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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堪称传奇的女性，除了个性鲜明的张爱玲以外，大概当属林徽因了。这位“近代第一才女”的身上，同时兼有着中国的古典温婉和西方的进步开放。她将科学的严谨和文学的浪漫完美融合在一起，并且用她一生的传奇爱情和浓厚的人格魅力，在史册上留下了绝对绚丽的一笔。她是泰戈尔口中“中国最美的女人”，也被很多才华横溢的男人欣赏。她是徐志摩的缪斯，梁思成的伴侣，金岳霖的女神，更是无数文人学者敬仰的对象。用传奇这个词形容她其实一点也不过分，但或许，更恰当的说法，该用她自己创作的那首诗来形容——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家族间的爱恨
林徽因的家族堪称显赫。她的祖父林孝恂是清末的翰林；父亲林长民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新派人物，曾任政治部部长、国务院参事等职；堂叔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生在这个大家族的林徽因，童年却并不快乐。因为父亲对母亲的忽略，因为母亲的嫉恨与怨念，因为被家里人当做成年人而失去的童年。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一共生育了一儿两女，但其中的一儿一女相继夭折，只有林徽因活了下来。为了继承香火，林长民又娶了第二房姨太太，自从二姨太进入林家后，林徽因的生活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姨太和她的孩子们住在北京家里宽敞的前院，而林徽因却陪母亲住在后面的小院子里。林徽因的母亲对二姨太满怀嫉妒，二姨太生了四个儿子，取代了她的地位，林长民对二姨太的宠爱也毫不掩饰，这让何雪媛备感羞辱，常年的怨念隐隐地变成无可宣泄的恨。敏感的林徽因夹在父母中间，常常感到困惑和悲伤。
童年的境遇对林徽因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爱自己的父亲，却又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的不争气；她深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却又被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深深地伤害。这一切都造就了她性格中独立、坚强和追求自由的特点，以至于她在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
林徽因一直在努力维系着大家庭的和谐关系，但是却总夹在母亲与其他人的矛盾之中。她和母亲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正如金岳霖评价的：“徽因的母亲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本人因为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而林徽因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也说过：“我的母亲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在林徽因与费慰梅往来的书信中，经常见到她对母亲的无奈和对复杂家庭关系的困苦：“真恨不得去死，或者压根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幼年时的那些伤害，对我是永久性的，一旦勾起往事，就会让我跌进过去的不幸之中。”后来，和她最亲密的三弟林恒的牺牲，更是让她尤为心痛。那首感人肺腑的《哭三弟恒》，寄托了林徽因对弟弟深切的悼念和哀思。
徐志摩：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偶然》，是徐志摩特意为林徽因所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曾经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和传奇，并且至今仍旧是人们感兴趣的焦点，他们之间的故事，多年来也被加工成了各种各样的桥段。但正如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所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或许，用挚友和知己来形容二人的关系，更为贴切一些。
徐志摩是公认的才子，深受梁启超和林长民的赏识与疼爱。徐志摩通过老师梁启超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父女后，便成了林家的常客。林长民和徐志摩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徐志摩与林徽因“偶然”相遇时，已经是二十四岁的已婚父亲，而林徽因仅仅是一个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对林徽因来说，徐志摩可以说只不过是和父亲交好且才华横溢的“徐叔叔”。
然而，林徽因的活泼、灵光、文学上的天赋、脱俗的外貌很快就吸引了这位浪漫诗人的注意。在林徽因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爱、自由与美”，他迅速坠入了爱河，并对林徽因展开了追求。
然而，徐志摩的热忱并没有得到林徽因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同等的反应，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不知所措，甚至惶恐到让自己的父亲给徐志摩回信。而林长民信中的“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或许也是委婉地告诉徐志摩要收敛些热情。
然而，诗人的感情大都是直接而炙热的，徐志摩的感情愈演愈烈，最后甚至不惜与正在怀孕的妻子离婚。而这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依据《民法》办理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多年来，人们在林徽因对徐志摩抱以何种感情这件事上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杜撰出了两人热恋至谈婚论嫁的地步，林徽因让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等等的荒诞言论，这不仅是对林徐二人崇高友谊的玷污，更令林徽因的挚友以及后人备感愤怒。
根据梁思成、林徽因的友人及后人的记录，我们大概可以理清两人之间的情感脉络。对于徐志摩，林徽因自然是喜欢和敬佩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他带领她进入诗歌和戏剧的世界，成为了她的文学导师，他打开了她的视界，唤起了她的新感情和新向往，她爱慕他，也景仰他，或许，有时也会被他的热忱和狂热所迷惑。
