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恰在此时，中国当代社会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为当前的新诗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新诗如何回望过去，更深地进入时代，表达时代，又如何面向未来更好地展开，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言说、思考的问题。
　　首先，更合理地处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一百年来，新诗面对“旧诗”，总是充满了仇视、犹疑、眷念、渴慕等复杂感情。一方面，我们信奉诗的“现代性”，唯新是问。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唐诗宋词自卑、感伤不已。“五四”初期，志在革传统诗歌的命。但同时，白话派诗就潜在地接续了国风、汉魏古风、宋诗的某些传统。三十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重新发现了“晚唐诗风”“宋诗传统”。现代知识青年青春的苦闷，都市怀乡病正好在细腻、玄微的唐宋诗歌传统中找到了共鸣点，形成一种亦古亦今、新旧辉映的诗歌风貌。四十年代，艾青、穆旦、冯至，一面深入学习西方诗歌，一面也都在自己身上恢复着“杜甫传统”，通过对杜甫诗学的审视，重新获得了一种实现“整体性”的能力，都能自如地把握时代，把诗性的自我有效地置入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新时期以来，我们在舒婷的抒情诗中，能反复感受到宋词阴柔的腔调。顾城的“童话性”离不开伟大、精绝、明亮的唐绝句的滋养。韩东高度克制的日常化书写，以及那种精准的哲学化命名能力，一再流露着东方禅者的智慧。同一时期或前后的陈东东、张枣、朱朱等都是在西与中、现代与古典的相互激发中找到了建构各自诗性世界的可能。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废名就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论断：在新诗、旧诗之上，还有一个更永恒、久远的诗在。新诗须获得一种独立不惧的品质和气度。废名这一思想来源于周作人的启发，后来在他的追随者沈启无、朱英诞那里得到了贯彻和完善。这一论断几乎与T.S.艾略特对传统的认识是平行的关系。“废名圈”诗人的见解富于历史的穿透力，到现在还是活泼泼的。一个世纪以来，在诗的苑囿里，我们总是纠结于要“新”，还是要“旧”。实际上，“诗”更重要，“诗”是一种更具超越性、终极性的存在。基于汉语、诗性两个层面，我们可以树立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新旧诗整体观”。不论是古典文言，还是现代汉语，二者都是汉语，都用汉字书写。汉语、汉字蕴藏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思维习惯。诗意、诗性在生命体验层面上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时至今日，我们应有智慧和气度，在更为恢宏的文化视域中重新思考新诗的处境、功能和目标，进一步打破新旧对立，弥合古典与现代之间的鸿沟。新诗不仅要新，容纳新的情感、经验，开发新的表达方式，还要有汉唐气象，具备“中国气派”，最终成为中国诗歌的一部分。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形成了共识。他们或倾心汉魏，或沉迷唐宋，与古为新，步入了深沉阔大的艺术境界。
　　其次，更全面地把握现实。“现实”仍然是“新时代诗歌”的一个关键词。一方面，于“现实”，仍须毫不懈怠地追求“真”。真实、客观，是永不过时的品质。活在众人之中，锅碗瓢盆、悲欢离合，抓住、表现生活瞬间、原貌是诗人的基本功课，是一个时代诗歌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但必须意识到现实本身的“非现实”“反现实”“超现实”，每日正在裂变、蔓衍的现实，自身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所谓“无边的现实”。不可将“现实”单面化。我们的现实主义诗歌曾一度变得非常死板和狭隘。“朦胧诗”以来的诗人们，不断拓展着对现实的认知，丰富着表达现实的方法。“常识”固然是现实的题中之意，然而也应看到，“常识”的夹缝，常常深藏着毛茸茸或光怪陆离的存在，新诗应该有勇气、有能力直面这些东西，在它们身上发现熠熠生辉的诗意。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高于史家、哲人的一点，在于诗人可以表现可能发生的事，而不必做必然性的奴隶。提防“现实”在“真”的名义下，变成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将“个人”更好地导人“现实”。曾经，我们的诗歌变成了众口齐声的歌唱，个人的感觉、声音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八十年代，出于对此种处境的反拨，我们祭出了“个人”，九十年代甚至发展出了“个人诗学”。在今天这种网络化、碎片化的氛围中，诗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娱化、私语化，个人的“小情绪”“小感受”，管它有无意义，皆毫无节制地，一股脑儿地贴到了屏幕上，放进了诗歌文本的容器中。于是，诗歌被稀释、泛化了。须知，不管是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从结构主义美学来看，离开对立面的完全自闭的、单子化的“个我”是不存在的。“个我”只有在历史化的实践中，与相邻符号的差异作用中才有意义。一个成熟的诗歌写作者，必然会意识到，自我经验离不开时代经验、大众情感。或者说能成为诗歌经验的，必然是自我经验中可以与公众经验相通约的那一部分。诗学家陈超先生有一个精到的命名，“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就是在强调个人成熟的、有价值的经验，只有和历史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国百年新诗的发展，皆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站在今天的诗歌地平线上，不管我们信奉怎样的诗歌主义，都应当契人时代，寻求与大众的呼应、对话，避免封闭的自说自话。过去左翼诗歌的某些传统仍有现实生命力。这些年来，很多诗人坚守了这一点，进入了更深的现实。
　　最后，想象一种未来。坚守新诗的价值观，立足于坚实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设想未来十年、二十年诗歌的模样，我们已经聚集的光热照亮了前方的道路。未来的新诗如要是清新、刚健的，有盛唐诗歌的精神、气场（这是我们反复呼唤的），就必然是流派繁荣、代际健康、继续向西方开放的。流派的多样是诗歌繁荣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能企求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诗歌秩序。口语诗有其历史，有其优长。不能单纯将口语诗所坚持的“烟火气”“现场感”“事态性”等美学观念当成新诗的堕落，一味将口语诗称作“口水诗”。同时，口语诗人也不应固执地将某些策略性的东西当成常态，走向极端，听不进不同意见。口语诗人应该警觉单纯靠语言观念来策动诗歌创作所带来的害处。同时，培养健康的代际结构。新的一代人，有新的感觉、观念、追求，会形成和前一代人不同的风格。这几年80后、90后诗人日渐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气候。新一代诗人的诗艺、诗学正在展开中，他们的未来是值得期许的。另外，应该继续向西方开放。拉金、帕斯、金斯堡、米沃什、特朗斯特罗姆、沃尔科特，他们的精神滋养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自身的视角。虽然我们比以前更热情地提倡中国传统，但不应矫枉过正。在强化主体性、增强自主意识的前提下，应当继续谦虚地向西方學习，和西方对话。一个开放的、繁荣的空间仍在展开中，我们还在路上，要提防故步自封，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在新的时代，会迎来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