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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但事实究竟如何?本文通对当时敦煌僧尼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来探讨敦煌佛教在全国的真实地位，并分析造成人们对当时敦煌佛教在全国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
关键词：敦煌佛教；僧尼人口；晚唐五代；地位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073-08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评价甚高，佛教在全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诚然，古代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它也的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在世人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具体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是否如世人认知的那样辉煌而重要?它在当时全国佛教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僧尼人口的研究来了解它的一个侧面。
对于历代全国僧尼人口。史籍的记载不多，对于各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记载更如凤毛麟角，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敦煌文书中却保存着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信息，有赖于此，我们才能得知当时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真实数据，并以此为据蠡测当时敦煌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一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日本学者藤枝晃、池田温、国内学者唐耕耦、郑炳林等先生曾经利用敦煌文书对吐蕃、归义军时期(786—1036)的敦煌僧尼人口做过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由于这些记载僧尼名籍的卷子许多残缺不全，所以仍然有许多问题如某些卷子的年代、僧尼数量等前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们以前得出的结论有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1.吐蕃统治时期(786-848)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786年，吐蕃占领敦煌，848年张议潮领导瓜沙民众推翻吐蕃统治，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大约为60多年。这一时期，在吐蕃政权的保护和扶植下，敦煌地区的佛教迅速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规模较小，根据敦煌文书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的记载，沙州有寺院13所，僧139人，尼171人，僧尼合计310人，其中永安寺有僧11人，大乘寺有尼44人，普光寺有尼47人。该件文书写于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三年(788年)，是敦煌僧尼人口的最早记载，也是僧尼籍中最为完整的一件，它对于每一寺院僧尼的姓名、各个寺院的僧尼数、僧尼总人数都有明确的记载。
S.5676《沙州诸寺僧尼数》没有年代的记载，记有寺院15所，比前件文书少了乾元寺与潘原堡，但又多出了永康寺、莫高窟、安国寺、圣光寺4所。或许乾元寺与潘原堡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换了名称成为后面多出来四所中的两所。寺名与S.2729中相同的，有的人数增加了，有的人数减少了。但这15所寺院僧尼合计427人，比前件文书的总数多了117人，总体上有所增长，增幅约为38％。这个僧尼总数、增幅与后面将要谈到几件文书的总数、增幅相比较，变化不算太大，因此可能仍为吐蕃初期的统计，它比s.2729的年代(788)要晚一些。
吐蕃统治中期，关于僧尼人口的籍薄大都残缺不全，只能看到少数几所寺院的僧尼人数，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敦煌僧尼人口增长的情况。P.5579《吐蕃酉年(805)大乘寺寺卿唐迁进具当寺应道场尼六十二人牒》载大乘寺有尼62人；s.545背1《吐蕃戌年(806)永安寺僧惠照具当寺应管主客僧名数状》载永安寺有僧36人；P.3600《吐蕃戌年(806)普光寺等具当寺应管尼数牒》载普光寺有尼127人。上述三件文书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一件为805年，另外两件为806年，时间间隔仅有一年。为了后面计算的方便，我们把它们都看作是公元806年的抄件。大乘寺尼数比公元788年的44人增加了18人，增长幅度为41％：永安寺僧数比公元788年的11人增加了25人，增长幅度为227％；普光寺比公元788年的47人增加了80人，增长幅度为170％。三所寺院的平均增长率为146％。若以146％的增长率计算，到吐蕃中期(806)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应在吐蕃初期(788年)31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大约是762人。若以P.5579、S.545背1、P.3600三件文书中的数字与S.5676文书中相同寺院作比较，大乘寺增加了1人，增幅为0.16％，永安寺增加了19人，增幅为111.7％，普光寺增加了70人，增幅为122.8％，三所寺院的平均增幅约为78％。若以78％的增长率计算，S.5676中的427人到吐蕃中期应为760人。这个结果与以s.2729中数字计算的762人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吐蕃中期(806年)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在760人左右。
吐蕃后期敦煌僧尼人口，文书中没有记载，它应当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增加，到其统治末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估计在1000人左右。
2.归义军时期(848-1036)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公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节儿，建立了汉族人领导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在原来吐蕃僧尼人口的基础上持续增长。S.2614背《唐年代未详(895 7)沙州诸寺僧尼名薄》前后均残缺不全，前面可能缺失三所僧寺的人名与数量，后面虽有缺失，但僧尼人口总数完整。该件文书载敦煌十七所寺院有尼693人，僧尼共计1140人。
S.2669《年代未详(865—870)沙州诸寺尼籍》亦前后残缺不全，其中仅载有大乘寺有尼209人，圣光寺有尼79人。该件文书中大乘寺与圣光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两所尼寺的人口又有了较大增加，根据这一时期敦煌僧尼人口逐步增长的事实，S.2669统计的年代应当在S.2614背之后，然而唐耕耦先生将此件文书时间定为865—870年恐怕有问题，它至少也应在921年以后。s.2669中大乘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一寺院的173人增加了36人。增长幅度为20.8％，圣光寺比原来49人增加了30人，增长幅度为61.2％，两寺的平均增长率为40％。如果以平均40％的增长率计算，S.2669中的僧尼人口将要在s.2614背中114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1596人，也就是说该件文书中僧尼总人口在1500—1600之间。这个数字可能就是曹议金统治末期敦煌的僧尼人口。郑炳林先生根据P.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中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的两次斋僧人数，推测当时敦煌有僧尼人口1500到1600左右。该件文书记载，长兴四年十月九日曹议金举行的一次法会上就“斋僧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尼一七人”：到长兴五年五月十四日法会中，“请大众转经一七日，设斋一 千六百人供，度僧尼二七人。看来郑先生的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同时也可以推断S.2669号文书的统计年代当在曹议金统治敦煌末期，即公元935年左右，唐耕耦先生所定的公元865-870年是缺乏根据的。
