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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有3件汉文文书，完整地反映了西夏时期黑水城运输的全过程，间接反映西夏的交通。作者对该文书重新命名，对文书中出现的几个重要名词如“合同”、“一般驮”进行了考释， 进而探讨了西夏的运输和交通。
关键词：黑水城文书；合同；般驮；运输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20-11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sixth volume of Khara-Khot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at vividly describe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Khara-Khoto area during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such a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ransportation. The author renamed the Chinese documents and did research on and interpreted several important terms in the documents, thus explaining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Contract; Pack animals; Transportation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西夏汉文文书俄B61号、Дх2828号、Дх10279号3件文书[1]，可以完整地复原出西夏时期黑水城般驮、脚户专职运输的全过程，同时反映出西夏官方通过“合同”递牒管理运输的状况，文书还对西夏物资运输、交通路线、各地物产交流、人员往来都有不同的反映。
俄B61，编两个分号：“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2-2)”，有8块残片；Дх2828号，编21个分号：“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1）……（21-21）”，其中12-13、16-17、18-19，后者是前者的背面，有18块残片；Дх10279号，编两个分号：“胶泥土账（2-1）、(2-2)”，有3块残片{1}。均由未染麻纸书写，汉文行楷，墨色浓匀。
杜建录先生撰文指出，以上三件为同卷文书，因散裂而编为三个号，可将其缀合为一件文书研究。通过研究，他搞清了许多重要问题[2][3]。杜文对此件文书的研究贡献为：{1}依据三件文书的书写格式、年代、人名（孙猪苟、傅六斤、崔那征等）、地名（怀远县等），将三件文书缀合研究，慧眼独识，甚为有理；{2}鉴于作者长期从事西夏文书研究，对原文书进行了录文和标点，辨认了一些较为难辨认的字，解决了后人释读的诸多困难；{3}指出文书的年代均为夏仁宗乾佑二年(1171)，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定名 “材植账”基础上，认为还有“漫土账”、“照会”以及“呈领状”；{4}对“漫土”、木材规格、文书中姓氏与人名以及怀远县地理位置等进行了探讨；{5}认为“合同”是对所运材料的质地、数量、尺寸核实，发运人与承运人的签字画押的契约性文件；{6}认为“脚户”有阶级之别和强弱之分，按脚记工等。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其中若干问题做一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图版，在杜建录录文（以下称“杜录文”）的基础上进行录文校注。
一 录文{2}
俄B61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1]60(2-1){3}
A1.三月廿五日领到
2.孙猪苟壹□{4}
3.〔押〕陆驮〔押〕
4.〔押〕柒驮〔押〕
5.■
B1.□□□(似为朱笔,有墨笔勾勒的痕迹{5}）
2.傅六斤胶 ■
3.〔押〕叁驮〔押〕
4.□□□(似为朱笔,有墨笔勾勒的痕迹）
5.崔那征胶 ■
C1.植处般驮到材□ ■
2.领讫阿诸昭等 ■
3.乾祐二年 ■
4.已次使口(大字)
俄B61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2)
A[前缺]
1.〔押〕叁驮〔押〕
B1.□□□
2.数领讫 ■
3.已次□□(大字)
C1.□驰奴{6}於怀远县 ■
2.[计]脚贰只系解到 ■
3.依来者段{7}寸尺丈 ■
D1.□久等于夏{8}城解
2.般驮到熟材柒
3.寸尺丈並已合同
E1.二百□
2.□□□〔押〕
3.[后缺]
俄Дх2828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1）[1]150-159
1.〔押〕贰驮〔押〕贰{1}
2.○王勤来漫土□（朱笔）
3.〔押〕贰驮（朱笔）〔押〕贰{2}
4.〔押〕贰驮〔押〕
5.傅丑奴（朱笔）漫土□
6.〔押〕贰驮（朱笔）〔押〕贰{3}
7.〔押〕壹驮〔押〕
8.崔那正（朱笔）漫土□
9.〔押〕肆驮（朱笔）〔押〕
10.〔押〕肆驮□□{4}
俄Дх2828（21-2）
A[前缺]
1.□□□□ ■
2.壹驮 ■
3.壹驮 ■
4.壹驮材 ■
5.□ ■
[下残]
B背面：〔押〕依数领
俄Дх2828（21-3）
1.〔押〕伍驮〔押〕伍{5} ■
2.〔押〕伍驮〔押〕伍{6} ■
3.傅六斤于黑{7} ■ 4.〔押〕叁驮〔押〕 ■
[下残]
俄Дх2828（21-4）
1.崔明{8}成漫土□
2.〔押〕叁驮〔押〕
3.四月初八日
4.孙猪狗于窑□
[后残][下残]
俄Дх2828（21-5）
A1.犯行
2.壹驮
3.柒伍材贰片{9} ■
4.〔押〕寸板贰片{10} ■
5.壹驮
6.柒伍 ■
B背画：〔押〕领讫
俄Дх2828（21-6）
A[前缺]
1.壹驮肆片内七五 ■
2.四五材壹片，长壹拾 ■
3.乾祐二年六月十□□
4.已次使口（大字）{11}
B背面：〔押〕领讫
俄Дх2828（21-7）
[前缺]
1.□□□□□{12}
2.拾肆尺
3.乾祐二年六月十一日
4.□□使口（大字）〔押〕
俄Дх2828（21-8）
A[上残]
1.■ 于怀远县割解{13} ■
2.■ 计{14}脚贰只，各重四□ ■
3.■ 仟
4.■ 各长壹拾肆尺
5.■ 长陆尺阔壹尺
6.■ 月十四日
[下残]
B背书：收领手承人大杨阿喜
俄Дх2828（21-9）
A[上残]
1.■ 陆尺阔□ ■
2.■
3.■ 长壹拾伍尺
4.■ 伍寸，壹片长陆尺
（空行）
5.■ 各长壹拾尺
6.■ □长陆尺伍寸
7.■ 月十五日
〔押〕
B背书：六日领材王 ■ 三奇
俄Дх2828（21-10）
1.■ 年
2.■ 十六日
3.〔押〕
俄Дх2828（21-11）
1.■ 埋叁驮
2.■ 月廿一日
3.〔押〕
俄Дх2828（21-12）
A[上残]
1.■ □□片长壹拾肆尺□ ■
2.■ 叁尺寸板贰片，各长陆尺 ■
3.■ 寸
4.■ 五{1}材贰片，内{2}壹片长壹拾 ■
5.■ 拾{3}伍尺寸板肆片，各长 ■
（空行）
6.■ □材贰片，各长壹拾肆尺 ■
7.■ 长伍尺，阔壹尺伍寸
8.□□材贰片各长{4}□
[下残]
俄Дх2828（21-13）
B（21-12）背书：十五日领材手人白伴狗
俄Дх2828（21-14）
1.■ 巠{5}壹尺 ■
2.■ 壹条.巠壹尺叁 ■
（空行）
3.■ □寸
4.■ 叁寸 ■
（空行）
5.■ 李贺 ■
6.■ 梁杨 ■
7.■ 田〔押〕
8.■ □□
俄Дх2828（21-15）
1.般驮到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其所
2.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條{6}並{7}已合同，
3.今领讫，令照会者。
4.乾祐二年五月十九日
俄Дх2828（21-16）
A1.今有脚户李□ ■
2.解割处般拽材 ■
3.施行{8}赴修建□ ■
4.去修纳{9}依数交 ■
5.壹驮
6.柒伍材贰片 ■
7.寸板肆片内 ■
8.贰片
9.壹片长□ ■
[下残]
俄Дх2828（21-17）
B（21-16）背：
1.其所与孟阿永（朱笔）
2.□柒（朱笔）{10}
俄Дх2828（21-18）
[上残]
A1.■ 右{11}脚户李猪儿□ ■
2.■ □材板叁驮，各重 ■
3.■ 代李库司送纳前 ■
4.■ 驮，七五材并板计 ■
5.■ 七五材贰片，内壹片长 ■
6.长壹拾伍尺
7.■ 寸板贰片，各长陆尺 ■
8.■ 驮七五材贰片，内 ■
9.壹片长壹拾伍尺
10.■ □ 肆片
[下残]
俄Дх2828（21-19）
B(21-18）背书：
〔押〕二月十二日领
俄Дх2828（21-20）
[上残]
1.■ 右脚家李遇明{1}于 ■
2.■ □材植贰驮，各重□ ■
3.■ 库司送纳前去□ ■
4.■ 壹驮二□材□ ■
[下残]
俄Дх2828（21-21）
1.右请库司依前项两驮
2.材植交纳施行。乾祐二年
3.二月十七日
俄Дх10279胶泥土账[1]163（2-1）
A[前缺]
1.□□□□□□□
九驮{2}
2.□伍驮〔押〕伍驮
3.叁丸（朱笔)
4.■ 示般驮塑匠胶 ■
5.壹驮〔押〕壹驮〔押〕壹 ■
6.叁丸(朱笔)
7.■ □驮胶泥土 ■
