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霍普金斯演完《沉默的羔羊》里食人的汉尼拔医生后，有一次开车时不慎与人刮擦，当他礼貌地下车询问对方时，对方却大惊失色，向法官控诉说霍普金斯准备要吃了他。
　　徐克拍《笑傲江湖》，找黄霑做电影配乐，黄霑写了6稿，被徐克毙了6次，黄霑被逼得快要发疯，写了第7稿发给徐克时，在曲谱上画了个男性生殖器，旁边写着：“徐克，××××，你要便要，不要请另聘高明！”这一稿，便是咱们后来在电影里听到的《沧海一声笑》。
　　《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最后一场重头戏，全城警察出动，包围了李昂和住的大厦。说来也巧，拍这场戏时，正好有个真正的劫匪做完案从一个商店里跑出来，一出门见到无数“警察”，顿时傻眼，心说不至于吧，就抢了50块钱，来了几百个警察？于是乖乖地向这群穿着警察制服的临时演员投降了。
　　侯孝贤第一次看小津安二郎的片子是意大利电影人马可·穆勒推荐的。穆勒在中国待过7年，普通话说得很地道，不过识字就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侯孝贤说的不是“小津”，而是“小律”。
　　成龙年轻时天天不着家，要么拍片，不拍片就跟那帮兄弟们出去疯玩。有一天8点多就回家了，想给林凤娇一个惊喜，抱起林凤娇就往卧室走，一进卧室门，他把林凤娇举过头顶，猛地向右边扔去。他们的床就摆在卧室右边，可惜成龙好久没回家，不知道床已经被勤快的林凤娇换了位置……可怜林凤娇，被成龙一把扔到了跑步机上。
　　约翰·福特拍《要塞风云》的时候，招了不少当地的印第安人当演员，他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开拍之前都会问问印第安人的巫医当天天气如何。巫医很神，几乎每次预言都准，福特大为惊叹。有一天，福特像往常一样打算让巫医来个天气预报，结果老半天找不着人，最后一个印第安演员告诉他：“巫医的收音机坏了。”
　　倪匡不通英文，每次去国外餐厅点菜，都牢记朋友的教诲：凡是菜谱上方用大号字体印刷的，必是贵菜，越往下字体越小的，便是便宜的。有一次，他在一间豪华餐厅用餐，照例又点最后一行，被服务生拒绝了。倪匡：“这个可以有！”服务生：“这个真没有！”——原来那一行写着：本店加收10%的服务费。
　　北野武小时候捡了一条狗回家，被老妈一顿骂：“这么脏兮兮的狗，赶紧扔了！”没想到这只狗记住了北野武家住在哪里，过两天又回来了；又扔掉，又回来。往返几次，老妈发火了：“你把狗带到个远点的地方扔！”北野武很听话，牵着狗走了好几个小时，来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把狗扔了。结果“杯具”了，这倒霉的孩子自己也迷路了。最后还是那只小狗领着他，一路走着回家。老妈的态度立即改变：“哇塞，一定是名犬，留着它吧！”
　　刚出道时，帅哥保罗·纽曼经常会被人错认为是马龙·白兰度。这哥们儿也挺逗，别人认错了，他就将错就错；别人要签名，他也帮签。据他自己说，他曾经给不下500个人签过名，上面写着“祝万事如意”，落款“马龙·白兰度”。
　　《阿拉伯的劳伦斯》开头是一场劳伦斯骑摩托车被撞死的戏，导演大卫·里恩要求不用替身，扮演劳伦斯的彼得·奥图愣了：“那岂不是很危险？”大卫·里恩胸有成竹地回答：“当然很危险啊，所以我把这场戏留到现在最后一天才拍嘛。”意思是：反正都最后一天了，你就算出事也不耽误拍摄计划了，我管你受不受伤呢。彼得·奥图鼻子都气歪了。
　　斯皮尔伯格从小发誓，要在21岁之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结果1968年第一次有人给他投资拍一部24分钟短片时，他已经22岁了。为了实现童年的梦想，斯皮尔伯格毅然把自己的出生年份从1946年改成了1947年。
　　午马早年给张彻做副导演，在日本拍《金燕子》，由于日本没有人姓“午”，所以看到他的名字，日本人都啧啧称奇。拍戏时道具和服装出了错，张彻大怒，劈头盖脸把午马痛骂一顿，午马低头认错，然后跑前跑后收拾残局。日本人恍然大悟：“原来副导演就是做牛做马的，怪不得你们叫他‘牛马’。”
　　（涛声摘自《人生只剩下八卦了》，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