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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1811—1872）作为清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名相”，其在政治生涯中形成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其的法律思想中所体现的立法观、执法观、守法观对后世而言均非常有研究意义。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礼学的精华，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以礼治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要实现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
一、立法观：法不朝令夕改
曾国藩所处的清末，天下已是一片混乱。清王朝正面临大厦将倾的生存危局。太平天国虽被镇压下去后，但战后城乡到处是断垣颓壁，四野皆空。以前那些散兵游勇，穷无所归，便堕落为匪，四处劫掠。
曾国藩对这一严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巨寇”横行这种现象，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地方查办不力所致，因而使得“以为法律不足凭”。因此，他主张严刑峻法，重典以锄暴乱。为此，其还在在长沙设立了“审案局”，专门对付所谓的“不法分子”曾国藩一直强调，天下随乱，但法不可废。法律的稳定性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未来的信心和计划，这种信心和计划又是以对法律稳定性的信念为前提的。
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灭，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
曾国藩在一份批文中阐述了这一相同观点:“凡立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不行而后更改，不如不轻法令之为愈。”这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法律的稳定性。并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如果立法，就必须执行，如果不执行而去变更法律，还不如不轻易颁布法律。
对法的稳定性的重视对曾国藩清讼治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维护法的稳定性，还是简明程序，曾国藩的目的都是通过减少社会动荡而保障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
二、执法观：谨慎执法
曾国藩认为执法不仅要严，而且必须郑重。为了产生良好的行法效果，应该做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
晚清司法腐败，一桩官司，原告被告往往混写多人，其中“妄抓者居多”，还有“差役勾串，牵入呈内者”。 然而滥传滥押人犯就是造成晚清积案冤案之累的重要原因。曾国藩在《十条》就此专门规定:各级官吏在清理讼案时，不准多传人犯、人证，所传人证如非命盗大案，不准轻于管押，而目必须将在押人姓名写在粉牌上，使众人周知。一旦发现并未悬牌，或牌上人数与在押人数不相符合，则记过重惩。
对重大的、疑难的案件，曾国藩常常要亲自处理。同治八年三月初八晚上，他仔细阅读一则案件，觉得其中判绞刑但缓刑的犯人张世沉，罪行较重，应该改为立即执行，他自己对此事“沉吟良久”，然后写一封信与按察使商量。可见关乎人命之事，他相当慎重。
曾国藩认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因此“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候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意。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
在外忧内患、国弱民穷的清朝末年，曾国藩能坚持执法审慎，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曾国藩的执法观与现代法治的执法观是有本质不同的。在其法律思想中程序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仅仅只是维护实体法运行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漠视甚至完全牺牲程序正义。
三、守法观：严以治吏
从严治吏是曾国藩吏治思想的核心之一。曾国藩认为执法效果的好坏，则主要决定于执法者的素质与水平。在他看来，公正明理是执法者的必备素质，也是决定办案效果的重要保证。他说，如果“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故得其人，便行其法，“断词讼，诘盗贼，日可见功，否则接奉檄饬，徒以一卷文册，虚名故事，甚且假手胥吏劣绅，设局敛钱，转滋纷扰，非为无益而已。”
《批饬密查厅汛员弁办工情形》说，厅汛员弁有廉俸银两，有津贴银两，待遇优厚，本应洁以奉公，实际情形却是“领款一到，先肥私囊，于购料修工不过奉行故事，漠不关心”，且已成积习《批永定河徐道禀漫口不克抢堵》则痛斥借抢修决口，从中按项浮开侵吞国库库银的文武官吏，“文武兵吏均洁津润，千把弁目获利尤多”。对这些积习，曾国藩批示要痛加革除，“必当痛切重创一番，勿谓言不豫也”。
可以看出曾国藩那时已经认识到，官吏的所做作为必须与公布的法律相一致，否则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因为如果官吏可以随意行使法律并未规定的权利，人们的消极自由即排除非正当权力干涉的自由就不能得到保护。但这并不是说曾国藩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规定这些的意义只是为了保障清末法律的实施。而清末的法律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百姓的工具而已。无论是严以吏治还是法不阿贵，都只是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皇权做的努力。
