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斯考克罗夫特诚恳地说，“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双边关系，这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40多年来，这位美国共和党的元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早在1972年，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就参与了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破冰之旅”。
　　在美国，斯考克罗夫特是和基辛格齐名的重量级政治家。继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声名显赫之后，斯考克罗夫特更大的历史作用在80年代彰显。他担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结束冷战的重要历史人物。
　　1989年底，斯考克罗夫特两度担任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推动中美关系重新走出谷底。邓小平曾在会见时请他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斯考克罗夫特和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历届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的严峻挑战，但是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距离的缩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比较快地到来。
　　这位88岁的老人低调谦和，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近日，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期间，他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全面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看法。
　　在斯考克罗夫特看来，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中美双方可以有一定的共识。他呼吁中美加强沟通，努力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促进互信。“如果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避免某些危机的再次出现。”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有普遍的、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

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利益

　　 《财经》：“斯诺登事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影响了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您怎么评论这个事件？
　　斯考克罗夫特：抱歉，我现在不想讨论“斯诺登事件”。这个事件涉及到网络安全问题，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挑战。
　　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防务政策、军事能力有一些质疑，美国企业也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甚至非常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非常关注对国内网络空间的渗透和侵略。
　　网络安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类问题，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应该坐下来认真地对话协商，寻求解决之道。我们有双边工作组在研究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也有所讨论。未来双方需要努力确定一些规则，通过持续地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财经》：其实除了网络安全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确实，这些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途径。要做到这点，中美之间需要建立互信。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对对方观点的理解日益加深。虽然中美两国关系也发生过一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但是每一次双方都理智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避免危机的再次出现。
　　现在中美两国就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议题正在积极接触。诚然，中美合作的现状不尽如人意，有一些还是空谈。现在中美之间有所谓的“信任赤字”，我也不奇怪。有一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一次性解决，但是很难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建立互信关系。我们确实应该谦虚地正视这个现实，努力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
　　实际上，中美比之前更加了解对方，现在信息渠道发达，包括各种媒体，如电视、电影、互联网，因此在信息中也有更多的选择，它们有助于我们互相了解。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像教育、文化、科技，这些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财经》：由于文化的不同，中美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似乎很难弥合。
　　斯考克罗夫特：中美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还是世界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基本服务、劳动力、技术，还有思想，现在都是没有国界的。共同生活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里，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是没有理由不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双边关系，建立两个大国之间的一种新的双边关系。
　　习近平主席2012年1月访问华盛顿，以及最近他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庄园的会面，都提到了这个问题，非常认真地提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从战略上，都是要寻求建立一种这样的关系：其中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来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同时也不去减少另外一个国家之前获得的特权。
　　我们需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有普遍的、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

在亚洲，中美利益都非常重要

　　《财经》：诚如您所说，中美两国不能只看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可是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举措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例如，美国“重回亚洲”就被认为是要控制亚洲。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在亚洲的联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我认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是在推动本地区的可预测性、稳定性。美国参与亚洲的事务是一种最好的安全保证，对中国方面的安全也是最好的一种安排方式。
　　鉴于中美的历史，我们两国之间可以有更多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见和交流，很多场合都可以推动这样的双边外交互动。通过这样的互动，可以自由、深入地交换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也很高兴习主席邀请奥巴马总统访华。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会谈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如果相互间有了危机，要马上作出反应，以最好的方式解决问题。 　　《财经》：亚洲地区越来越成为世界事务的重心，有许多热点问题需要中美密切合作。作为一位政治家，您认为两国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面对亚洲的各种局势，中美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合作，密切沟通。例如，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中美合作越来越重要。
　　当然，在如何来应对朝鲜的问题上，中国也要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中国一定要非常清楚，朝鲜下一步要做什么，要特别清楚未来和朝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很显然，现在平壤确实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孤立无援。遏制朝鲜的核企图，是中美的共同政策。
　　我们要减少全球的核扩散，特别是伊朗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风险和威胁。在我看来，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政策是非常有危险的。让人高兴的是，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联合国合作，这实际上意味着为解决伊朗核问题开启了一扇大门。我非常乐观，未来伊朗政府将会回到谈判桌前，讨论解决去核化问题。我相信，肯定会有美中官员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中美需要合作的，但是还没有开始讨论的，就是南亚问题。为什么在那里的合作非常重要？就是为了避免南亚可能会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南亚，我们两国都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都一定要成为成功保护中美利益的国家。
　　 《财经》：目前亚洲的一个热点，就是叙利亚问题，迄今没有解决的迹象，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很大。
　　斯考克罗夫特：显然，对于世界来说，叙利亚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另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在短期内成功地结束这个国家的冲突。对于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中美之间的分歧确实存在。
　　我们可以回头看，在利比亚问题上，2011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1973号决议，允许国际社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利比亚的平民。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反对，而是弃权了。后来，根据联合国决议，美国和北约使用了武力，而且把卡扎非推翻了。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中国的传统是不干涉内政。在中国看来，在利比亚可能犯一次错误，不应该在叙利亚犯第二次了。
　　坦率地讲，这种方式需要认真思考，在双方交往中需要以不同方法看待这些问题。叙利亚战乱每年有数万人死亡，这种局面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持续的。在叙利亚最近的冲突中，俄罗斯和美国减少了合作。我希望，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加强合作，来停止这样的暴力冲突。
　　我们当然不能把所有基本问题解决掉，那些令人棘手的问题可能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来解决。我们目前可以做的最好努力，就是考虑如何让叙利亚尽快停火。