B1.〔押〕伍驮〔押〕
2.孙猪狗大（拓） ■
3.〔押〕伍驮〔押〕
俄Дх10279胶泥土账[1]163（2-2）
1.■ □上叁丸(朱笔)
2.■
3.■ □□纳胶泥土
4.□叁丸(朱笔)
二 文书定名和西夏运输
1.脚户运输与文书定名
这3件文书共29个残片，但其性质相同，均为脚户运输文献。可将其分为四部分：一是发送物资处出具的财务账单以及发遣照会，上书运送财物的数量（驮数或件数）以及材物尺寸、重量规格，并签押，以防涂改，如“〔押〕陆驮〔押〕”、“〔押〕伍驮〔押〕”、“寸板贰片，各长陆尺”、“叁丸”，还有“送纳前去”等；二是般驮或脚户领到所运财物的账单上签押或背面画押的“领材押契”，如“依数领”、“领讫”、“已领讫”、“收领手承人大杨阿喜”、“六日领材”、“十五日领材手人白伴狗”、“二月十二日领”等字样；三是运输完成后，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照会对方财物如数收到的“收材照会”，如“依数交”、“其所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般驮到熟材柒，寸尺丈並已合同”、“般驮到材”、“系解到”等，均为收到财物人签署认可的回文。 四件文书有“已次使口”，其中B61(2-1)C“已次使口”，B61(2-2)B“已次□□”，俄Дх2828（21-6）A，“已次使口”，Дх2828（21-7）“□□使口”，均用大字书写，字迹不同于财务数量，也不同于领讫的“依数领”，或可疑为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的“收材照会”，但文书B61(2-1)C，第一行“植处般驮到材”明显是“收材照会”，第四行“已次使口”，字迹较大，笔势腴润厚重，明显与“收材照会”的草书字迹截然不同，所以笔者判断是官府在路途设立关口，对过往般驮查验，“已次使口”是查验后认为般驮、脚户依指定照路线行驶通过关口，在材物单上的签字。俄Дх2828（21-5）A首行“犯行”二字，与物资数量、领讫也不是同一笔体，也可能是沿途关口的签字，认为没有按指定路线行进，故称“犯行”。于是，文书就出现了第四方签字，即运输途中过往关口押署，反映了西夏时期官府对长途运输的监管过程。政府遣发的大队般次在沿途关口监管是完全必要的，相反，如果没有监管是不可想象的。官府在路途中有监管，说明西夏官府对商路设置管理机构，有管理制度，同时为过往般驮、脚户、商旅提供保护。
文书反映般驮、脚户的运输很可能有双向的，如，俄Дх2828（21-8）“于怀远县割解”，是从黑水城运往怀远县。
俄Дх2828（21-18）
1.■ 右脚户李猪儿□ ■
2.■ □材板叁驮，各重 ■
3.代李库司送纳前 ■
4.■ 驮，七五材并板计 ■
5.■ 七五材贰片，内壹片长 ■
……
俄Дх2828（21-20）
1.■ 右脚家李遇明于 ■
2.■ □材植贰驮，各重□ ■
3.■ 库司送纳前去□ ■
4.■ 壹驮二□材□ ■
这是库司向黑水城地方官府发放的的材植，材植有脚户运送，同时代理办理缴纳手续。
俄Дх2828（21-21）
1.右请库司依前项两驮
2.材植交纳施行。乾祐二年
3.二月十七日
则是黑水城地方官府向库司领取材物状，请求库司交付脚户，委托脚户代交领材手续。
杜文认为：“文书是在黑水城发现的，会不会从黑水地区调运建材到怀远县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运送的物资就是从黑水城到兴庆府的（后论）。般驮、脚户作为运输的机构或运输中介，专职押送物资，有如明清时期的镖局。般驮、脚户将收财领取，依照材物单核对、签字“领讫”；沿途按指定道路行驶，通过官府设立的关口查验签字；送到指定地点，如数交给收材人，收材人对材植进行核对即“合同”，并书写收到材植的“收材照会”，般驮、脚户将“收材照会”交回黑水城的原物主，一次押送方算完成，般驮、脚户才能领到运输费用。
这批文书在黑水城发现，是粘糊在经套上纸张的文字，这些文书是不是从外地制成经套运往黑水城，有可能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从鄜延路辗转到黑水城，背面成为印制《文海宝韵》的纸张一样[4]。但据史金波先生讲，黑水城有些经套的文书与未做经套的文书可以缀合，说明经套是在黑水城制作的。所以可以认为这批文书，就是黑水城遣发的般驮、脚户签押运输文书。
《俄藏黑水城文献·序录》，将上述文书定名为“材植帐”。杜文认为：除“材植账”外，还有“漫土账”、“照会”以及“呈领状”。根据本文以上分析，一个脚户运输文书，可分为四部分内容：发材凭证、脚户领材押契、收材者照会、过往关口押署。在物资运输过程中，材植账单以及发遣照会、脚户领材签押、收取材物的收材照会、路过关口的签字四者有的签到一张纸上。笔者以为，按照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定名原则，此件文书应定名为“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较为妥当。
这批文书出土地点是黑水城，所以可以确定材物发出的地点都是黑水城。其运输涉及至远到达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怀远县，收受往来物资涉及到库司（应在都城兴庆府），黑水城物资发出者部分涉及到黑水城的地方官府，也有从都城兴庆府的库司发往黑水城的物资。其所运物资涉及到塑匠胶、胶泥土、木板、圆木、漫土等。至今未见到关于西夏运输的研究，我们从“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可以管窥到西夏运输之一斑，这就是这件文书的珍贵之处。
2.关于“般驮”
文献涉及“般驮”、“脚户”、“脚家”，是专司运输的人员。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职业。《敦煌汉简释文》282简“居摄三年（8）四月壬辰，大煎都部昌侯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僦）人敦煌高昌里滑护，字君房”[5]。李并成先生认为，滑护应为西域车师前部滑国人，滑国又名■哒，亦称“白匈奴”[6]，僦人滑护，就是专事运输之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关于“脚价”曰：“脚价，谓僦人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之费。”[7]可见宋元时期还有僦人之称。
敦煌文书，北殷41、S.4504V、S.4504V(5)、S.2143、P.3485、P.3453、P.3472、P.2504P2、P.3501V、P.350lV、P.2825V、北殷41、P.3448V、P.4638(兆)、P.2652V、S.1403、P.2942等多见到“般次”一词。张广达先生率先对之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指出般次乃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主要方式。“这一情况与拥有发达的馆驿和函马、长行马、长行坊系统的唐代盛世的交通方式已迥然不相同”。因其“涉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交通方式问题”，“般次这一课题颇值得研究”。般次有从事贸易的般次，有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8]。
沙知先生《般次零拾》认为，般次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9]文中“般次发遣”可理解为分班、分批发遣。般次一词，在载籍中出现的下限至少可至北宋晚期，即公元11世纪末。《宋史·外国六·于阗》：“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賫，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从之。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10]大食、拂菻亦以般次方式前来贡奉。唐五代北宋时期，作为官方交通往来的般次使次似具普遍性。一则存在于其时西北地区诸国诸政治势力之间，一则通行于唐五代北宋举西北地区乃至中亚西亚诸国诸政治势力之间。“般次使次常担负贸易政治双重任务。”般次使次“初有分班、分批、当般之意，后来演变成专名，流行于中原和西北地区”[11]。 与般次并存的有般驮。般驮是专门从事运输任务的驮队。《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长兴四年五月七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奏：‘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户蚕盐，并不许将带一斤一两入城，侵夺榷粜课利。如违犯者……所有犯盐人随行钱物、驴畜等，并纳入官。所有元本家业庄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点纳。仍许般载脚户，经过店主并脚下人力等纠告，等第支与优给。如知情不告，与卖盐人同罪。’”看来，这里“般载脚户”是从事长途运输的头目，其手下称“脚下人力”。其中“般载”当为官方发遣的专门从事运输的队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神宗元丰四年（1081）》，九月壬子，上批：“闻三司昨雇百姓车户大车辇绢赴鄜延路，才入半道，其挽车人已尽逃散，今官物并抛弃野次。逐县科差保甲，甚扰费人力，未知何人处画如此乖方，可取索进呈。”三司回奏：“起发应副（付）鄜延、环庆、泾原三路经略司绢十七万五千匹，市易司起发十五万五千匹，用骡百二十四头，及管船水运至西京，乃用步乘。应副（付）河东衣赐绢十万匹，赴泽州二万匹，用骡百八十三头及小车五十辆并橐驼般驮，又三万匹用步乘。”由此可见，般驮一是朝廷发往地方的运送物资的队伍，二是其规模较大，这里的般驮有骡、小车、橐驼。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论事·秦州奏唃厮啰事》：“自嘉佑五年秋冬至今年春以来，与夏戎连兵相持，多是董毡（西蕃首领，唃厮罗之子）摠率兵马斗战，屡次摧破，夏人枝梧不暇。自去年夏秋，不住据沿边探报称：有西界（西夏）首领忙迷等赍送金器锦帛并骆驼般驮信物赴唃厮啰投下，商量和断结婚，夏戎屡遣使人，唃厮啰久未听许。”西夏般驮大规模发送物资去唃厮罗处，说明西夏通过发遣般驮与吐蕃进行外事外来。由此可见，般驮是宋夏时期西北地区由官府发遣的、大规模的运输队伍。这批西夏运输文契中，有四批物资涉及般驮运输。
