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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天黄昏,我都会朝那几栋高楼静静地看上一会儿。看着看着,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或者不能叫画面,而是一小段无声的电影):在两座崔嵬的青山之间,安静地流淌着一条小小的溪流。在某一潭清澈的溪水边,一个扎着两条羊角小辫的姑娘,她瘦小的双手,一手按在青石上的衣物上,一手握着一根光亮的木棍,在衣物上反复地捶打着。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多年后,一声声透过岁月厚重的尘埃,依然能够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小姑娘一边捶打着衣物,一边用带着怨恨而稚气的声音唱着:“刘家坡,刘家坡,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上一坡下一坡。掉个草帽滚下河,红苕砸烂锅。三更半夜,还在山里摸。”
那在溪水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的小姑娘,是我二姐。
二姐比我大了差不多6岁。我的到来,便意味着二姐痛苦的开始。二姐上面有个大姐,下面有个小弟弟,二姐夹在中间,耗子进风箱,是两头受气。
二姐野,野得刚烈,要多刚烈有多刚烈,她说了不干的事,打死也不会干。在我们家,二姐挨的打最多了。二姐挨打的时候,眼睛鼓得圆圆的,嘴巴嘟得高高的,腰挺得直直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根木桩似的。每次,母亲打完二姐后总会咬牙切齿地说:“嘿,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金礅嘛。”
想想,我觉得二姐挺冤的。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她带着的,大姐根本不理我,因此,母亲给我买回来好吃的,我都会留着些给二姐吃。小男孩子,不调皮捣蛋是不可能的,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好东西吃,跟其他小孩子去疯,打烂家里的东西不说,还经常把自己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到家。母亲看见我身上的伤后,心疼得要死,如此一来,二姐身上跟着就会有伤了,母亲打的。那样的时候,母亲一边打二姐,一边吼:“你是怎么带弟弟的?”很奇怪,二姐居然说:“我没带好弟弟,你打吧,以后我会好好带弟弟了。”二姐因我挨了不少打,可还是最疼我了。她为我挨了打,还给我拿白酒擦伤口。酒一沾伤口,痛得我龇牙咧嘴。她一边轻轻擦着伤口,一边用嘴轻轻吹着。二姐说:“忍一下,很快就不痛了。”
初春时,二姐走了,跟着村里的人去南方打工了。二姐走的那天,我在学校里,根本不知道。早在一年前,我就从二姐的言语中,隐约感觉到她会走。大姐出嫁后,就经常听见二姐唱:“栀子花开把把长,大女嫁了二女忙。再等两年不嫁我,背起包包走他娘!”
我读初三时,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把家里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后,还是去世了。七月,我好不容易拿着父亲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给我去中考的钱,在县城坐上了到深圳的汽车。几经辗转,我找到了二姐所在的位于深圳松岗的那家很大的电子厂。到二姐厂门口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搞得像个小叫化子了。刚来南方,我的胆子特别小,不敢随便去问别人,只得在二姐的厂门口守株待兔。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我终于在人群里看见了穿着粗重灰蓝色厂服的二姐。
二姐瘦了。那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跑上去拉住了二姐的手。二姐“啊”的叫了一声,我的突然到来,让二姐非常惊讶,当她得知我是拿着父亲给我去中考的钱跑来深圳后,铁青着脸,把我拖到僻静处,照着我就劈头盖脸地一通乱打。她一边哭打一边说:“叫你在家好好读书,你跑出来干什么?你走了,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倒了扫把都得他自己去扶起来,你知道吗?没钱我还挣不到你读书的钱吗?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
我傻傻地站在二姐面前,任由她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我木着表情,傻傻地看着她。二姐打累了,哭累了,无力地蹲在地上。我蹲下去,紧紧抓住二姐的肩膀,说:“二姐,你怎么瘦了?”二姐什么都没说,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泪水烫烫的,顺着我的脖子一直流到了背上。
2
我來深圳那年,是1995年,才15岁。那时候深圳挺乱的。在工厂里,有好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打工者,也就是所谓的童工。我们的工作量不比别人少,但是工资却比别人少多了。一些管理者有事没事也总拿我们出气,我们只能忍着。他们拿我们出完气后,会凶巴巴地威胁我们:“你信不信,老子明天就把你炒了?”这话,我们童工是很害怕的。那是我们的命门。如我一样的童工,在举目无亲的异乡,没了工作,就完了。
