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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两位年轻人沃克·埃文斯和詹姆斯·阿吉受命前往阿拉巴马州，去记录农村佃农的贫困生活。1936年夏，沃克·埃文斯获准暂离政务，投身于另一项目。该项目虽非由仓促设立的政府部门“农场安全管理局”（FSA）发起，但却完全符合其使命。《财富》杂志将聘用埃文斯，为期二十年，计划让他主要撰写美国南部棉农仅靠劳动难以维持生计、捉襟见肘的生活。那里的佃农受大萧条的冲击尤为严重，不得不上交大多的收成。这些人自然是“农场安全管理局”项目的目标群体之一，在知名杂志上发表有关这些人的境况报告似乎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埃文斯的离职也是有条件的：即他的工作成果——摄影底片必须由“农场安全管理局”存档。《财富》杂志委托作家詹姆斯·阿吉撰文，于是他们二人动身去了阿拉巴马州。“农场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其工作地区自是稔熟，多数人都像阿吉一样后来选择回到故土。
这两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但先前预期的简短新闻稿从未发表。因为两人斗胆合作的文图与《财富》杂志的初衷不符，结果是有了一部长篇书稿，名为《让我们赞美名人》。该书手稿于1938年由阿吉完成，并于1941年出版。然而时过境迁，“新政”改革和二战让佃农生活已不再是热门话题，该书初版即告失败。直到1960年出了新版，该书方才成为一代人寻求替代积极消费社会价值观念的流行读本。对詹姆斯·阿吉与日俱增的崇拜（他于1955年离世）也推动了该书后来被广泛认可。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让为人妇和为人母的乡村妇女看到了全新的自我。面对全球金融崩溃的残酷现实，远离决定其命运的全球权利中心，阿拉巴马州的乡村妇女，挺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贫困与剥削幸存了下来。
时至21世纪，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再也不能忽视芭芭拉·埃伦赖希在《全球女性》一书中所提及的“令人痛苦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女性传统角色的全球化，”她写道：“对任何关心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人都提出了重要挑战”。《全球女性》一书中关于泰国性工作者、香港菲佣和美国受剥削女佣的章节触碰到了女权主义胜利和世界全球化的软肋。该书的编著者通过全球底层群体的隐秘生活和工作，聚焦有第一世界特权的垃圾。米歇尔·福柯等理论家也剑指空间的相关性和我们所处的全球网络。在其关于“异托邦”的著作中，福柯探讨了现代性的诸多隐秘层面，远离权力中心剩余空间的弱势群体构成了西方双职业家庭和中产阶级经济。贫困移民与雇主之间的亲密映射出早期被女权主义者颠覆了的传统性别角色：“第一世界扮演的角色是传统旧式家庭中的男性——有权养尊处优，不下厨，不洗衣，甚至连袜子都找不到。贫穷国家的角色则如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忍辱负重，养儿育女，没有自我”。但阿吉和埃文斯以及《全球女性》的编著者却在被全球化忽视的地域中开展起了文化人种研究。居住或怀念这些地域的男男女女以自己的虚构回写过往，他们在本地和全球的出版商与读者中找到了知音，由此引发了对性别讨论的转变。贾平凹使读者窥到了中国偏远村庄男男女女的生活，而哈金和李翊云则分别叙述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性别经历。
对于阶级和性别传统的广泛挑战始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富裕环境中，性别讨论迅速取代了阶级论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北美和欧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但女性的收入却远低于丈夫、男友、兄弟和父亲。郊区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有一种奇怪而莫名的不满。在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贝蒂·弗里丹对此进行了分析，书中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揭露点燃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弗里丹认为，女性不得不依靠婚姻和孩子来定位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她鼓动女性要找到自由和成功之路，莫要一味受父权规范和传统的约束。草根阶层创造的女性房产、女子博览会、女子公社和觉醒组织等帮助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是有限的。女权主义者颁布一系列反抗性别压迫的对策，包括大规模示威、抗议选美、公开焚烧胸罩和对学术经典的修正等活动。避孕药的问世帮助年轻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想象超越了贤妻良母的窠臼，也是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因素之一。
女性角色與观点的剧烈变化在文学和文化文本中亦得以呈现，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抗议现存性别角色的畅销书有波士顿妇女健康丛书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1971年出版）和埃里卡·琼的《惧怕飞行》（1973年出版）。这两部女权主义经典之作有力地推动了把庆祝女性身体和自由的理念出口到欧洲。在法国，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女权主义者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利格瑞和埃莱娜·西苏等在理论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旨在颠覆以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语言封闭性来阐明女性的身体和经历。西苏还将女性的性别和边缘性与“黑暗大陆”非洲联系在一起。在其颇有影响的《美杜莎的笑声》（1975年）一文中，西苏将自身与黑色联合：“我们这文化中被压迫的，我们可爱的嘴巴塞满花粉，风将我们吹倒，我们是迷宫，是梯子，是被践踏的空间，是一群人——我们黑，我们美”。西苏逃到非洲，虽然这一目的地已含蓄地表明她与殖民传统的契合，但那儿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展开得更好。像19世纪的探险家一样，西苏来到了一个黑暗大陆，这儿是西方文明的他者。通过对其诸多恐怖的观察，以自己的殖民来颠覆传统的性别结构。她将欧洲与非洲相联系的举措也使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其演讲《论他者空间》中提出的空间相关性理论。