郑先生还根据莫高窟第469窟中的墨书题记，推断到曹元忠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规模从1600人增加到2000人左右。这条题记日：“府主太保就窟上造两仟仁(人)斋，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八月十五日。”广顺三年为公元953年，时任归义军节度使者为曹元忠。根据P.2704号文书的记载，曹议金在长兴四年的法会上度僧17人，在长兴五年的法会上度僧25人，平均每年度僧22人。广顺三年(953)距长兴五年(935)一共18年。若以每年度僧22人计算，这18年共度僧396人，也就是说这18年在长兴五年(935)年1600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96人。以长兴五年的1600人再加上396人，可以计算出广顺三年(953年)的僧尼人口为1996人，这一数字与莫高窟第469窟的墨书题记中曹元忠斋僧2000人的大体吻合，根据当时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到曹元忠时期达到2000人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数字应该是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最高记录，此前及以后的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比这个数字更高的记录。
二 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
全国各地僧尼人口的具体数据，史籍中记载很少，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保存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尽管文书记载不全以及卷子尾部残缺，一些州府和佛教名山的僧尼人数我们无从知晓，但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晚唐五代史籍中关于各地僧尼人数记载的缺憾。这件文书中记载了五台山、抱腹山等18座佛教名山以及太原、幽州、定州等17州的寺院数量与僧尼人数，是我们赖以与敦煌地区进行比较的珍贵资料(表1)。
表1所列有僧人数量的州一共17个，是幽州、定州、镇州、邢州、邺都、沧州、舒州、黄州、蕲州、鄂州、洪州、庐州、衡州、潭州、荆州、郴州、襄州。另外还有五台山、抱腹山等9座佛教名山也有僧尼人口的记载。这样有僧尼人口记载的州与佛教名山一共有26个。
郑炳林先生通过对s.529v《诸山圣迹志》中邺都、汴州、扬州以及庐州张相公、江西钟令公等地名与人名的考证，得出S.529v的成书年代在后唐时期(923—936)。这表明s.529v文书中记载的僧尼人口的数字跟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914—935)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为同一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记载约为1500-1600人，我们应当以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与中原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应该更加可靠。
在S.529v有记载的17个州及9座佛教名山中，僧尼人口在1000多人的一共有7个，这表明约有7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大体相当。僧尼人口超过2000人的州有9个，加上五台山一共有10个，也就是说有10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要高于同一时期的敦煌。其中有7个超过3000人(含五台山)，这说明有7个地区的僧尼人口是敦煌地区的2倍以上。超过5000人的有5个，这说明有5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3倍以上。超过7000人的有4个，这说明有4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4倍以上。达到10000人有两个，它们是北方的幽州和南方的潭州，这两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6倍以上(表2)。
从表2不难看出，僧尼人口高于敦煌地区的个数(10)要多于低于敦煌地区的个数(9)，另外还有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要高出敦煌地区2-6倍不等。应当指出，S.529v《诸山圣迹志》中还有许多没有记载或因文书残缺而丢失的地区，它们中的一些地区僧尼人口也会高于敦煌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等大都会，它们的僧尼人口估计在5000—10000之间，超出敦煌地区若干倍当毫无疑问。另外，上述26个地区僧尼总人口加起来接近40000人。平均每一地区有僧尼1520多人，这一数字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几乎相同，说明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充其量也只能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三 敦煌总的人口规模制约了敦煌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从吐蕃初期的300多人增加到归义军后期的2000人左右，晚唐五代时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然而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而言，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在规模上并不占优势，当时全国至少有十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多于敦煌，有的甚至超出好多倍。那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呢?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为何不能跻身全国前列呢?我认为关键的是敦煌地区总的人口规模限制了这一地区僧尼人口的规模，从而使其不可能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偏居河西一隅，向来就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它的人口规模历来就比较小。隋大业五年(609)敦煌总人口为40217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敦煌人口为16250人，不及隋大业五年的一半。《通典》记载敦煌唐天宝年间的人口是32234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开元末期的两倍。《通典》关于人口的数字大约是天宝十三年的统计。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敦煌人口能否翻上一番，值得怀疑，即便以《通典》记载的32234人来看，它也没有达到隋代大业五年的水平。然而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州郡的人口普遍要比敦煌多得多(表3)。
表3所列为敦煌(沙州)及S.529v文书中载有僧尼人口的17个州郡在唐天宝时期的人口数。从表中可以看出，这17个州郡总人口都比敦煌地区多，其中人口最多的沧州(户118678，口702300)户数是敦煌户数(6395)的18.5倍，口数是敦煌(32234)的近22倍，而人口最少的黄州(户14787，口84182)户数是敦煌的2，3倍，口数是敦煌的2.6倍。显然，天宝时期敦煌人口数在全国是非常少的。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没有确切记载，根据郑炳林先生估计，敦煌当时人口大约在三四万左右。同一时期的中原及南方经过长期战乱，人口普遍大幅度减少，而河北与中原地区各个州郡的人口减少尤其严重。由于这一时期各州人口史籍也缺乏记载，我们无法与敦煌进行精确比较，但上述17州人口数仍然要大于敦煌的。
