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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迪伦马特是继布莱希特之后德语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的重要特点是悲喜剧风格，即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从而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的悲喜剧完全不同的现代戏剧美学范式。本文试图以迪伦马特最成功的一部剧作《老妇还乡》为例，对他的这一戏剧艺术特色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本论文阐释了怪诞是迪伦马特的喜剧的重要特征，并且从表现手法、人物形象、场景三方面揭示了《老妇还乡》的怪诞特色。
关键词：迪伦马特 《老妇还乡》 悲喜剧 怪诞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是瑞士当代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的生平既少坎坷又无奇特之处，寥寥数行便写尽其一生。他1921年1月5日生于瑞士伯尔尼州的科尔丰根的一个牧师家庭，是个地道的瑞士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祖父是政治家兼诗人。父辈对于迪伦马特日后在创作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才能不无影响。1935年他随家庭迁往伯尔尼市，在那读完中学。1941年起在苏黎世度过一个学期后，又返回伯尔尼城攻读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这期间他研究了基尔克郭尔、尼采、卡尔·巴特、阿尔贝特·史怀泽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在文学方面受到阿里斯托芬、奈斯特伊、拉伯雷、毕希纳、魏德金德、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阿里斯托芬讽刺现实的喜剧尤其受到他的推崇；同时他也对绘画颇感兴趣，创作了许多具有“怪诞”特征的美术作品。毕业后一度在苏黎世“世界周报”任美术和戏剧编辑。这时期他也写了一些尝试性的剧作和小说。迪伦马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其中代表作有《老妇还乡》（1956），《物理学家》（1962）和《罗慕路斯大帝》（1949），《天使来到巴比伦》（1953）和《弗兰克王世》（1959）等。
作为艺术上的“叛逆者”，迪伦马特不愿意因袭传统，或步他人后尘，而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经过创作实践和舞台试验，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以“怪诞”为特征的悲喜剧风格。综观迪伦马特的所有剧作，它们在整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怪诞风格，这一特征在其经典剧作之一《老妇还乡》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老妇还乡》的故事并不新颖，“复仇”是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最常见的题材，但是迪伦马特运用了不同寻常的手法来表现这个故事，从而使《老妇还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复仇剧”。这个“不同寻常的表现手法”就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主题。
就喜剧表现手段的本身而言，迪伦马特采用的表现手法又有别于传统喜剧中常采用的夸张与戏谑，而是“怪诞”，“即把现实中的普遍性事物加以变形，使之怪异、荒唐，以造成和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即失去真实感或舞台幻觉），换一句通俗的说法就是：给描写对象戴上一种假面具。”[1]根据西方主流怪诞理论，“怪诞由丑恶和滑稽两种成分构成，既可怕又好笑是它的接受反应”。[2]
1.怪诞的表现手法
具体到迪伦马特创作的的《老妇还乡》，剧本的中心情节围绕着复仇和伊尔的死展开，但对于老妇买凶杀人和居伦人集体谋杀这一令人发指的可怕死亡事件，作者却运用喜剧手段加以描述，从而产生幽默、讽刺的效果。从怪诞剧风格最基本的定义出发，采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性主题和悲剧性的男主人公形象，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冲突就为《老妇还乡》一剧带来整体风格上的怪诞。
2.怪诞的人物形象