我在二姐所在工厂里,做了没多久就想走了,可二姐不准我走。二姐说:“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老老实实给我在这里干,第二回去继续读书。”我选择了前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因为没文凭,在南方混得很落魄,但是,我依然觉得我那时的选择是对的。当然,我承认,这种“对”,是需要辩证看的。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么把我弄进她们厂里的。二姐时常对我说:“出来了,就得好好干活,你也长大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二姐也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小的时候,二姐从来没打过我,可渐渐长大了,二姐打我的次数却多了。二姐第二次打我,是她看见我抽烟。她劈手抓走了我叼在嘴上的烟,气得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对我大声吼:“我要是再看见你抽烟,看我不把你撵回去。”一些工人们事后对我说:“你二姐管得也太宽了吧?不就是个二姐吗?连你抽烟都管啦?”我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以各种理由找二姐要钱。我说我要买衣服,我说我要买鞋子,我说……每次,二姐都会给我。我拿着二姐给我的钱,跟工人们去外边赌台球,看投影等等。刚开始的时候,二姐知道了,就一味地打我。我也开始躲着二姐,有时候见到了,就木着脸,什么也不说。后来,二姐不打我了,我的工资她也不要去存着了。她用几乎绝望的语气冷冰冰地对我说:“钱反正是你自己挣的,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吧。”就那样,我过了快一年的“自由”日子。
二姐要回家了,确切点说是回家嫁人了。二姐已经21岁了,在农村,谁家的女孩子21岁了还没嫁人,可以说是件丢脸的事情。二姐出嫁时哭着对我说:“弟弟,以后这个家可都全指靠你了。”我紧紧地抱着二姐哽咽着说:“我会的,我会的,我会把这家撑起来的。”
没多久,父亲却对我说:“出去吧,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从我拿着他给我去考试的钱跑去深圳后,在乡亲们面前,他也是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也知道,父亲希望我走出去,再衣锦还乡,使他一直低着的头抬起来。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最基本,也最实际,但同时也最充满变数的理想。
就这样,我怀着出人头地的理想,在二姐出嫁后没多久,就又南下了,也离开了原来二姐所在的那家很大的电子厂。
再次到南方前,我给二姐打了个电话。二姐在电话里听到我准备再去南方,先叹息了一声,握着话筒半天没出声。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二姐后,她说我在听,在听呢,你说吧。我说爸爸要我出去。二姐又叹息了一声,说:“我知道,早想到了。出去就出去吧,现在我没在你身边,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千万别去学坏。”我说我知道了。最后,二姐说,有时间就回家去,爸爸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的。有时间也来我这里走走。我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二姐。
再次来到南方后,我开始了睡烂尾楼,每天顶着风吹日晒找工作的艰苦历程。晚上,五湖四海的人挤在烂尾楼里。三更半夜时的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脆弱的神经瞬间绷直。我们怕,怕烂仔来抢,更怕大盖帽来。我们也内讧,一个省的人成为一个帮派,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常常有人做噩梦,在寂静的午夜,以他或者她惊慌无助的尖叫声,粉碎我们的睡眠。白天,我跟着别人一起挤在人才市场里,一起挤在工厂门口。我们衣衫褴褛,双目无光,顽强地栖息于城市的夹缝里。
真不知自己在那段岁月里受了多少苦,如今想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幸好有一次,我无意中学会了一门技术。我就靠着那门技术,进了布吉一家玩具厂。
进了玩具厂三个月后,二姐写信来说,她又要出来了。
3
我二姐夫,一个瘦高的,留着长头发的男人。二姐夫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留着长头发也就算了,偏偏还把发尖挑染成了黄色,十足小混混行头。
二姐夫对我不冷不热,整天很少和我说话,呆在家里的时候也少。如果要找他,除了吃饭的时间外,一定是在出租屋楼下的某个茶馆里。
二姐夫是个十足的赌鬼,是“不怕输得苦,就怕断了赌”的角色,大小场合都不拒绝。他的赌技蹩脚,十赌九输。偶尔赢了,那也是运气好而已。用二姐的话说,那是他家祖宗风水好。我不敢说他,尤其是看他输得眼红的时候。那样的时候我说他,不但他凶我,其他的人也跟着凶我。二姐不管二姐夫赌,管不了。
二姐和二姐夫經常吵架打架,刚开始的时候,全是二姐夫输了钱而吵起来的,后来就不是了。
二姐夫在龙岗一家电子厂当组长,待遇过得去。二姐夫不可能每天都回到布吉的租屋来,除了放假的时候,他都是住在厂里的。二姐叫二姐夫帮忙,介绍了几个人去他厂里,一些风言风语就从那些介绍去的人嘴里传到了二姐耳朵里。她们说你家男人在那边和某个女孩子交往不错呀。