总之，敦煌地区人口过少，限制了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尽管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敦煌僧尼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但终因其人口总体太少，限制了僧尼人口的规模，因而使其僧尼人口总量无法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人口总体过少，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周边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属于内陆沙漠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农业生产全靠灌溉维持，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尽管敦煌面积不算太小(约30000平方千米)，但大 部分地区是沙漠与戈壁，能够利用河水灌溉的绿洲面积大约只有30多平方千米，仅相当于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不太发达的中古社会，在30多平方千米的绿洲上能承载三四万人口，几乎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限制了敦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另外，从周边政治环境上讲，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基本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它的四周有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甘州回鹘，成为敦煌与中原交往途中的巨大障碍，这一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与交往大大减少。一方面，此时敦煌已经无法像五凉时期接收到中原避难的移民而增加人口；另一方面，此时敦煌已经不能像隋唐统一承平时期那样得到中央政府的积极开发以及有组织的屯垦移民而增加人口。总之，两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已完全停止，没有中原移民的迁入而使人口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增长是不可能的。
四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以上通过敦煌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以及限制其僧尼人口进一步增长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总量在全国不占优势，它缺乏成为一个全国性佛教中心或佛教重要地区的必备条件，因此从僧尼人口总量这一角度看，敦煌佛教在当时全国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只是全国佛教中的一个普通地区而已。
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不仅其僧尼人口总量在全国范围内不占优势，而且所出高僧数量也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根据李映辉的统计，唐代前期与后期，陇右道所出高僧人数分别为13人与7人，在全国10道中两次都排名倒数第二。且在前期的13人与后期的7人中，都没有敦煌高僧的名字。《高僧传》的记载中不再出现敦煌僧人的名字，这跟隋唐以前状况大相径庭。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统计，东晋时敦煌籍高僧有2人，南北朝时敦煌籍高僧有3人，这在全国各州中处于较高水平…。另外，此时敦煌地区已经不再向中原地区输送佛经，相反，敦煌还要不断地从中原王朝那里迎请短缺的佛经。
事实上，自从北魏灭了北凉后，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就急剧下降。《魏书-释老志》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渐矣。”凉州发达的佛教文化经过这次劫掠式的迁移后，元气大伤，而中原佛教却由于凉州血液的注入，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洛阳与长安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两个佛教文化中心。殆及隋唐，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佛教也在全国范围内繁荣起来。此时敦煌佛教也呈现发展繁荣的态势，但它没能恢复到五凉时的那种盛况。此时敦煌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已不能与五凉时期相提并论了。公元8世纪后半期，河西渐次被吐蕃占领，公元781年，敦煌也最后陷入吐蕃。在此后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敦煌长期处于独立割据的状态。在此期间，敦煌佛教不仅与中原的联系大大减少，即便与其周边各政权在佛教文化上的交往也不太多，因此敦煌佛教对全国佛教的影响就更加微弱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敦煌气势恢弘、经济发达、文化昌盛、道路畅通、东西交往频繁，但这只是唐朝前期以及以前的景象。事实上，自安史之乱后不久，河西已不复为唐所有，因此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地减少，即便是后来被视为中央藩镇的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的交往也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尽管敦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仍不绝如缕，但由于地隔悬远，河西一路又有甘州回鹘与其他政权的阻隔以及盗寇抄略，出使中原的道路显得异常艰辛。与沙州相邻的甘州回鹘，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二政权关系交恶时，双方争夺地盘的战争不断，盗寇的抄略更加猖獗，沙州出使中原的道路几乎被完全割断；即便是两个政权关系正常时，也常有沙州前往中原的使者在甘州遇害的事件发生，因此甘州被视为畏途。与中原交往大大减少，使得敦煌佛教对全国的影响也明显减小，因此，它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不仅对全国佛教的影响下降，甚至其在整个河西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张氏归义军前期，随着驱逐吐蕃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归义军向东攻取了肃、甘、凉等地，从而掩有整个河西地区，此时敦煌佛教的影响尚能覆盖整个河西走廊。然而这种盛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后不久，随着甘州与西州两支回鹘力量的在其东、西两面的崛起，归义军逐渐丧失了上述曾经占领的地区，其政权所辖的范围此后长期只限于瓜、沙二州，因此，张氏归义军后期以及以后的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佛教影响，也仅限上述二州。前田正明指出：“这样，八世纪后半期及九世纪的河西并非是一个统一集中的地区，而是各州处于分立的状态，因此，河西的某一地区不可能是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河西作为一个地区来看待时，应该强调这一地区有其独特的地区性特色。即自河西陷末于吐蕃迄九世纪后半期这段时间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河西的核心地区。”前田正名的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不过敦煌一地处于分立状态不止于9世纪，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1世纪初期，直到西夏占领为止。既然河西各州在8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初由于各自分立而没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敦煌就谈不上是整个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因此就更谈不上成为全国性的佛文化中心，充其量它只是瓜、沙二州的佛教文化中心。既然当时的敦煌不能作为整个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更不能作为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那么它的佛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占重要地位。就佛教而言，它只是全国很普通的一个州、一个地区而已。