然而，正如林徽因后来所说，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也明白：“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当时林梁两家已经开始商定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亲事，对于林徽因来说，徐志摩的出现只不过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奇遇”，却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同时，多年来与母亲的同住，也让林徽因对离婚这件事深感厌恶，想到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至一旁，而她自己却要去顶替这个位置，她自然会联想到母亲所遭受的羞辱，也自然无法走入这样一种人生关系。对于这样一段感情，林徽因的理智最终战胜了所有的迷惑和冲动，后来她与父亲回到国内，这段“偶然的交逢”，最终演变成了“美丽的错过”。 当徐志摩回到国内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且感情渐好。徐志摩虽然对林徽因余情未了，却也无可奈何。后来，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依然爱恋着林徽因。这位可爱的印度老诗人便特意代其向林徽因求情，却仍旧没能说动她。为此，泰戈尔还专门做了一首满怀感慨的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泰戈尔访华后没多久，林徽因便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徐林二人一别就是四年。而当林徽因回国时，她早已成为了梁思成的妻子，徐志摩也已经娶了陆小曼为妻。四年的沧桑和坎坷，让两人变得成熟，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变得坦然而深沉。尽管外界时有流言蜚语，两人却依旧坦然交往，相知甚深，徐志摩更是和梁思成也成为了挚友。
1931年，为了参加林徽因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徐志摩匆匆由南方赶往北平，中途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梁思成亲自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为徐志摩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同时也为林徽因带回了一片罹难飞机残骸的碎片。他们将碎片挂于卧室，而这片残骸与林恒牺牲时的飞机残骸一起，陪伴了林徽因一生。
或许，对于徐志摩来说，林徽因是让他痴爱的缪斯女神，而对于林徽因来说，徐志摩则是她一生最钟爱和欣赏的挚友。他们不顾世俗的误解，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学、诗歌、人生理想。得此人生知己，林徽因是幸运的；而能够在奔向心爱之人的途中彻底告别世间的困苦和纷扰，或许，徐志摩也是幸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应该被归为一种逝去的传奇和美丽的故事，而不应该被局外人意淫成情节夸张的鄙爱俗情。
梁思成：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可谓是当时的一段佳话，更被梁启超称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林梁二人不仅郎才女貌，门第相当，他们的婚事更是新旧相兼——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是几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赵明诚的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林徽因传》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1919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正式介绍”下相识，并约定，虽然两家父亲同意此婚事，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他们自己。但是，这段婚姻，结合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1920年夏，林徽因随父亲来到伦敦，梁思成留在国内，在父亲的教导下补习国学。林徽因在伦敦期间，遇见了徐志摩这段“插曲”，为了躲避“风波”，在伦敦居住一年后，林长民便带着女儿返回国内，林梁二人的婚事又被再度重提，并在1923年初订了婚。
然而，两人依旧年轻，还有学业需要完成。因此，他们听从了梁启超的建议，先以学业为主，后宣布订婚和结婚。在此期间，梁启超开诚布公地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书信，希望他十分疼惜的这位年轻人能够“悬崖勒马”。梁启超一方面批评了徐志摩抛妻弃子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他“万不能把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不要“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这当然也是为了保护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的既定婚姻不受影响。而作为学生的徐志摩，以一封感人肺腑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的责骂，但同时也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有了婚约后，林徽因反而开始放手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并受徐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们还联手举办了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西方著名古典音乐作品首度移到中国古都演出。在此期间，林徽因也影响并引导着梁思成走上学习建筑的道路。据梁思成自己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然而，正当梁思成要前往美国学习深造时，他与弟弟思永却意外发生了车祸，又由于诊断错误，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梁思成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大截，而这也给他今后的建筑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每日都到医院来探望，陪他聊天说话，同时，又将梁启超对思成情况的口述，记录下来寄给梁思成的大姐，这些做法，都让梁家对这个未来儿媳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由于梁思成的意外受伤，他的留学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一年，而这期间，林徽因也完成了她的学业，于是便和梁思成一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人于1928年3月登记结婚，并一生相敬如宾，彼此恩爱。梁思成曾经说过：“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即使在林徽因重病期间，梁思成也亲切地称其为“迷人的病妻”。
当然，林徽因也必须承受着一个家庭妇女必须经历的各种琐碎。特别是在战乱期间，她不仅要为一家的衣食起居操劳，应付来自婆家以及母亲的各种状况，还要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逃难。林徽因“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粗简的生活”。本就患有肺疾的她，被各种琐事拖累，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但病体支离的她，却依旧坚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即使在病重卧床期间，她也能一头钻进古典文化里，研究研究汉朝的历史。更难得的是，他们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幽默感”，以戏谑的眼光来看待这杂沓纷乱的一切。