二姐开始要二姐夫交工资了,二姐夫当然交不出。三句两句,就吵了起来,接着就打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去劝架。劝了几次,没任何结果,渐渐地,我也来个眼不见为净,很少去二姐的租屋了。他们的事我没办法管,再说,我也有自己的事。
二姐对我的女朋友很好,可我女朋友对二姐的印象不怎么好。她对我说:“你二姐怎么那么会骂人?”我笑了笑,没回答她。我想,我们重庆的女人,骂人的本事应该属于遗传的。用我们老家的土话说,那是胎上带来的。
住在二姐租屋附近的人,对二姐也是挺矛盾的。一是二姐对人热情,二来她的那张嘴太凶了,骂人特别难听。有时候,二姐夫和几个大男人打牌正起劲呢,二姐乱骂着跑来,连桌子也敢给他们翻了。男人们不好对二姐怎么样,就取笑二姐夫,说他是气管炎等等。本来那样的时候二姐夫心里就有火,别人再一火上浇油,一场架就无法避免了。
中间有几年,我去了东莞,和二姐的联系一般只局限在电话里。我问她的情况,她总是一句还可以吧。再次到深圳已经是六年后的事了。那六年,由于工作的原因,每年也就能在过年的时候见二姐一次,还是客人角色。其他时候,不是我要上班,就是二姐要上班,再不就是女朋友要我陪她。总之是这样那样的巧合原因,相隔不远,却难得一见。
异乡,总会在无形间,将很短的距离无限拉长,长到再见面,物是人非。
再次来到深圳,其实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来的。我和女朋友被她哥哥骗去搞传销,把辛苦几年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赔进去了。最后传销组织被端了,上面的好些大头目判了刑,如我一样的小喽罗们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到了深圳,跟二姐住在一起。每天晚上,我和二姐夫搭地铺睡,二姐跟女朋友睡床上。就是在那段日子,我发现二姐买码,而且很上瘾。
那段时间,二姐工厂里很忙,根本没有休息,有时候还加班到凌晨两到三点。每天下了班,无论多晚,二姐总是邀上好几个同事,围在一起跟研究国家大事一样地研究报纸。她们的讨论很积极,甚至还会争吵。
我和女朋友各自找到了工作。我向二姐借了点钱,另外租了房子。那段时间,二姐的运气很好,几乎每次买码都能赚上点钱。由于二姐对人很好,所以很得人缘,别人买码的钱也都交给她,再由她交给老板。后来,老板叫她帮着开单,再从中收水(收水就是提成)。一年后,二姐辞工了,把房子租到了楼底,开了家茶馆。那时候,每逢开码的日子,她就很忙。我那时候的工作轻松,晚上不用加班,就去帮着照看茶馆。她和二姐夫在楼上,一个负责开单,一个负责收钱。那时候,二姐茶馆的生意很好,每月收入都有上万元。
二姐夫并没有收心,听说还把以前在电子厂的那个相好悄悄养着,在某个地方租着间屋子,隔三差五去“临幸”一次。二姐可能是被钱冲昏了头吧,对这事一直不知道,也可能是二姐夫做得很隐秘。但风言风语总会传到二姐的耳朵里。有一天,二姐夫去送单,二姐悄悄跟去了。晚上回来,二姐就剑拔弩张地闹离婚。
二姐跟二姐夫吵架打架从不计较有没有外人在场的,说吵就吵,吵着吵着就打起来。因为这样,茶馆的生意渐渐冷淡了。有时候,两人吵得正起劲,打牌的人就悄然走了,往后无论二姐怎么招呼,都推说没时间,或者说别家已经约好了。有于心不忍的人说是你们天天吵架,搞得别人打牌都没精神,当然没人来了。二姐也知道是为这事,可她说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别人说你开店不是为了钱吗?当然要给别人一个好的环境啊,哪个天天来听你们吵架呢?
离婚终究成了一出闹剧。用二姐的话说叫凑合着过。二姐开始天天盘查二姐夫的钱,常常在没事的时候当着众人搜二姐夫钱包,搞得二姐夫很恼火。那段时间,两人开始注意吵架的时间了,茶馆生意就又渐渐好了起来。
4
五月,二姐回家接孩子,就二姐夫一个人负责开单。开单是违法的,常常会有人来查。这些二姐夫不怕,后面有人罩着呢。查的人还没到,早已经收到消息了。但是二姐夫还是出事了,不是被抓了,而是另外的事。
开了单,可以不交给老板,自己留着,行话叫“吃单”。如果出了单上的数字,那没办法,自己赔;如果没出,那幸运,钱进自己腰包。以前,二姐夫就说过吃单。可二姐不干。现在二姐没在,二姐夫说了算,也不是明跟人说吃单,而是拿着单去外面转一圈回来,装着已经把单交给了老板。那几次,他悄悄地把单全留下了,结果赔了几万块。十来天后,二姐过来了,听说了,两个人大打了一架,连家里的碗啊锅啊的全摔破了。两个孩子睁大眼睛,瑟缩在墙角,吓得大气不敢出。架打完了,还是得说钱的事啊。二姐夫手上没钱,全是二姐管着的。不知道为什么,二姐把钱赔了,性格也变了。二姐变得小气了。
我想,二姐这样做是对的。每个不富裕的家,勤俭节约是最起码的持家准则。我感到欣慰,二姐依然顾着这个家;但同时我明白,这个家的重点是两个孩子。
孩子是每个女人的心血,也是桎梏。无论有什么打算时,首先就会想到孩子。决定一件事前,都会想啊想啊,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孩子呢?
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呀。年轻时,一切为了父母;嫁人了,又把全部心思放在丈夫身上了;一有了孩子呀,天大的事还不如孩子的一点小感冒。熬啊熬啊头白了,儿女出息了,指望着享福了呢,却已经半截进泥土里了。女人这辈子,真的很辛苦!
有句俗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买码本就是违法的,出事是必然的。但出乎我意料,出了那样的事。
这世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令我们始料不及!
5
出事了!