尽管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敦煌僧尼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也相对较高，同时开凿石窟的斧斤之声在三危山的空谷中连绵回响。从总体上看此时敦煌的佛教还呈现出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但它对国内其他地区佛教的影响甚微，此时的敦煌不再是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也无法与五凉时期在全国的地位同日而语。
五 造成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对当时全国佛教的影响甚微，它在当时全国佛教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现代人心目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却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封存近千年的六朝、隋、唐以至宋初的写本、课本以及各类文物五万多件。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与刻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汉文外，还有古藏文、回鹘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等。这些文书对 于研究我国乃至中亚、印度等地古代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等都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明清大内档案并成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外国“探险家”的觊觎，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接踵而至，他们将数万件精美文书和绢画等掠往国外。
随着大量敦煌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英、法、德、日、俄等国的学者以及中国本土的学者开始利用敦煌文书进行中国及中亚等地古代社会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技、交通等的研究，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遂应运而生了。随着敦煌文献发现以及敦煌学的诞生，敦煌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响遍了世界。时至今日，敦煌学的发展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敦煌学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
2.莫高窟的艺术价值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市东南25km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面临大泉河，与三危山隔河相望，现存洞窟492个。整个莫高窟现保存有4至14世纪1000多年间的壁画45000m2，彩塑2400多身。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宝库。关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论述的著作和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此无须赘言。正是由于莫高窟拥有的巨大艺术价值，使它成为中外游客心目中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佛教徒与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圣地。早在1987年，莫高窟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现在每年吸引数十万中外游客前往游览观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莫高窟有巨大的艺术价值，但它是4至14世纪1000多年间的积累。它不仅仅是晚唐五代的作品，晚唐五代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况且莫高窟中的壁画、雕塑精品，大多集中在盛唐以前。晚唐五代的作品大多走向程式化，远远赶不上盛唐以前的水平。另外就全国而言，当时各地都在寺院、石窟中绘制壁画、雕凿塑像。在莫高窟绘制莫高窟壁画、雕凿塑像的人，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画匠、泥塑匠，而当时中原地区寺院、石窟中的壁画与雕塑，不乏名家的大手笔。中原地区雕塑与壁画的杰作，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多有记载，只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因为政治运动(如三武灭佛)、战争、风雨侵蚀等而没有保存下来。
3.盛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影响
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由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凡是天竺、西域来内地传教的高僧，河西、中原往西域、天竺求法的行者，无不途经或驻锡敦煌。敦煌的佛教不仅起步早、发展快，而且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西晋以降，敦煌就名僧辈出，如敦煌菩萨竺法护、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献、释道法、释法颖、释超辩、释慧远等都驰誉一时。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敦煌曾一度设立译场，翻译佛典。莫高窟不仅开凿年代早、规模大，而且艺术精湛。因此，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在全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敦煌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使敦煌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由于敦煌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所以对敦煌佛教的研究成为敦煌学研究中非常重要领域。又由于莫高窟较为完好地保存了1000多年来敦煌佛教艺术作品，使其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将敦煌佛教文献与莫高窟佛教艺术研究结合起来，能够反映出中古敦煌佛教生活的丰富场景，再加上隋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本来就有相当的影响与地位，所以晚唐五代的敦煌佛教的影响在世人心目中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同时，它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也就被无形地抬高了。
参考文献：
[1]藤枝晃.敦煌.僧尼籍[J].(京都)东方学报：第29册.1959：285-338.
