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下午,忽然接到鲁湘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张仃先生当天上午仙逝了。鲁湘兄声音很沉重,也很疲惫。我猜想,他一定是刚刚从张仃老人身边离开的,他的眼前和心中还贮存着张仃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音容,而不像我身滞岭南,远隔千山万水,无法亲至病榻之前,向这位传奇艺术家做最后的致敬——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湘兄是值得羡慕的,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对张仃先生的驾鹤西游,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二十多天前,清华大学的邹文兄已经给我来过电话,告知张仃先生病危的消息,并说有关方面正在抓紧时间筹备成立“张仃艺术研究中心”。我当即给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筹备组发去了一封贺信:“欣闻清华大学张仃先生艺术研究中心成立,开中国艺术教育为在世艺术家设立个人研究机构之先河,我们身在南粤边陲,遥致衷心的祝贺!……我们期待着这项宏伟的研究工程取得圆满成功!我本人由衷感谢张仃先生在十年前与我进行的那次充满睿智和艺术勇气的对话!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孰料,不足一月,张仃老人就往生而去——我与老人家当年约好继续进行有关中国画对话的前约,也顿时化为一缕清风,飘然而逝了。
　　说起张仃先生与我十多年前的那次对话,还要追溯到1999年1月中旬他在深圳举办的那次焦墨山水画展。当时的中国画坛正被一个“笔墨等于零”的奇谈怪论所困扰,许多钟情于中国画的艺术界人士虽感激愤,却因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和人格魅力足以擎起大旗与之论战;更多的年轻学子则备感迷茫,被大师级人物的无妄之论震得无所适从,进而对中国画的前景产生怀疑;艺术理论界则莫衷一是,崇洋的鼓噪欢呼,崇古的三缄其口,更有危言耸听者宣称:“中国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仃先生南下办展。作为一个文化记者,我当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请益问道的良机。于是,我认真拟定了一个采访提纲,其中就包括上述亟待解答的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当时的中国艺术界,只有请德高望重的张仃先生出来讲话,才有一言九鼎之力,正本清源,荡涤迷雾,给关心中国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一个明确而警醒的回答——我把提纲交给陪同张仃先生来深的王鲁湘兄,请他转交给张老过目。当然,我也留了一句活话儿:“如果张老觉得我这些问题不便回答,也可以换个话题,比如只谈他的焦墨山水,不论其他……”
　　当天晚上,鲁湘兄就给了我一个令人振奋的回音:张仃先生答应逐一回答我的提问,并约在画展开幕的当天,接受我的单独采访。
　　那是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精神飨宴,张仃老人就坐在我的面前,慢条斯理,娓娓而谈。那一头皤然的白发,一双澄澈的眼睛,一抹独具风神的胡须,还有那只被岁月打磨得黑幽幽的老烟斗……这一切构成了一部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活的见证。
　　我按照提纲向老人发问,有时也简要地阐述一下自己的见解。张仃先生则胸有成竹,以舒缓的语气阐发斩钉截铁的观点。当谈到那个引起画坛纷纷热议的话题时,老人要言不烦,一语中的:“最近,我的一位老朋友写文章讲:‘笔墨等于零。’我很反对他这种说法。所以,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驳斥他。其实我跟这位老朋友交情很好。他是画油画的,后来也画水墨。对他的水墨画,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这本来很正常,但他用‘笔墨等于零’这样的话来回应批评和争论,就太意气用事了。这句话影响太大了,我虽然很少关注社会上的争论,但美术界很多人,特别是搞中国画的人,觉得这句话太伤人、太无理、太蛮横。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不得已行文论战。中国画的根基很深、很厚。这笔墨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有了相对的独立性。笔墨就是中国画的语言,就是中国画的生命,就是中国画的气息,是经过历朝历代多少大家的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笔墨就没有中国画。所以,他这个提法是我不能接受的。”
　　从这番旗帜鲜明的论断中,我不仅真切感受到面前这位老艺术家对祖国传统艺术的一腔挚爱,更感受到一位人格高尚的艺术大师“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和胆识。我完全被张仃老人的精神气质折服了。采访结束后,我依照录音和笔记,草拟了一篇8000字的对话录,题目就取自张仃先生那天随口说出的一句充满睿智的断语:“没有中国画的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我把稿件清样寄给张仃先生校阅,他只对少数文字做了订正,还委托夫人灰娃给我写信致谢。这篇对话先在我所供职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发表,随即被《江苏画刊》全文刊载,后来收入我的《问道集》一书中。应当说,这篇文章在当时画坛是影响深远的。后来一些画界的朋友讲,张公此论一出,这场“笔墨论战”就算尘埃落定了。
　　大约是在1999年夏天吧,我到北京出公差,邹文兄带我第一次去到红庙老宅拜访张仃先生。我没想到张老的住房如此蹇促,到处都堆放着书报杂志宣纸简册,两位老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容身无隙。那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后来也有朋友告诉我说,几年以后,两位老人就搬进了宽敞的新居。而我却再无机缘去新居看望他们了。我只记得,那天张老穿着一件白背心,心情极好,谈兴极浓。临走还赠送我一本签好名的《张仃画集》和一幅篆书对联。此后,我又有两次机会赴京看望张老,其中还有一次受老人委托,把他的几幅画作捎给深圳的友人。当时,灰娃老太太给我弄了一个长条的画袋子,帮着我背在身上。我跟张老打趣说:“您的画价值连城啊,我要是遇到打劫的,啥都不管,只护住您的画就行啦!”张老闻听哈哈大笑,说:“画不值钱,人才值钱。你遇见打劫,先把画给他,反正咱还能再画呗!”声犹在耳,斯人已去;张公画笔,如今安在哉!
　　2月28日,正值庚寅元宵,张仃先生的遗体订于当天火化。值此张老驾鹤远行之际,我在鹏城只能凭窗北望,默默祝祷。清晨时分,我将自己在夜不成眠中吟出的四句挽词发往北京:“长天星坠,艺苑同悲。它山含笑,笔墨永辉。庚寅上元赋四言小诗为张仃先生送行”。在书房,我又重新翻检出张仃先生题赠的书籍和墨宝,将那些难忘的记忆一一收拢,贮入心底珍藏。除了那本《张仃画集》之外,我还收藏着张仃先生主编的《中华民间艺术大观》,这本书是在深圳画展期间,我特意请张仃先生签名留念的。那幅对联早已裱好,此时正高悬于壁:“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真是文雅篆精。当初,就因为这联语中的“置酒”二字,还引出了我与张老的另一段墨缘——我告诉张老,我平生不喝酒,只喝茶,我的茶室就叫“煮茗”。您这“置酒”二字要是改成“置茗”就更好了。不想,张老当即答应为我再题一个“煮茗”的横披。不出半月,这件墨宝就寄到了深圳。我本打算请人刻成木匾,高悬于茶室门额,以令蓬荜生辉。可惜,这些年忙于俗务,又几次搬家,茶室至今尚无踪影,那匾额也就一直没有刻成。这件事令我深以为憾,想张老不会因此而怪罪晚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