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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叶至善去干校，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京城的父亲。平日里他陪父亲喝酒聊天、帮父亲接客待客、为父亲出谋划策、给父亲排忧解难、甚至帮父亲执笔，已经是父亲身边一个无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人了。他去了干校，已经70多岁的老父亲难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于是他就靠写信来慰藉父亲，在一篇文章中至善先生写道：“我在干校那些年，4个孩子都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的妻子满子两个，父亲的寂寞可想而知。我扣定日子写信，先是每星期发一封，渐渐缩到每3天一封。给父亲的信总是很长，拣他喜欢知道的新鲜事儿写，就跟在家时陪他喝酒闲聊一个样。”
也许是出于照顾，叶至善在干校时被分到了养牛组，这里的劳动比较轻一些。他安心地做了3年多的“牛倌”，对牛有了感情。信中常常把自己的养牛生活写给父亲，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读了如见其人，如见其牛。叶圣陶对他在信中的详述的养牛工作很满意，鼓励他要不断摸索，养出经验和成果。
父子俩在来往的信中频繁地探讨“养牛经”，在《干校家书》中，养牛的话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叶至善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劳动情况时说：
每天5：15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9：30给牛把了尿屎，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10：30了。现在是早晨5点开始用牛，7：30歇工，9：30又上工，11：30休息。下午2：30上工，到6：30歇工。这样一来，养牛的工作跟着紧张起来，早晨3点就得开始喂牛。我自愿担负早晨喂牛的工作。现在是2：45起床，3点喂牛，给牛吃铡好的草和泡好的豆饼。5点牛上工，可以再睡一会儿，其实也睡不着了。早饭以后，清理牛场上的尿粪，切豆饼，洗刷牛槽，下午可以睡个午觉，以后就铡草，挑水，泡好晚上喂的和第二天早上喂的豆饼，在槽里放好草，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
对于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真是有些艰苦。可是叶至善不以为苦，或者说以苦为乐。他在一封信中说：“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
不但身历其境的儿子是这样看，父亲也是这样看的。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他，把“五七干校”看成一种新型学校。他在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再受教育。
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着重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教育的范畴的。
叶至善在给父亲的信中，对自己养牛的种种细节，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
现在是晚上11点钟，给15条水牛把尿把完了才完事；早上是5点钟，再把它们牵出来把屎把尿，早、晚是轮流的。水牛一泡尿少说有一脸盆，要是不及时拉它们出来，牛棚里就成了尿池子了。这些辛苦，不放牛是体会不到的。
……这两天晚上给牛把屎把尿也冷得够呛。
两个人值班，给15头牛把屎把尿，得花一个小时，但是我很乐意，从没有抱怨过。
叶圣陶认为把牛一条一条地牵出来，像照顾小孩一样把屎把尿太过繁琐，应该改进。叶至善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在实践了一段时间后，他在信中对父亲说：
我们做了一些实验，简化了一些工作，如给牛把屎把尿，去年夜里11点一次，第二天清早5点又搞一次，弄得人起早贪黑，牛也不胜其烦，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真是人困牛乏。现在经过试验，水牛晚上9点把一次，到明晨6点再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从叶至善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他对牛鼻叉的改进，可以看出他那种干什么就研究什么的精神：
