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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
暴风雪呼啸得更加狂怒。一辆客车，已经被困在公路上六七个小时。
车上二十几个乘客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孩子刚刚两岁多一点儿。还有一个兵，他入伍不久。他那张脸看上去怪稚气的，让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
那时车厢里的温度，由白天的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渐渐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了。车窗全被厚厚的雪花一层层“裱”严了。车厢里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快冻僵了。那个兵自然也不例外。不知从哪年起，中国人开始将兵叫做“大兵”了。其实，普通的“大兵”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
那个兵，原来是乘客中穿得最保暖的人：棉袄、棉裤、冻不透的大头鞋，羊剪绒的帽子和里边是羊剪绒的棉手套，还有一件厚厚的羊皮军大衣。
但此刻，他肯定是最感寒冷的一个人。
他的大衣让司机穿走了。只有司机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求援。可司机不肯去，怕离开车后，被冻死在路上。于是兵就毫不犹豫地将大衣脱下来了……
他见一个老汉只戴一顶毡帽，冻得不停地淌清鼻涕，挂了一胡子，样子非常可怜。于是他摘下羊剪绒帽，给老汉戴了。老汉见兵剃的是平头，不忍接受。兵憨厚地笑笑说：“大爷您戴着吧！我年轻，火力旺，没事儿。”
人们认为他是兵，他完全应该做。他自己当然也这么认为。
后来他又将自己的棉手套送给一个少女戴。她接受时对他说：“谢谢。”他说：“不用谢。这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兵嘛，应该的。”
后来那年轻的母亲哭了。她发现她的孩子已经冻得嘴唇发青。尽管她一直紧抱着孩子。
于是有人叹气……于是有人抱怨司机怎么还没找来救援的人们……
于是有人骂娘、骂天骂地，骂那年轻的母亲哭得自己心烦心慌……
于是兵又默默地脱掉自己的棉袄……
那时候天还没黑。
一个男人说：“大兵，把棉袄卖给我吧！我出100元！我身上倒不冷。可我的皮鞋冻透了。我用你的棉袄包脚。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女人说：“我加50元卖给我！他的大衣比我的大衣厚。我有关节炎，我得再用什么护住膝盖呀……”
兵对那男人和女人摇摇头。在人们的注视下，走到那位年轻母亲身边，帮着她，用自己的棉袄将她的孩子包起来……
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兵的举动，使他们冷上加冷了……
再后来，天就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忽然有火苗一亮：是那个想出100元买下他棉袄的男人按着打火机。他到兵跟前，一松手指，打火机灭了。车厢里又伸手不见五指了。
他低声说：“真的，你这兵就是禁冻。咱俩商量个事儿，把你的大头鞋卖给我吧，200元！200元啊！”
兵说：“这不行。我要冻掉了双脚，就没法儿再当兵了。”
他一再地央求，说：“哪会冻掉你的双脚呢！你们当兵的都练过功夫，瞧你多禁冻呀！不会的。唉，说你太傻了点儿了吧！你把大衣、棉袄、帽子和手套都白送给别人穿着戴着了，怎么我买你一双鞋你倒不肯了呢？没人会知道你是卖给我的！大家都睡着了，听不到咱俩这么小声说话……”
兵沉默片刻，犹豫地说：“那……如果你愿意用你那半瓶酒和我换的话，我可以考虑……”
于是他又按着打火机，回到自己的座位那儿，取来了他喝剩下的半瓶酒交给了兵……
于是兵弯下腰，默默解自己的鞋带儿……
二人互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种交换，在他那一方面是很吃亏的。兵从车厢这一端，摸索着走向那一端。依次推醒人们，让所有的人都饮口酒驱寒，包括那位年轻的母亲，包括那少女。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一个贪心。反正黑暗掩盖着贪心，谁也看不见谁喝得太多了……
酒瓶回到兵的手中时，兵最后将它对着嘴举了起来——只有几滴酒缓缓淌进兵的嘴里。兵感到口中一热，似乎浑身也随之热了一下……
车是被困在一条山路上的。一侧是悬崖。狂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将下坡的雪一片片扫向悬崖底谷。
于是车开始悄悄地倒滑了。没有一个乘客感到这是一种不祥。
但兵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下车了……