[2]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605-611.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
关键词：敦煌佛教；僧尼人口；晚唐五代；地位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073-08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评价甚高，佛教在全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诚然，古代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它也的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在世人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具体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是否如世人认知的那样辉煌而重要?它在当时全国佛教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僧尼人口的研究来了解它的一个侧面。
对于历代全国僧尼人口。史籍的记载不多，对于各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记载更如凤毛麟角，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敦煌文书中却保存着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信息，有赖于此，我们才能得知当时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真实数据，并以此为据蠡测当时敦煌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一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日本学者藤枝晃、池田温、国内学者唐耕耦、郑炳林等先生曾经利用敦煌文书对吐蕃、归义军时期(786—1036)的敦煌僧尼人口做过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由于这些记载僧尼名籍的卷子许多残缺不全，所以仍然有许多问题如某些卷子的年代、僧尼数量等前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们以前得出的结论有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1.吐蕃统治时期(786-848)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786年，吐蕃占领敦煌，848年张议潮领导瓜沙民众推翻吐蕃统治，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大约为60多年。这一时期，在吐蕃政权的保护和扶植下，敦煌地区的佛教迅速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规模较小，根据敦煌文书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的记载，沙州有寺院13所，僧139人，尼171人，僧尼合计310人，其中永安寺有僧11人，大乘寺有尼44人，普光寺有尼47人。该件文书写于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三年(788年)，是敦煌僧尼人口的最早记载，也是僧尼籍中最为完整的一件，它对于每一寺院僧尼的姓名、各个寺院的僧尼数、僧尼总人数都有明确的记载。
S.5676《沙州诸寺僧尼数》没有年代的记载，记有寺院15所，比前件文书少了乾元寺与潘原堡，但又多出了永康寺、莫高窟、安国寺、圣光寺4所。或许乾元寺与潘原堡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换了名称成为后面多出来四所中的两所。寺名与S.2729中相同的，有的人数增加了，有的人数减少了。但这15所寺院僧尼合计427人，比前件文书的总数多了117人，总体上有所增长，增幅约为38％。这个僧尼总数、增幅与后面将要谈到几件文书的总数、增幅相比较，变化不算太大，因此可能仍为吐蕃初期的统计，它比s.2729的年代(788)要晚一些。
吐蕃统治中期，关于僧尼人口的籍薄大都残缺不全，只能看到少数几所寺院的僧尼人数，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敦煌僧尼人口增长的情况。P.5579《吐蕃酉年(805)大乘寺寺卿唐迁进具当寺应道场尼六十二人牒》载大乘寺有尼62人；s.545背1《吐蕃戌年(806)永安寺僧惠照具当寺应管主客僧名数状》载永安寺有僧36人；P.3600《吐蕃戌年(806)普光寺等具当寺应管尼数牒》载普光寺有尼127人。上述三件文书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一件为805年，另外两件为806年，时间间隔仅有一年。为了后面计算的方便，我们把它们都看作是公元806年的抄件。大乘寺尼数比公元788年的44人增加了18人，增长幅度为41％：永安寺僧数比公元788年的11人增加了25人，增长幅度为227％；普光寺比公元788年的47人增加了80人，增长幅度为170％。三所寺院的平均增长率为146％。若以146％的增长率计算，到吐蕃中期(806)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应在吐蕃初期(788年)31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大约是762人。若以P.5579、S.545背1、P.3600三件文书中的数字与S.5676文书中相同寺院作比较，大乘寺增加了1人，增幅为0.16％，永安寺增加了19人，增幅为111.7％，普光寺增加了70人，增幅为122.8％，三所寺院的平均增幅约为78％。若以78％的增长率计算，S.5676中的427人到吐蕃中期应为760人。这个结果与以s.2729中数字计算的762人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吐蕃中期(806年)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在760人左右。
吐蕃后期敦煌僧尼人口，文书中没有记载，它应当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增加，到其统治末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估计在1000人左右。
2.归义军时期(848-1036)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公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节儿，建立了汉族人领导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在原来吐蕃僧尼人口的基础上持续增长。S.2614背《唐年代未详(895 7)沙州诸寺僧尼名薄》前后均残缺不全，前面可能缺失三所僧寺的人名与数量，后面虽有缺失，但僧尼人口总数完整。该件文书载敦煌十七所寺院有尼693人，僧尼共计1140人。
S.2669《年代未详(865—870)沙州诸寺尼籍》亦前后残缺不全，其中仅载有大乘寺有尼209人，圣光寺有尼79人。该件文书中大乘寺与圣光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两所尼寺的人口又有了较大增加，根据这一时期敦煌僧尼人口逐步增长的事实，S.2669统计的年代应当在S.2614背之后，然而唐耕耦先生将此件文书时间定为865—870年恐怕有问题，它至少也应在921年以后。s.2669中大乘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一寺院的173人增加了36人。增长幅度为20.8％，圣光寺比原来49人增加了30人，增长幅度为61.2％，两寺的平均增长率为40％。如果以平均40％的增长率计算，S.2669中的僧尼人口将要在s.2614背中114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1596人，也就是说该件文书中僧尼总人口在1500—1600之间。这个数字可能就是曹议金统治末期敦煌的僧尼人口。郑炳林先生根据P.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中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的两次斋僧人数，推测当时敦煌有僧尼人口1500到1600左右。该件文书记载，长兴四年十月九日曹议金举行的一次法会上就“斋僧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尼一七人”：到长兴五年五月十四日法会中，“请大众转经一七日，设斋一 千六百人供，度僧尼二七人。看来郑先生的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同时也可以推断S.2669号文书的统计年代当在曹议金统治敦煌末期，即公元935年左右，唐耕耦先生所定的公元865-870年是缺乏根据的。