中美俄应有非常好的三角关系

　　《财经》：今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升温，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注意到，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这将影响中美的关系。您怎么看待中俄关系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基本上是乐观的。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看到，中俄一直没有太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美国和俄罗斯也不是那么容易打交道。
　　但是我认为，如果中、美、俄能够认真地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认真对待相互关系，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重要的还是需要合作的精神，要发展相互合作，来共同解决相关问题。
　　《财经》：您曾经担任福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见证历史的人。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不同制度国家的沟通是非常艰难的。有人悲观地预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将来也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
　　斯考克罗夫特：苏联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想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的影响力，使更多地国家和地区模仿苏联的政治方式。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信心的，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意识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并以此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中国和当年苏联的最本质的区别。
　　因此，美国的态度也会是不同的，这是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中美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例如，在能源方面，中美双方都有很多地方可以提供给对方的，特别是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对于世界来说，中美是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我们完全可以更深入地相互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气、页岩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等各方面，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进行合作。
　　中美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心来共同探索、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我们也希望借此改善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
　　《财经》：您多次来中国访问交流，关注中国发展。在您看来，当今中国国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是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不过，我注意到，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还有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财富的重新分配等问题，这些都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而且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因此这些挑战就显得更加严峻。
　　《财经》：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您对中国改革有什么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太清楚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自己感觉中国的经济发展远快于它的政治变革的速度。怎么改变这种不平衡，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遗憾的是，我不是很清楚中国改革的具体步骤。
　　我曾经见过习近平主席，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放松的人。他也让我想到朱基总理，朱基也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也一样。他们都是有决定性的重要领导人，忠诚、敬业。中国正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中国也在继续实行着邓小平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

中美共识在增加

　　《财经》：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经济学家预言，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您看来，这个预言能否成为现实？作为一位政治家，您认为，中美冲突是否可以避免？
　　斯考克罗夫特：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距离的缩短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缩短，而且我相信会比较快地达到。
　　但是，中国和美国是否对世界的观点有如此大的不同，以至于要发生冲突？
　　中国和美国同样可以有相似的方法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双方可以有一定的共识。事实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困难问题，都需要中国和美国的合作。解决任何问题，两个国家共同参与都比没有两个国家参与要好得多。
　　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到过去几年的欧债危机，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别在加速缩小，而且这种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失去了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相反，正因为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重要地区在很多问题上有自我利益，使得它们之间解决问题的共识比以前更多了。
　　《财经》：因为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现在包括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于美国有深刻的怀疑，认为两个国家不可能坐在一起谈论关键问题。您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有信心？
　　斯考克罗夫特：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在更多的领域之间，中国和美国确实出现了更多的不同考虑、不同的利益和一定的矛盾，这是无可讳言的。这也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和经济成长以后，她的影响力开始扩大到更大范围，从而与美国产生了某种“摩擦”和“碰撞”。
　　不过，对世界主要问题来说，像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伊朗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基本利益和立场并不是那么不同。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精力加强相互了解。为什么我认为奥巴马和习主席在加利福尼亚的会谈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会谈可以使双方领导人更多理解双方的不同，更多地理解对方。
　　随着中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介入那些与中国国家利益不直接相关、但是对全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将更加广阔和深入。随着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而不仅仅是在双边关系上的共同关切越来越多，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比过去更加顺利。
　　《财经》：基辛格博士在去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里讲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战”前的欧洲大国，因为不断地相互怀疑，即使本来没有想到冲突，但最后走向了冲突的悲剧结局。中美之间有无这种可能呢？中国崛起之后，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美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斯考克罗夫特：有可能，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对话和交往非常重要。
　　在未来，中国和美国可以相互都扮演合作的角色。大家应该坐在一起谈一谈，筹谋未来。例如，朝鲜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出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交流有助于增加双方的互信，形成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
　　我有机会与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交谈过，他们非常有智慧。他们可以一起合作。现在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和提高双边关系，这样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当然任何国家关系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尽管中美关系中充满曲折，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两国人民能够继续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和平、繁荣、安全，我们一定会成功。
　　令人兴奋的是，在全球文化中，我们的后代并没有因为新技术或者是语言障碍而失去信心。这点我也看到了，我4岁的小孙女也看中国的卡通片《你好，凯兰》呢。
　　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有创新。他们将有新的思维方式，探讨新的想法，看到新的世界。在政策上以及态度方面都会有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语言的差别不是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能限制他们实现的能力。
　　面对未来，中美必须以开放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共同经营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