3.关于“合同”
俄B61(2-2)D“□久等于夏城解，般驮到熟材柒，寸尺丈並已合同。”和俄Дх2828（21-15）“般驮到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其所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今领讫，令照会者，乾祐二年五月十九日。”杜文认为，“这是材植发遣处给‘材植至处’的照会，说明材植发遣处与运材人‘业已合同’，‘合同’写清材料的质地、数量、尺寸，运材人已画押‘领讫’，请‘材植至处’签收”[3]17-18。明确认为“合同”就是契约。笔者以为，这是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的“收材照会”，而且收到的材植是从事官方运输的般驮运送来的，故有“般驮到材”、“般驮到熟材”的说法，“今领讫，令照会者”，明显是领到了材植，并让般驮带去领到材植的照会字据。“寸尺丈並已合同”和“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为数据审核相同之意，即为运送材植没有误差。契约称“合同”，始于清代，唐宋时期“合同”为审核、核对之意。
“合同”一词，在秦汉是相合而同之意。《史记》卷87《李斯列传》：赵高劝李斯改秦始皇遗诏，“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即为一例。
唐武则天时期，建武氏宗祠崇先庙，欲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其崇先庙室，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这里“合同”，尚是相合而同之意。《旧唐书》载大中四年（850）“十一月己亥，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9]628这里“建立已定”指地方行政建制，因吐蕃占领地方建制发生变化，“条令制置”指划分权限、实施条令，“一切合同”指一切制度与中原地区相合而同。
入宋以来，“合同”有了审核之意，如《宋史》卷163《职官志》载：“金部郎中员外郎：参掌天下给纳之泉币，计其岁之所输，归于受藏之府，以待邦国之用。勾考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监矾之数，以周知其登耗，视岁额增亏而为之赏罚。凡网运濡滞及负折者，计程帐催理。凡造度、量、榷衡，则颁其法式。合同取索及奉给、时赐，审覆而供给之。”[10]3850此处“合同”具有核对、审查之意。《宋史》卷36《光宗本纪》绍熙四年（1193）“复四川盐合同场旧法”。《宋史》卷374《赵开列传》建炎二年赵开任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10]11597这里合同场核对茶叶数量，发放茶引，验对茶引。最后又变盐法“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改铸官司印记，有“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盖有此印的递牒，可证会子库核查数量、收取引钱的凭证。《宋史》卷182《食货志》：政和三年（1113），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簿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10]4450。此处的“合同递牒”成为官司发放的允许专管物资准许流通的凭证，但“合同”仍是核对、审查之意。
《清实录》卷175《高宗皇帝实录》乾隆七年（1742），户部议覆、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省荒地不能大量开垦，因为租佃惧怕地亩开熟，日后见夺，所以提出“佃户系原垦人之子孙，照旧承种，不许易佃。若业主子孙，有欲自种者，准将肥瘠地亩，各分一半，立明合同，报官存案，不得以业主另租与人”[12]。这可能是合同一词具有契约之意的开始。鸦片战争之后，与外国人所订契约，大多称为合同。如，光绪三十三（1907）年改订《东清铁路合同》[13]。又如，乾隆九年（1745）“贵州道御史张惟寅奏：福建巡抚周学健，因本年武闱乡试。有领催金朝荣、同民人吴必诚起意撞骗。该抚风闻，密谕外委宜子勉等，托名谋中武举，发银一千五百两，抬至吴必诚家，立写合同。旋据拏解审办等因，在该抚此举，固欲杜绝弊端，不知以诈防诈，诱人犯法，成何政体”[12]1022。这里“合同”一词，亦具有契约之意。 总之，“合同”一词，在秦汉是相合而同之意；唐宋时期是核对、审查之意；清代，才具有契约之意。
4.关于“胶泥土”和“漫土”
俄Дх10279、俄Дх10279两件文书涉及“胶泥土”，以驮数签押，亦有以“丸”（朱笔)为单位。俄Дх2828（21-1）、俄Дх2828（21-4）两件文书出现4次漫土，以驮数签押。由于文书残缺，不能确认漫土出自黑水城还是怀远县附近，杜文推测是出自怀远县附近的普通漫墙的土，笔者以为，如果出自附近的普通土可能不会签字画押郑重地用般驮、脚户运送。胶泥土可能是白膏泥，此土学名叫作微晶高岭土，是一种纯净的黏土，非常细腻，粘性大，较湿润，渗水性小，潮湿时呈青灰色，故称青膏泥，晒干后呈白色或青白色，故又称白膏泥。黑水城运输文书中，以“丸”为单位称“胶泥土”的可能是潮湿时的青膏泥，称漫土者可能是风干后的白膏泥。江西景德镇高岭所产的质量最好，所以叫高岭土。今天大多用在陶瓷生产中。长沙楚墓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外椁四周及上下均填塞厚度为60—130cm的白膏泥，外附木炭层[14]。笔者在宁夏拜寺口双塔参观，所见残存的西夏塔墓外墙涂有白膏泥1—3cm，上用朱砂书写梵文。甘肃静宁的一些秦汉墓葬中也发现白膏泥涂抹墓室的外墙壁。白膏泥的粘土矿物组成主要是水云母，尚含有多水高岭石和含水的氧化铁矿物，粗颗粒部分主要是石英碎屑。其粘性大，分子紧密，白膏泥能使墓室密封、缺氧，可使尸骨不朽，有很强的防腐效果，漫于墙壁外部呈白色，有较好的装饰作用。白膏泥主要来源于长期受到水浸地带，今天黑水城附近低洼地带多有其出产。“胶泥土”和“漫土”可能是从黑水城运往兴庆府的高级建筑材料，同时运送的还有“塑匠胶”，当是木工所用的粘合剂。
5.关于账务大写数字
这组文书凡涉及到材植数量的一律大写，如“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壹片长壹拾伍 ”、“柒驮”、“叁丸”等，此文书涉及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拾等，其中“壹”有省作“■”者，其他均与今天书写一致，无异体。涉及年月日、人名的一律小写，如：“傅六斤”、“乾祐二年六月十一日”、“四五材（板材规格）”等。关于大写数字的文书最早见于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文书》，但大写、小写混用[15]。《唐开元二十二年秋季沙洲会计历》则正规地使用大写数字[16]。五代时敦煌文书又出现大写、小写杂用的现象[17]。西夏时期，人们沿用了唐代规范的签署材物账目时用大写表示数值，防止涂改，以示郑重，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
三 西夏时期都城兴庆府
与黑水城之间的交通
前已言及，文书中运送的物资就是从黑水城到兴庆府的。文书两处涉及到怀远县，一处涉及夏城（杜录文为“长城”），三处涉及到库司，库司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不见记录，当为西夏专管物资的机构。《元和郡县图志》载：灵州辖“回乐、灵武、保静、怀远、鸣沙、温池”六县，“怀远县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河水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县有盐池三所。”[18]唐代为县，《宋史》卷485《夏国传》：“徳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10]13992，李德明时将怀远镇改为兴州，元昊改之为兴庆府以为都。《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县等均列为下等县[19]，说明西夏尚有怀远县。杜建录考西夏怀远县在兴庆府，成为京畿的重镇[14]。宋朝仍有怀远城，庆历元年（1041）二月，好水川之战时，夏人“攻渭州逼怀远城，韩琦徼廵边至高平，尽发镇戎兵及募勇士得万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等并击之，都监桑怿为前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继之，（任）福令申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过怀远东南，翌日诸军蹑其后，……（任）福分兵夕与（桑）怿为一军，屯好水川。”宋代在好水川战败，看来怀远城距好水川不远，宋之怀远城当在今宁夏固原附近。