这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琢磨改革牛鼻叉这个问题。这一带的牛鼻子，是用树杈穿住的，树杈小了，很容易滑出来，并且很容易使牛的鼻孔愈撑愈大。牛戴了这样一个大叉子，吃草也不方便。另有一种是沟形的，也用树杈来做，这种鼻钩看起来比鼻叉好些，我做了一些给牛换上了，但是还不理想。还有一种像个木槌，槌头塞在牛鼻孔里，不伤鼻孔，可是牛一定不好受。也有人试用过铁环的，铁环比较利落，但农民不同意用，说是会把牛鼻子磨破，并且太重。
……前两天我用粗铁丝做了一个环，套上两层塑料管，给一条牛装上了，问用牛的人有什么意见，用牛的人说可以，一拉牛绳，牛的反映很灵敏。但是我观察的结果，环拖在鼻子下面，吃草不方便，于是又想用塑料线把环挂在两个牛角上，这样一改，似乎比较理想了，外观也很漂亮。
信中叶至善还为父亲画了几张不同牛鼻叉的示意图。有关“牛鼻叉”的改进，父子俩在信中讨论了多次，叶圣陶先生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还在想，别国用于劳动的牛是否也穿牛鼻子？我又想，马的力量不算不大，跑起来也很快，何以从来不给马穿鼻子，而只用辔头来控制？
叶至善爱牛，摸透了每一头牛的脾气，从地里把牛牵回来拴在槽子上时，他知道哪一条牛会欺负哪一条牛，一定会把它们隔开拴，让它们互不干扰，安心吃草。放牛的时候有些牛可以一起放，有些牛必须分开放；有的牛可以撒手由它自由自在地吃草，有的牛必须牵住了不放手，所有这些他都心中有数。
叶至善还细心学习有关养牛的知识，在他给父亲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怎样阉牛：
水牛要4岁以上才能阉，阉的时候也不捆绑，就把它的鼻子挂在门梁上，让它的脑袋仰得很高，挣扎比较困难，另用一条细绳拴住它的尾巴，拉向一边，免得尾巴老甩动，妨碍动手术。兽医用一壶冷水在它的腰椎骨上一浇，两手使劲在它的屁股上拍打两下，于是左手一把揪住它的阴囊根部，右手使劲拍打阴囊。这时候，前面的助手用一根竹棍不停地敲打它的角，使它脑子受到震动，分散它的注意力，兽医把牛的阴囊给打红了，立刻用小刀在阴囊上剐两道口子，牛的鼻子给挂得很高，头动不了，两条后腿还是能左右迈步挣扎，兽医就揪住它的阴囊不放，随着它向左跳向右跳，从阴囊的口子里剥出睾丸，揪出输精管、血管扔在一边。只一两分钟，就把两个睾丸都剥出来了。助手用纱带把阴囊根部扎紧，伤口涂菜油调的消炎粉和锅底的黑烟子消毒。阉一条牛，前后只消五分钟。牛阉好的第一天，要牵着它大圈溜达，不能停。牛大概很痛的，立刻没精打采，不大想吃草，第二天就可以放牧了，但是不能让它下水，怕伤口感染，还怕蚂蝗叮它的伤口。10天后就可以正常放牧了。 这段对水牛的阉割的描述不过400多字，却写得详尽清楚，像是一篇说明文。所以可以如此，除了叶至善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很负责之外，还源于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都会细心观察和体会，更得益于他那绝好的文字功底。这里不妨再选一段他向父亲讲述母牛产小牛的经过：
母牛生小牛很快，不到半个小时，生的时候是站着的，小牛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先是像死的一样，大约过了两分钟，就动起来了，半个小时就能站起来，有中等狼犬那样大，母牛年轻体壮，小牛生下来比那条老母牛生的健壮。我们只担心母牛没有乳汁。我挤了一下，4个乳头都能滋出乳汁来。小牛站起来就要吃奶，这母牛却不让小牛吃，两条后腿老左右迈步，或者用膝关节弹小牛，甚至回过头来用角顶小牛。为了不让它顶小牛，我们把它的鼻子拴在树上，挂得比较高，不许它乱动，还用两个人分别搔它的头部和屁股，小牛这才吃上了乳汁，真比服侍一个产妇还困难。我这两天就专门在照料这对“妇婴”。
叶圣陶看了儿子的信，回信说：
你详述阉牛和养小牛的情况，我看了非常满意，要这样叙述，才能使没有看见的人如亲眼看见一样。
叶至善喜欢牛，用心养，养得也好。为此他很是感到自豪：
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水牛有了14条，黄牛有了6条，加上1条毛驴，共21条。赶出去放的时候一大队，真有点儿壮观。附近的农民看了很羡慕，一是羡慕我们牛多，二是羡慕我们牛壮。据兽医说，全农场的牛，就是我们连的牛膘情最好。他还说，像我们这样起早摸黑，打着电筒放牛，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还有用短草碎料（把稻草铡短，黄豆磨碎）喂牛，这里过去也是没有的。
后来，叶至善在谈到他写给父亲的那些信的时候说：
在信里，我经常讲到牛：讲它们的生活习性，讲各条牛的脾气；讲它们怎样用舌头把草卷进嘴里，哪些草吃，哪些草不吃；讲渚鹭和八哥为什么喜欢和它们作伴；讲吸它们血的牛虻和蚂蝗；讲牛病了，怎么给它们打针吃药；讲母牛生产了，怎么接生，怎么帮小牛犊吃奶……父亲看了我写的觉得挺有意思，知道我和牛成了知心朋友。
