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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岁末年初，挂历是每家每户的
“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昧儿更浓郁，也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80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图片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但“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1980年读者邓献致信《北京日报》，“12月4日，我们到书店想买个1981年的挂历，跑了三里屯、东单、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历的画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他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顾客之声”栏目中，有些读者也对美人像挂历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读者归侨、杜敏则在1984年的来信中建议：出版、印刷部门多印些首都风光主题的挂历吧！
到了开卖1991年挂历的时候，人们发现挂历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们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历还配上了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但行内人仍感叹，挂历“出新”越来越难了！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个区和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刹住国内互赠挂历不正之风的紧急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月历、年历、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随后，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名日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为“一言”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利己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90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
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分发给北京盲校及全国其他地区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
1988年刚人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人市。然而，人们给予的热情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是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挂历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张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
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少说赔了五六千块吧。”美术馆书摊的年轻商户沮丧地说，原本这里是京城卖挂历小有名气的地方。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多”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華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系。曾经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墙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
2001年底，北京仅剩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
“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昧儿更浓郁，也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80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图片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但“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1980年读者邓献致信《北京日报》，“12月4日，我们到书店想买个1981年的挂历，跑了三里屯、东单、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历的画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他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顾客之声”栏目中，有些读者也对美人像挂历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读者归侨、杜敏则在1984年的来信中建议：出版、印刷部门多印些首都风光主题的挂历吧！
到了开卖1991年挂历的时候，人们发现挂历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们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历还配上了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但行内人仍感叹，挂历“出新”越来越难了！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个区和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刹住国内互赠挂历不正之风的紧急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月历、年历、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随后，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名日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为“一言”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利己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90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
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分发给北京盲校及全国其他地区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
1988年刚人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人市。然而，人们给予的热情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是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挂历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张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
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少说赔了五六千块吧。”美术馆书摊的年轻商户沮丧地说，原本这里是京城卖挂历小有名气的地方。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多”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華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系。曾经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墙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
2001年底，北京仅剩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