黑水城到西夏都城兴庆府怀远县或到库司，路程至为遥远，期间物资运输靠般驮、脚户专业运送，西夏官府在道路设立关口进行管理，说明黑水城至兴庆府有官道所通，这是西夏境内重要的一条官道。众多西夏专著很少涉及西夏的交通和运输，尚世东撰文《西夏公文驿传探微》，根据《西夏纪事本末》之《西夏地形图》，将西夏境内的驿路分五条干线，“国信驿路”、“至契丹驿路”、“至鞑靼界线”、“至回鹘界线”、“至西蕃界线”[20]。这是至今研究西夏交通的唯一的文章。
《西夏纪事本末》附《西夏地形图》一幅，克恰诺夫在题为《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一文中披露一幅《西夏地形图》[21]。与《西夏纪事本末》地图基本相同。求实认为“克恰诺夫介绍的所谓旧宋图不可能是宋代绘制的，而应是很晚以后的作品”[22]。陈炳应撰文对克恰诺夫的论文和刊布的地图出于《范文正公集》的提法亦产生怀疑，认为“可能是清代学者绘制的，但必有宋元时期的详细资料或地图做依据”。但他认为，“《西夏地形图》对研究西夏的历史地理是很有价值的”[23]。黄盛璋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重校范文正公集》中找到了《西夏地形图》，其图与《西夏纪事本末》附图基本一样，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1108)[24]。
今观《西夏地形图》，绘制有从兴州出发的驶往各地的十条道路：①从兴州出发，沿贺兰山东麓北行至龟顶山，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行，经委林，出兴州界，至黑山威福军，之外是契丹界、鞑靼界。②沿贺兰山东麓北行至龟顶山，另一支沿贺兰山谷西行，经大白羊谷、小白羊谷、大象谷、横涧谷、前石门口、后石门口出贺兰山，再经麦阿啰磨、井阿啰磨祖，出兴州界，经啊啰磨娘、郢麻龙瓦、碧啰山、麦块啰娘、棱离碧六者、离疽阿啰磨，至黑水镇燕军，之外是鞑靼界{1}。③从兴州西行，出兴州界，经勒鸡会、凤凰城（图注曰：一名连州）凉州、甘州（注曰：甘肃军）、党移岭、瓦波流、薑野城至肃州，经德光城、光野城至瓜州（注曰：平西军），经姜□城{2}、长乐城、红罗城至沙州，出玉门关{3}，之外是回鹘界。④从兴州南行，沿黄河北岸西行，经钿会、鹘罗漫、南山九泽{4}、阿罗磨娘、三耶委马练、把沙勒威、阿罗把岭、百正、碧林口{5},过折河,至卓啰城和南军，道路西南行进入西蕃界。⑤从兴州南行，渡黄河，至灵武郡（注曰：灵州祥庆军），西行至袋袋岭，分二路，出灵州界，南北二路并行，北路经天丰仓（注曰：鸣沙县）、勒山、妹耙山{6}、独孤、阑漫、割踏口、赏移口、杀牛岭，至永寿保泰军（图上方位在兰州北部，应在宁夏同心县）。⑥西行至袋袋岭，分二路，南路经钱哥山、甲子山、八猪岭、轻罗浪口（图上方位在萧关、天都山以北）{7}。⑦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吕渡渡黄河，从宁令口南行，经盐州北，在乌池附近分两路，东路经苦井、人头、白池、蓆经流、广井、破娘岭至洪州、宥州（注曰：嘉宁军即宁朔郡{1}），西路在宋保安军北，万全砦附近宋夏边境，标注“国信驿路”，在路中标注“夏贼犯边之路”。⑧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西南行经马练驿、奈里平、沈井移、青岭，至夏州，经讹河石堡，到石州祥庆军，再从无定河到银州。⑨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东北行经马练驿、吃啰驿出灵州界，经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逋驿、梁驿、横水驿，至契丹界，这条路线，多驿站，经过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契丹境内。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信使往来频繁,此路即是夏辽通信的重要干线。在连袋驿南分一路，至左厢神勇军，至麟州界，再北上至府州界。⑩从兴州东行，经怀州（注曰：曾号中京）、会亭堡、定州，至克危山，接近河套。 由此看来，从西夏兴庆府到黑水城的道路，应与今天宁夏银川市穿越贺兰山、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至内蒙额济纳旗的公路基本吻合。元代刘秉忠《藏春集》：“来朝又上居延道，怀古思乡改鬓华。”据此可命名为“居延道”{2}。王北辰先生《古居延道路》一文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25]。居延道从从黑水城顺黑河南下，可达肃州与河西同西域道会合；从居延北行是汉代李陵“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26]之“故龙城道”；从居延西北行，沿马鬃山西行，可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再南下伊州，西至高昌，与丝路中段中道相接；东行至西夏兴庆府，全程850km，由西夏兴庆府南下与前揭第⑧路线相合，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经马练驿、奈里平、沈井移、青岭，至夏州，经讹河石堡，循无定河谷到石州祥庆军，再从无定河到银州；经绥州{3}，最后抵宋都开封府.宋代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七日，以京城西旧染院为夏州蕃驿”。这条道路是宋夏间贡奉及岁赐物资运输的最佳路线，也是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唐宋时期与西域之间来往的道路，张议潮在未收复凉州之前，与唐朝联系“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今包头附近），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27]。西北行通过宁寇军（居延），然后至天德军南下灵州，与唐王朝往来，宋初981—983年宋朝派遣王延德使团答聘高昌“自夏州渡河，经沙碛，历伊州，望北庭，万五千里。雍熙二年（985）使还，撰《西州程记》以献”，当走此道。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对各监军司运输物资“自派日起，来到京师”的日限规定如下:最远限40天抵达京师的有沙州军司、瓜州军司,次远30天抵达京师的有：肃州军司、黑水军司,次近20天抵达京师的有西院、罗庞岭军司、官黑山军司、北院、卓啰军司、南院、年斜军司、石州军司,最近15天抵达京师的有北地中、东院、西寿军司、韦州军司、南地中。由此可以看出各监军司至京师中兴府的远近。黑水军司运输物资30天抵达京师，每天平均要走今60里路。
“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中，黑水城与兴庆府般驮、脚户运输理应走这条道路，而且“已次使口”、“犯行”官府在路途设立关口的签字，说明西夏时期官府在商路设置管理机构对长途运输的监管，为过往般驮、脚户、商旅提供保护。其管理机构如何设置，尚需进一步研究。
唐代确立了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28]。唐代驿站是专门为军事服务的，通过驿站进行军官任免和军队调动，军事文书一般都通过驿站传达,以保证其快速和安全，集结军队。馆驿和递铺构成的宋代邮传网络，普遍设立递铺,专门承担文书传递任务,驿与专门供行人住宿的的馆舍合并,与递铺分立。馆驿在接待宾客方面,向宾客提供食宿,支给钱粮、草料及其他生活用品[29]。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 ‘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耀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30]
