德重整会’会议到美国去看看，而白崇禧则迄无此种幸运，自他入台以来，从未离台寸步，迹其政治生涯，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
在大陆，由于白崇禧曾经操刀“四·一二上海清党事件”和发动“皖南事变”，这个国民党将领被大陆的主流话语称为“新桂系从此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并且是“始终支持和庇护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和行动”的反动力量，是一名“反共的急先锋”。
在今年5月22日桂林举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民间历史研究者樊建川说，白崇禧的政治立场会让他在中国当下的处境暧昧不清，在成都，就曾有一位官员将安仁中学改为“文彩中学”，纪念大地主刘文彩，为此丢了官帽。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该怎样评价白崇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战乱中
在政治上，白崇禧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在桂林当地，他被视作一个有功于桂林的人，桂林的道路、学校乃至城市地位，都得益于白崇禧在1930年代推行的广西建设，而在当时，广西成为光芒四射的“模范省”，这样的荣耀，哪怕在今日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桂林都无法想象得到。
在榕湖边的白崇禧故居，白先勇在接受我们采访、拍摄其间，不少路人认出了他，纷纷与他拍照留影，他们每个人都能和白先勇聊聊白崇禧，尽管这个“反共先锋”长期在官方的话语中遁形，但各种掌故流传至今。
在桂林街头，一些老人谈起白崇禧，还依稀记得白崇禧在1944年为母亲大办九十寿宴的热闹场景，白家摆席三天，白崇禧的同僚、部属、亲友都来拜寿，蒋介石特派总参谋长殷勤到桂林代表祝贺。
这是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庆典之一，也是抗战当中难得的轻松场面。八年抗战中，白崇禧驰骋沙场，指挥过多场著名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其中，尤其以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至为关键。《纽约时报》后来在白崇禧的讣闻中称，白崇禧麾下部队在台儿庄给予日军“近代史上最惨烈之挫败”，断绝了62000名日军的补给线，歼灭42000名日军。在这场抗战期间的寿宴上，一向不尚奢侈的白崇禧，显得极为铺张。在白先勇播放的一段纪实电影中，家人欢声笑语，“父亲平日生活简朴，并不喜欢排场，尤其在治理广西时期，提倡斯巴达精神”，在白先勇记忆中，父亲这样的花费，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出生于贫寒家庭的白崇禧而言，自从进入陆军小学就读，受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熏陶，就一直希望“救国拯民”。当时的陆军小学是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孙中山自1905年在海外组织同盟会后，陆小总办蔡锷、青年教官林虎相率加盟，他们创办的《武学报》，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白崇禧进入陆小后受其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倾向革命，救国图存。
二十一岁时，白崇禧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除了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他还一直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并搜集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和历史发展的资料，他的着眼点并不只是打仗，更主要的是“建设”，因为白是一个回族后裔，他希望对开发西北有所贡献。在奔赴新疆之前，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此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壮志满怀，绝不后退。
然而白崇禧远征新疆之举未能实现，由于战乱，白崇禧入新之行第一次受挫。在北伐之后，蒋介石授意裁军之时，白崇禧也曾请缨率领第四集团军到新疆实边，蒋介石担心他坐地为王，请求未受采纳。此后，这位一直有戍边梦的军人，在战乱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始终无法实现他的建设梦。他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搅入各种政治斗争中，直到和这个政治大厦一同下沉。
“白崇禧和当时的军阀势力不同，白崇禧是真的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并且有全国观念，希望能够做到救国拯民，而不是争地盘，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认为，白崇禧生逢战乱，始终追随三民主义，在1930年代的广西建设时期，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更得到了充分体现，白崇禧希望将三民主义落到实处，并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在今天的桂林王城独秀峰下，依然竖立着由白崇禧倡议建造的中山纪念塔和纪念亭（即仰止亭），念塔呈三角形，筑五级台阶，喻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精神和五权宪法。塔的三面分别有题词：“中山不死”为谢顺慈书；“总理遗嘱”为张猛书；“主义常新”为莫乃群书。塔附建有仰止亭，楹联由谭延闿书，亭西有石碑“中山常在”，为廖承志书。
几位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站在纪念碑前拍下了几张单人照，他们笑称《总理遗嘱》至今有效。《总理遗嘱》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记者张守刚、黄修毅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