郑先生还根据莫高窟第469窟中的墨书题记，推断到曹元忠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规模从1600人增加到2000人左右。这条题记日：“府主太保就窟上造两仟仁(人)斋，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八月十五日。”广顺三年为公元953年，时任归义军节度使者为曹元忠。根据P.2704号文书的记载，曹议金在长兴四年的法会上度僧17人，在长兴五年的法会上度僧25人，平均每年度僧22人。广顺三年(953)距长兴五年(935)一共18年。若以每年度僧22人计算，这18年共度僧396人，也就是说这18年在长兴五年(935)年1600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96人。以长兴五年的1600人再加上396人，可以计算出广顺三年(953年)的僧尼人口为1996人，这一数字与莫高窟第469窟的墨书题记中曹元忠斋僧2000人的大体吻合，根据当时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到曹元忠时期达到2000人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数字应该是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最高记录，此前及以后的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比这个数字更高的记录。
二 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
全国各地僧尼人口的具体数据，史籍中记载很少，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保存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尽管文书记载不全以及卷子尾部残缺，一些州府和佛教名山的僧尼人数我们无从知晓，但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晚唐五代史籍中关于各地僧尼人数记载的缺憾。这件文书中记载了五台山、抱腹山等18座佛教名山以及太原、幽州、定州等17州的寺院数量与僧尼人数，是我们赖以与敦煌地区进行比较的珍贵资料(表1)。
表1所列有僧人数量的州一共17个，是幽州、定州、镇州、邢州、邺都、沧州、舒州、黄州、蕲州、鄂州、洪州、庐州、衡州、潭州、荆州、郴州、襄州。另外还有五台山、抱腹山等9座佛教名山也有僧尼人口的记载。这样有僧尼人口记载的州与佛教名山一共有26个。
郑炳林先生通过对s.529v《诸山圣迹志》中邺都、汴州、扬州以及庐州张相公、江西钟令公等地名与人名的考证，得出S.529v的成书年代在后唐时期(923—936)。这表明s.529v文书中记载的僧尼人口的数字跟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914—935)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为同一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记载约为1500-1600人，我们应当以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与中原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应该更加可靠。
在S.529v有记载的17个州及9座佛教名山中，僧尼人口在1000多人的一共有7个，这表明约有7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大体相当。僧尼人口超过2000人的州有9个，加上五台山一共有10个，也就是说有10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要高于同一时期的敦煌。其中有7个超过3000人(含五台山)，这说明有7个地区的僧尼人口是敦煌地区的2倍以上。超过5000人的有5个，这说明有5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3倍以上。超过7000人的有4个，这说明有4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4倍以上。达到10000人有两个，它们是北方的幽州和南方的潭州，这两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6倍以上(表2)。
从表2不难看出，僧尼人口高于敦煌地区的个数(10)要多于低于敦煌地区的个数(9)，另外还有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要高出敦煌地区2-6倍不等。应当指出，S.529v《诸山圣迹志》中还有许多没有记载或因文书残缺而丢失的地区，它们中的一些地区僧尼人口也会高于敦煌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等大都会，它们的僧尼人口估计在5000—10000之间，超出敦煌地区若干倍当毫无疑问。另外，上述26个地区僧尼总人口加起来接近40000人。平均每一地区有僧尼1520多人，这一数字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几乎相同，说明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充其量也只能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三 敦煌总的人口规模制约了敦煌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从吐蕃初期的300多人增加到归义军后期的2000人左右，晚唐五代时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然而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而言，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在规模上并不占优势，当时全国至少有十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多于敦煌，有的甚至超出好多倍。那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呢?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为何不能跻身全国前列呢?我认为关键的是敦煌地区总的人口规模限制了这一地区僧尼人口的规模，从而使其不可能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偏居河西一隅，向来就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它的人口规模历来就比较小。隋大业五年(609)敦煌总人口为40217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敦煌人口为16250人，不及隋大业五年的一半。《通典》记载敦煌唐天宝年间的人口是32234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开元末期的两倍。《通典》关于人口的数字大约是天宝十三年的统计。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敦煌人口能否翻上一番，值得怀疑，即便以《通典》记载的32234人来看，它也没有达到隋代大业五年的水平。然而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州郡的人口普遍要比敦煌多得多(表3)。
表3所列为敦煌(沙州)及S.529v文书中载有僧尼人口的17个州郡在唐天宝时期的人口数。从表中可以看出，这17个州郡总人口都比敦煌地区多，其中人口最多的沧州(户118678，口702300)户数是敦煌户数(6395)的18.5倍，口数是敦煌(32234)的近22倍，而人口最少的黄州(户14787，口84182)户数是敦煌的2，3倍，口数是敦煌的2.6倍。显然，天宝时期敦煌人口数在全国是非常少的。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没有确切记载，根据郑炳林先生估计，敦煌当时人口大约在三四万左右。同一时期的中原及南方经过长期战乱，人口普遍大幅度减少，而河北与中原地区各个州郡的人口减少尤其严重。由于这一时期各州人口史籍也缺乏记载，我们无法与敦煌进行精确比较，但上述17州人口数仍然要大于敦煌的。