宋代基本沿袭唐代所形成的驿递体系的管理体制。宋代依然以兵部的驾部直属管理驿站体系，西夏亦当有类似唐宋驿馆制度。曾巩《隆平集》卷20载:“至德明,攻陷甘州,掠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西夏地形图》中绘有到契丹界驿名与路线：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经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 逋驿、梁 驿、横水驿，至契丹界12驿,与《隆平集》中记载的一致。《西夏天盛律令》卷11载:“他国使来,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卷13载:“他国使来者,监军司、驿馆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拨予之,好好侍奉。”从这两条律文可以看出,西夏上至京师,下至地方,均已设置驿馆,并专门配备“驿馆小监”进行管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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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水城文书；合同；般驮；运输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20-11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sixth volume of Khara-Khot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at vividly describe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Khara-Khoto area during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such a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ransportation. The author renamed the Chinese documents and did research on and interpreted several important terms in the documents, thus explaining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Contract; Pack animals; Transportation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西夏汉文文书俄B61号、Дх2828号、Дх10279号3件文书[1]，可以完整地复原出西夏时期黑水城般驮、脚户专职运输的全过程，同时反映出西夏官方通过“合同”递牒管理运输的状况，文书还对西夏物资运输、交通路线、各地物产交流、人员往来都有不同的反映。
俄B61，编两个分号：“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2-2)”，有8块残片；Дх2828号，编21个分号：“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1）……（21-21）”，其中12-13、16-17、18-19，后者是前者的背面，有18块残片；Дх10279号，编两个分号：“胶泥土账（2-1）、(2-2)”，有3块残片{1}。均由未染麻纸书写，汉文行楷，墨色浓匀。
杜建录先生撰文指出，以上三件为同卷文书，因散裂而编为三个号，可将其缀合为一件文书研究。通过研究，他搞清了许多重要问题[2][3]。杜文对此件文书的研究贡献为：{1}依据三件文书的书写格式、年代、人名（孙猪苟、傅六斤、崔那征等）、地名（怀远县等），将三件文书缀合研究，慧眼独识，甚为有理；{2}鉴于作者长期从事西夏文书研究，对原文书进行了录文和标点，辨认了一些较为难辨认的字，解决了后人释读的诸多困难；{3}指出文书的年代均为夏仁宗乾佑二年(1171)，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定名 “材植账”基础上，认为还有“漫土账”、“照会”以及“呈领状”；{4}对“漫土”、木材规格、文书中姓氏与人名以及怀远县地理位置等进行了探讨；{5}认为“合同”是对所运材料的质地、数量、尺寸核实，发运人与承运人的签字画押的契约性文件；{6}认为“脚户”有阶级之别和强弱之分，按脚记工等。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其中若干问题做一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图版，在杜建录录文（以下称“杜录文”）的基础上进行录文校注。
一 录文{2}
俄B61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1]60(2-1){3}
A1.三月廿五日领到
2.孙猪苟壹□{4}
3.〔押〕陆驮〔押〕
4.〔押〕柒驮〔押〕
5.■
B1.□□□(似为朱笔,有墨笔勾勒的痕迹{5}）
2.傅六斤胶 ■
3.〔押〕叁驮〔押〕
4.□□□(似为朱笔,有墨笔勾勒的痕迹）
5.崔那征胶 ■
C1.植处般驮到材□ ■
2.领讫阿诸昭等 ■
3.乾祐二年 ■
4.已次使口(大字)
俄B61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2)
A[前缺]
1.〔押〕叁驮〔押〕
B1.□□□
2.数领讫 ■
3.已次□□(大字)
C1.□驰奴{6}於怀远县 ■
2.[计]脚贰只系解到 ■
3.依来者段{7}寸尺丈 ■
D1.□久等于夏{8}城解
2.般驮到熟材柒
3.寸尺丈並已合同
E1.二百□
2.□□□〔押〕
3.[后缺]
俄Дх2828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账（21-1）[1]150-159
1.〔押〕贰驮〔押〕贰{1}
2.○王勤来漫土□（朱笔）
3.〔押〕贰驮（朱笔）〔押〕贰{2}
4.〔押〕贰驮〔押〕
5.傅丑奴（朱笔）漫土□
6.〔押〕贰驮（朱笔）〔押〕贰{3}
7.〔押〕壹驮〔押〕
8.崔那正（朱笔）漫土□
9.〔押〕肆驮（朱笔）〔押〕
10.〔押〕肆驮□□{4}
俄Дх2828（21-2）
A[前缺]
1.□□□□ ■
2.壹驮 ■
3.壹驮 ■
4.壹驮材 ■
5.□ ■
[下残]
B背面：〔押〕依数领
俄Дх2828（21-3）
1.〔押〕伍驮〔押〕伍{5} ■
2.〔押〕伍驮〔押〕伍{6} ■
3.傅六斤于黑{7} ■ 4.〔押〕叁驮〔押〕 ■
[下残]
俄Дх2828（21-4）
1.崔明{8}成漫土□
2.〔押〕叁驮〔押〕
3.四月初八日
4.孙猪狗于窑□
[后残][下残]
俄Дх2828（21-5）
A1.犯行
2.壹驮
3.柒伍材贰片{9} ■
4.〔押〕寸板贰片{10} ■
5.壹驮
6.柒伍 ■
B背画：〔押〕领讫
俄Дх2828（21-6）
A[前缺]
1.壹驮肆片内七五 ■
2.四五材壹片，长壹拾 ■
3.乾祐二年六月十□□
4.已次使口（大字）{11}
B背面：〔押〕领讫
俄Дх2828（21-7）
[前缺]
1.□□□□□{12}
2.拾肆尺
3.乾祐二年六月十一日
4.□□使口（大字）〔押〕
俄Дх2828（21-8）
A[上残]
1.■ 于怀远县割解{13} ■
2.■ 计{14}脚贰只，各重四□ ■
3.■ 仟
4.■ 各长壹拾肆尺
5.■ 长陆尺阔壹尺
6.■ 月十四日
[下残]
B背书：收领手承人大杨阿喜
俄Дх2828（21-9）
A[上残]
1.■ 陆尺阔□ ■
2.■
3.■ 长壹拾伍尺
4.■ 伍寸，壹片长陆尺
（空行）
5.■ 各长壹拾尺
6.■ □长陆尺伍寸
7.■ 月十五日
〔押〕
B背书：六日领材王 ■ 三奇
俄Дх2828（21-10）
1.■ 年
2.■ 十六日
3.〔押〕
俄Дх2828（21-11）
1.■ 埋叁驮
2.■ 月廿一日
3.〔押〕
俄Дх2828（21-12）
A[上残]
1.■ □□片长壹拾肆尺□ ■
2.■ 叁尺寸板贰片，各长陆尺 ■
3.■ 寸
4.■ 五{1}材贰片，内{2}壹片长壹拾 ■
5.■ 拾{3}伍尺寸板肆片，各长 ■
（空行）
6.■ □材贰片，各长壹拾肆尺 ■
7.■ 长伍尺，阔壹尺伍寸
8.□□材贰片各长{4}□
[下残]
俄Дх2828（21-13）
B（21-12）背书：十五日领材手人白伴狗
俄Дх2828（21-14）
1.■ 巠{5}壹尺 ■
2.■ 壹条.巠壹尺叁 ■
（空行）
3.■ □寸
4.■ 叁寸 ■
（空行）
5.■ 李贺 ■
6.■ 梁杨 ■
7.■ 田〔押〕
8.■ □□
俄Дх2828（21-15）
1.般驮到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其所
2.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條{6}並{7}已合同，
3.今领讫，令照会者。
4.乾祐二年五月十九日
俄Дх2828（21-16）
A1.今有脚户李□ ■
2.解割处般拽材 ■
3.施行{8}赴修建□ ■
4.去修纳{9}依数交 ■
5.壹驮
6.柒伍材贰片 ■
7.寸板肆片内 ■
8.贰片
9.壹片长□ ■
[下残]
俄Дх2828（21-17）
B（21-16）背：
1.其所与孟阿永（朱笔）
2.□柒（朱笔）{10}
俄Дх2828（21-18）
[上残]
A1.■ 右{11}脚户李猪儿□ ■
2.■ □材板叁驮，各重 ■
3.■ 代李库司送纳前 ■
4.■ 驮，七五材并板计 ■
5.■ 七五材贰片，内壹片长 ■
6.长壹拾伍尺
7.■ 寸板贰片，各长陆尺 ■
8.■ 驮七五材贰片，内 ■
9.壹片长壹拾伍尺
10.■ □ 肆片
[下残]
俄Дх2828（21-19）
B(21-18）背书：
〔押〕二月十二日领
俄Дх2828（21-20）
[上残]
1.■ 右脚家李遇明{1}于 ■
2.■ □材植贰驮，各重□ ■
3.■ 库司送纳前去□ ■
4.■ 壹驮二□材□ ■
[下残]
俄Дх2828（21-21）
1.右请库司依前项两驮
2.材植交纳施行。乾祐二年
3.二月十七日
俄Дх10279胶泥土账[1]163（2-1）
A[前缺]
1.□□□□□□□
九驮{2}
2.□伍驮〔押〕伍驮
3.叁丸（朱笔)
4.■ 示般驮塑匠胶 ■
5.壹驮〔押〕壹驮〔押〕壹 ■
6.叁丸(朱笔)
7.■ □驮胶泥土 ■
