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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择校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
美国的择校制度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力图用市场方式调节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各种需求。以时间为界,大体可将美国的择校制度分为3个阶段:
1.胚胎期(大约是美国建国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没有出现规模性择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在此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1852年之前,美国没有普及公立学校,教育形式主要是以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为主,还有部分儿童在家接受教育。1852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义务教育逐步普及,法律同时规定实行“就近入学”。这在保障儿童接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接受教育的自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没有择校的出现,但是“就近入学”政策为后来择校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2.初步形成时期(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真正意义的择校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磁石学校”(这种学校主要采用充实教育内容和教育设施等方法来提供各种特殊课程)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学校打破了传统的按学区就近入学的原则,其他学区的学生也可以到校就读。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不同需求,还出现了各种选择性学校,如开放学校、成人业余补习学校以及无围墙学校等。这段时期内出现的择校运动是在政府参与和主导下开展的。为了配合择校运动的开展,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教育券”计划、入学开放制等,由此使择校变成一种政府行为。这一时期择校行为初具规模,开始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并得到发展。美国现有的大部分择校行为都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实施的。
3.蓬勃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1988年布什总统提出了“教育复兴”口号,美国择校运动蓬勃发展,这一制度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1989年,布什政府颁布条令,强调:“每个学生都应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其中就包括父母有为子女选择学校的权利。1990年春天,布什总统在其发布的《美国2000年》教改法案中明确地支持择校入学这一基本思想。1991年,布什总统签发《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其内容之一就是鼓励择校。2002年,小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教育改革法案。在该法案中明确提出:“对于能扩大学生择校机会的州或地方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可以预见择校在美国将更趋向多元化、市场化,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竞争会因争夺政府的经费而愈演愈烈。但可以肯定择校依然是美国公立教育的一个重要政策,也是推进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美国的“教育券”计划。该思想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公立学校长期处于教育垄断地位,因此滋生了懒惰性,这必然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发放教育券可以让政府直接把钱给家长,然后家长可以使用教育券去选择一所他们认同的学校。这就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校,实现“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
二、中国择校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择校现象开始的并不算早,但其发展蔓延速度极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校的发展经历过几次跌宕起伏,择校现象也是在曲折中逐渐显现。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各个方面都被蒙上了政治色彩,教育也不例外。人们能否上学,上什么学不是由个人能够决定的,而首先是要对家庭出身和个人身份进行政治考察。因此,这个阶段人们没有择校的权利,更谈不上择校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后,为更好地贯彻落实该法律,采取了“就近入学”政策,这样学生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然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优秀的生源和师资力量以及大量优惠政策都明显向重点学校倾斜,于是择校作为这一政策的副产品便滋生出来,争夺优秀教育资源的竞争加剧。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择校收费制度,打破了中国实行多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家长的经济能力和地位开始成为影响孩子进入不同学校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学校转制”的风潮,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重点公办初中和小学摇身变成了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择校缴费,并未得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被列为教育乱收费现象,现实中择校费却是有增无减。
择校浪潮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严重破坏了教育秩序,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择校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当前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对择校的态度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支持者认为“择校”促进了校际竞争,可以吸引家长把钱拿出来支持教育,弥补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可以满足家长择校的愿望,因而国家不必强行禁止。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表面上看“择校”好像是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加剧了校际间差距的扩大,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
既然择校已成事实,我们就不能再仅仅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或是避而不谈,而应正视这种现象。目前中国一些地区针对择校行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试图将择校更加规范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政府对“择校收费”加以规范化,规定择校费不得超过1.5万元。这就避免了以往很多学校收取高额择校费用,使得普通家庭的孩子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望而却步的现象。另外,南京市教育部门也力图将择校信息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如在当地主流媒体(《扬子晚报》等)刊登一些择校信息,便于家长了解相关事宜;对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在报名上实行了“电脑摇号派位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使择校变得公平合理。学校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某些重点学校主动开展家长与学校见面交流会,当面解答家长提出的疑问,主动将学校的信息展示给社会、家长。学校信息的透明化,让教育消费者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
另外,目前有很多省份开始借鉴国外“教育券”计划的经验,例如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2001年首先在国内实行了“教育券”计划,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该县教育局的统计,2001年参加“教育券”计划的学生有1800名,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220名,其中包括316名家境贫困的中小学生,教育券总额也从65万元增长到了156万元。目前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监利、山东沾化、云南大理等也在逐步实施。但由于该计划正处于尝试阶段,因此人们对其褒贬不一。有人从当前国家整体教育经费不足的实际出发认为应该停止实行。
三、分析及启示