1972 年春天，叶至善在放牛之余学写古体诗。他把草稿寄给父亲，巴望父亲能帮他改一改。父亲在提了几条具体的意见之后说，这首诗不错，在于写出了真情实感，全无做作。叶至善看了父亲的批语高兴极了，没想到自己头一回学作古体诗 就得到了父亲的称赞。他顺父亲的提示对诗做了修改，父子俩再一次讨论后促成了一首《黄堰夜牧》：
春耕不失时，犁耙五休歇。登垄望牛归，牛归日之夕。曳犁踯躅行，汝其饥且渴。饮汝柳树塘，食汝黄堰侧。黄堰草初长，萋萋不盈尺。春草如春韭，焉足供大嚼。俄倾新月落，四野向昏黑。但闻龀草声，札札何自得。
在养牛的日子里，叶至善还作一幅对联：“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以此来表达他的胸襟和情怀。他把对联寄给父亲，父亲很欣赏对联的内容和构思。时隔5年后，在他83岁生日时，特地用篆字写成条幅，并提款：“至善撰此联寄怀，语我已久请为书之。今日为1977年10月28（日）余之生日也。圣陶。”
后来，叶至善自己又书写此联，并具款：“‘文革’期间在干校放牛，作于牛棚中，先父戏称之为‘牛马联’。”
叶至善就这样完全彻底、认真负责地养了3年多的牛。1972 年12 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10天以后，大概要做回京的准备了，喂牛的工作，可以说今天结束。
除了上面说到的有关养牛的话题，在叶至善在干校这3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国外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国外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的清理阶级队伍，尼克松来访，林彪事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在这本父子的通信集里面都有所反映。
1969年6月16日，叶圣陶在给儿子叶至善的信中写道：
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对于这些事，我一直在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我真是极其拥护。
这段话既记载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反映了叶圣陶对“文革”中形左实右那一套的态度：
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到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早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
从这些身历其境的现场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百姓有过一段怎样的经历。正因为叶圣陶父子的通信，是纯粹意义上的家书，写的时候完全无意发表出来让外人看的，它才更加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
也许是出于照顾，叶至善在干校时被分到了养牛组，这里的劳动比较轻一些。他安心地做了3年多的“牛倌”，对牛有了感情。信中常常把自己的养牛生活写给父亲，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读了如见其人，如见其牛。叶圣陶对他在信中的详述的养牛工作很满意，鼓励他要不断摸索，养出经验和成果。
父子俩在来往的信中频繁地探讨“养牛经”，在《干校家书》中，养牛的话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叶至善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劳动情况时说：
每天5：15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9：30给牛把了尿屎，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10：30了。现在是早晨5点开始用牛，7：30歇工，9：30又上工，11：30休息。下午2：30上工，到6：30歇工。这样一来，养牛的工作跟着紧张起来，早晨3点就得开始喂牛。我自愿担负早晨喂牛的工作。现在是2：45起床，3点喂牛，给牛吃铡好的草和泡好的豆饼。5点牛上工，可以再睡一会儿，其实也睡不着了。早饭以后，清理牛场上的尿粪，切豆饼，洗刷牛槽，下午可以睡个午觉，以后就铡草，挑水，泡好晚上喂的和第二天早上喂的豆饼，在槽里放好草，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
对于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真是有些艰苦。可是叶至善不以为苦，或者说以苦为乐。他在一封信中说：“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