其实我早知道要出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可这次出事后,我要见二姐,除了照片,就只能在梦里了。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没有货做。国庆时候,我和女朋友的厂都放假七天。女朋友的父亲从东莞打来电话,要我们去。
去到东莞,女朋友父亲要我们尽快把婚事定下来。他说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一点。我知道他这话是在自欺欺人。他儿子搞传销,挖着一个大窟窿还没填呢。但我和女朋友还是把婚事定了下来,就在那年春节的时候。
也许我和女朋友都累了。当打工打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累。那种累,会让人特别想停下来。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庆假期结束了,我和女朋友回深圳上班。
二姐死了!
从二姐租屋出来不远,有段下坡路,绕成一个半圆形。靠近路边是茂密的荔枝树林,荔枝树林深处是个大池塘。池塘以前是当地人养鱼的。现在当地人都发财了,池塘也就抛弃了。二姐就淹死在那个池塘里。
具体事件是这样的:国庆那期开码那天下午,来了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到二姐茶馆里。他们自称是六合彩庄家,一直呆在二姐茶館里,还帮着凑了一桌子麻将。二姐高兴过头了。
晚上,二姐把开单后的18000多块钱连单全交给了胖男人。她交给男人,是怕到时候开了码,中的人太多了,男人不要,那她就得自己赔钱了。她怕的是万一男人不认账呢?世事无常,人心隔肚皮!那时候,离开码不到半小时了。二姐还是怕,那么大笔钱,要是遇到骗子,那就完了。因此,她和二姐夫一直在暗中注意着三个男人。
快开码的时候,胖男人接到一个电话。茶馆在最底层,周围是高高的建筑群,因此信号不好。胖男人拿着电话“喂喂喂”地走到了门外。他一直嘻嘻哈哈地讲电话,慢慢地越走越远了。二姐夫有点担心,二姐关心开码去了。二姐夫见另外两个男人还在,就没在意。不多时,另外一个男人的电话也响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喂喂喂”地朝门外走。一样的情形,他走远了。走开的两个人再也没回来。
最后一个男人,在开码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他也“喂喂喂”地往门外走。二姐夫就把他拉住了。他说我接电话。二姐夫说你就在这里接。那人说好。却一下挣脱二姐夫跑了。
他当然没跑掉。买了码的人全在附近的茶馆里守着看开码呢,他们都是在二姐处买的。二姐夫见事情不妙,急忙大喊:“帮着抓住他!”那男人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可是,另外两个男人却再也找不到了。
那被抓回来的男人也害怕了。他或许没料到二姐夫一句话,会有那么多人去抓他。他说他根本不认识那两个男人,只是帮他们做事的,每次给200块钱的工资。男人的话,让二姐一下就吓蒙了,她“哇”的一声就哭了。
整个晚上,好几十人都来质问那被抓住的男人。那男人总是东说西说,就是不说到正题上去。二姐夫急了,拿出菜刀揪着他的衣领威胁他,要是再不说,就把你杀了。其他买了码的人现在拿不到中了的钱,心里正火着,见二姐夫拿刀了,便一哄而上,把那男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他们早就想打了,只是没谁愿意成第一个)。那男人倒也刚强,不躲不叫,抱着头,弓着腰,任别人打。
我想那男人一定是挨打挨惯了的,所以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那样打他,他还能在大家打累了正愣神的当口爬起来跑掉。
那男人如箭一般冲出了茶馆,就沿着那条下坡路狂奔。当然,其他的人就开始没命地追。二姐也追了出去。那男人被追得无路可逃了,就往池塘边上的荔枝树林里跑,二姐也跟着追了进去。
第二天,人们从池塘里捞上来两具尸体,一男一女。男的是那男人的,女的是我二姐!
我去过现场。我看见,池塘边上靠近马路的地方是陡峭的岩,五六米高的样子,岩上方是荔枝树林,大约十来米,才是马路。
有人对我说:“我听见你二姐喊人抓住了,你们快来呀。然后就听见两个人的哎哟声,再然后,大家就听见两声响,又听见啊啊几声,便没声音了。”我想,哎哟声,是二姐和那男人在扭打。那两声响,一定是两人掉池塘里弄出来的。池塘里的水很臭,是附近几个大工厂的污水集中地。走过路过的人,都掩着鼻子,掉进里边的人,两三口水,肯定就呛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早就在那些喜欢到二姐茶馆里打麻将的治安嘴里听说,很快就要把那池塘填了。但一直只听见雷声,不见雨来。于是,二姐和那男人作了最后的祭奠!现在,那地方已经修建起了高楼。每天黄昏,我都会朝那几栋高楼静静地看上一会儿。看着看着,脑子里就浮现出那段无声的电影。
二姐和那男人就那样白白地死了。那男人身上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成了无名尸。还不到40岁的二姐第三天就被火化了。我回到深圳的时候,大外甥呆呆地抱着她的骨灰盒。我想去抱一下,他大哭起来,紧紧地抱着骨灰盒,惊恐地躲到墙角,瑟缩着,如一只冰天雪地里的乌鸦!
我僵站着,看着大外甥,哭不出,也说不出话来。到底是什么害死了我二姐?在那一刻,我失声了!