（作者简介：李相洵 （1989-），女，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方向。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礼学的精华，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以礼治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要实现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
一、立法观：法不朝令夕改
曾国藩所处的清末，天下已是一片混乱。清王朝正面临大厦将倾的生存危局。太平天国虽被镇压下去后，但战后城乡到处是断垣颓壁，四野皆空。以前那些散兵游勇，穷无所归，便堕落为匪，四处劫掠。
曾国藩对这一严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巨寇”横行这种现象，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地方查办不力所致，因而使得“以为法律不足凭”。因此，他主张严刑峻法，重典以锄暴乱。为此，其还在在长沙设立了“审案局”，专门对付所谓的“不法分子”曾国藩一直强调，天下随乱，但法不可废。法律的稳定性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未来的信心和计划，这种信心和计划又是以对法律稳定性的信念为前提的。
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灭，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
曾国藩在一份批文中阐述了这一相同观点:“凡立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不行而后更改，不如不轻法令之为愈。”这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法律的稳定性。并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如果立法，就必须执行，如果不执行而去变更法律，还不如不轻易颁布法律。
对法的稳定性的重视对曾国藩清讼治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维护法的稳定性，还是简明程序，曾国藩的目的都是通过减少社会动荡而保障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
二、执法观：谨慎执法
曾国藩认为执法不仅要严，而且必须郑重。为了产生良好的行法效果，应该做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
晚清司法腐败，一桩官司，原告被告往往混写多人，其中“妄抓者居多”，还有“差役勾串，牵入呈内者”。 然而滥传滥押人犯就是造成晚清积案冤案之累的重要原因。曾国藩在《十条》就此专门规定:各级官吏在清理讼案时，不准多传人犯、人证，所传人证如非命盗大案，不准轻于管押，而目必须将在押人姓名写在粉牌上，使众人周知。一旦发现并未悬牌，或牌上人数与在押人数不相符合，则记过重惩。
对重大的、疑难的案件，曾国藩常常要亲自处理。同治八年三月初八晚上，他仔细阅读一则案件，觉得其中判绞刑但缓刑的犯人张世沉，罪行较重，应该改为立即执行，他自己对此事“沉吟良久”，然后写一封信与按察使商量。可见关乎人命之事，他相当慎重。
曾国藩认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因此“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候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意。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
在外忧内患、国弱民穷的清朝末年，曾国藩能坚持执法审慎，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曾国藩的执法观与现代法治的执法观是有本质不同的。在其法律思想中程序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仅仅只是维护实体法运行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漠视甚至完全牺牲程序正义。
三、守法观：严以治吏
从严治吏是曾国藩吏治思想的核心之一。曾国藩认为执法效果的好坏，则主要决定于执法者的素质与水平。在他看来，公正明理是执法者的必备素质，也是决定办案效果的重要保证。他说，如果“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故得其人，便行其法，“断词讼，诘盗贼，日可见功，否则接奉檄饬，徒以一卷文册，虚名故事，甚且假手胥吏劣绅，设局敛钱，转滋纷扰，非为无益而已。”
《批饬密查厅汛员弁办工情形》说，厅汛员弁有廉俸银两，有津贴银两，待遇优厚，本应洁以奉公，实际情形却是“领款一到，先肥私囊，于购料修工不过奉行故事，漠不关心”，且已成积习《批永定河徐道禀漫口不克抢堵》则痛斥借抢修决口，从中按项浮开侵吞国库库银的文武官吏，“文武兵吏均洁津润，千把弁目获利尤多”。对这些积习，曾国藩批示要痛加革除，“必当痛切重创一番，勿谓言不豫也”。
可以看出曾国藩那时已经认识到，官吏的所做作为必须与公布的法律相一致，否则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因为如果官吏可以随意行使法律并未规定的权利，人们的消极自由即排除非正当权力干涉的自由就不能得到保护。但这并不是说曾国藩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规定这些的意义只是为了保障清末法律的实施。而清末的法律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百姓的工具而已。无论是严以吏治还是法不阿贵，都只是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皇权做的努力。
（作者简介：李相洵 （1989-），女，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