福柯在这篇演讲中提出地域受密切关系和人际网络界定。在强调一地与另一地的关系时，福柯进一步谈到了其称之为“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地方。如西苏笔下的“非洲”、“乌托邦”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但“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亦或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乌托邦本质上还是虚幻空间”。而福柯的“异托邦”则作为现实与“乌托邦”之间化解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阈限空间而存在。福柯勾勒的地方是镜中空间，像乌托邦一般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但仍具有其物质形式。他所谈及的“异托邦”隐藏在镜子的后面，在社会和心理结构的缝隙之间。这些“异托邦”之地在生产领域的边缘和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发芽。安德烈（André Ourednik）解释说福柯的“异托邦”指的地方是“住在那儿的人不是在社会之外，就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已故），或进一步说是自愿地处边缘，以便独善其身。” “异托邦”否定并拒绝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存在于黑暗之中，被那些依其存在却不承认其存在的人忽视了。这些地方似乎被“现代整合过程所遗忘，或说得好听些被幸免，成了剩饭和残骸。在这些剩余空间里，不同的现实得以生存甚至可能生长，但多数处于停滞状态，就像河流浅滩上的藻类一样”（Ourednik1）。以上这些界定亦适用于贾平凹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中国农民，这些人生活在远离全球化城市的地方，构成未被现代化触碰的生命存在。对于这位知名的中国作家而言，农村的男男女女或许可以拯救中国，这些人如同《让我们赞美名人》中的阿拉巴马州佃户一样，其生活与习俗中的文化空间值得好好保护，以便制衡肆虐的商业、浮躁、失忆和全球危机。
贾平凹用中文书写自己的家乡陕西。他于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商州的丹凤县棣花村，并在那里长大。他贫穷的大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后来分了家。贾平凹认为正是早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得他成年后的健康欠佳。“文化大革命”期间，其父亲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失去了所有收入。其母亲一个没人知晓姓甚名谁的女人，在丈夫被监禁期间，拉扯大了四个孩子，教会了孩子人生的忍耐意义。评论家把贾平凹与故乡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农民作家的自我认同归结于其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苦难煎熬以及父母的坚韧。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致力于书写远离权力中心，信息闭塞，缺少教育机会的陕西农民。他和多数当代中国文人的区别在于他与故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远离国外影响，坚守着自己的地域方言。虽然他在国内享有盛誉并且作品丰硕，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却寥寥无几。其长篇小说《浮躁》（1988年）英文版为他赢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废都》出版于1993年，关注的是流离失所的农民和颓废的文人，出版仅六个月即售出六百万册，其本人亦因对书中人物直白的性描写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随后学术界与社会上针对这部小说的中国文化建构和对现代性的反应展开广泛讨论。1994年，中国政府将此作列为禁书，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中国文化成因和其对现代化反思的大辩论。《废都》以蒙上薄薄面纱的西安城为背景，现已被西北大学的教师译成了英文。这部小说所引起的争议也为贾平凹始创作生涯的第一阶段划上了句号。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以故乡商州为背景。与之相关的十部中篇小说于1985年出版，这些作品吸收当地民间传说与神话，向读者展现了远离省城和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生活在剩余空间的村民们的生活。《黑氏》探讨了陕西农村处于中国社会阶梯最底层的男男女女的生活。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往往是“落后”的“源泉”，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剩饭”。梅仪慈（Yi-tsi Feuerwerker）以书香门第与老百姓的二分法来解释这一现象，老百姓被客体化，沦为现代中国虚构的“他者”。而贾平凹打破这种二分法，以农民的自我认知进行写作，农民与作家的分歧代表着忠诚或身份危机。他后来的小说《土门》出版于1996年，记录了一所城中村的覆灭历程，他为受城里人讥笑的农民辩护：“我出生在乡下，是十九岁后从乡下来到西安城里的。乡下人要劳作，饭菜不好，经见又少，相貌粗糙，我进城二十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贾平凹始终站在《黑氏》中农民的一面，抗议农民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在中国城市户口即意味着繁荣和现代化。他在小说世界里回归乡下，试图挽回失去的、存在于农民先祖和民间传说之中的宝贵文化传统。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和历史感，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社会离了这些传统将难以为继。他中篇小说中的男女都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剩饭”，但这些人以其意识和地域的边缘化瓦解着中心。这些人居住在“家乡”，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地点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所依赖的叙事而言至关重要。黑氏是贾平凹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人物，她虽话语不多，但其生命意识爆发于国家阶梯的底层，可以摧毁或拯救这个国家。这也是贾平凹本人的使命。要从根源上重铸现代中国文学的辉煌，在经历了百年浮躁的的文化迷失和失忆后，贾平凹希望中国能回归自我。
性别支配着黑氏的人生并决定着贾平凹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小说的标题就带有明显的性别痕迹，《黑氏》开篇就令人吃惊地表明作品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中國社会的底层：
黑氏的年龄比丈夫大，黑氏把什么都干了，喂猪，揽羊，上青崖头上砍柴火。一到晚上，小男人就缠她。男人是个小猴猴，看了许多书，学着许多新方法来折磨。她又气又恨，一肚子可以把他弹下炕去。
她仰躺着，丈夫口里叫的是别的女人名字，公公还从那边厢房谩骂她。黑氏别无他法，只有挺身而起。丈夫和公公靠贪污而发家致富，即使全家搬到新房后，黑氏还是要做饭、洗衣、扫院和下地干活。丈夫而今又抱怨她吃得多，长相丑。“人一瘦脸更黑，丈夫又骂她是‘黑豆皮’”。贾平凹出于同情，让黑氏依然保持着农民的力气。丈夫用刀吓唬她时，她“就像丢粪筐一样”一把将其丢到他欺负和凌辱她的炕上。她的言辞表达的是一个新角色：“我是让你试试我的力气哩。”尽管黑氏因丈夫在外找了一脸“狐妖”的情人而离婚，那女子的艳乍黑氏看了也惊叹，但自此黑氏的柔顺服从消失了。贾平凹让笔下的这位农村妇女踏上了一条新路。