拂晓，司机引领来了铲雪车和救援的人。乘客们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没欢呼，就是兵，就是那看上去怪稚气的兵，就是那使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的兵。
人们是在车后面发现他的——他用肩顶着车后轮，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后轮下。
他就那么冻僵在那儿，像一具冰雕。
也许他没有声张，是怕人们惊慌混乱，使车厢内重量失衡，车向悬崖滑得更快。也许，他发出过警告，但沉睡的人们没有听见。呼啸的狂风完全可能将他的喊声掩盖……
事后人们知道，他入伍才半年多。他还不满19岁。他是一个穷困乡村的多子女的农家的长子。他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期待着他复员后做他的贤妻……
【赏析】
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一辆客车被困在公路上已经很长时间，车上的乘客都快被冻僵了。车上那稚气未脱的兵原本是乘客中穿得最暖和的人，后来却是最感寒冷的人。他把温暖给了别人，把寒冷留给了自己；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的沉寂留给了自己。当他在车轮下变成一具冰雕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仿佛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读梁晓声的这篇小说，就像观摩一位大师从容地雕刻他的一位昔日朋友的塑像，语言简洁洗练，文字刚劲有力。文中的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甚至没有一点多余的心理斗争。也许正因为作家没有落入铺排亮点和大肆煽情的窠臼，他笔下的兵才那般的真实、自然、质朴，才没有庸俗化为“这一类”而脱胎成为“这一个”。梁晓声之所以采用这种洗练的叙事写人的手法，源于他将人物定格在典型困境中的创作处理方式。在要温暖还是禁受寒冷的生死考验面前，用不着刻画兵的音容笑貌，只要写出他发自内心的抉择，就能很好地凸显其灵魂的高尚。正像我们观看过的许多灾难题材的影片一样，文中的主人公在面临危险时冷静清醒（为了让怯懦的司机下车求援，他毫不犹豫地把大衣脱下来给司机穿上；当人们都昏昏欲睡时，他敏锐地觉察到车开始悄悄倒滑，立即下车用肩顶着车后轮，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后轮下，以阻止灾难的降临），善良无私（他不仅把大衣给了司机，还把羊剪绒帽给了老汉，把棉手套给了少女，把棉袄给了冻得嘴唇发青的孩子，还将最后一样能御寒的大头鞋换了半瓶酒给全车乘客驱寒……），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出美好的灵魂和军人的高尚品质。
梁晓声是蜚声文坛的“硬汉”作家，文如其人，外冷内热，爱憎分明。
作家用客观的笔触描写兵，其坚硬的语言外壳里蕴涵着对兵的“最爱”之情。如“其实，普通的‘大兵’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句中的“其实”一词暗含作家对公众不理解、不尊重“大兵”们的不满，“实在”一词又包含着对这些稚嫩、淳朴、可爱的“大兵”们的怜惜之情。又如“他入伍才半年多。他还不满19岁。他是一个穷困乡村的多子女的农家的长子。他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期待着他复员后做他的贤妻……”，作家宛如兵的亲友在其灵前哽咽泣诉，饱含对兵英勇牺牲的痛惜之情。
对文中企图用高价收买兵的棉袄和大头鞋的一男一女，作家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作家对他们的语言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大兵，把棉袄卖给我吧！我出100元！我身上倒不冷。可我的皮鞋冻透了。我用你的棉袄包脚。怎么样？怎么样？……”“我加50元卖给我！他的大衣比我的大衣厚。我有关节炎，我得再用什么护住膝盖呀……”作者还对车上乘客的动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兵的举动，使他们冷上加冷了……”“二人互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种交换，在他那一方面是很吃亏的。”两段台词，两个动词（一个“裹”，一个“灌”），两句冷冷的旁白，两个自私丑陋的灵魂便原形毕露了。作家不发一句议论，也不有意将兵和他们作对比，但二者的道德境界在读者的心里自有天壤之别，作家藏于笔端的褒贬之情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兵，被视为最可爱的人感动过中国，现在乃至将来仍会被视为民族的魂魄和脊梁感动中国。难怪梁晓声会高声宣告：最爱是兵！掩卷深思，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什么时候，高尚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民族唯一的通行证呢？