责 编:熊正红
题 图:余和操
评选好稿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发短信到07503377394,截止时间:11月12日。
每天黄昏,我都会朝那几栋高楼静静地看上一会儿。看着看着,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或者不能叫画面,而是一小段无声的电影):在两座崔嵬的青山之间,安静地流淌着一条小小的溪流。在某一潭清澈的溪水边,一个扎着两条羊角小辫的姑娘,她瘦小的双手,一手按在青石上的衣物上,一手握着一根光亮的木棍,在衣物上反复地捶打着。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多年后,一声声透过岁月厚重的尘埃,依然能够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小姑娘一边捶打着衣物,一边用带着怨恨而稚气的声音唱着:“刘家坡,刘家坡,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上一坡下一坡。掉个草帽滚下河,红苕砸烂锅。三更半夜,还在山里摸。”
那在溪水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的小姑娘,是我二姐。
二姐比我大了差不多6岁。我的到来,便意味着二姐痛苦的开始。二姐上面有个大姐,下面有个小弟弟,二姐夹在中间,耗子进风箱,是两头受气。
二姐野,野得刚烈,要多刚烈有多刚烈,她说了不干的事,打死也不会干。在我们家,二姐挨的打最多了。二姐挨打的时候,眼睛鼓得圆圆的,嘴巴嘟得高高的,腰挺得直直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根木桩似的。每次,母亲打完二姐后总会咬牙切齿地说:“嘿,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金礅嘛。”
想想,我觉得二姐挺冤的。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她带着的,大姐根本不理我,因此,母亲给我买回来好吃的,我都会留着些给二姐吃。小男孩子,不调皮捣蛋是不可能的,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好东西吃,跟其他小孩子去疯,打烂家里的东西不说,还经常把自己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到家。母亲看见我身上的伤后,心疼得要死,如此一来,二姐身上跟着就会有伤了,母亲打的。那样的时候,母亲一边打二姐,一边吼:“你是怎么带弟弟的?”很奇怪,二姐居然说:“我没带好弟弟,你打吧,以后我会好好带弟弟了。”二姐因我挨了不少打,可还是最疼我了。她为我挨了打,还给我拿白酒擦伤口。酒一沾伤口,痛得我龇牙咧嘴。她一边轻轻擦着伤口,一边用嘴轻轻吹着。二姐说:“忍一下,很快就不痛了。”
初春时,二姐走了,跟着村里的人去南方打工了。二姐走的那天,我在学校里,根本不知道。早在一年前,我就从二姐的言语中,隐约感觉到她会走。大姐出嫁后,就经常听见二姐唱:“栀子花开把把长,大女嫁了二女忙。再等两年不嫁我,背起包包走他娘!”
我读初三时,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把家里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后,还是去世了。七月,我好不容易拿着父亲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给我去中考的钱,在县城坐上了到深圳的汽车。几经辗转,我找到了二姐所在的位于深圳松岗的那家很大的电子厂。到二姐厂门口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搞得像个小叫化子了。刚来南方,我的胆子特别小,不敢随便去问别人,只得在二姐的厂门口守株待兔。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我终于在人群里看见了穿着粗重灰蓝色厂服的二姐。
二姐瘦了。那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跑上去拉住了二姐的手。二姐“啊”的叫了一声,我的突然到来,让二姐非常惊讶,当她得知我是拿着父亲给我去中考的钱跑来深圳后,铁青着脸,把我拖到僻静处,照着我就劈头盖脸地一通乱打。她一边哭打一边说:“叫你在家好好读书,你跑出来干什么?你走了,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倒了扫把都得他自己去扶起来,你知道吗?没钱我还挣不到你读书的钱吗?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
我傻傻地站在二姐面前,任由她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我木着表情,傻傻地看着她。二姐打累了,哭累了,无力地蹲在地上。我蹲下去,紧紧抓住二姐的肩膀,说:“二姐,你怎么瘦了?”二姐什么都没说,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泪水烫烫的,顺着我的脖子一直流到了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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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深圳那年,是1995年,才15岁。那时候深圳挺乱的。在工厂里,有好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打工者,也就是所谓的童工。我们的工作量不比别人少,但是工资却比别人少多了。一些管理者有事没事也总拿我们出气,我们只能忍着。他们拿我们出完气后,会凶巴巴地威胁我们:“你信不信,老子明天就把你炒了?”这话,我们童工是很害怕的。那是我们的命门。如我一样的童工,在举目无亲的异乡,没了工作,就完了。