黑氏回到村里，借住在早先生产队的一间牛棚里，拒不要原夫家的一椽一瓦，也拒绝了娘家的容身之处和哥哥的哀叹。她精心伺候自己分得的田地，成了田间地头的行家里手。她的女权主义意识在渐渐彰显：“她先前以为女人离了男人，就是没了树的藤，是断了线的风筝，如今看来，女人也是人，活得更旺实！”然而，传统中国村庄里的流言蜚语与蜚短流长也不觉进入黑氏的脑海与家中。伴着秋雨的到来，黑氏充足的精神又消乏了，沉重的愁绪袭上心头。孤孤凄凄住在村外，闲来无事时，她发现自己现在的生活“凄凄惨惨可怜”，心中悲哀、孤独与忧郁无处可泄。她担心着鬼怪与不速之客。十天后，有媒人登门来找黑氏，只有在未来夫婿是选择来顺还是木犊时，黑氏才显示出了女性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在《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复苏》一文中，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指出在“父权”体系中，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和房产通常会落到男性亲属手中。离婚后，黑氏不得不离开原夫的住处，要挑战宅基地和土地只分给男性这一农村惯例，实在是困难重重。洪理达引用李霄云在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和江西等省份所展开的一项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81名受访村民在其土地契约中都未找到女性的名字。贾平凹虽只塑造了黑氏一人，却因此表明了一种要解放的远景。 事实上，陕西乡下的男女都居住在福柯所谓的“异托邦”中。黑氏嫁给了出彩礼更多的木犊，尽管木犊奔波劳碌，家中光景并未见有多大起色：“他到地里去，光了脊梁刨地，那汗冲着尘土在背上弯曲流下，如爬一背蚯蚓。或者，他再往深山去担龙须草，担木炭，浑身黑得象烧出的瓷壶，大白着眼仁，在锯齿一样的过风梁上彳亍而行。”不久，他又去山外铜官煤矿上去下窑，下窑是和鬼打交道，到阎王殿去作客，时有矿难发生，工人活埋到矿坑里时有发生。木犊再回到家时，“原本面黑，粗而大的毛孔里嵌了煤屑，水洗不净，黑得如鬼如魔。”夜深人静时，木犊才会如实跟黑氏说起地下那另一世界的黑暗和可怕，在一次塌方中，他眼瞧着一个同伴被石头砸死：“血从头上喷水一样射流”。贾平凹故事中的黑氏、皮肤黝黑的木犊和遭遇矿难的工人——这些人的劳作、粗糙的躯体与皮肤和水的意象亲密地绑在一起。同样，木犊的驼背老爹也显示出中国人的劳动和性别角色。月光下，“驼子老爹帮她，年迈人累得咯血，睡倒了。”老爹一病倒，黑氏的“担子更重了”。
木犊离家后，来顺开始偷偷讨好黑氏，这才让她的劳作与忧虑有所缓解。来顺的殷勤激起书中一段作者表明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评论：“女人之所以称为女人，自多了一份比男人所没有的柔水一般的同情心，她满足于男人对她的爱悦，一个动作，几句言语，就可以换得万般感念。而男人，若野蛮无赖式的一味施侵略政策，这感念就随之消灭，但乖觉的男人则来一种小技，装作受屈受辱，那女人的柔水就海一样深，四处溢流。”
贾平凹的叙事干预带有新兴女权主义的叙事特征和二元对立性别角色的原型。在中国的农村，妇女常与自然等同视之，女人的柔水就海一样深，四处溢流。唯有以其情色的湿润，通过流经她身体内外的体液，黑氏才像女权主义小说中的女主角。贾平凹文章中的性描写是他创作生涯颇具争议的一面，在《黑氏》中通過女性身体与自然景观的合二为一，他将乡村妇女的情色掩盖了：“把头发光光地梳理贴在头上，提一篮萝卜，到河里去洗，她显出几分风韵。有一次从小路上匆匆跑过，正背着出山的日头万道霞光，一个人在路头看了，大声叫了一下‘美！’”
黑氏的社会地位和性欲在同时提升。当上餐馆老板娘之后，她那对鼓鼓胀胀的乳房在夜里常招来很多的食客。黑氏与柔柔弱弱的来顺发觉了那莫名的偷食禁果的愉悦，“不知不觉，自自然然，来顺是把黑氏的手握住了，用软和的舌头舔，用牙轻轻地咬。”与此同时，丈夫木犊整天像牛一样劳作，对黑氏的渴望不管不顾，晚上一躺到炕上便呼呼睡去。此处贾平凹谈及女性选择男性倾向的问题，在来顺和木犊之间，黑氏更喜欢略带女性化的来顺而非自己强壮活跃的丈夫，而她自己则略带男性化特征，在生意上和情感上都是如此。黑氏与来顺的私奔不仅为二人也为作者增添了困难：在中国的农村，或者说在中国的道德风景里，这二人无处可去。在深山的一所小村庄里，村民在一块瓜田作废的草庵里发现一对赤身男女，便把二人用绳缚住。村人惊奇地看着这对在野外村口过夜的男女，出于同情，解开了二人身上的绳子，提了一桶凉水从头至脚哗地倾倒在这男女身上以示惩罚。贾平凹并未提及这对男女的名字，只写道那男人搀扶起同伴，督促着她跑起来，不然凉气就会渗到骨头里。带着性情和蔼的男人应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理想和中国男人的柔刚，贾平凹让女主角奔入了黑夜。黑氏的新身份和命运依然悬而未决，“女人抬起头来，被架着跑，终不明白这路还有多少远程，路的尽头，等待着她的是苦是甜，是悲是喜？”埃里卡·琼（EricaJong）和玛丽·弗伦奇（MaryFrench），女权主义小说中的女主角，在小说的结尾要么参加了女子公社，要么买了振动器，要么独自一人在海滩上漫步。贾平凹笔下的乡下女人自由不易，一切难料。和西方女权主义姐妹不同的是，黑氏和自己的男人在一起，随和的来顺在领跑。在中国这个未婚女性迅速沦为“昨日黄花”的社会中，女子孤身一人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最终，贾平凹赋予黑氏这位乡村女人丰富的人生故事，却并未让她掌控自身的命运。作家以小说《黑氏》开启了妇女解放与平等的话题，然而，鉴于中国妇女所处的社会和国民环境对于性别的限制，作家尚不能给予女主角黑氏独立的未来。但黑氏迈出了第一步，历经考验并站住了脚。考虑到黑氏的感情和事业，这对一位农村妇女而言已是不小的成就。
美籍华人作家也在开始探索中国的剩余空间，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对此予以简要介绍。1989年之后，哈金辗转美国，其创作扎根于中国、美国，或是世界上的其他方。在他2011年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中，哈金将视线聚焦到1937年日本中央远征军犯下滔天暴行的恐怖之地——南京。哈金截取了两个女人来述说故事：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和其中国助理，也就是哈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高安玲。这些女子和金陵女子学院组成了一个国际安全区，哈金的着眼点就是其中人们混杂的性别与文化。《南京安魂曲》揭露的是日本人的入侵，但小说的魅力框架从一开始就把入侵排除在外。11月的淞沪战役后，日军乘胜向南京进发，当时南京的守军缺乏有效领导与组织。1937年12月31日，5万日军攻陷南京城。面对凶恶的敌军，中国军队撤退了。侵略者开始在城内实施烧杀掠夺，迫害俘虏，强奸民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背景通过安玲的讲述和日记进入哈金的小说。
金陵女子学院内的中国妇女饱受磨难，最终得以幸存。明妮和安玲拒绝从战乱中逃离来保全自身性命，学院的高墙、大门和安全区外面的恐怖，校园成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所。日本军官和士兵强行进入校园，肆意殴打、带走和强奸妇女；而安全区的主人出面抗议日军暴行并保护难民。小说中有一个情节，让美国传教士深受精神创伤。恶名昭著的谷寿夫指挥的日军第六师总后勤部副参谋长来到金陵女子学院，要求难民营提供一百名妓女供其部队“享乐”。明妮试图从女难民中找出先前的妓女，勉强同意让备选人自愿前去服侍日军，而日军则在拖走又哭又叫的漂亮女难民。一名年轻女子紧抱着艺术学院楼前的石狮子，一名日本兵在她肚子上打了两拳，把她从雕像上拉下来。总共有21位女孩被日本士兵带走，这也证明金陵女子学院和陷入困境的城市之间的边境已形同虚设。安玲对此总结说：“我从未想到我们固若金汤的首都会如同一只被重锤敲中的陶瓮一般轻而易举地粉碎。”《纽约时报》一名评论家对此表示赞同：“这所学院本身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学院创始人让这所学校成为学术中心的初衷，以及学校和校内热心人员生命都被战乱摧毁了。金陵女子学院代表着人性与文明，却屡遭亵渎，几乎被毁掉。” 《华盛顿邮报》评论家指出，哈金写南京大屠杀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何用文学艺术反映历史暴行？如何处理否定残忍的事实——无辜者遭屠戮，肆意奸淫妇女、尸横遍野、恶臭熏天——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将其展现？是否有可能以理性构建的故事，从头至尾来捕捉非理性的暴行？”读《南京安魂曲》的第一反应是作者在选择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和主角时很谨慎，因为明妮是在坚持，而安玲则是在忍耐。另一感觉就是沉寂。当故事情节把西方传教士和安玲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时，街道消失了。在前一段中，小说中人物离开了金陵女子学院，在下一段，人们已经到达了美国大使馆，或是已经到了到安全区的总部。读了安玲记述南京恐怖情景的第一篇日记后，读者会自己填补这一叙事空白。