不但身历其境的儿子是这样看，父亲也是这样看的。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他，把“五七干校”看成一种新型学校。他在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再受教育。
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着重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教育的范畴的。
叶至善在给父亲的信中，对自己养牛的种种细节，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
现在是晚上11点钟，给15条水牛把尿把完了才完事；早上是5点钟，再把它们牵出来把屎把尿，早、晚是轮流的。水牛一泡尿少说有一脸盆，要是不及时拉它们出来，牛棚里就成了尿池子了。这些辛苦，不放牛是体会不到的。
……这两天晚上给牛把屎把尿也冷得够呛。
两个人值班，给15头牛把屎把尿，得花一个小时，但是我很乐意，从没有抱怨过。
叶圣陶认为把牛一条一条地牵出来，像照顾小孩一样把屎把尿太过繁琐，应该改进。叶至善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在实践了一段时间后，他在信中对父亲说：
我们做了一些实验，简化了一些工作，如给牛把屎把尿，去年夜里11点一次，第二天清早5点又搞一次，弄得人起早贪黑，牛也不胜其烦，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真是人困牛乏。现在经过试验，水牛晚上9点把一次，到明晨6点再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从叶至善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他对牛鼻叉的改进，可以看出他那种干什么就研究什么的精神：
这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琢磨改革牛鼻叉这个问题。这一带的牛鼻子，是用树杈穿住的，树杈小了，很容易滑出来，并且很容易使牛的鼻孔愈撑愈大。牛戴了这样一个大叉子，吃草也不方便。另有一种是沟形的，也用树杈来做，这种鼻钩看起来比鼻叉好些，我做了一些给牛换上了，但是还不理想。还有一种像个木槌，槌头塞在牛鼻孔里，不伤鼻孔，可是牛一定不好受。也有人试用过铁环的，铁环比较利落，但农民不同意用，说是会把牛鼻子磨破，并且太重。
……前两天我用粗铁丝做了一个环，套上两层塑料管，给一条牛装上了，问用牛的人有什么意见，用牛的人说可以，一拉牛绳，牛的反映很灵敏。但是我观察的结果，环拖在鼻子下面，吃草不方便，于是又想用塑料线把环挂在两个牛角上，这样一改，似乎比较理想了，外观也很漂亮。
信中叶至善还为父亲画了几张不同牛鼻叉的示意图。有关“牛鼻叉”的改进，父子俩在信中讨论了多次，叶圣陶先生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还在想，别国用于劳动的牛是否也穿牛鼻子？我又想，马的力量不算不大，跑起来也很快，何以从来不给马穿鼻子，而只用辔头来控制？
叶至善爱牛，摸透了每一头牛的脾气，从地里把牛牵回来拴在槽子上时，他知道哪一条牛会欺负哪一条牛，一定会把它们隔开拴，让它们互不干扰，安心吃草。放牛的时候有些牛可以一起放，有些牛必须分开放；有的牛可以撒手由它自由自在地吃草，有的牛必须牵住了不放手，所有这些他都心中有数。
叶至善还细心学习有关养牛的知识，在他给父亲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怎样阉牛：
水牛要4岁以上才能阉，阉的时候也不捆绑，就把它的鼻子挂在门梁上，让它的脑袋仰得很高，挣扎比较困难，另用一条细绳拴住它的尾巴，拉向一边，免得尾巴老甩动，妨碍动手术。兽医用一壶冷水在它的腰椎骨上一浇，两手使劲在它的屁股上拍打两下，于是左手一把揪住它的阴囊根部，右手使劲拍打阴囊。这时候，前面的助手用一根竹棍不停地敲打它的角，使它脑子受到震动，分散它的注意力，兽医把牛的阴囊给打红了，立刻用小刀在阴囊上剐两道口子，牛的鼻子给挂得很高，头动不了，两条后腿还是能左右迈步挣扎，兽医就揪住它的阴囊不放，随着它向左跳向右跳，从阴囊的口子里剥出睾丸，揪出输精管、血管扔在一边。只一两分钟，就把两个睾丸都剥出来了。助手用纱带把阴囊根部扎紧，伤口涂菜油调的消炎粉和锅底的黑烟子消毒。阉一条牛，前后只消五分钟。牛阉好的第一天，要牵着它大圈溜达，不能停。牛大概很痛的，立刻没精打采，不大想吃草，第二天就可以放牧了，但是不能让它下水，怕伤口感染，还怕蚂蝗叮它的伤口。10天后就可以正常放牧了。 这段对水牛的阉割的描述不过400多字，却写得详尽清楚，像是一篇说明文。所以可以如此，除了叶至善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很负责之外，还源于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都会细心观察和体会，更得益于他那绝好的文字功底。这里不妨再选一段他向父亲讲述母牛产小牛的经过：