我在二姐所在工厂里,做了没多久就想走了,可二姐不准我走。二姐说:“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老老实实给我在这里干,第二回去继续读书。”我选择了前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因为没文凭,在南方混得很落魄,但是,我依然觉得我那时的选择是对的。当然,我承认,这种“对”,是需要辩证看的。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么把我弄进她们厂里的。二姐时常对我说:“出来了,就得好好干活,你也长大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二姐也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小的时候,二姐从来没打过我,可渐渐长大了,二姐打我的次数却多了。二姐第二次打我,是她看见我抽烟。她劈手抓走了我叼在嘴上的烟,气得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对我大声吼:“我要是再看见你抽烟,看我不把你撵回去。”一些工人们事后对我说:“你二姐管得也太宽了吧?不就是个二姐吗?连你抽烟都管啦?”我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以各种理由找二姐要钱。我说我要买衣服,我说我要买鞋子,我说……每次,二姐都会给我。我拿着二姐给我的钱,跟工人们去外边赌台球,看投影等等。刚开始的时候,二姐知道了,就一味地打我。我也开始躲着二姐,有时候见到了,就木着脸,什么也不说。后来,二姐不打我了,我的工资她也不要去存着了。她用几乎绝望的语气冷冰冰地对我说:“钱反正是你自己挣的,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吧。”就那样,我过了快一年的“自由”日子。
二姐要回家了,确切点说是回家嫁人了。二姐已经21岁了,在农村,谁家的女孩子21岁了还没嫁人,可以说是件丢脸的事情。二姐出嫁时哭着对我说:“弟弟,以后这个家可都全指靠你了。”我紧紧地抱着二姐哽咽着说:“我会的,我会的,我会把这家撑起来的。”
没多久,父亲却对我说:“出去吧,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从我拿着他给我去考试的钱跑去深圳后,在乡亲们面前,他也是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也知道,父亲希望我走出去,再衣锦还乡,使他一直低着的头抬起来。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最基本,也最实际,但同时也最充满变数的理想。
就这样,我怀着出人头地的理想,在二姐出嫁后没多久,就又南下了,也离开了原来二姐所在的那家很大的电子厂。
再次到南方前,我给二姐打了个电话。二姐在电话里听到我准备再去南方,先叹息了一声,握着话筒半天没出声。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二姐后,她说我在听,在听呢,你说吧。我说爸爸要我出去。二姐又叹息了一声,说:“我知道,早想到了。出去就出去吧,现在我没在你身边,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千万别去学坏。”我说我知道了。最后,二姐说,有时间就回家去,爸爸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的。有时间也来我这里走走。我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二姐。
再次来到南方后,我开始了睡烂尾楼,每天顶着风吹日晒找工作的艰苦历程。晚上,五湖四海的人挤在烂尾楼里。三更半夜时的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脆弱的神经瞬间绷直。我们怕,怕烂仔来抢,更怕大盖帽来。我们也内讧,一个省的人成为一个帮派,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常常有人做噩梦,在寂静的午夜,以他或者她惊慌无助的尖叫声,粉碎我们的睡眠。白天,我跟着别人一起挤在人才市场里,一起挤在工厂门口。我们衣衫褴褛,双目无光,顽强地栖息于城市的夹缝里。
真不知自己在那段岁月里受了多少苦,如今想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幸好有一次,我无意中学会了一门技术。我就靠着那门技术,进了布吉一家玩具厂。
进了玩具厂三个月后,二姐写信来说,她又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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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姐夫,一个瘦高的,留着长头发的男人。二姐夫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留着长头发也就算了,偏偏还把发尖挑染成了黄色,十足小混混行头。
二姐夫对我不冷不热,整天很少和我说话,呆在家里的时候也少。如果要找他,除了吃饭的时间外,一定是在出租屋楼下的某个茶馆里。
二姐夫是个十足的赌鬼,是“不怕输得苦,就怕断了赌”的角色,大小场合都不拒绝。他的赌技蹩脚,十赌九输。偶尔赢了,那也是运气好而已。用二姐的话说,那是他家祖宗风水好。我不敢说他,尤其是看他输得眼红的时候。那样的时候我说他,不但他凶我,其他的人也跟着凶我。二姐不管二姐夫赌,管不了。