哈金通过嗅觉与听觉进一步拓展这一历史背景和身处其中的女性生活。“明妮和安玲走进一间已成为六十名妇女难民庇护所的教室，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让人想起鸡笼。”二人在这间教室里发现一具面色苍白的女尸，双眸紧闭、圆脸泛青、满嘴是粘稠的血。花季少女婉如被日本兵强奸后怀了身孕，无法打掉胎儿，不得已走了绝路，尸体发臭了。当安玲和明妮在学院附近的山坡上为婉如挖坟时，乌鸦在空中盘旋着，发出“凄厉刺耳的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哈金笔下的南京和恐怖更加狰狞。德国哲学家格尔诺特·博梅（Gernot B?hme）发现尽管氛围受到地域局限，还得依靠主体经历这一氛围的能力才能得以充分接受。婉如葬礼上的氛围令明妮痛哭流泪，而安玲则显得很镇静。博梅认为，接受模式并无法诱导，让主体措手不及才能生效，不停的接触他人的痛苦与死亡，已经让安玲习惯了恐怖的声响与气味。写到进入教室闻见婉如尸体散发出的气味，她说“早已习惯了这味道。”甘·布莱希特（HansUlrichGumbrecht）补充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像南京金陵女子学院这般宁静的校园，也会被某些事件打破，日常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同凡响。简而言之，氛围源于历史，而故事、物体、事件都随构成某一地域的人而终结。因此，哈金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中国女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在那里出生的女性和选择在这一国度生活与工作的女性来说都是如此。
美籍华人作家李翊云在其2006年出版的小说《千年敬祈》中写到自己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时说：“那与我何干？”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她探索了在自己无法积极地发挥社会作用前，自己与那些苦苦奋斗、也许幸存也许消亡的勇敢女性之间的联系。她意识到惟有通过创作才能建立起自己与过往历史中那些勇于表达和抗争的男男女女之间的联系。那些曾在狱中和战场上抗争过的女子，或中国民间故事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女主人公帮她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中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正如在《漂泊者》和最新的作品《比孤独更温暖》中一样，她在作品中致力于描述民族和全球的“异托邦”。
在“那与我何干”中，李翊云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的童年，特别提到了她严格的幼儿园老师王阿姨。她们二人的关系起初建立在恐惧上：“我知道老师讨厌我，但却不知道为什么。王老师是我一生中最畏惧的人。一旦她喊出任何指令，我总是第一个停止玩耍冲到她跟前的孩子。”李翊云小时候喜欢在操场上扮演游击队员，想象和日本侵略者、朝鮮和越南的美国兵或国民党反动派打仗。但王阿姨总会中止她的游戏，还让她蹲着受罚。多年后李翊云写道：“我当时不知道王阿姨为何会如此执着地折磨我。让我这样待在托儿所是否给她带来许多乐趣呢？我并不知道答案。”先前的幼儿园教师如今已在美国生活，李翊云的母亲多次碰到王阿姨，这倒为李翊云多少提供了些答案。王阿姨常打听李翊云，似乎对自己以前的这位学生很关心。李翊云觉得或许王阿姨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社会和政治不幸降临到年幼的她身上，毕竟她当时的聪慧与好奇会带来超出自己年少想不到的麻烦。李翊云对王阿姨及其行为动机的一系列问号让她知道了疑虑的好处。李翊云总结道：“有时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真实原因，我也只好接受老师说我孩提时个性太强为解释了。”简而言之，王阿姨这样做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保护手下人，因而她在李翊云的小说结构中就和其它中国女英雄一样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秋瑾在《那与我何干》一文中也占有突出位置，李翊云内心希望秋瑾会是她的祖先之一。秋瑾是李翊云曾叔父大人的一名学生，在晚清为建立共和而奋斗过。李翊云写道：“秋瑾当年二十四岁，是大人学生中最美丽的一位”。教授派秋瑾去炸皇帝的钦差，结果任务失败牺牲了，但秋瑾活在李翊云的心中和作品里。李翊云自己也承认：“我无法抗拒将秋瑾视作我家人的诱惑，幻想着大人会与秋瑾坠入爱河，毕竟是他亲自教会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击剑、骑马、射箭和配制炸药。”李翊云钦佩秋瑾“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情怀”。她想书写勇敢，但秋瑾却消失在了神话里，消失在李翊云创造和虚构的世界中。然而，这个世界也需要勇气。通过在作品中把自己与王阿姨、秋瑾和受迫害的女性联系在一起，李翊云创建了一个女人圈，肯定了故事叙述的重要性。人若忘记过去，失去记忆，就无法认清自我，这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一样的。李翊云加入到贾平凹和哈金的行列，打破了历史与记忆的沉默，即使无法让身处其中的男女拥有自己的声音，但也至少给予了这些人应有的关注。
中国作家和美籍华人作家的创作补充和提升了詹姆斯·阿吉和沃克·埃文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所开展的工作。面对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一名理想主义作家和一位有所成就的摄影师义无反顾地开展起这一工作，让被人遗忘和不被人认可的阿拉巴马州佃户拥有一分尊严与被关注。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Ehrenreich）等人紧随阿吉和埃文斯的脚步，探讨当今社会全球范围内的移民、剥削与奴役等问题。在中国，贾平凹从心底同情家乡被人忽视、过度劳累的乡村妇女，让其成为小说的中心。哈金通过女主人公的叙述来探索南京的恐怖与沉默。李翊云则通过关注中国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动荡，从中国历史和神话中强势女性的身影中寻找过去的自我和作为美籍华人的新身份。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现实，作家、记者和社会学家跨越东西，追溯历史，调查那些被困于福柯“异托邦”之中的人们。这些人要么在农村默默无闻，要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寂静中，要么存在于文化记忆中。为了这一目的，女性成了他们工作、创作和灵感来源的中心。埃伦赖希说，关键的第一步在于让“世上最不受人关注的女性得以重见天日”。贾平凹、哈金和李翊云都关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命运，而作品中与女主人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男人也进入到女性的人生故事中，并帮助女性生存。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碰撞，东西方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的接触，将最终促进男女在全球化世界中奋斗的平等与彰显力。