母牛生小牛很快，不到半个小时，生的时候是站着的，小牛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先是像死的一样，大约过了两分钟，就动起来了，半个小时就能站起来，有中等狼犬那样大，母牛年轻体壮，小牛生下来比那条老母牛生的健壮。我们只担心母牛没有乳汁。我挤了一下，4个乳头都能滋出乳汁来。小牛站起来就要吃奶，这母牛却不让小牛吃，两条后腿老左右迈步，或者用膝关节弹小牛，甚至回过头来用角顶小牛。为了不让它顶小牛，我们把它的鼻子拴在树上，挂得比较高，不许它乱动，还用两个人分别搔它的头部和屁股，小牛这才吃上了乳汁，真比服侍一个产妇还困难。我这两天就专门在照料这对“妇婴”。
叶圣陶看了儿子的信，回信说：
你详述阉牛和养小牛的情况，我看了非常满意，要这样叙述，才能使没有看见的人如亲眼看见一样。
叶至善喜欢牛，用心养，养得也好。为此他很是感到自豪：
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水牛有了14条，黄牛有了6条，加上1条毛驴，共21条。赶出去放的时候一大队，真有点儿壮观。附近的农民看了很羡慕，一是羡慕我们牛多，二是羡慕我们牛壮。据兽医说，全农场的牛，就是我们连的牛膘情最好。他还说，像我们这样起早摸黑，打着电筒放牛，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还有用短草碎料（把稻草铡短，黄豆磨碎）喂牛，这里过去也是没有的。
后来，叶至善在谈到他写给父亲的那些信的时候说：
在信里，我经常讲到牛：讲它们的生活习性，讲各条牛的脾气；讲它们怎样用舌头把草卷进嘴里，哪些草吃，哪些草不吃；讲渚鹭和八哥为什么喜欢和它们作伴；讲吸它们血的牛虻和蚂蝗；讲牛病了，怎么给它们打针吃药；讲母牛生产了，怎么接生，怎么帮小牛犊吃奶……父亲看了我写的觉得挺有意思，知道我和牛成了知心朋友。
1972 年春天，叶至善在放牛之余学写古体诗。他把草稿寄给父亲，巴望父亲能帮他改一改。父亲在提了几条具体的意见之后说，这首诗不错，在于写出了真情实感，全无做作。叶至善看了父亲的批语高兴极了，没想到自己头一回学作古体诗 就得到了父亲的称赞。他顺父亲的提示对诗做了修改，父子俩再一次讨论后促成了一首《黄堰夜牧》：
春耕不失时，犁耙五休歇。登垄望牛归，牛归日之夕。曳犁踯躅行，汝其饥且渴。饮汝柳树塘，食汝黄堰侧。黄堰草初长，萋萋不盈尺。春草如春韭，焉足供大嚼。俄倾新月落，四野向昏黑。但闻龀草声，札札何自得。
在养牛的日子里，叶至善还作一幅对联：“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以此来表达他的胸襟和情怀。他把对联寄给父亲，父亲很欣赏对联的内容和构思。时隔5年后，在他83岁生日时，特地用篆字写成条幅，并提款：“至善撰此联寄怀，语我已久请为书之。今日为1977年10月28（日）余之生日也。圣陶。”
后来，叶至善自己又书写此联，并具款：“‘文革’期间在干校放牛，作于牛棚中，先父戏称之为‘牛马联’。”
叶至善就这样完全彻底、认真负责地养了3年多的牛。1972 年12 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10天以后，大概要做回京的准备了，喂牛的工作，可以说今天结束。
除了上面说到的有关养牛的话题，在叶至善在干校这3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国外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国外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的清理阶级队伍，尼克松来访，林彪事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在这本父子的通信集里面都有所反映。
1969年6月16日，叶圣陶在给儿子叶至善的信中写道：
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对于这些事，我一直在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我真是极其拥护。
这段话既记载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反映了叶圣陶对“文革”中形左实右那一套的态度：
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到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早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
从这些身历其境的现场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百姓有过一段怎样的经历。正因为叶圣陶父子的通信，是纯粹意义上的家书，写的时候完全无意发表出来让外人看的，它才更加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