二姐和二姐夫經常吵架打架,刚开始的时候,全是二姐夫输了钱而吵起来的,后来就不是了。
二姐夫在龙岗一家电子厂当组长,待遇过得去。二姐夫不可能每天都回到布吉的租屋来,除了放假的时候,他都是住在厂里的。二姐叫二姐夫帮忙,介绍了几个人去他厂里,一些风言风语就从那些介绍去的人嘴里传到了二姐耳朵里。她们说你家男人在那边和某个女孩子交往不错呀。
二姐开始要二姐夫交工资了,二姐夫当然交不出。三句两句,就吵了起来,接着就打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去劝架。劝了几次,没任何结果,渐渐地,我也来个眼不见为净,很少去二姐的租屋了。他们的事我没办法管,再说,我也有自己的事。
二姐对我的女朋友很好,可我女朋友对二姐的印象不怎么好。她对我说:“你二姐怎么那么会骂人?”我笑了笑,没回答她。我想,我们重庆的女人,骂人的本事应该属于遗传的。用我们老家的土话说,那是胎上带来的。
住在二姐租屋附近的人,对二姐也是挺矛盾的。一是二姐对人热情,二来她的那张嘴太凶了,骂人特别难听。有时候,二姐夫和几个大男人打牌正起劲呢,二姐乱骂着跑来,连桌子也敢给他们翻了。男人们不好对二姐怎么样,就取笑二姐夫,说他是气管炎等等。本来那样的时候二姐夫心里就有火,别人再一火上浇油,一场架就无法避免了。
中间有几年,我去了东莞,和二姐的联系一般只局限在电话里。我问她的情况,她总是一句还可以吧。再次到深圳已经是六年后的事了。那六年,由于工作的原因,每年也就能在过年的时候见二姐一次,还是客人角色。其他时候,不是我要上班,就是二姐要上班,再不就是女朋友要我陪她。总之是这样那样的巧合原因,相隔不远,却难得一见。
异乡,总会在无形间,将很短的距离无限拉长,长到再见面,物是人非。
再次来到深圳,其实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来的。我和女朋友被她哥哥骗去搞传销,把辛苦几年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赔进去了。最后传销组织被端了,上面的好些大头目判了刑,如我一样的小喽罗们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到了深圳,跟二姐住在一起。每天晚上,我和二姐夫搭地铺睡,二姐跟女朋友睡床上。就是在那段日子,我发现二姐买码,而且很上瘾。
那段时间,二姐工厂里很忙,根本没有休息,有时候还加班到凌晨两到三点。每天下了班,无论多晚,二姐总是邀上好几个同事,围在一起跟研究国家大事一样地研究报纸。她们的讨论很积极,甚至还会争吵。
我和女朋友各自找到了工作。我向二姐借了点钱,另外租了房子。那段时间,二姐的运气很好,几乎每次买码都能赚上点钱。由于二姐对人很好,所以很得人缘,别人买码的钱也都交给她,再由她交给老板。后来,老板叫她帮着开单,再从中收水(收水就是提成)。一年后,二姐辞工了,把房子租到了楼底,开了家茶馆。那时候,每逢开码的日子,她就很忙。我那时候的工作轻松,晚上不用加班,就去帮着照看茶馆。她和二姐夫在楼上,一个负责开单,一个负责收钱。那时候,二姐茶馆的生意很好,每月收入都有上万元。
二姐夫并没有收心,听说还把以前在电子厂的那个相好悄悄养着,在某个地方租着间屋子,隔三差五去“临幸”一次。二姐可能是被钱冲昏了头吧,对这事一直不知道,也可能是二姐夫做得很隐秘。但风言风语总会传到二姐的耳朵里。有一天,二姐夫去送单,二姐悄悄跟去了。晚上回来,二姐就剑拔弩张地闹离婚。
二姐跟二姐夫吵架打架从不计较有没有外人在场的,说吵就吵,吵着吵着就打起来。因为这样,茶馆的生意渐渐冷淡了。有时候,两人吵得正起劲,打牌的人就悄然走了,往后无论二姐怎么招呼,都推说没时间,或者说别家已经约好了。有于心不忍的人说是你们天天吵架,搞得别人打牌都没精神,当然没人来了。二姐也知道是为这事,可她说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别人说你开店不是为了钱吗?当然要给别人一个好的环境啊,哪个天天来听你们吵架呢?
离婚终究成了一出闹剧。用二姐的话说叫凑合着过。二姐开始天天盘查二姐夫的钱,常常在没事的时候当着众人搜二姐夫钱包,搞得二姐夫很恼火。那段时间,两人开始注意吵架的时间了,茶馆生意就又渐渐好了起来。
4
五月,二姐回家接孩子,就二姐夫一个人负责开单。开单是违法的,常常会有人来查。这些二姐夫不怕,后面有人罩着呢。查的人还没到,早已经收到消息了。但是二姐夫还是出事了,不是被抓了,而是另外的事。
开了单,可以不交给老板,自己留着,行话叫“吃单”。如果出了单上的数字,那没办法,自己赔;如果没出,那幸运,钱进自己腰包。以前,二姐夫就说过吃单。可二姐不干。现在二姐没在,二姐夫说了算,也不是明跟人说吃单,而是拿着单去外面转一圈回来,装着已经把单交给了老板。那几次,他悄悄地把单全留下了,结果赔了几万块。十来天后,二姐过来了,听说了,两个人大打了一架,连家里的碗啊锅啊的全摔破了。两个孩子睁大眼睛,瑟缩在墙角,吓得大气不敢出。架打完了,还是得说钱的事啊。二姐夫手上没钱,全是二姐管着的。不知道为什么,二姐把钱赔了,性格也变了。二姐变得小气了。
我想,二姐这样做是对的。每个不富裕的家,勤俭节约是最起码的持家准则。我感到欣慰,二姐依然顾着这个家;但同时我明白,这个家的重点是两个孩子。
孩子是每个女人的心血,也是桎梏。无论有什么打算时,首先就会想到孩子。决定一件事前,都会想啊想啊,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孩子呢?
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呀。年轻时,一切为了父母;嫁人了,又把全部心思放在丈夫身上了;一有了孩子呀,天大的事还不如孩子的一点小感冒。熬啊熬啊头白了,儿女出息了,指望着享福了呢,却已经半截进泥土里了。女人这辈子,真的很辛苦!
有句俗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买码本就是违法的,出事是必然的。但出乎我意料,出了那样的事。
这世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令我们始料不及!
5
出事了!