作者简介：克拉拉·杨克教授（Clara Juncker），丹麦人，南丹麦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丹麦美国研究协会主席，曾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美国大学任教。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美国黑人文学、性别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有《文化交流：美国研究中的民族性和全球化》《美国现代文化》《玛丽莲·梦露：文本与身体演出》等。
责任编辑：刘羿群
这两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但先前预期的简短新闻稿从未发表。因为两人斗胆合作的文图与《财富》杂志的初衷不符，结果是有了一部长篇书稿，名为《让我们赞美名人》。该书手稿于1938年由阿吉完成，并于1941年出版。然而时过境迁，“新政”改革和二战让佃农生活已不再是热门话题，该书初版即告失败。直到1960年出了新版，该书方才成为一代人寻求替代积极消费社会价值观念的流行读本。对詹姆斯·阿吉与日俱增的崇拜（他于1955年离世）也推动了该书后来被广泛认可。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让为人妇和为人母的乡村妇女看到了全新的自我。面对全球金融崩溃的残酷现实，远离决定其命运的全球权利中心，阿拉巴马州的乡村妇女，挺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贫困与剥削幸存了下来。
时至21世纪，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再也不能忽视芭芭拉·埃伦赖希在《全球女性》一书中所提及的“令人痛苦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女性传统角色的全球化，”她写道：“对任何关心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人都提出了重要挑战”。《全球女性》一书中关于泰国性工作者、香港菲佣和美国受剥削女佣的章节触碰到了女权主义胜利和世界全球化的软肋。该书的编著者通过全球底层群体的隐秘生活和工作，聚焦有第一世界特权的垃圾。米歇尔·福柯等理论家也剑指空间的相关性和我们所处的全球网络。在其关于“异托邦”的著作中，福柯探讨了现代性的诸多隐秘层面，远离权力中心剩余空间的弱势群体构成了西方双职业家庭和中产阶级经济。贫困移民与雇主之间的亲密映射出早期被女权主义者颠覆了的传统性别角色：“第一世界扮演的角色是传统旧式家庭中的男性——有权养尊处优，不下厨，不洗衣，甚至连袜子都找不到。贫穷国家的角色则如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忍辱负重，养儿育女，没有自我”。但阿吉和埃文斯以及《全球女性》的编著者却在被全球化忽视的地域中开展起了文化人种研究。居住或怀念这些地域的男男女女以自己的虚构回写过往，他们在本地和全球的出版商与读者中找到了知音，由此引发了对性别讨论的转变。贾平凹使读者窥到了中国偏远村庄男男女女的生活，而哈金和李翊云则分别叙述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性别经历。
对于阶级和性别传统的广泛挑战始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富裕环境中，性别讨论迅速取代了阶级论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北美和欧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但女性的收入却远低于丈夫、男友、兄弟和父亲。郊区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有一种奇怪而莫名的不满。在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贝蒂·弗里丹对此进行了分析，书中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揭露点燃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弗里丹认为，女性不得不依靠婚姻和孩子来定位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她鼓动女性要找到自由和成功之路，莫要一味受父权规范和传统的约束。草根阶层创造的女性房产、女子博览会、女子公社和觉醒组织等帮助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是有限的。女权主义者颁布一系列反抗性别压迫的对策，包括大规模示威、抗议选美、公开焚烧胸罩和对学术经典的修正等活动。避孕药的问世帮助年轻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想象超越了贤妻良母的窠臼，也是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因素之一。
女性角色與观点的剧烈变化在文学和文化文本中亦得以呈现，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抗议现存性别角色的畅销书有波士顿妇女健康丛书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1971年出版）和埃里卡·琼的《惧怕飞行》（1973年出版）。这两部女权主义经典之作有力地推动了把庆祝女性身体和自由的理念出口到欧洲。在法国，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女权主义者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利格瑞和埃莱娜·西苏等在理论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旨在颠覆以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语言封闭性来阐明女性的身体和经历。西苏还将女性的性别和边缘性与“黑暗大陆”非洲联系在一起。在其颇有影响的《美杜莎的笑声》（1975年）一文中，西苏将自身与黑色联合：“我们这文化中被压迫的，我们可爱的嘴巴塞满花粉，风将我们吹倒，我们是迷宫，是梯子，是被践踏的空间，是一群人——我们黑，我们美”。西苏逃到非洲，虽然这一目的地已含蓄地表明她与殖民传统的契合，但那儿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展开得更好。像19世纪的探险家一样，西苏来到了一个黑暗大陆，这儿是西方文明的他者。通过对其诸多恐怖的观察，以自己的殖民来颠覆传统的性别结构。她将欧洲与非洲相联系的举措也使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其演讲《论他者空间》中提出的空间相关性理论。
福柯在这篇演讲中提出地域受密切关系和人际网络界定。在强调一地与另一地的关系时，福柯进一步谈到了其称之为“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地方。如西苏笔下的“非洲”、“乌托邦”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但“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亦或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乌托邦本质上还是虚幻空间”。而福柯的“异托邦”则作为现实与“乌托邦”之间化解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阈限空间而存在。福柯勾勒的地方是镜中空间，像乌托邦一般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但仍具有其物质形式。他所谈及的“异托邦”隐藏在镜子的后面，在社会和心理结构的缝隙之间。这些“异托邦”之地在生产领域的边缘和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发芽。安德烈（André Ourednik）解释说福柯的“异托邦”指的地方是“住在那儿的人不是在社会之外，就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已故），或进一步说是自愿地处边缘，以便独善其身。” “异托邦”否定并拒绝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存在于黑暗之中，被那些依其存在却不承认其存在的人忽视了。这些地方似乎被“现代整合过程所遗忘，或说得好听些被幸免，成了剩饭和残骸。在这些剩余空间里，不同的现实得以生存甚至可能生长，但多数处于停滞状态，就像河流浅滩上的藻类一样”（Ourednik1）。以上这些界定亦适用于贾平凹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中国农民，这些人生活在远离全球化城市的地方，构成未被现代化触碰的生命存在。对于这位知名的中国作家而言，农村的男男女女或许可以拯救中国，这些人如同《让我们赞美名人》中的阿拉巴马州佃户一样，其生活与习俗中的文化空间值得好好保护，以便制衡肆虐的商业、浮躁、失忆和全球危机。