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而梁思成的说法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也很有情趣，除了专注于事业，闲暇时，夫妇俩就会比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自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而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恩爱、包容和坦诚，又远远不止于此。 金岳霖：此情只应天上有
金岳霖，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也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朋友都称他为老金。
金岳霖是个有趣的妙人，他的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冰心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身为诗人的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是炙热而冲动的，那么身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则显得更加的理智而深沉。这个为了林徽因而终生未娶的痴情男子，用自己的超脱、理智与坚守，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有趣的是，金岳霖与梁家的缘分，正是经由徐志摩的介绍而开始的。
林徽因夫妇交友甚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则是梁家的沙龙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非同一般。金岳霖一直是梁家的邻居，即使梁家几次搬迁，金岳霖也是“择林而居”——林徽因搬到哪，他就跟到哪。战乱期间，偶尔不在一地，金岳霖每有休假，也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曾经说过，一离开梁家，他就像失了魂一样。
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时，金岳霖每天下午三点半，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林徽因去世时，金岳霖为林徽因写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更是对她极尽赞美之情。
至于林徽因对金岳霖的感情，多年来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特别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关于林徽因向梁思成坦白自己爱上金岳霖的事情，更受到了很多非议。斯人已逝，再争议种种传言或许也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林徽因的感情如何，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金岳霖对于林徽因的感情，绝不是如第三者插足这般低俗。正如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所说，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无私而坦诚，“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金岳霖与林梁夫妇是一生的挚友，他们互相信任，也互相尊重。甚至在林梁二人有争执时，也会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还曾打趣地为林梁夫妇作了一幅对联，称他们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据说，林徽因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晚年，年近九旬的金岳霖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拿出林徽因的一张旧照，想要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时，金岳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记者说：“给我吧！”当记者问到他与林徽因之间的故事时，他却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金岳霖与梁思成一家始终相处融洽，晚年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梁从诫称他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第一才女的卓越成就
林徽因的一生因为她传奇的感情故事而备受人们关注，然而，她的贡献却不仅仅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的著名才女中，林徽因的才艺是比较全面的。
林徽因不仅影响梁思成走上了建筑的道路，更是和梁思成一道，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之中，成为了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夫妇二人共同到全国各处考察测绘古建筑物，通过他们的考察，很多古建筑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认识，并从此得到保护。比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抗战期间，林徽因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期间，她通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还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解放后，她应新政府的要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林徽因不仅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还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而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也是出自林徽因之手。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然而，这个设想方案并没有被采纳。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而在一次同学会聚餐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她当场痛斥吴晗见识短浅。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文学创作上，她的诗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她的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更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中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她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也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作为一个女子，她出众的才华，倾城的容貌，美丽的爱情，都令人们欣羡不已。她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苦，既可以成为追随者众多的明星，繁华落尽后，也做得了“提着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家庭主妇。她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出生，又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颓然倒塌之时”离去。她的一生备受争议，又充满传奇，而斯人逝去、岁月变迁过后，她留给人们的，或许也只是如人间四月天般美丽而又迷人的故事。