B1.〔押〕伍驮〔押〕
2.孙猪狗大（拓） ■
3.〔押〕伍驮〔押〕
俄Дх10279胶泥土账[1]163（2-2）
1.■ □上叁丸(朱笔)
2.■
3.■ □□纳胶泥土
4.□叁丸(朱笔)
二 文书定名和西夏运输
1.脚户运输与文书定名
这3件文书共29个残片，但其性质相同，均为脚户运输文献。可将其分为四部分：一是发送物资处出具的财务账单以及发遣照会，上书运送财物的数量（驮数或件数）以及材物尺寸、重量规格，并签押，以防涂改，如“〔押〕陆驮〔押〕”、“〔押〕伍驮〔押〕”、“寸板贰片，各长陆尺”、“叁丸”，还有“送纳前去”等；二是般驮或脚户领到所运财物的账单上签押或背面画押的“领材押契”，如“依数领”、“领讫”、“已领讫”、“收领手承人大杨阿喜”、“六日领材”、“十五日领材手人白伴狗”、“二月十二日领”等字样；三是运输完成后，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照会对方财物如数收到的“收材照会”，如“依数交”、“其所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般驮到熟材柒，寸尺丈並已合同”、“般驮到材”、“系解到”等，均为收到财物人签署认可的回文。 四件文书有“已次使口”，其中B61(2-1)C“已次使口”，B61(2-2)B“已次□□”，俄Дх2828（21-6）A，“已次使口”，Дх2828（21-7）“□□使口”，均用大字书写，字迹不同于财务数量，也不同于领讫的“依数领”，或可疑为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的“收材照会”，但文书B61(2-1)C，第一行“植处般驮到材”明显是“收材照会”，第四行“已次使口”，字迹较大，笔势腴润厚重，明显与“收材照会”的草书字迹截然不同，所以笔者判断是官府在路途设立关口，对过往般驮查验，“已次使口”是查验后认为般驮、脚户依指定照路线行驶通过关口，在材物单上的签字。俄Дх2828（21-5）A首行“犯行”二字，与物资数量、领讫也不是同一笔体，也可能是沿途关口的签字，认为没有按指定路线行进，故称“犯行”。于是，文书就出现了第四方签字，即运输途中过往关口押署，反映了西夏时期官府对长途运输的监管过程。政府遣发的大队般次在沿途关口监管是完全必要的，相反，如果没有监管是不可想象的。官府在路途中有监管，说明西夏官府对商路设置管理机构，有管理制度，同时为过往般驮、脚户、商旅提供保护。
文书反映般驮、脚户的运输很可能有双向的，如，俄Дх2828（21-8）“于怀远县割解”，是从黑水城运往怀远县。
俄Дх2828（21-18）
1.■ 右脚户李猪儿□ ■
2.■ □材板叁驮，各重 ■
3.代李库司送纳前 ■
4.■ 驮，七五材并板计 ■
5.■ 七五材贰片，内壹片长 ■
……
俄Дх2828（21-20）
1.■ 右脚家李遇明于 ■
2.■ □材植贰驮，各重□ ■
3.■ 库司送纳前去□ ■
4.■ 壹驮二□材□ ■
这是库司向黑水城地方官府发放的的材植，材植有脚户运送，同时代理办理缴纳手续。
俄Дх2828（21-21）
1.右请库司依前项两驮
2.材植交纳施行。乾祐二年
3.二月十七日
则是黑水城地方官府向库司领取材物状，请求库司交付脚户，委托脚户代交领材手续。
杜文认为：“文书是在黑水城发现的，会不会从黑水地区调运建材到怀远县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运送的物资就是从黑水城到兴庆府的（后论）。般驮、脚户作为运输的机构或运输中介，专职押送物资，有如明清时期的镖局。般驮、脚户将收财领取，依照材物单核对、签字“领讫”；沿途按指定道路行驶，通过官府设立的关口查验签字；送到指定地点，如数交给收材人，收材人对材植进行核对即“合同”，并书写收到材植的“收材照会”，般驮、脚户将“收材照会”交回黑水城的原物主，一次押送方算完成，般驮、脚户才能领到运输费用。
这批文书在黑水城发现，是粘糊在经套上纸张的文字，这些文书是不是从外地制成经套运往黑水城，有可能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从鄜延路辗转到黑水城，背面成为印制《文海宝韵》的纸张一样[4]。但据史金波先生讲，黑水城有些经套的文书与未做经套的文书可以缀合，说明经套是在黑水城制作的。所以可以认为这批文书，就是黑水城遣发的般驮、脚户签押运输文书。
《俄藏黑水城文献·序录》，将上述文书定名为“材植帐”。杜文认为：除“材植账”外，还有“漫土账”、“照会”以及“呈领状”。根据本文以上分析，一个脚户运输文书，可分为四部分内容：发材凭证、脚户领材押契、收材者照会、过往关口押署。在物资运输过程中，材植账单以及发遣照会、脚户领材签押、收取材物的收材照会、路过关口的签字四者有的签到一张纸上。笔者以为，按照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定名原则，此件文书应定名为“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较为妥当。
这批文书出土地点是黑水城，所以可以确定材物发出的地点都是黑水城。其运输涉及至远到达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怀远县，收受往来物资涉及到库司（应在都城兴庆府），黑水城物资发出者部分涉及到黑水城的地方官府，也有从都城兴庆府的库司发往黑水城的物资。其所运物资涉及到塑匠胶、胶泥土、木板、圆木、漫土等。至今未见到关于西夏运输的研究，我们从“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可以管窥到西夏运输之一斑，这就是这件文书的珍贵之处。
2.关于“般驮”
文献涉及“般驮”、“脚户”、“脚家”，是专司运输的人员。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职业。《敦煌汉简释文》282简“居摄三年（8）四月壬辰，大煎都部昌侯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僦）人敦煌高昌里滑护，字君房”[5]。李并成先生认为，滑护应为西域车师前部滑国人，滑国又名■哒，亦称“白匈奴”[6]，僦人滑护，就是专事运输之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关于“脚价”曰：“脚价，谓僦人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之费。”[7]可见宋元时期还有僦人之称。
敦煌文书，北殷41、S.4504V、S.4504V(5)、S.2143、P.3485、P.3453、P.3472、P.2504P2、P.3501V、P.350lV、P.2825V、北殷41、P.3448V、P.4638(兆)、P.2652V、S.1403、P.2942等多见到“般次”一词。张广达先生率先对之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指出般次乃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主要方式。“这一情况与拥有发达的馆驿和函马、长行马、长行坊系统的唐代盛世的交通方式已迥然不相同”。因其“涉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交通方式问题”，“般次这一课题颇值得研究”。般次有从事贸易的般次，有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8]。
沙知先生《般次零拾》认为，般次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9]文中“般次发遣”可理解为分班、分批发遣。般次一词，在载籍中出现的下限至少可至北宋晚期，即公元11世纪末。《宋史·外国六·于阗》：“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賫，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从之。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10]大食、拂菻亦以般次方式前来贡奉。唐五代北宋时期，作为官方交通往来的般次使次似具普遍性。一则存在于其时西北地区诸国诸政治势力之间，一则通行于唐五代北宋举西北地区乃至中亚西亚诸国诸政治势力之间。“般次使次常担负贸易政治双重任务。”般次使次“初有分班、分批、当般之意，后来演变成专名，流行于中原和西北地区”[11]。 与般次并存的有般驮。般驮是专门从事运输任务的驮队。《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长兴四年五月七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奏：‘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户蚕盐，并不许将带一斤一两入城，侵夺榷粜课利。如违犯者……所有犯盐人随行钱物、驴畜等，并纳入官。所有元本家业庄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点纳。仍许般载脚户，经过店主并脚下人力等纠告，等第支与优给。如知情不告，与卖盐人同罪。’”看来，这里“般载脚户”是从事长途运输的头目，其手下称“脚下人力”。其中“般载”当为官方发遣的专门从事运输的队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神宗元丰四年（1081）》，九月壬子，上批：“闻三司昨雇百姓车户大车辇绢赴鄜延路，才入半道，其挽车人已尽逃散，今官物并抛弃野次。逐县科差保甲，甚扰费人力，未知何人处画如此乖方，可取索进呈。”三司回奏：“起发应副（付）鄜延、环庆、泾原三路经略司绢十七万五千匹，市易司起发十五万五千匹，用骡百二十四头，及管船水运至西京，乃用步乘。应副（付）河东衣赐绢十万匹，赴泽州二万匹，用骡百八十三头及小车五十辆并橐驼般驮，又三万匹用步乘。”由此可见，般驮一是朝廷发往地方的运送物资的队伍，二是其规模较大，这里的般驮有骡、小车、橐驼。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论事·秦州奏唃厮啰事》：“自嘉佑五年秋冬至今年春以来，与夏戎连兵相持，多是董毡（西蕃首领，唃厮罗之子）摠率兵马斗战，屡次摧破，夏人枝梧不暇。自去年夏秋，不住据沿边探报称：有西界（西夏）首领忙迷等赍送金器锦帛并骆驼般驮信物赴唃厮啰投下，商量和断结婚，夏戎屡遣使人，唃厮啰久未听许。”西夏般驮大规模发送物资去唃厮罗处，说明西夏通过发遣般驮与吐蕃进行外事外来。由此可见，般驮是宋夏时期西北地区由官府发遣的、大规模的运输队伍。这批西夏运输文契中，有四批物资涉及般驮运输。