贾平凹用中文书写自己的家乡陕西。他于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商州的丹凤县棣花村，并在那里长大。他贫穷的大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后来分了家。贾平凹认为正是早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得他成年后的健康欠佳。“文化大革命”期间，其父亲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失去了所有收入。其母亲一个没人知晓姓甚名谁的女人，在丈夫被监禁期间，拉扯大了四个孩子，教会了孩子人生的忍耐意义。评论家把贾平凹与故乡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农民作家的自我认同归结于其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苦难煎熬以及父母的坚韧。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致力于书写远离权力中心，信息闭塞，缺少教育机会的陕西农民。他和多数当代中国文人的区别在于他与故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远离国外影响，坚守着自己的地域方言。虽然他在国内享有盛誉并且作品丰硕，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却寥寥无几。其长篇小说《浮躁》（1988年）英文版为他赢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废都》出版于1993年，关注的是流离失所的农民和颓废的文人，出版仅六个月即售出六百万册，其本人亦因对书中人物直白的性描写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随后学术界与社会上针对这部小说的中国文化建构和对现代性的反应展开广泛讨论。1994年，中国政府将此作列为禁书，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中国文化成因和其对现代化反思的大辩论。《废都》以蒙上薄薄面纱的西安城为背景，现已被西北大学的教师译成了英文。这部小说所引起的争议也为贾平凹始创作生涯的第一阶段划上了句号。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以故乡商州为背景。与之相关的十部中篇小说于1985年出版，这些作品吸收当地民间传说与神话，向读者展现了远离省城和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生活在剩余空间的村民们的生活。《黑氏》探讨了陕西农村处于中国社会阶梯最底层的男男女女的生活。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往往是“落后”的“源泉”，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剩饭”。梅仪慈（Yi-tsi Feuerwerker）以书香门第与老百姓的二分法来解释这一现象，老百姓被客体化，沦为现代中国虚构的“他者”。而贾平凹打破这种二分法，以农民的自我认知进行写作，农民与作家的分歧代表着忠诚或身份危机。他后来的小说《土门》出版于1996年，记录了一所城中村的覆灭历程，他为受城里人讥笑的农民辩护：“我出生在乡下，是十九岁后从乡下来到西安城里的。乡下人要劳作，饭菜不好，经见又少，相貌粗糙，我进城二十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贾平凹始终站在《黑氏》中农民的一面，抗议农民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在中国城市户口即意味着繁荣和现代化。他在小说世界里回归乡下，试图挽回失去的、存在于农民先祖和民间传说之中的宝贵文化传统。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和历史感，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社会离了这些传统将难以为继。他中篇小说中的男女都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剩饭”，但这些人以其意识和地域的边缘化瓦解着中心。这些人居住在“家乡”，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地点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所依赖的叙事而言至关重要。黑氏是贾平凹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人物，她虽话语不多，但其生命意识爆发于国家阶梯的底层，可以摧毁或拯救这个国家。这也是贾平凹本人的使命。要从根源上重铸现代中国文学的辉煌，在经历了百年浮躁的的文化迷失和失忆后，贾平凹希望中国能回归自我。
性别支配着黑氏的人生并决定着贾平凹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小说的标题就带有明显的性别痕迹，《黑氏》开篇就令人吃惊地表明作品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中國社会的底层：
黑氏的年龄比丈夫大，黑氏把什么都干了，喂猪，揽羊，上青崖头上砍柴火。一到晚上，小男人就缠她。男人是个小猴猴，看了许多书，学着许多新方法来折磨。她又气又恨，一肚子可以把他弹下炕去。
她仰躺着，丈夫口里叫的是别的女人名字，公公还从那边厢房谩骂她。黑氏别无他法，只有挺身而起。丈夫和公公靠贪污而发家致富，即使全家搬到新房后，黑氏还是要做饭、洗衣、扫院和下地干活。丈夫而今又抱怨她吃得多，长相丑。“人一瘦脸更黑，丈夫又骂她是‘黑豆皮’”。贾平凹出于同情，让黑氏依然保持着农民的力气。丈夫用刀吓唬她时，她“就像丢粪筐一样”一把将其丢到他欺负和凌辱她的炕上。她的言辞表达的是一个新角色：“我是让你试试我的力气哩。”尽管黑氏因丈夫在外找了一脸“狐妖”的情人而离婚，那女子的艳乍黑氏看了也惊叹，但自此黑氏的柔顺服从消失了。贾平凹让笔下的这位农村妇女踏上了一条新路。
黑氏回到村里，借住在早先生产队的一间牛棚里，拒不要原夫家的一椽一瓦，也拒绝了娘家的容身之处和哥哥的哀叹。她精心伺候自己分得的田地，成了田间地头的行家里手。她的女权主义意识在渐渐彰显：“她先前以为女人离了男人，就是没了树的藤，是断了线的风筝，如今看来，女人也是人，活得更旺实！”然而，传统中国村庄里的流言蜚语与蜚短流长也不觉进入黑氏的脑海与家中。伴着秋雨的到来，黑氏充足的精神又消乏了，沉重的愁绪袭上心头。孤孤凄凄住在村外，闲来无事时，她发现自己现在的生活“凄凄惨惨可怜”，心中悲哀、孤独与忧郁无处可泄。她担心着鬼怪与不速之客。十天后，有媒人登门来找黑氏，只有在未来夫婿是选择来顺还是木犊时，黑氏才显示出了女性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在《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复苏》一文中，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指出在“父权”体系中，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和房产通常会落到男性亲属手中。离婚后，黑氏不得不离开原夫的住处，要挑战宅基地和土地只分给男性这一农村惯例，实在是困难重重。