总之，敦煌地区人口过少，限制了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尽管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敦煌僧尼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但终因其人口总体太少，限制了僧尼人口的规模，因而使其僧尼人口总量无法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人口总体过少，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周边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属于内陆沙漠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农业生产全靠灌溉维持，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尽管敦煌面积不算太小(约30000平方千米)，但大 部分地区是沙漠与戈壁，能够利用河水灌溉的绿洲面积大约只有30多平方千米，仅相当于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不太发达的中古社会，在30多平方千米的绿洲上能承载三四万人口，几乎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限制了敦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另外，从周边政治环境上讲，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基本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它的四周有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甘州回鹘，成为敦煌与中原交往途中的巨大障碍，这一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与交往大大减少。一方面，此时敦煌已经无法像五凉时期接收到中原避难的移民而增加人口；另一方面，此时敦煌已经不能像隋唐统一承平时期那样得到中央政府的积极开发以及有组织的屯垦移民而增加人口。总之，两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已完全停止，没有中原移民的迁入而使人口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增长是不可能的。
四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以上通过敦煌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以及限制其僧尼人口进一步增长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总量在全国不占优势，它缺乏成为一个全国性佛教中心或佛教重要地区的必备条件，因此从僧尼人口总量这一角度看，敦煌佛教在当时全国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只是全国佛教中的一个普通地区而已。
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不仅其僧尼人口总量在全国范围内不占优势，而且所出高僧数量也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根据李映辉的统计，唐代前期与后期，陇右道所出高僧人数分别为13人与7人，在全国10道中两次都排名倒数第二。且在前期的13人与后期的7人中，都没有敦煌高僧的名字。《高僧传》的记载中不再出现敦煌僧人的名字，这跟隋唐以前状况大相径庭。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统计，东晋时敦煌籍高僧有2人，南北朝时敦煌籍高僧有3人，这在全国各州中处于较高水平…。另外，此时敦煌地区已经不再向中原地区输送佛经，相反，敦煌还要不断地从中原王朝那里迎请短缺的佛经。
事实上，自从北魏灭了北凉后，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就急剧下降。《魏书-释老志》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渐矣。”凉州发达的佛教文化经过这次劫掠式的迁移后，元气大伤，而中原佛教却由于凉州血液的注入，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洛阳与长安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两个佛教文化中心。殆及隋唐，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佛教也在全国范围内繁荣起来。此时敦煌佛教也呈现发展繁荣的态势，但它没能恢复到五凉时的那种盛况。此时敦煌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已不能与五凉时期相提并论了。公元8世纪后半期，河西渐次被吐蕃占领，公元781年，敦煌也最后陷入吐蕃。在此后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敦煌长期处于独立割据的状态。在此期间，敦煌佛教不仅与中原的联系大大减少，即便与其周边各政权在佛教文化上的交往也不太多，因此敦煌佛教对全国佛教的影响就更加微弱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敦煌气势恢弘、经济发达、文化昌盛、道路畅通、东西交往频繁，但这只是唐朝前期以及以前的景象。事实上，自安史之乱后不久，河西已不复为唐所有，因此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地减少，即便是后来被视为中央藩镇的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的交往也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尽管敦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仍不绝如缕，但由于地隔悬远，河西一路又有甘州回鹘与其他政权的阻隔以及盗寇抄略，出使中原的道路显得异常艰辛。与沙州相邻的甘州回鹘，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二政权关系交恶时，双方争夺地盘的战争不断，盗寇的抄略更加猖獗，沙州出使中原的道路几乎被完全割断；即便是两个政权关系正常时，也常有沙州前往中原的使者在甘州遇害的事件发生，因此甘州被视为畏途。与中原交往大大减少，使得敦煌佛教对全国的影响也明显减小，因此，它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不仅对全国佛教的影响下降，甚至其在整个河西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张氏归义军前期，随着驱逐吐蕃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归义军向东攻取了肃、甘、凉等地，从而掩有整个河西地区，此时敦煌佛教的影响尚能覆盖整个河西走廊。然而这种盛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后不久，随着甘州与西州两支回鹘力量的在其东、西两面的崛起，归义军逐渐丧失了上述曾经占领的地区，其政权所辖的范围此后长期只限于瓜、沙二州，因此，张氏归义军后期以及以后的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佛教影响，也仅限上述二州。前田正明指出：“这样，八世纪后半期及九世纪的河西并非是一个统一集中的地区，而是各州处于分立的状态，因此，河西的某一地区不可能是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河西作为一个地区来看待时，应该强调这一地区有其独特的地区性特色。即自河西陷末于吐蕃迄九世纪后半期这段时间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河西的核心地区。”前田正名的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不过敦煌一地处于分立状态不止于9世纪，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1世纪初期，直到西夏占领为止。既然河西各州在8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初由于各自分立而没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敦煌就谈不上是整个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因此就更谈不上成为全国性的佛文化中心，充其量它只是瓜、沙二州的佛教文化中心。既然当时的敦煌不能作为整个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更不能作为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那么它的佛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占重要地位。就佛教而言，它只是全国很普通的一个州、一个地区而已。