通过以上简要阐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择校制度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讲,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崇尚民主自由与个性的年轻国家,他们认为教育选择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生而自由”的最根本的哲学信念,将教育选择视为一种最基本的人权。为了满足人们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理论界长期一直在探讨如何打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将教育的经营权与所有权进行分离,避免出现在政府的垄断下为少数人服务的和官僚化的教育。他们还认为应该将教育的主权从政府转化到家长手中,从而能够体现现代社会民主与个性化的特征,彰显国家特色。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讲,由于公立教育的长期垄断,导致了部分学校不思进取、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仅限于对原有政策的缝缝补补,实际状况并未改变多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择校制度才真正确立并实施。我们应注意到在实践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择校行为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择校兴起绝非偶然现象。有学者把当前择校费称为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的市场价,认为造成这一行为的根源在于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度、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校际间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差异日益加大等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存在着一批重点学校,这批学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同时招生方面也有择优录取的权力。原本就不足的教育经费严重倾斜到了这些学校,势必会影响、损害、牺牲薄弱学校的利益,造成学校质量两极分化。而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们也开始放弃就近入学,进行择校。另外从主观上讲,当择校之风盛行时,家长们大都有一种趋之若鹜的心理,跟风而上——总感觉别人的孩子能够去某所重点学校,那么自己的孩子也坚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原因使得择校热和高收费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必然。
从表面上看“择校”是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但是这种自发的,不能称之为制度的无序行为是否应引起重视呢?
就目前形势下,笔者认为我国存在着择校的可能性。一方面,从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放手”了,但教育系统却仍由政府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个性要求得到张扬;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现状要求人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因此,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就更为迫切。
择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它表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与追求,但也暴露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美国择校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择校制度。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真正形成一套较为完美的择校制度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因此我们也应该小步骤、分阶段去逐步实施。第一阶段是试验和适应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发展民办学校,部分学校改制“国有民办”以及对少数优质学校放宽政策进行试验,取得实行择校政策的经验,同时引导公众对这一政策有个心理适应过程。该阶段在一小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几年,更多的地区是在近两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推广和放开阶段。这个阶段成功的标志是择校人数适度,表明学校间的均衡化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第三个阶段,若干年后,当政府有能力在各个学校的投入达到均衡与满足时,保留择校,但取消择校费,使收费性的“国有民办”体制逐渐走向消亡。
(责 编 刘艳红)
美国的择校制度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力图用市场方式调节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各种需求。以时间为界,大体可将美国的择校制度分为3个阶段:
1.胚胎期(大约是美国建国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没有出现规模性择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在此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1852年之前,美国没有普及公立学校,教育形式主要是以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为主,还有部分儿童在家接受教育。1852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义务教育逐步普及,法律同时规定实行“就近入学”。这在保障儿童接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接受教育的自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没有择校的出现,但是“就近入学”政策为后来择校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2.初步形成时期(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真正意义的择校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磁石学校”(这种学校主要采用充实教育内容和教育设施等方法来提供各种特殊课程)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学校打破了传统的按学区就近入学的原则,其他学区的学生也可以到校就读。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不同需求,还出现了各种选择性学校,如开放学校、成人业余补习学校以及无围墙学校等。这段时期内出现的择校运动是在政府参与和主导下开展的。为了配合择校运动的开展,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教育券”计划、入学开放制等,由此使择校变成一种政府行为。这一时期择校行为初具规模,开始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并得到发展。美国现有的大部分择校行为都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实施的。
3.蓬勃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1988年布什总统提出了“教育复兴”口号,美国择校运动蓬勃发展,这一制度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1989年,布什政府颁布条令,强调:“每个学生都应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其中就包括父母有为子女选择学校的权利。1990年春天,布什总统在其发布的《美国2000年》教改法案中明确地支持择校入学这一基本思想。1991年,布什总统签发《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其内容之一就是鼓励择校。2002年,小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教育改革法案。在该法案中明确提出:“对于能扩大学生择校机会的州或地方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可以预见择校在美国将更趋向多元化、市场化,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竞争会因争夺政府的经费而愈演愈烈。但可以肯定择校依然是美国公立教育的一个重要政策,也是推进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美国的“教育券”计划。该思想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公立学校长期处于教育垄断地位,因此滋生了懒惰性,这必然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发放教育券可以让政府直接把钱给家长,然后家长可以使用教育券去选择一所他们认同的学校。这就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校,实现“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