家族间的爱恨
林徽因的家族堪称显赫。她的祖父林孝恂是清末的翰林；父亲林长民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新派人物，曾任政治部部长、国务院参事等职；堂叔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生在这个大家族的林徽因，童年却并不快乐。因为父亲对母亲的忽略，因为母亲的嫉恨与怨念，因为被家里人当做成年人而失去的童年。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一共生育了一儿两女，但其中的一儿一女相继夭折，只有林徽因活了下来。为了继承香火，林长民又娶了第二房姨太太，自从二姨太进入林家后，林徽因的生活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姨太和她的孩子们住在北京家里宽敞的前院，而林徽因却陪母亲住在后面的小院子里。林徽因的母亲对二姨太满怀嫉妒，二姨太生了四个儿子，取代了她的地位，林长民对二姨太的宠爱也毫不掩饰，这让何雪媛备感羞辱，常年的怨念隐隐地变成无可宣泄的恨。敏感的林徽因夹在父母中间，常常感到困惑和悲伤。
童年的境遇对林徽因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爱自己的父亲，却又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的不争气；她深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却又被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深深地伤害。这一切都造就了她性格中独立、坚强和追求自由的特点，以至于她在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
林徽因一直在努力维系着大家庭的和谐关系，但是却总夹在母亲与其他人的矛盾之中。她和母亲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正如金岳霖评价的：“徽因的母亲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本人因为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而林徽因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也说过：“我的母亲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在林徽因与费慰梅往来的书信中，经常见到她对母亲的无奈和对复杂家庭关系的困苦：“真恨不得去死，或者压根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幼年时的那些伤害，对我是永久性的，一旦勾起往事，就会让我跌进过去的不幸之中。”后来，和她最亲密的三弟林恒的牺牲，更是让她尤为心痛。那首感人肺腑的《哭三弟恒》，寄托了林徽因对弟弟深切的悼念和哀思。
徐志摩：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偶然》，是徐志摩特意为林徽因所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曾经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和传奇，并且至今仍旧是人们感兴趣的焦点，他们之间的故事，多年来也被加工成了各种各样的桥段。但正如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所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或许，用挚友和知己来形容二人的关系，更为贴切一些。
徐志摩是公认的才子，深受梁启超和林长民的赏识与疼爱。徐志摩通过老师梁启超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父女后，便成了林家的常客。林长民和徐志摩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徐志摩与林徽因“偶然”相遇时，已经是二十四岁的已婚父亲，而林徽因仅仅是一个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对林徽因来说，徐志摩可以说只不过是和父亲交好且才华横溢的“徐叔叔”。
然而，林徽因的活泼、灵光、文学上的天赋、脱俗的外貌很快就吸引了这位浪漫诗人的注意。在林徽因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爱、自由与美”，他迅速坠入了爱河，并对林徽因展开了追求。
然而，徐志摩的热忱并没有得到林徽因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同等的反应，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不知所措，甚至惶恐到让自己的父亲给徐志摩回信。而林长民信中的“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或许也是委婉地告诉徐志摩要收敛些热情。
然而，诗人的感情大都是直接而炙热的，徐志摩的感情愈演愈烈，最后甚至不惜与正在怀孕的妻子离婚。而这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依据《民法》办理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多年来，人们在林徽因对徐志摩抱以何种感情这件事上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杜撰出了两人热恋至谈婚论嫁的地步，林徽因让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等等的荒诞言论，这不仅是对林徐二人崇高友谊的玷污，更令林徽因的挚友以及后人备感愤怒。
根据梁思成、林徽因的友人及后人的记录，我们大概可以理清两人之间的情感脉络。对于徐志摩，林徽因自然是喜欢和敬佩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他带领她进入诗歌和戏剧的世界，成为了她的文学导师，他打开了她的视界，唤起了她的新感情和新向往，她爱慕他，也景仰他，或许，有时也会被他的热忱和狂热所迷惑。
然而，正如林徽因后来所说，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也明白：“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当时林梁两家已经开始商定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亲事，对于林徽因来说，徐志摩的出现只不过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奇遇”，却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同时，多年来与母亲的同住，也让林徽因对离婚这件事深感厌恶，想到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至一旁，而她自己却要去顶替这个位置，她自然会联想到母亲所遭受的羞辱，也自然无法走入这样一种人生关系。对于这样一段感情，林徽因的理智最终战胜了所有的迷惑和冲动，后来她与父亲回到国内，这段“偶然的交逢”，最终演变成了“美丽的错过”。 当徐志摩回到国内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且感情渐好。徐志摩虽然对林徽因余情未了，却也无可奈何。后来，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依然爱恋着林徽因。这位可爱的印度老诗人便特意代其向林徽因求情，却仍旧没能说动她。为此，泰戈尔还专门做了一首满怀感慨的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泰戈尔访华后没多久，林徽因便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徐林二人一别就是四年。而当林徽因回国时，她早已成为了梁思成的妻子，徐志摩也已经娶了陆小曼为妻。四年的沧桑和坎坷，让两人变得成熟，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变得坦然而深沉。尽管外界时有流言蜚语，两人却依旧坦然交往，相知甚深，徐志摩更是和梁思成也成为了挚友。