尽管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敦煌僧尼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也相对较高，同时开凿石窟的斧斤之声在三危山的空谷中连绵回响。从总体上看此时敦煌的佛教还呈现出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但它对国内其他地区佛教的影响甚微，此时的敦煌不再是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也无法与五凉时期在全国的地位同日而语。
五 造成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对当时全国佛教的影响甚微，它在当时全国佛教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现代人心目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却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封存近千年的六朝、隋、唐以至宋初的写本、课本以及各类文物五万多件。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与刻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汉文外，还有古藏文、回鹘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等。这些文书对 于研究我国乃至中亚、印度等地古代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等都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明清大内档案并成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外国“探险家”的觊觎，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接踵而至，他们将数万件精美文书和绢画等掠往国外。
随着大量敦煌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英、法、德、日、俄等国的学者以及中国本土的学者开始利用敦煌文书进行中国及中亚等地古代社会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科技、交通等的研究，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遂应运而生了。随着敦煌文献发现以及敦煌学的诞生，敦煌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响遍了世界。时至今日，敦煌学的发展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敦煌学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
2.莫高窟的艺术价值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市东南25km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面临大泉河，与三危山隔河相望，现存洞窟492个。整个莫高窟现保存有4至14世纪1000多年间的壁画45000m2，彩塑2400多身。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宝库。关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论述的著作和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此无须赘言。正是由于莫高窟拥有的巨大艺术价值，使它成为中外游客心目中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佛教徒与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圣地。早在1987年，莫高窟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现在每年吸引数十万中外游客前往游览观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莫高窟有巨大的艺术价值，但它是4至14世纪1000多年间的积累。它不仅仅是晚唐五代的作品，晚唐五代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况且莫高窟中的壁画、雕塑精品，大多集中在盛唐以前。晚唐五代的作品大多走向程式化，远远赶不上盛唐以前的水平。另外就全国而言，当时各地都在寺院、石窟中绘制壁画、雕凿塑像。在莫高窟绘制莫高窟壁画、雕凿塑像的人，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画匠、泥塑匠，而当时中原地区寺院、石窟中的壁画与雕塑，不乏名家的大手笔。中原地区雕塑与壁画的杰作，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多有记载，只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因为政治运动(如三武灭佛)、战争、风雨侵蚀等而没有保存下来。
3.盛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影响
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由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凡是天竺、西域来内地传教的高僧，河西、中原往西域、天竺求法的行者，无不途经或驻锡敦煌。敦煌的佛教不仅起步早、发展快，而且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西晋以降，敦煌就名僧辈出，如敦煌菩萨竺法护、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献、释道法、释法颖、释超辩、释慧远等都驰誉一时。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敦煌曾一度设立译场，翻译佛典。莫高窟不仅开凿年代早、规模大，而且艺术精湛。因此，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在全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敦煌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使敦煌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由于敦煌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所以对敦煌佛教的研究成为敦煌学研究中非常重要领域。又由于莫高窟较为完好地保存了1000多年来敦煌佛教艺术作品，使其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将敦煌佛教文献与莫高窟佛教艺术研究结合起来，能够反映出中古敦煌佛教生活的丰富场景，再加上隋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本来就有相当的影响与地位，所以晚唐五代的敦煌佛教的影响在世人心目中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同时，它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也就被无形地抬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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