二、中国择校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择校现象开始的并不算早,但其发展蔓延速度极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校的发展经历过几次跌宕起伏,择校现象也是在曲折中逐渐显现。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各个方面都被蒙上了政治色彩,教育也不例外。人们能否上学,上什么学不是由个人能够决定的,而首先是要对家庭出身和个人身份进行政治考察。因此,这个阶段人们没有择校的权利,更谈不上择校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后,为更好地贯彻落实该法律,采取了“就近入学”政策,这样学生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然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优秀的生源和师资力量以及大量优惠政策都明显向重点学校倾斜,于是择校作为这一政策的副产品便滋生出来,争夺优秀教育资源的竞争加剧。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择校收费制度,打破了中国实行多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家长的经济能力和地位开始成为影响孩子进入不同学校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学校转制”的风潮,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重点公办初中和小学摇身变成了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择校缴费,并未得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被列为教育乱收费现象,现实中择校费却是有增无减。
择校浪潮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严重破坏了教育秩序,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择校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当前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对择校的态度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支持者认为“择校”促进了校际竞争,可以吸引家长把钱拿出来支持教育,弥补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可以满足家长择校的愿望,因而国家不必强行禁止。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表面上看“择校”好像是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加剧了校际间差距的扩大,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
既然择校已成事实,我们就不能再仅仅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或是避而不谈,而应正视这种现象。目前中国一些地区针对择校行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试图将择校更加规范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政府对“择校收费”加以规范化,规定择校费不得超过1.5万元。这就避免了以往很多学校收取高额择校费用,使得普通家庭的孩子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望而却步的现象。另外,南京市教育部门也力图将择校信息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如在当地主流媒体(《扬子晚报》等)刊登一些择校信息,便于家长了解相关事宜;对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在报名上实行了“电脑摇号派位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使择校变得公平合理。学校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某些重点学校主动开展家长与学校见面交流会,当面解答家长提出的疑问,主动将学校的信息展示给社会、家长。学校信息的透明化,让教育消费者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
另外,目前有很多省份开始借鉴国外“教育券”计划的经验,例如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2001年首先在国内实行了“教育券”计划,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该县教育局的统计,2001年参加“教育券”计划的学生有1800名,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220名,其中包括316名家境贫困的中小学生,教育券总额也从65万元增长到了156万元。目前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监利、山东沾化、云南大理等也在逐步实施。但由于该计划正处于尝试阶段,因此人们对其褒贬不一。有人从当前国家整体教育经费不足的实际出发认为应该停止实行。
三、分析及启示
通过以上简要阐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择校制度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讲,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崇尚民主自由与个性的年轻国家,他们认为教育选择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生而自由”的最根本的哲学信念,将教育选择视为一种最基本的人权。为了满足人们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理论界长期一直在探讨如何打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将教育的经营权与所有权进行分离,避免出现在政府的垄断下为少数人服务的和官僚化的教育。他们还认为应该将教育的主权从政府转化到家长手中,从而能够体现现代社会民主与个性化的特征,彰显国家特色。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讲,由于公立教育的长期垄断,导致了部分学校不思进取、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仅限于对原有政策的缝缝补补,实际状况并未改变多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择校制度才真正确立并实施。我们应注意到在实践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择校行为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择校兴起绝非偶然现象。有学者把当前择校费称为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的市场价,认为造成这一行为的根源在于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度、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校际间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差异日益加大等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存在着一批重点学校,这批学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同时招生方面也有择优录取的权力。原本就不足的教育经费严重倾斜到了这些学校,势必会影响、损害、牺牲薄弱学校的利益,造成学校质量两极分化。而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们也开始放弃就近入学,进行择校。另外从主观上讲,当择校之风盛行时,家长们大都有一种趋之若鹜的心理,跟风而上——总感觉别人的孩子能够去某所重点学校,那么自己的孩子也坚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原因使得择校热和高收费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必然。
从表面上看“择校”是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但是这种自发的,不能称之为制度的无序行为是否应引起重视呢?
就目前形势下,笔者认为我国存在着择校的可能性。一方面,从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放手”了,但教育系统却仍由政府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个性要求得到张扬;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现状要求人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因此,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就更为迫切。
择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它表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与追求,但也暴露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美国择校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择校制度。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真正形成一套较为完美的择校制度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因此我们也应该小步骤、分阶段去逐步实施。第一阶段是试验和适应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发展民办学校,部分学校改制“国有民办”以及对少数优质学校放宽政策进行试验,取得实行择校政策的经验,同时引导公众对这一政策有个心理适应过程。该阶段在一小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几年,更多的地区是在近两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推广和放开阶段。这个阶段成功的标志是择校人数适度,表明学校间的均衡化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第三个阶段,若干年后,当政府有能力在各个学校的投入达到均衡与满足时,保留择校,但取消择校费,使收费性的“国有民办”体制逐渐走向消亡。
(责 编 刘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