洪理达引用李霄云在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和江西等省份所展开的一项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81名受访村民在其土地契约中都未找到女性的名字。贾平凹虽只塑造了黑氏一人，却因此表明了一种要解放的远景。 事实上，陕西乡下的男女都居住在福柯所谓的“异托邦”中。黑氏嫁给了出彩礼更多的木犊，尽管木犊奔波劳碌，家中光景并未见有多大起色：“他到地里去，光了脊梁刨地，那汗冲着尘土在背上弯曲流下，如爬一背蚯蚓。或者，他再往深山去担龙须草，担木炭，浑身黑得象烧出的瓷壶，大白着眼仁，在锯齿一样的过风梁上彳亍而行。”不久，他又去山外铜官煤矿上去下窑，下窑是和鬼打交道，到阎王殿去作客，时有矿难发生，工人活埋到矿坑里时有发生。木犊再回到家时，“原本面黑，粗而大的毛孔里嵌了煤屑，水洗不净，黑得如鬼如魔。”夜深人静时，木犊才会如实跟黑氏说起地下那另一世界的黑暗和可怕，在一次塌方中，他眼瞧着一个同伴被石头砸死：“血从头上喷水一样射流”。贾平凹故事中的黑氏、皮肤黝黑的木犊和遭遇矿难的工人——这些人的劳作、粗糙的躯体与皮肤和水的意象亲密地绑在一起。同样，木犊的驼背老爹也显示出中国人的劳动和性别角色。月光下，“驼子老爹帮她，年迈人累得咯血，睡倒了。”老爹一病倒，黑氏的“担子更重了”。
木犊离家后，来顺开始偷偷讨好黑氏，这才让她的劳作与忧虑有所缓解。来顺的殷勤激起书中一段作者表明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评论：“女人之所以称为女人，自多了一份比男人所没有的柔水一般的同情心，她满足于男人对她的爱悦，一个动作，几句言语，就可以换得万般感念。而男人，若野蛮无赖式的一味施侵略政策，这感念就随之消灭，但乖觉的男人则来一种小技，装作受屈受辱，那女人的柔水就海一样深，四处溢流。”
贾平凹的叙事干预带有新兴女权主义的叙事特征和二元对立性别角色的原型。在中国的农村，妇女常与自然等同视之，女人的柔水就海一样深，四处溢流。唯有以其情色的湿润，通过流经她身体内外的体液，黑氏才像女权主义小说中的女主角。贾平凹文章中的性描写是他创作生涯颇具争议的一面，在《黑氏》中通過女性身体与自然景观的合二为一，他将乡村妇女的情色掩盖了：“把头发光光地梳理贴在头上，提一篮萝卜，到河里去洗，她显出几分风韵。有一次从小路上匆匆跑过，正背着出山的日头万道霞光，一个人在路头看了，大声叫了一下‘美！’”
黑氏的社会地位和性欲在同时提升。当上餐馆老板娘之后，她那对鼓鼓胀胀的乳房在夜里常招来很多的食客。黑氏与柔柔弱弱的来顺发觉了那莫名的偷食禁果的愉悦，“不知不觉，自自然然，来顺是把黑氏的手握住了，用软和的舌头舔，用牙轻轻地咬。”与此同时，丈夫木犊整天像牛一样劳作，对黑氏的渴望不管不顾，晚上一躺到炕上便呼呼睡去。此处贾平凹谈及女性选择男性倾向的问题，在来顺和木犊之间，黑氏更喜欢略带女性化的来顺而非自己强壮活跃的丈夫，而她自己则略带男性化特征，在生意上和情感上都是如此。黑氏与来顺的私奔不仅为二人也为作者增添了困难：在中国的农村，或者说在中国的道德风景里，这二人无处可去。在深山的一所小村庄里，村民在一块瓜田作废的草庵里发现一对赤身男女，便把二人用绳缚住。村人惊奇地看着这对在野外村口过夜的男女，出于同情，解开了二人身上的绳子，提了一桶凉水从头至脚哗地倾倒在这男女身上以示惩罚。贾平凹并未提及这对男女的名字，只写道那男人搀扶起同伴，督促着她跑起来，不然凉气就会渗到骨头里。带着性情和蔼的男人应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理想和中国男人的柔刚，贾平凹让女主角奔入了黑夜。黑氏的新身份和命运依然悬而未决，“女人抬起头来，被架着跑，终不明白这路还有多少远程，路的尽头，等待着她的是苦是甜，是悲是喜？”埃里卡·琼（EricaJong）和玛丽·弗伦奇（MaryFrench），女权主义小说中的女主角，在小说的结尾要么参加了女子公社，要么买了振动器，要么独自一人在海滩上漫步。贾平凹笔下的乡下女人自由不易，一切难料。和西方女权主义姐妹不同的是，黑氏和自己的男人在一起，随和的来顺在领跑。在中国这个未婚女性迅速沦为“昨日黄花”的社会中，女子孤身一人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最终，贾平凹赋予黑氏这位乡村女人丰富的人生故事，却并未让她掌控自身的命运。作家以小说《黑氏》开启了妇女解放与平等的话题，然而，鉴于中国妇女所处的社会和国民环境对于性别的限制，作家尚不能给予女主角黑氏独立的未来。但黑氏迈出了第一步，历经考验并站住了脚。考虑到黑氏的感情和事业，这对一位农村妇女而言已是不小的成就。
美籍华人作家也在开始探索中国的剩余空间，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对此予以简要介绍。1989年之后，哈金辗转美国，其创作扎根于中国、美国，或是世界上的其他方。在他2011年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中，哈金将视线聚焦到1937年日本中央远征军犯下滔天暴行的恐怖之地——南京。哈金截取了两个女人来述说故事：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和其中国助理，也就是哈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高安玲。这些女子和金陵女子学院组成了一个国际安全区，哈金的着眼点就是其中人们混杂的性别与文化。《南京安魂曲》揭露的是日本人的入侵，但小说的魅力框架从一开始就把入侵排除在外。11月的淞沪战役后，日军乘胜向南京进发，当时南京的守军缺乏有效领导与组织。1937年12月31日，5万日军攻陷南京城。面对凶恶的敌军，中国军队撤退了。侵略者开始在城内实施烧杀掠夺，迫害俘虏，强奸民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背景通过安玲的讲述和日记进入哈金的小说。
金陵女子学院内的中国妇女饱受磨难，最终得以幸存。明妮和安玲拒绝从战乱中逃离来保全自身性命，学院的高墙、大门和安全区外面的恐怖，校园成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所。日本军官和士兵强行进入校园，肆意殴打、带走和强奸妇女；而安全区的主人出面抗议日军暴行并保护难民。小说中有一个情节，让美国传教士深受精神创伤。恶名昭著的谷寿夫指挥的日军第六师总后勤部副参谋长来到金陵女子学院，要求难民营提供一百名妓女供其部队“享乐”。明妮试图从女难民中找出先前的妓女，勉强同意让备选人自愿前去服侍日军，而日军则在拖走又哭又叫的漂亮女难民。一名年轻女子紧抱着艺术学院楼前的石狮子，一名日本兵在她肚子上打了两拳，把她从雕像上拉下来。总共有21位女孩被日本士兵带走，这也证明金陵女子学院和陷入困境的城市之间的边境已形同虚设。安玲对此总结说：“我从未想到我们固若金汤的首都会如同一只被重锤敲中的陶瓮一般轻而易举地粉碎。”《纽约时报》一名评论家对此表示赞同：“这所学院本身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学院创始人让这所学校成为学术中心的初衷，以及学校和校内热心人员生命都被战乱摧毁了。金陵女子学院代表着人性与文明，却屡遭亵渎，几乎被毁掉。” 《华盛顿邮报》评论家指出，哈金写南京大屠杀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何用文学艺术反映历史暴行？如何处理否定残忍的事实——无辜者遭屠戮，肆意奸淫妇女、尸横遍野、恶臭熏天——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将其展现？是否有可能以理性构建的故事，从头至尾来捕捉非理性的暴行？”读《南京安魂曲》的第一反应是作者在选择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和主角时很谨慎，因为明妮是在坚持，而安玲则是在忍耐。另一感觉就是沉寂。当故事情节把西方传教士和安玲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时，街道消失了。在前一段中，小说中人物离开了金陵女子学院，在下一段，人们已经到达了美国大使馆，或是已经到了到安全区的总部。读了安玲记述南京恐怖情景的第一篇日记后，读者会自己填补这一叙事空白。