1931年，为了参加林徽因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徐志摩匆匆由南方赶往北平，中途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梁思成亲自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为徐志摩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同时也为林徽因带回了一片罹难飞机残骸的碎片。他们将碎片挂于卧室，而这片残骸与林恒牺牲时的飞机残骸一起，陪伴了林徽因一生。
或许，对于徐志摩来说，林徽因是让他痴爱的缪斯女神，而对于林徽因来说，徐志摩则是她一生最钟爱和欣赏的挚友。他们不顾世俗的误解，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学、诗歌、人生理想。得此人生知己，林徽因是幸运的；而能够在奔向心爱之人的途中彻底告别世间的困苦和纷扰，或许，徐志摩也是幸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应该被归为一种逝去的传奇和美丽的故事，而不应该被局外人意淫成情节夸张的鄙爱俗情。
梁思成：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可谓是当时的一段佳话，更被梁启超称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林梁二人不仅郎才女貌，门第相当，他们的婚事更是新旧相兼——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是几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赵明诚的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林徽因传》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1919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正式介绍”下相识，并约定，虽然两家父亲同意此婚事，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他们自己。但是，这段婚姻，结合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1920年夏，林徽因随父亲来到伦敦，梁思成留在国内，在父亲的教导下补习国学。林徽因在伦敦期间，遇见了徐志摩这段“插曲”，为了躲避“风波”，在伦敦居住一年后，林长民便带着女儿返回国内，林梁二人的婚事又被再度重提，并在1923年初订了婚。
然而，两人依旧年轻，还有学业需要完成。因此，他们听从了梁启超的建议，先以学业为主，后宣布订婚和结婚。在此期间，梁启超开诚布公地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书信，希望他十分疼惜的这位年轻人能够“悬崖勒马”。梁启超一方面批评了徐志摩抛妻弃子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他“万不能把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不要“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这当然也是为了保护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的既定婚姻不受影响。而作为学生的徐志摩，以一封感人肺腑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的责骂，但同时也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有了婚约后，林徽因反而开始放手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并受徐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们还联手举办了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西方著名古典音乐作品首度移到中国古都演出。在此期间，林徽因也影响并引导着梁思成走上学习建筑的道路。据梁思成自己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然而，正当梁思成要前往美国学习深造时，他与弟弟思永却意外发生了车祸，又由于诊断错误，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梁思成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大截，而这也给他今后的建筑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每日都到医院来探望，陪他聊天说话，同时，又将梁启超对思成情况的口述，记录下来寄给梁思成的大姐，这些做法，都让梁家对这个未来儿媳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由于梁思成的意外受伤，他的留学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一年，而这期间，林徽因也完成了她的学业，于是便和梁思成一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人于1928年3月登记结婚，并一生相敬如宾，彼此恩爱。梁思成曾经说过：“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即使在林徽因重病期间，梁思成也亲切地称其为“迷人的病妻”。
当然，林徽因也必须承受着一个家庭妇女必须经历的各种琐碎。特别是在战乱期间，她不仅要为一家的衣食起居操劳，应付来自婆家以及母亲的各种状况，还要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逃难。林徽因“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粗简的生活”。本就患有肺疾的她，被各种琐事拖累，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但病体支离的她，却依旧坚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即使在病重卧床期间，她也能一头钻进古典文化里，研究研究汉朝的历史。更难得的是，他们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幽默感”，以戏谑的眼光来看待这杂沓纷乱的一切。
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而梁思成的说法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也很有情趣，除了专注于事业，闲暇时，夫妇俩就会比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自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而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恩爱、包容和坦诚，又远远不止于此。 金岳霖：此情只应天上有