除了表现手法的怪诞，剧本中的诸多人物形象也具有怪诞色彩。本剧的女主人公克莱尔一出场就给人以怪诞的感觉，“……红色的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她一方面看来是那样凶恶，一方面，尽管神情古怪，却仍然具有交际场中贵妇人的少有的风度。”[3]珠光宝气的装扮，凶恶的神情再加上贵妇人的风度，集这种种因素于一身的克莱尔从视觉上给人以可笑又可怕的感觉而颇具怪诞色彩。在迪伦马特的笔下，克莱尔“等于是已用一个石头模子铸定”，“代表一个石头偶像”。[4]她的性格是固定、僵化的，她的复仇计划更是贯彻始终、从未动摇。她的富可敌国使她能够专横跋扈、不顾一切，但最让人心生畏惧的是她能够用金钱支配他人命运，似乎任何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为了报复伊尔，她早已做好了周密的准备。那两个被伊尔收买谎称与她睡过觉的假证人，克莱尔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将他们找回，派人割去他们的生殖器，弄瞎他们的眼睛；昔日错判克莱尔之子父权案的法官现在也受雇于克莱尔做总管；如今她带着复仇所需要的证人、总管重返故乡，一步一步地实施她的复仇计划。这些都展示出老妇那可怕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她太清楚金钱的力量多么巨大，居伦人的正义、善良和人道主义在金钱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然而如果把克莱尔刻画为一个纯粹的恶棍，——尽管“那个老太太的确是个恶棍”，[5]——这个人物形象就称不上“怪诞”。迪伦马特在后记中也强调，在表演时决不能让她露出一副恶人相，而要尽可能让她合乎人情，要让她在观众中引起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悲伤和幽默”。[6]因此，“石头偶像”式的克莱尔也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当她再度与旧情人伊尔在康德拉村的树林里聆听布谷鸟的叫声喝树叶的恶风声时，对于往昔恋情的追忆和留恋依然使她心中充满惆怅和感伤：
克莱尔：我已经对你谈过了关于咱们的小女儿的事。现在你谈谈我的事。
伊尔：关于你？
克莱尔：谈谈我的过去，谈谈我十七岁的时候你爱我的情况。[7]
此时克莱尔更像是一个因为失去爱情而悲伤不已的普通的女人。尽管她富可敌国，却无论如何也买不回逝去的爱情了。
由于迪伦马特在刻画老妇克莱尔这个人物形象时，一方面充分突出了她性格中的骄横、邪恶、残忍，进而使她成为可怕的“复仇女神”的象征，令观众毛骨悚然；另一方面迪伦马特却将悲伤和滑稽等种种本来不相容的因素集合在她一人身上，从而塑造出一个典型的怪誕形象——也正是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全剧的怪诞色彩。
除此之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充满喜剧怪诞色彩的角色是克莱尔带来居伦的一对盲人小老头。他们因为被伊尔收买作伪证而遭受到克莱尔的残酷报复，被阉割并且弄瞎双眼。克莱尔供他们考究的衣服和牛排火腿，而他们也就安然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在重返居伦城完成了作证的任务之后，他们被克莱尔派人装运到香港的鸦片馆里抽鸦片去了。由于这对小老头总是成对出现，每说一句话都要重复一遍，所以迪伦马特塑造这样的人物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完全象凭空幻想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物”。[8]
关键词：迪伦马特 《老妇还乡》 悲喜剧 怪诞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是瑞士当代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的生平既少坎坷又无奇特之处，寥寥数行便写尽其一生。他1921年1月5日生于瑞士伯尔尼州的科尔丰根的一个牧师家庭，是个地道的瑞士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祖父是政治家兼诗人。父辈对于迪伦马特日后在创作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才能不无影响。1935年他随家庭迁往伯尔尼市，在那读完中学。1941年起在苏黎世度过一个学期后，又返回伯尔尼城攻读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这期间他研究了基尔克郭尔、尼采、卡尔·巴特、阿尔贝特·史怀泽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在文学方面受到阿里斯托芬、奈斯特伊、拉伯雷、毕希纳、魏德金德、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阿里斯托芬讽刺现实的喜剧尤其受到他的推崇；同时他也对绘画颇感兴趣，创作了许多具有“怪诞”特征的美术作品。毕业后一度在苏黎世“世界周报”任美术和戏剧编辑。这时期他也写了一些尝试性的剧作和小说。迪伦马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其中代表作有《老妇还乡》（1956），《物理学家》（1962）和《罗慕路斯大帝》（1949），《天使来到巴比伦》（1953）和《弗兰克王世》（1959）等。
