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78是登山界流行过的一种说法，它是指，要想登珠峰，要先依次登完五千米、六千米、七千米、八千米的山。但这两年，宋玉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一座雪山都没登过，就找到商业探险公司，表示想登珠峰。宋玉江是鼎丰探险的老板，一年里有六个月，他要在山上度过。2015年起，他开始带队攀登珠峰。除了珠峰，他的公司还提供玛纳斯鲁峰（8163米）等高海拔山峰的攀登服务。这样的户外探险公司，在中国如今有一二十家。
　　著名企业家王石登上珠峰是2003年，那时王石52岁，成为当时中国年龄最大的登顶者。王石登顶后的十年，也是中国商业登山日益爆发的十年。五六十岁挑战珠峰，再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几年，珠峰南坡甚至出现了78岁、79岁的挑战者。
　　王石曾说，珠峰使他成为人群中的话题人物，在社交场合占尽便宜。商业登山发展，正为越来越多普通人创造体验一把“人群里的王石”的机会。如今登山界出现了一小群人，他们并不爱登山，仅仅冲着珠峰而来。
　　商业崛起
　　在宋玉江的印象里，国内的商业登山真的发展起来，大概是2010年前后的事情。之前，所有7000米以上的山，行业里谁登了，大家都知道，总人数不超过一两百人。后来，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涌进来。
　　宋玉江估算，现在全中国7500米以上的山，一年有200多人攀登。这些攀登者都是商业登山活动培育的。从2003年王石登珠峰到2018年登山家夏伯渝登顶珠峰成功。一次次的登山事件也普及了普通人对户外、登山的概念，不再是说起登山，脑子里就蹦出一个背着大包的外国人。
　　2010年，宋玉江还没有开设正式的登山公司，正在新疆经营户外店，那时已经是他第八年带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海拔7509米）。最早他带的队只有六七个人，到后来每年接待三四十人，到了2010年前后，最多的一次他接待了超过一百人。
　　宋玉江的客户群也发生转变，早先，跟他登山的基本是一些从业者，譬如户外装备店的老板，他们寻求高海拔经历，主要是工作需要。一些人学习到了登山技能后，会自己组织客户登山，来促进户外装备的销售。
　　如今，这部分客户在宋玉江的客户群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普通爱好者与企业家开始加入，目前宋玉江的客户里，有一半都是企业家。他对记者说：“这些企业家来登山基本是两种想法，他们人生很成功，还想寻找另一方面的成功，从别的方面证明自己有实力。另外，他们也想借助登山提升企业文化。”
　　不过宋玉江认为舆论中传言这些企业家是花钱被人抬上山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他观察，这个群体普遍比较自律，身體素质强，登山前大多从事过跑步、马拉松、铁人三项等运动，在山上也守规矩、守纪律。“他会认为你是专家，听你的意见不会有错。”相比而言，宋玉江认为，一些其他的登山爱好者，认为自己有本事，到了山上不听指挥，反而更难约束。
　　宋玉江开始接触登山是在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乌鲁木齐登山协会的人_起攀登新疆的博格达峰。当时国内很少有民间组织的攀登活动，器材也买不到。他们从国家登协收了一批旧器材，登山需要的冰爪、冰锥不够，就找当地的铁匠现打。
　　登上博格达峰后，2003年，宋玉江又登上慕士塔格峰，这之后陆续有人花钱找宋玉江带队，他在新疆成立一家户外店，依托户外店和自己的攀登经验，组织民间商业攀登慕士塔格峰。
　　那时，只要拥有一家法人单位，就可以组织登山，进山也不需要申请任何许可。一部分高海拔登山是旅行社在做，宋玉江记得当时旅行社做慕士塔格峰项目的费用是一万二千元，宋玉江只收八千元。今年慕士塔格峰的平均收费是三万五千元。十五年之间，翻了近五倍。
　　宋玉江的经历是上世纪90年代民间登山的缩影。当时高海拔登山多由一些地方业余的登山协会或是户外装备经营者组织，大多是兴趣爱好，而非商业性质，也出现过很多安全问题。1994年的阿尼玛卿事故和2000年的玉珠峰事件分别死了两人和五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它们的组织者旗云探险和凯图巅峰，都是当时著名的户外装备公司。
　　随着民间登山活动的萌发，国家政策也开始陆续建立起来。1997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国内登山管理办法》。2000年初，国家体委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调整了中国登山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山探险由此逐步探索出社会化、商业化的路子。
　　1999年，著名登山家王勇峰、马欣祥率先尝试开展了两次带有商业性质、参加者完全自费的青海玉珠峰登山活动。同年，西藏登山学校成立。
　　宋玉江告诉记者，目前一家公司想要从事登山探险业务，首先要注册为登山服务公司或体育机构等营业范围包括登山探险活动的公司法人。攀登5000米以上山峰需提前一个月报批，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应当提前三个月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特批，且需要由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登山公司）发起，队员两人以上，并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培训。