金岳霖，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也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朋友都称他为老金。
金岳霖是个有趣的妙人，他的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冰心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身为诗人的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是炙热而冲动的，那么身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则显得更加的理智而深沉。这个为了林徽因而终生未娶的痴情男子，用自己的超脱、理智与坚守，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有趣的是，金岳霖与梁家的缘分，正是经由徐志摩的介绍而开始的。
林徽因夫妇交友甚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则是梁家的沙龙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非同一般。金岳霖一直是梁家的邻居，即使梁家几次搬迁，金岳霖也是“择林而居”——林徽因搬到哪，他就跟到哪。战乱期间，偶尔不在一地，金岳霖每有休假，也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曾经说过，一离开梁家，他就像失了魂一样。
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时，金岳霖每天下午三点半，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林徽因去世时，金岳霖为林徽因写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更是对她极尽赞美之情。
至于林徽因对金岳霖的感情，多年来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特别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关于林徽因向梁思成坦白自己爱上金岳霖的事情，更受到了很多非议。斯人已逝，再争议种种传言或许也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林徽因的感情如何，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金岳霖对于林徽因的感情，绝不是如第三者插足这般低俗。正如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所说，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无私而坦诚，“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金岳霖与林梁夫妇是一生的挚友，他们互相信任，也互相尊重。甚至在林梁二人有争执时，也会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还曾打趣地为林梁夫妇作了一幅对联，称他们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据说，林徽因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晚年，年近九旬的金岳霖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拿出林徽因的一张旧照，想要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时，金岳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记者说：“给我吧！”当记者问到他与林徽因之间的故事时，他却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金岳霖与梁思成一家始终相处融洽，晚年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梁从诫称他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第一才女的卓越成就
林徽因的一生因为她传奇的感情故事而备受人们关注，然而，她的贡献却不仅仅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的著名才女中，林徽因的才艺是比较全面的。
林徽因不仅影响梁思成走上了建筑的道路，更是和梁思成一道，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之中，成为了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夫妇二人共同到全国各处考察测绘古建筑物，通过他们的考察，很多古建筑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认识，并从此得到保护。比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抗战期间，林徽因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期间，她通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还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解放后，她应新政府的要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林徽因不仅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还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而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也是出自林徽因之手。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然而，这个设想方案并没有被采纳。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而在一次同学会聚餐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她当场痛斥吴晗见识短浅。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文学创作上，她的诗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她的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更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中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她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也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作为一个女子，她出众的才华，倾城的容貌，美丽的爱情，都令人们欣羡不已。她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苦，既可以成为追随者众多的明星，繁华落尽后，也做得了“提着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家庭主妇。她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出生，又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颓然倒塌之时”离去。她的一生备受争议，又充满传奇，而斯人逝去、岁月变迁过后，她留给人们的，或许也只是如人间四月天般美丽而又迷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