哈金通过嗅觉与听觉进一步拓展这一历史背景和身处其中的女性生活。“明妮和安玲走进一间已成为六十名妇女难民庇护所的教室，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让人想起鸡笼。”二人在这间教室里发现一具面色苍白的女尸，双眸紧闭、圆脸泛青、满嘴是粘稠的血。花季少女婉如被日本兵强奸后怀了身孕，无法打掉胎儿，不得已走了绝路，尸体发臭了。当安玲和明妮在学院附近的山坡上为婉如挖坟时，乌鸦在空中盘旋着，发出“凄厉刺耳的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哈金笔下的南京和恐怖更加狰狞。德国哲学家格尔诺特·博梅（Gernot B?hme）发现尽管氛围受到地域局限，还得依靠主体经历这一氛围的能力才能得以充分接受。婉如葬礼上的氛围令明妮痛哭流泪，而安玲则显得很镇静。博梅认为，接受模式并无法诱导，让主体措手不及才能生效，不停的接触他人的痛苦与死亡，已经让安玲习惯了恐怖的声响与气味。写到进入教室闻见婉如尸体散发出的气味，她说“早已习惯了这味道。”甘·布莱希特（HansUlrichGumbrecht）补充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像南京金陵女子学院这般宁静的校园，也会被某些事件打破，日常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同凡响。简而言之，氛围源于历史，而故事、物体、事件都随构成某一地域的人而终结。因此，哈金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中国女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在那里出生的女性和选择在这一国度生活与工作的女性来说都是如此。
美籍华人作家李翊云在其2006年出版的小说《千年敬祈》中写到自己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时说：“那与我何干？”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她探索了在自己无法积极地发挥社会作用前，自己与那些苦苦奋斗、也许幸存也许消亡的勇敢女性之间的联系。她意识到惟有通过创作才能建立起自己与过往历史中那些勇于表达和抗争的男男女女之间的联系。那些曾在狱中和战场上抗争过的女子，或中国民间故事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女主人公帮她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中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正如在《漂泊者》和最新的作品《比孤独更温暖》中一样，她在作品中致力于描述民族和全球的“异托邦”。
在“那与我何干”中，李翊云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的童年，特别提到了她严格的幼儿园老师王阿姨。她们二人的关系起初建立在恐惧上：“我知道老师讨厌我，但却不知道为什么。王老师是我一生中最畏惧的人。一旦她喊出任何指令，我总是第一个停止玩耍冲到她跟前的孩子。”李翊云小时候喜欢在操场上扮演游击队员，想象和日本侵略者、朝鮮和越南的美国兵或国民党反动派打仗。但王阿姨总会中止她的游戏，还让她蹲着受罚。多年后李翊云写道：“我当时不知道王阿姨为何会如此执着地折磨我。让我这样待在托儿所是否给她带来许多乐趣呢？我并不知道答案。”先前的幼儿园教师如今已在美国生活，李翊云的母亲多次碰到王阿姨，这倒为李翊云多少提供了些答案。王阿姨常打听李翊云，似乎对自己以前的这位学生很关心。李翊云觉得或许王阿姨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社会和政治不幸降临到年幼的她身上，毕竟她当时的聪慧与好奇会带来超出自己年少想不到的麻烦。李翊云对王阿姨及其行为动机的一系列问号让她知道了疑虑的好处。李翊云总结道：“有时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真实原因，我也只好接受老师说我孩提时个性太强为解释了。”简而言之，王阿姨这样做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保护手下人，因而她在李翊云的小说结构中就和其它中国女英雄一样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秋瑾在《那与我何干》一文中也占有突出位置，李翊云内心希望秋瑾会是她的祖先之一。秋瑾是李翊云曾叔父大人的一名学生，在晚清为建立共和而奋斗过。李翊云写道：“秋瑾当年二十四岁，是大人学生中最美丽的一位”。教授派秋瑾去炸皇帝的钦差，结果任务失败牺牲了，但秋瑾活在李翊云的心中和作品里。李翊云自己也承认：“我无法抗拒将秋瑾视作我家人的诱惑，幻想着大人会与秋瑾坠入爱河，毕竟是他亲自教会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击剑、骑马、射箭和配制炸药。”李翊云钦佩秋瑾“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情怀”。她想书写勇敢，但秋瑾却消失在了神话里，消失在李翊云创造和虚构的世界中。然而，这个世界也需要勇气。通过在作品中把自己与王阿姨、秋瑾和受迫害的女性联系在一起，李翊云创建了一个女人圈，肯定了故事叙述的重要性。人若忘记过去，失去记忆，就无法认清自我，这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一样的。李翊云加入到贾平凹和哈金的行列，打破了历史与记忆的沉默，即使无法让身处其中的男女拥有自己的声音，但也至少给予了这些人应有的关注。
中国作家和美籍华人作家的创作补充和提升了詹姆斯·阿吉和沃克·埃文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所开展的工作。面对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一名理想主义作家和一位有所成就的摄影师义无反顾地开展起这一工作，让被人遗忘和不被人认可的阿拉巴马州佃户拥有一分尊严与被关注。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Ehrenreich）等人紧随阿吉和埃文斯的脚步，探讨当今社会全球范围内的移民、剥削与奴役等问题。在中国，贾平凹从心底同情家乡被人忽视、过度劳累的乡村妇女，让其成为小说的中心。哈金通过女主人公的叙述来探索南京的恐怖与沉默。李翊云则通过关注中国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动荡，从中国历史和神话中强势女性的身影中寻找过去的自我和作为美籍华人的新身份。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现实，作家、记者和社会学家跨越东西，追溯历史，调查那些被困于福柯“异托邦”之中的人们。这些人要么在农村默默无闻，要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寂静中，要么存在于文化记忆中。为了这一目的，女性成了他们工作、创作和灵感来源的中心。埃伦赖希说，关键的第一步在于让“世上最不受人关注的女性得以重见天日”。贾平凹、哈金和李翊云都关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命运，而作品中与女主人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男人也进入到女性的人生故事中，并帮助女性生存。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碰撞，东西方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的接触，将最终促进男女在全球化世界中奋斗的平等与彰显力。
作者简介：克拉拉·杨克教授（Clara Juncker），丹麦人，南丹麦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丹麦美国研究协会主席，曾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美国大学任教。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美国黑人文学、性别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有《文化交流：美国研究中的民族性和全球化》《美国现代文化》《玛丽莲·梦露：文本与身体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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