暴风雪呼啸得更加狂怒。一辆客车，已经被困在公路上六七个小时。
车上二十几个乘客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孩子刚刚两岁多一点儿。还有一个兵，他入伍不久。他那张脸看上去怪稚气的，让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
那时车厢里的温度，由白天的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渐渐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了。车窗全被厚厚的雪花一层层“裱”严了。车厢里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快冻僵了。那个兵自然也不例外。不知从哪年起，中国人开始将兵叫做“大兵”了。其实，普通的“大兵”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
那个兵，原来是乘客中穿得最保暖的人：棉袄、棉裤、冻不透的大头鞋，羊剪绒的帽子和里边是羊剪绒的棉手套，还有一件厚厚的羊皮军大衣。
但此刻，他肯定是最感寒冷的一个人。
他的大衣让司机穿走了。只有司机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求援。可司机不肯去，怕离开车后，被冻死在路上。于是兵就毫不犹豫地将大衣脱下来了……
他见一个老汉只戴一顶毡帽，冻得不停地淌清鼻涕，挂了一胡子，样子非常可怜。于是他摘下羊剪绒帽，给老汉戴了。老汉见兵剃的是平头，不忍接受。兵憨厚地笑笑说：“大爷您戴着吧！我年轻，火力旺，没事儿。”
人们认为他是兵，他完全应该做。他自己当然也这么认为。
后来他又将自己的棉手套送给一个少女戴。她接受时对他说：“谢谢。”他说：“不用谢。这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兵嘛，应该的。”
后来那年轻的母亲哭了。她发现她的孩子已经冻得嘴唇发青。尽管她一直紧抱着孩子。
于是有人叹气……于是有人抱怨司机怎么还没找来救援的人们……
于是有人骂娘、骂天骂地，骂那年轻的母亲哭得自己心烦心慌……
于是兵又默默地脱掉自己的棉袄……
那时候天还没黑。
一个男人说：“大兵，把棉袄卖给我吧！我出100元！我身上倒不冷。可我的皮鞋冻透了。我用你的棉袄包脚。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女人说：“我加50元卖给我！他的大衣比我的大衣厚。我有关节炎，我得再用什么护住膝盖呀……”
兵对那男人和女人摇摇头。在人们的注视下，走到那位年轻母亲身边，帮着她，用自己的棉袄将她的孩子包起来……
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兵的举动，使他们冷上加冷了……
再后来，天就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忽然有火苗一亮：是那个想出100元买下他棉袄的男人按着打火机。他到兵跟前，一松手指，打火机灭了。车厢里又伸手不见五指了。
他低声说：“真的，你这兵就是禁冻。咱俩商量个事儿，把你的大头鞋卖给我吧，200元！200元啊！”
兵说：“这不行。我要冻掉了双脚，就没法儿再当兵了。”
他一再地央求，说：“哪会冻掉你的双脚呢！你们当兵的都练过功夫，瞧你多禁冻呀！不会的。唉，说你太傻了点儿了吧！你把大衣、棉袄、帽子和手套都白送给别人穿着戴着了，怎么我买你一双鞋你倒不肯了呢？没人会知道你是卖给我的！大家都睡着了，听不到咱俩这么小声说话……”
兵沉默片刻，犹豫地说：“那……如果你愿意用你那半瓶酒和我换的话，我可以考虑……”
于是他又按着打火机，回到自己的座位那儿，取来了他喝剩下的半瓶酒交给了兵……
于是兵弯下腰，默默解自己的鞋带儿……
二人互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种交换，在他那一方面是很吃亏的。兵从车厢这一端，摸索着走向那一端。依次推醒人们，让所有的人都饮口酒驱寒，包括那位年轻的母亲，包括那少女。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一个贪心。反正黑暗掩盖着贪心，谁也看不见谁喝得太多了……
酒瓶回到兵的手中时，兵最后将它对着嘴举了起来——只有几滴酒缓缓淌进兵的嘴里。兵感到口中一热，似乎浑身也随之热了一下……
车是被困在一条山路上的。一侧是悬崖。狂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将下坡的雪一片片扫向悬崖底谷。
于是车开始悄悄地倒滑了。没有一个乘客感到这是一种不祥。
但兵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下车了……
拂晓，司机引领来了铲雪车和救援的人。乘客们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没欢呼，就是兵，就是那看上去怪稚气的兵，就是那使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的兵。