其实我早知道要出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可这次出事后,我要见二姐,除了照片,就只能在梦里了。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没有货做。国庆时候,我和女朋友的厂都放假七天。女朋友的父亲从东莞打来电话,要我们去。
去到东莞,女朋友父亲要我们尽快把婚事定下来。他说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一点。我知道他这话是在自欺欺人。他儿子搞传销,挖着一个大窟窿还没填呢。但我和女朋友还是把婚事定了下来,就在那年春节的时候。
也许我和女朋友都累了。当打工打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累。那种累,会让人特别想停下来。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庆假期结束了,我和女朋友回深圳上班。
二姐死了!
从二姐租屋出来不远,有段下坡路,绕成一个半圆形。靠近路边是茂密的荔枝树林,荔枝树林深处是个大池塘。池塘以前是当地人养鱼的。现在当地人都发财了,池塘也就抛弃了。二姐就淹死在那个池塘里。
具体事件是这样的:国庆那期开码那天下午,来了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到二姐茶馆里。他们自称是六合彩庄家,一直呆在二姐茶館里,还帮着凑了一桌子麻将。二姐高兴过头了。
晚上,二姐把开单后的18000多块钱连单全交给了胖男人。她交给男人,是怕到时候开了码,中的人太多了,男人不要,那她就得自己赔钱了。她怕的是万一男人不认账呢?世事无常,人心隔肚皮!那时候,离开码不到半小时了。二姐还是怕,那么大笔钱,要是遇到骗子,那就完了。因此,她和二姐夫一直在暗中注意着三个男人。
快开码的时候,胖男人接到一个电话。茶馆在最底层,周围是高高的建筑群,因此信号不好。胖男人拿着电话“喂喂喂”地走到了门外。他一直嘻嘻哈哈地讲电话,慢慢地越走越远了。二姐夫有点担心,二姐关心开码去了。二姐夫见另外两个男人还在,就没在意。不多时,另外一个男人的电话也响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喂喂喂”地朝门外走。一样的情形,他走远了。走开的两个人再也没回来。
最后一个男人,在开码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他也“喂喂喂”地往门外走。二姐夫就把他拉住了。他说我接电话。二姐夫说你就在这里接。那人说好。却一下挣脱二姐夫跑了。
他当然没跑掉。买了码的人全在附近的茶馆里守着看开码呢,他们都是在二姐处买的。二姐夫见事情不妙,急忙大喊:“帮着抓住他!”那男人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可是,另外两个男人却再也找不到了。
那被抓回来的男人也害怕了。他或许没料到二姐夫一句话,会有那么多人去抓他。他说他根本不认识那两个男人,只是帮他们做事的,每次给200块钱的工资。男人的话,让二姐一下就吓蒙了,她“哇”的一声就哭了。
整个晚上,好几十人都来质问那被抓住的男人。那男人总是东说西说,就是不说到正题上去。二姐夫急了,拿出菜刀揪着他的衣领威胁他,要是再不说,就把你杀了。其他买了码的人现在拿不到中了的钱,心里正火着,见二姐夫拿刀了,便一哄而上,把那男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他们早就想打了,只是没谁愿意成第一个)。那男人倒也刚强,不躲不叫,抱着头,弓着腰,任别人打。
我想那男人一定是挨打挨惯了的,所以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那样打他,他还能在大家打累了正愣神的当口爬起来跑掉。
那男人如箭一般冲出了茶馆,就沿着那条下坡路狂奔。当然,其他的人就开始没命地追。二姐也追了出去。那男人被追得无路可逃了,就往池塘边上的荔枝树林里跑,二姐也跟着追了进去。
第二天,人们从池塘里捞上来两具尸体,一男一女。男的是那男人的,女的是我二姐!
我去过现场。我看见,池塘边上靠近马路的地方是陡峭的岩,五六米高的样子,岩上方是荔枝树林,大约十来米,才是马路。
有人对我说:“我听见你二姐喊人抓住了,你们快来呀。然后就听见两个人的哎哟声,再然后,大家就听见两声响,又听见啊啊几声,便没声音了。”我想,哎哟声,是二姐和那男人在扭打。那两声响,一定是两人掉池塘里弄出来的。池塘里的水很臭,是附近几个大工厂的污水集中地。走过路过的人,都掩着鼻子,掉进里边的人,两三口水,肯定就呛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早就在那些喜欢到二姐茶馆里打麻将的治安嘴里听说,很快就要把那池塘填了。但一直只听见雷声,不见雨来。于是,二姐和那男人作了最后的祭奠!现在,那地方已经修建起了高楼。每天黄昏,我都会朝那几栋高楼静静地看上一会儿。看着看着,脑子里就浮现出那段无声的电影。
二姐和那男人就那样白白地死了。那男人身上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成了无名尸。还不到40岁的二姐第三天就被火化了。我回到深圳的时候,大外甥呆呆地抱着她的骨灰盒。我想去抱一下,他大哭起来,紧紧地抱着骨灰盒,惊恐地躲到墙角,瑟缩着,如一只冰天雪地里的乌鸦!
我僵站着,看着大外甥,哭不出,也说不出话来。到底是什么害死了我二姐?在那一刻,我失声了!
责 编:熊正红
题 图:余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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