3.关于“合同”
俄B61(2-2)D“□久等于夏城解，般驮到熟材柒，寸尺丈並已合同。”和俄Дх2828（21-15）“般驮到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其所遣材植至处，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今领讫，令照会者，乾祐二年五月十九日。”杜文认为，“这是材植发遣处给‘材植至处’的照会，说明材植发遣处与运材人‘业已合同’，‘合同’写清材料的质地、数量、尺寸，运材人已画押‘领讫’，请‘材植至处’签收”[3]17-18。明确认为“合同”就是契约。笔者以为，这是接受财物人收到财物的“收材照会”，而且收到的材植是从事官方运输的般驮运送来的，故有“般驮到材”、“般驮到熟材”的说法，“今领讫，令照会者”，明显是领到了材植，并让般驮带去领到材植的照会字据。“寸尺丈並已合同”和“寸尺丈段条並已合同”，为数据审核相同之意，即为运送材植没有误差。契约称“合同”，始于清代，唐宋时期“合同”为审核、核对之意。
“合同”一词，在秦汉是相合而同之意。《史记》卷87《李斯列传》：赵高劝李斯改秦始皇遗诏，“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即为一例。
唐武则天时期，建武氏宗祠崇先庙，欲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其崇先庙室，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这里“合同”，尚是相合而同之意。《旧唐书》载大中四年（850）“十一月己亥，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9]628这里“建立已定”指地方行政建制，因吐蕃占领地方建制发生变化，“条令制置”指划分权限、实施条令，“一切合同”指一切制度与中原地区相合而同。
入宋以来，“合同”有了审核之意，如《宋史》卷163《职官志》载：“金部郎中员外郎：参掌天下给纳之泉币，计其岁之所输，归于受藏之府，以待邦国之用。勾考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监矾之数，以周知其登耗，视岁额增亏而为之赏罚。凡网运濡滞及负折者，计程帐催理。凡造度、量、榷衡，则颁其法式。合同取索及奉给、时赐，审覆而供给之。”[10]3850此处“合同”具有核对、审查之意。《宋史》卷36《光宗本纪》绍熙四年（1193）“复四川盐合同场旧法”。《宋史》卷374《赵开列传》建炎二年赵开任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10]11597这里合同场核对茶叶数量，发放茶引，验对茶引。最后又变盐法“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改铸官司印记，有“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盖有此印的递牒，可证会子库核查数量、收取引钱的凭证。《宋史》卷182《食货志》：政和三年（1113），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簿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10]4450。此处的“合同递牒”成为官司发放的允许专管物资准许流通的凭证，但“合同”仍是核对、审查之意。
《清实录》卷175《高宗皇帝实录》乾隆七年（1742），户部议覆、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省荒地不能大量开垦，因为租佃惧怕地亩开熟，日后见夺，所以提出“佃户系原垦人之子孙，照旧承种，不许易佃。若业主子孙，有欲自种者，准将肥瘠地亩，各分一半，立明合同，报官存案，不得以业主另租与人”[12]。这可能是合同一词具有契约之意的开始。鸦片战争之后，与外国人所订契约，大多称为合同。如，光绪三十三（1907）年改订《东清铁路合同》[13]。又如，乾隆九年（1745）“贵州道御史张惟寅奏：福建巡抚周学健，因本年武闱乡试。有领催金朝荣、同民人吴必诚起意撞骗。该抚风闻，密谕外委宜子勉等，托名谋中武举，发银一千五百两，抬至吴必诚家，立写合同。旋据拏解审办等因，在该抚此举，固欲杜绝弊端，不知以诈防诈，诱人犯法，成何政体”[12]1022。这里“合同”一词，亦具有契约之意。 总之，“合同”一词，在秦汉是相合而同之意；唐宋时期是核对、审查之意；清代，才具有契约之意。
4.关于“胶泥土”和“漫土”
俄Дх10279、俄Дх10279两件文书涉及“胶泥土”，以驮数签押，亦有以“丸”（朱笔)为单位。俄Дх2828（21-1）、俄Дх2828（21-4）两件文书出现4次漫土，以驮数签押。由于文书残缺，不能确认漫土出自黑水城还是怀远县附近，杜文推测是出自怀远县附近的普通漫墙的土，笔者以为，如果出自附近的普通土可能不会签字画押郑重地用般驮、脚户运送。胶泥土可能是白膏泥，此土学名叫作微晶高岭土，是一种纯净的黏土，非常细腻，粘性大，较湿润，渗水性小，潮湿时呈青灰色，故称青膏泥，晒干后呈白色或青白色，故又称白膏泥。黑水城运输文书中，以“丸”为单位称“胶泥土”的可能是潮湿时的青膏泥，称漫土者可能是风干后的白膏泥。江西景德镇高岭所产的质量最好，所以叫高岭土。今天大多用在陶瓷生产中。长沙楚墓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外椁四周及上下均填塞厚度为60—130cm的白膏泥，外附木炭层[14]。笔者在宁夏拜寺口双塔参观，所见残存的西夏塔墓外墙涂有白膏泥1—3cm，上用朱砂书写梵文。甘肃静宁的一些秦汉墓葬中也发现白膏泥涂抹墓室的外墙壁。白膏泥的粘土矿物组成主要是水云母，尚含有多水高岭石和含水的氧化铁矿物，粗颗粒部分主要是石英碎屑。其粘性大，分子紧密，白膏泥能使墓室密封、缺氧，可使尸骨不朽，有很强的防腐效果，漫于墙壁外部呈白色，有较好的装饰作用。白膏泥主要来源于长期受到水浸地带，今天黑水城附近低洼地带多有其出产。“胶泥土”和“漫土”可能是从黑水城运往兴庆府的高级建筑材料，同时运送的还有“塑匠胶”，当是木工所用的粘合剂。
5.关于账务大写数字
这组文书凡涉及到材植数量的一律大写，如“材壹拾贰片”、“计脚叁只”、“壹片长壹拾伍 ”、“柒驮”、“叁丸”等，此文书涉及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拾等，其中“壹”有省作“■”者，其他均与今天书写一致，无异体。涉及年月日、人名的一律小写，如：“傅六斤”、“乾祐二年六月十一日”、“四五材（板材规格）”等。关于大写数字的文书最早见于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文书》，但大写、小写混用[15]。《唐开元二十二年秋季沙洲会计历》则正规地使用大写数字[16]。五代时敦煌文书又出现大写、小写杂用的现象[17]。西夏时期，人们沿用了唐代规范的签署材物账目时用大写表示数值，防止涂改，以示郑重，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
三 西夏时期都城兴庆府
与黑水城之间的交通
前已言及，文书中运送的物资就是从黑水城到兴庆府的。文书两处涉及到怀远县，一处涉及夏城（杜录文为“长城”），三处涉及到库司，库司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不见记录，当为西夏专管物资的机构。《元和郡县图志》载：灵州辖“回乐、灵武、保静、怀远、鸣沙、温池”六县，“怀远县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河水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县有盐池三所。”[18]唐代为县，《宋史》卷485《夏国传》：“徳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10]13992，李德明时将怀远镇改为兴州，元昊改之为兴庆府以为都。《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县等均列为下等县[19]，说明西夏尚有怀远县。杜建录考西夏怀远县在兴庆府，成为京畿的重镇[14]。宋朝仍有怀远城，庆历元年（1041）二月，好水川之战时，夏人“攻渭州逼怀远城，韩琦徼廵边至高平，尽发镇戎兵及募勇士得万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等并击之，都监桑怿为前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继之，（任）福令申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过怀远东南，翌日诸军蹑其后，……（任）福分兵夕与（桑）怿为一军，屯好水川。”宋代在好水川战败，看来怀远城距好水川不远，宋之怀远城当在今宁夏固原附近。