人们是在车后面发现他的——他用肩顶着车后轮，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后轮下。
他就那么冻僵在那儿，像一具冰雕。
也许他没有声张，是怕人们惊慌混乱，使车厢内重量失衡，车向悬崖滑得更快。也许，他发出过警告，但沉睡的人们没有听见。呼啸的狂风完全可能将他的喊声掩盖……
事后人们知道，他入伍才半年多。他还不满19岁。他是一个穷困乡村的多子女的农家的长子。他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期待着他复员后做他的贤妻……
【赏析】
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一辆客车被困在公路上已经很长时间，车上的乘客都快被冻僵了。车上那稚气未脱的兵原本是乘客中穿得最暖和的人，后来却是最感寒冷的人。他把温暖给了别人，把寒冷留给了自己；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的沉寂留给了自己。当他在车轮下变成一具冰雕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仿佛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读梁晓声的这篇小说，就像观摩一位大师从容地雕刻他的一位昔日朋友的塑像，语言简洁洗练，文字刚劲有力。文中的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甚至没有一点多余的心理斗争。也许正因为作家没有落入铺排亮点和大肆煽情的窠臼，他笔下的兵才那般的真实、自然、质朴，才没有庸俗化为“这一类”而脱胎成为“这一个”。梁晓声之所以采用这种洗练的叙事写人的手法，源于他将人物定格在典型困境中的创作处理方式。在要温暖还是禁受寒冷的生死考验面前，用不着刻画兵的音容笑貌，只要写出他发自内心的抉择，就能很好地凸显其灵魂的高尚。正像我们观看过的许多灾难题材的影片一样，文中的主人公在面临危险时冷静清醒（为了让怯懦的司机下车求援，他毫不犹豫地把大衣脱下来给司机穿上；当人们都昏昏欲睡时，他敏锐地觉察到车开始悄悄倒滑，立即下车用肩顶着车后轮，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后轮下，以阻止灾难的降临），善良无私（他不仅把大衣给了司机，还把羊剪绒帽给了老汉，把棉手套给了少女，把棉袄给了冻得嘴唇发青的孩子，还将最后一样能御寒的大头鞋换了半瓶酒给全车乘客驱寒……），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出美好的灵魂和军人的高尚品质。
梁晓声是蜚声文坛的“硬汉”作家，文如其人，外冷内热，爱憎分明。
作家用客观的笔触描写兵，其坚硬的语言外壳里蕴涵着对兵的“最爱”之情。如“其实，普通的‘大兵’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句中的“其实”一词暗含作家对公众不理解、不尊重“大兵”们的不满，“实在”一词又包含着对这些稚嫩、淳朴、可爱的“大兵”们的怜惜之情。又如“他入伍才半年多。他还不满19岁。他是一个穷困乡村的多子女的农家的长子。他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期待着他复员后做他的贤妻……”，作家宛如兵的亲友在其灵前哽咽泣诉，饱含对兵英勇牺牲的痛惜之情。
对文中企图用高价收买兵的棉袄和大头鞋的一男一女，作家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作家对他们的语言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大兵，把棉袄卖给我吧！我出100元！我身上倒不冷。可我的皮鞋冻透了。我用你的棉袄包脚。怎么样？怎么样？……”“我加50元卖给我！他的大衣比我的大衣厚。我有关节炎，我得再用什么护住膝盖呀……”作者还对车上乘客的动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兵的举动，使他们冷上加冷了……”“二人互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种交换，在他那一方面是很吃亏的。”两段台词，两个动词（一个“裹”，一个“灌”），两句冷冷的旁白，两个自私丑陋的灵魂便原形毕露了。作家不发一句议论，也不有意将兵和他们作对比，但二者的道德境界在读者的心里自有天壤之别，作家藏于笔端的褒贬之情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兵，被视为最可爱的人感动过中国，现在乃至将来仍会被视为民族的魂魄和脊梁感动中国。难怪梁晓声会高声宣告：最爱是兵！掩卷深思，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什么时候，高尚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民族唯一的通行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