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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岁末年初,挂历是每家每户的
“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昧儿更浓郁,也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80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图片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但“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1980年读者邓献致信《北京日报》,“12月4日,我们到书店想买个1981年的挂历,跑了三里屯、东单、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历的画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他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顾客之声”栏目中,有些读者也对美人像挂历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读者归侨、杜敏则在1984年的来信中建议:出版、印刷部门多印些首都风光主题的挂历吧!
到了开卖1991年挂历的时候,人们发现挂历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们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历还配上了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但行内人仍感叹,挂历“出新”越来越难了!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个区和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刹住国内互赠挂历不正之风的紧急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月历、年历、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随后,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名日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为“一言”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利己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90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
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分发给北京盲校及全国其他地区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
1988年刚人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人市。然而,人们给予的热情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是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挂历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张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
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少说赔了五六千块吧。”美术馆书摊的年轻商户沮丧地说,原本这里是京城卖挂历小有名气的地方。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多”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華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系。曾经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墙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
2001年底,北京仅剩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
“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昧儿更浓郁,也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80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图片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但“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1980年读者邓献致信《北京日报》,“12月4日,我们到书店想买个1981年的挂历,跑了三里屯、东单、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历的画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他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顾客之声”栏目中,有些读者也对美人像挂历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读者归侨、杜敏则在1984年的来信中建议:出版、印刷部门多印些首都风光主题的挂历吧!
到了开卖1991年挂历的时候,人们发现挂历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们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历还配上了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但行内人仍感叹,挂历“出新”越来越难了!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个区和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刹住国内互赠挂历不正之风的紧急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月历、年历、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随后,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名日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为“一言”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利己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90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
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分发给北京盲校及全国其他地区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
1988年刚人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人市。然而,人们给予的热情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是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挂历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张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
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少说赔了五六千块吧。”美术馆书摊的年轻商户沮丧地说,原本这里是京城卖挂历小有名气的地方。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多”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華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系。曾经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墙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
2001年底,北京仅剩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