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民工潮初起之时，全国各地的乡村流动大军纷纷涌进城市。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建筑业不发达，三产服务业方兴未艾，所以乡下人找工作并不容易。
　　著名的北京崇文门“三角地”一带，是劳动服务公司所在地，常常人满为患、交通阻塞，驱不走，赶不动。有的人白天啃面包、喝凉水，晚上躺在街角或车站广场过夜。实在无处容身者，只好收拾铺盖卷儿，挤进绿皮火车，奔向下一段旅程。还有不少被城市收容、遣返。
　　社会上贬称外来务工者为“盲流”，话难听也有点道理。当时催生了一批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研究课题主要集中于变堵为疏，变无序为有序，劳动力的利用与管理等。
　　回过头来看，农民工进城像候鸟一样奔波迁徒，像铁皮罐头一样被挤压摔打，经历了曲折和迷茫，承受过委屈和痛苦。温家宝总理曾亲自帮助农民工讨过工资，各级政府逐步重视“打工经济”，社会组织一直呼吁并参与维权，
　　现在看来，农民工的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经济待遇、生存能力已经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和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有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进入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协的更多。
　　更加显著的成就在于，农民每年的务工收入，已占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以上：约2亿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找到新的就业和致富门路，不再隐性失业。农民为何外出?因为人多地少，社会资源城乡不均：因为致富心切，希望拓展生存空间：因为人心思变，渴望融入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由农民工劳务大军所形成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是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崛起，乃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强力助推器。
　　但是，农民工问题还是个问题。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化解，而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触碰。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闸门早已开启，互融共进的局面难以逆转，如果不能彻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农民心痛，也将成为持续发展难以摆脱的制约。
　　亿万农民工，何处是归属?今年中小学开学前，北京市“撤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做法，被媒体热炒了一阵子。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关闭几十所学校，而在于小朋友们的“农民工子弟”身份。农民工在一个城市打拼多年，老弱病残干不动了，却要与城市告别：在城市里诞生的农民工二代、三代，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实在是个大问题。
　　人民幸福不仅体现在做大经济“蛋糕”上，而且体现在分好利益“蛋糕”上，更体现在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上。多年经济社会的持续积累，具备了突破统筹城乡改革瓶颈的有利条件，期待着当前最迫切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后终结农民工身份等问题，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