黑水城到西夏都城兴庆府怀远县或到库司，路程至为遥远，期间物资运输靠般驮、脚户专业运送，西夏官府在道路设立关口进行管理，说明黑水城至兴庆府有官道所通，这是西夏境内重要的一条官道。众多西夏专著很少涉及西夏的交通和运输，尚世东撰文《西夏公文驿传探微》，根据《西夏纪事本末》之《西夏地形图》，将西夏境内的驿路分五条干线，“国信驿路”、“至契丹驿路”、“至鞑靼界线”、“至回鹘界线”、“至西蕃界线”[20]。这是至今研究西夏交通的唯一的文章。
《西夏纪事本末》附《西夏地形图》一幅，克恰诺夫在题为《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一文中披露一幅《西夏地形图》[21]。与《西夏纪事本末》地图基本相同。求实认为“克恰诺夫介绍的所谓旧宋图不可能是宋代绘制的，而应是很晚以后的作品”[22]。陈炳应撰文对克恰诺夫的论文和刊布的地图出于《范文正公集》的提法亦产生怀疑，认为“可能是清代学者绘制的，但必有宋元时期的详细资料或地图做依据”。但他认为，“《西夏地形图》对研究西夏的历史地理是很有价值的”[23]。黄盛璋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重校范文正公集》中找到了《西夏地形图》，其图与《西夏纪事本末》附图基本一样，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1108)[24]。
今观《西夏地形图》，绘制有从兴州出发的驶往各地的十条道路：①从兴州出发，沿贺兰山东麓北行至龟顶山，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行，经委林，出兴州界，至黑山威福军，之外是契丹界、鞑靼界。②沿贺兰山东麓北行至龟顶山，另一支沿贺兰山谷西行，经大白羊谷、小白羊谷、大象谷、横涧谷、前石门口、后石门口出贺兰山，再经麦阿啰磨、井阿啰磨祖，出兴州界，经啊啰磨娘、郢麻龙瓦、碧啰山、麦块啰娘、棱离碧六者、离疽阿啰磨，至黑水镇燕军，之外是鞑靼界{1}。③从兴州西行，出兴州界，经勒鸡会、凤凰城（图注曰：一名连州）凉州、甘州（注曰：甘肃军）、党移岭、瓦波流、薑野城至肃州，经德光城、光野城至瓜州（注曰：平西军），经姜□城{2}、长乐城、红罗城至沙州，出玉门关{3}，之外是回鹘界。④从兴州南行，沿黄河北岸西行，经钿会、鹘罗漫、南山九泽{4}、阿罗磨娘、三耶委马练、把沙勒威、阿罗把岭、百正、碧林口{5},过折河,至卓啰城和南军，道路西南行进入西蕃界。⑤从兴州南行，渡黄河，至灵武郡（注曰：灵州祥庆军），西行至袋袋岭，分二路，出灵州界，南北二路并行，北路经天丰仓（注曰：鸣沙县）、勒山、妹耙山{6}、独孤、阑漫、割踏口、赏移口、杀牛岭，至永寿保泰军（图上方位在兰州北部，应在宁夏同心县）。⑥西行至袋袋岭，分二路，南路经钱哥山、甲子山、八猪岭、轻罗浪口（图上方位在萧关、天都山以北）{7}。⑦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吕渡渡黄河，从宁令口南行，经盐州北，在乌池附近分两路，东路经苦井、人头、白池、蓆经流、广井、破娘岭至洪州、宥州（注曰：嘉宁军即宁朔郡{1}），西路在宋保安军北，万全砦附近宋夏边境，标注“国信驿路”，在路中标注“夏贼犯边之路”。⑧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西南行经马练驿、奈里平、沈井移、青岭，至夏州，经讹河石堡，到石州祥庆军，再从无定河到银州。⑨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东北行经马练驿、吃啰驿出灵州界，经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逋驿、梁驿、横水驿，至契丹界，这条路线，多驿站，经过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契丹境内。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信使往来频繁,此路即是夏辽通信的重要干线。在连袋驿南分一路，至左厢神勇军，至麟州界，再北上至府州界。⑩从兴州东行，经怀州（注曰：曾号中京）、会亭堡、定州，至克危山，接近河套。 由此看来，从西夏兴庆府到黑水城的道路，应与今天宁夏银川市穿越贺兰山、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至内蒙额济纳旗的公路基本吻合。元代刘秉忠《藏春集》：“来朝又上居延道，怀古思乡改鬓华。”据此可命名为“居延道”{2}。王北辰先生《古居延道路》一文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25]。居延道从从黑水城顺黑河南下，可达肃州与河西同西域道会合；从居延北行是汉代李陵“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26]之“故龙城道”；从居延西北行，沿马鬃山西行，可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再南下伊州，西至高昌，与丝路中段中道相接；东行至西夏兴庆府，全程850km，由西夏兴庆府南下与前揭第⑧路线相合，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经马练驿、奈里平、沈井移、青岭，至夏州，经讹河石堡，循无定河谷到石州祥庆军，再从无定河到银州；经绥州{3}，最后抵宋都开封府.宋代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七日，以京城西旧染院为夏州蕃驿”。这条道路是宋夏间贡奉及岁赐物资运输的最佳路线，也是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唐宋时期与西域之间来往的道路，张议潮在未收复凉州之前，与唐朝联系“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今包头附近），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27]。西北行通过宁寇军（居延），然后至天德军南下灵州，与唐王朝往来，宋初981—983年宋朝派遣王延德使团答聘高昌“自夏州渡河，经沙碛，历伊州，望北庭，万五千里。雍熙二年（985）使还，撰《西州程记》以献”，当走此道。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对各监军司运输物资“自派日起，来到京师”的日限规定如下:最远限40天抵达京师的有沙州军司、瓜州军司,次远30天抵达京师的有：肃州军司、黑水军司,次近20天抵达京师的有西院、罗庞岭军司、官黑山军司、北院、卓啰军司、南院、年斜军司、石州军司,最近15天抵达京师的有北地中、东院、西寿军司、韦州军司、南地中。由此可以看出各监军司至京师中兴府的远近。黑水军司运输物资30天抵达京师，每天平均要走今60里路。
“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中，黑水城与兴庆府般驮、脚户运输理应走这条道路，而且“已次使口”、“犯行”官府在路途设立关口的签字，说明西夏时期官府在商路设置管理机构对长途运输的监管，为过往般驮、脚户、商旅提供保护。其管理机构如何设置，尚需进一步研究。
唐代确立了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28]。唐代驿站是专门为军事服务的，通过驿站进行军官任免和军队调动，军事文书一般都通过驿站传达,以保证其快速和安全，集结军队。馆驿和递铺构成的宋代邮传网络，普遍设立递铺,专门承担文书传递任务,驿与专门供行人住宿的的馆舍合并,与递铺分立。馆驿在接待宾客方面,向宾客提供食宿,支给钱粮、草料及其他生活用品[29]。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 ‘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耀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30]
宋代基本沿袭唐代所形成的驿递体系的管理体制。宋代依然以兵部的驾部直属管理驿站体系，西夏亦当有类似唐宋驿馆制度。曾巩《隆平集》卷20载:“至德明,攻陷甘州,掠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西夏地形图》中绘有到契丹界驿名与路线：从兴州南行经永州，至顺化渡渡黄河，经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 逋驿、梁 驿、横水驿，至契丹界12驿,与《隆平集》中记载的一致。《西夏天盛律令》卷11载:“他国使来,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卷13载:“他国使来者,监军司、驿馆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拨予之,好好侍奉。”从这两条律文可以看出,西夏上至京师,下至地方,均已设置驿馆,并专门配备“驿馆小监”进行管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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