作为艺术上的“叛逆者”，迪伦马特不愿意因袭传统，或步他人后尘，而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经过创作实践和舞台试验，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以“怪诞”为特征的悲喜剧风格。综观迪伦马特的所有剧作，它们在整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怪诞风格，这一特征在其经典剧作之一《老妇还乡》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老妇还乡》的故事并不新颖，“复仇”是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最常见的题材，但是迪伦马特运用了不同寻常的手法来表现这个故事，从而使《老妇还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复仇剧”。这个“不同寻常的表现手法”就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主题。
就喜剧表现手段的本身而言，迪伦马特采用的表现手法又有别于传统喜剧中常采用的夸张与戏谑，而是“怪诞”，“即把现实中的普遍性事物加以变形，使之怪异、荒唐，以造成和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即失去真实感或舞台幻觉），换一句通俗的说法就是：给描写对象戴上一种假面具。”[1]根据西方主流怪诞理论，“怪诞由丑恶和滑稽两种成分构成，既可怕又好笑是它的接受反应”。[2]
1.怪诞的表现手法
具体到迪伦马特创作的的《老妇还乡》，剧本的中心情节围绕着复仇和伊尔的死展开，但对于老妇买凶杀人和居伦人集体谋杀这一令人发指的可怕死亡事件，作者却运用喜剧手段加以描述，从而产生幽默、讽刺的效果。从怪诞剧风格最基本的定义出发，采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性主题和悲剧性的男主人公形象，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冲突就为《老妇还乡》一剧带来整体风格上的怪诞。
2.怪诞的人物形象
除了表现手法的怪诞，剧本中的诸多人物形象也具有怪诞色彩。本剧的女主人公克莱尔一出场就给人以怪诞的感觉，“……红色的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她一方面看来是那样凶恶，一方面，尽管神情古怪，却仍然具有交际场中贵妇人的少有的风度。”[3]珠光宝气的装扮，凶恶的神情再加上贵妇人的风度，集这种种因素于一身的克莱尔从视觉上给人以可笑又可怕的感觉而颇具怪诞色彩。在迪伦马特的笔下，克莱尔“等于是已用一个石头模子铸定”，“代表一个石头偶像”。[4]她的性格是固定、僵化的，她的复仇计划更是贯彻始终、从未动摇。她的富可敌国使她能够专横跋扈、不顾一切，但最让人心生畏惧的是她能够用金钱支配他人命运，似乎任何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为了报复伊尔，她早已做好了周密的准备。那两个被伊尔收买谎称与她睡过觉的假证人，克莱尔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将他们找回，派人割去他们的生殖器，弄瞎他们的眼睛；昔日错判克莱尔之子父权案的法官现在也受雇于克莱尔做总管；如今她带着复仇所需要的证人、总管重返故乡，一步一步地实施她的复仇计划。这些都展示出老妇那可怕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她太清楚金钱的力量多么巨大，居伦人的正义、善良和人道主义在金钱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然而如果把克莱尔刻画为一个纯粹的恶棍，——尽管“那个老太太的确是个恶棍”，[5]——这个人物形象就称不上“怪诞”。迪伦马特在后记中也强调，在表演时决不能让她露出一副恶人相，而要尽可能让她合乎人情，要让她在观众中引起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悲伤和幽默”。[6]因此，“石头偶像”式的克莱尔也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当她再度与旧情人伊尔在康德拉村的树林里聆听布谷鸟的叫声喝树叶的恶风声时，对于往昔恋情的追忆和留恋依然使她心中充满惆怅和感伤：
克莱尔：我已经对你谈过了关于咱们的小女儿的事。现在你谈谈我的事。
伊尔：关于你？
克莱尔：谈谈我的过去，谈谈我十七岁的时候你爱我的情况。[7]
此时克莱尔更像是一个因为失去爱情而悲伤不已的普通的女人。尽管她富可敌国，却无论如何也买不回逝去的爱情了。
由于迪伦马特在刻画老妇克莱尔这个人物形象时，一方面充分突出了她性格中的骄横、邪恶、残忍，进而使她成为可怕的“复仇女神”的象征，令观众毛骨悚然；另一方面迪伦马特却将悲伤和滑稽等种种本来不相容的因素集合在她一人身上，从而塑造出一个典型的怪誕形象——也正是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全剧的怪诞色彩。
除此之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充满喜剧怪诞色彩的角色是克莱尔带来居伦的一对盲人小老头。他们因为被伊尔收买作伪证而遭受到克莱尔的残酷报复，被阉割并且弄瞎双眼。克莱尔供他们考究的衣服和牛排火腿，而他们也就安然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在重返居伦城完成了作证的任务之后，他们被克莱尔派人装运到香港的鸦片馆里抽鸦片去了。由于这对小老头总是成对出现，每说一句话都要重复一遍，所以迪伦马特塑造这样的人物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完全象凭空幻想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