　　“对不同难度的山峰，国家体委要求不同。不难的山，要求五人当中必须有一个专业教练。7500米的山峰则要求三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专业教练。尼泊尔那边要求每个人都要请一个夏尔巴人。”宋玉江总结道。
　　灰色空间
　　2001年，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全新的高山探险商业操作模式。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西藏雅拉香波登山探险公司的前身。如今，雅拉香波是唯一有资格组织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公司。所有想要从中国境内珠峰北坡登顶的人都要在前一年跟随这个公司先爬一座8000米的山峰，才能在第二年开始攀登珠峰。
　　在2019年的攀登珠峰活动中，雅拉香波仅开放16个名额。雅拉香波珠峰项目的价格也十分高昂，该项目今年报价为45.9万元/人。
　　今年中国的珠峰登山客中，有五六十人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出发，只有12人从北坡出发。而目前国内除了雅拉香波公司，其他中国商业登山公司开展的登珠峰项目都是从尼泊尔境内珠峰南坡出发的业务。 　　宋玉江告诉记者，尼泊尔为了保护自己的登山业，不允许外国人从事这方面业务，尼泊尔法律也不允许外国人或企业在尼泊尔成立独资或合资的登山公司。这导致中国所有的户外公司都必须与尼泊尔当地的登山公司“合作”。而这种所谓的合作形式在尼泊尔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宋玉江打比方，尼泊尔的登山公司就像是出国游时，旅游目的地的地陪公司。
　　中国的随队向导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前往珠峰，他们和自己的客户一样，必须要掏11000美元的登山许可费。囿于现状，为了降低成本，目前中国的登山团队一般会为团员配备一个领队，一到两位中国向导，并大量雇佣尼泊尔当地向导，即人们所知的“夏尔巴人”。
　　这两年，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开始主动找寻中国市场，他们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用微信联系中国客户。尼泊尔最大的登山公司——七峰公司老板、资深夏尔巴向导明玛就经常接受中国登山媒体的采访。宋玉江估算，目前，中国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登山客户会选择跟尼泊尔的登山公司直接签约，这会为他们省下—万美元的费用。
　　然而尼泊尔登山公司的安全性这几年屡遭质疑。今年喜马拉雅山脉春季第一例死亡事故，陈姓马来西亚籍华人医生就是七峰公司的客户。陈医生被七峰公司宣布失踪的第二天，直升机在山峰一侧看见了他，当时他在雪地里对直升机挥手，直到第三天，他才被直升机营救下山，但最后还是死在医院。
　　宋玉江曾经跟七峰公司合作过，去年春季，他决定转而与另一家公司合作。“主要是观念不同。”他告诉记者，“他们那边认为，登山事故中有死亡是正常的事。”
　　宋玉江的鼎丰探险公司今年攀爬珠峰的团费是四万六千美元，包括从加德满都往返的交通旅费，直升机、后勤服务、夏尔巴向导、山上营地的各种装备，但不包括可能发生的救援或运输费用。“探险公司在上山前会跟登山者签免责协议，如果不是因为过失，而是因为雪崩等自然灾害遇难，探险公司不承担其他责任。”宋玉江说。
　　根据宋玉江的观察，目前珠峰每年的死亡人数中，印度人几乎占了一半。今年他的尼泊尔合作公司亚洲旅行公司就接了印度高山部队的客户，而七峰公司接了一些印度警察客户。这些客户跟普通商业用户相比，往往会自己扎营、行动、雇佣非常少的向导，也因为没有接受很好的登山专业训练，因而出事概率比较大。
　　今年还有一个62岁美国人因为在山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宋玉江告诉记者，尼泊尔政府对登山年龄没有限制，虽然办理登山许可证要求提供体检报告，但是他的尼泊尔合作公司曾经告诉他，体检报告不一定需要医院盖章，只要医生写一张“身体适合登珠峰”的字条，签字就可以。
　　是时候反思过度消费珠峰了
　　“我们也不想总是处于不合法的状态。”宋玉江觉得，目前中国探险公司与尼泊尔登山公司的“合作”，属于打擦边球。为此，他刚刚与尼泊尔的登山公司在中国注册了一个合资公司。虽然业务依然在尼泊尔，宋玉江也不确定这种方式是否能解决公司在尼泊尔当地的合法性问题，但总归是正式一点。他觉得，毕竟在中国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对尼泊尔的合作方能有所制约，将来如果发生事故，在救援各方面，或许能有所保障。
　　一部珠峰商业登山史，就是一部利益和伦理之间不断纠结平衡的历史。法新社今年2月一篇報道指出，由于尼方对登山安全重视不足，老牌登山公司“海拔上瘾者”将其登山业务向位于珠峰北侧的中国转移。据报道这是近年来第3家舍弃尼泊尔的登山团体。是的，一些被严谨的登山公司因身体条件不达标而拒绝的客户，大部分被那些收费更低、条件更宽松的公司接纳了，这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长远来看是不能形成健康的商业生态链条的。
　　今年珠峰拥堵被舆论传播后，尼泊尔政府表示正考虑改革，对登山者身份进行限制。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也理解死亡与探险就是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但珠峰不能再在商业利益下被过度消费了，获取商业利益的底线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伦理法则。（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