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父亲周楞伽与茅盾先生的交往，开始于1935年。那一年，我父亲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整理委员、著名电影演员姜克尼的邀请，编辑《文艺电影》杂志，曾经写信给茅盾先生，向他约稿，但是却没有得到茅盾先生的应允。
不久，茅盾先生在1935年5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四卷第五期上，用“惕若”的笔名，写了一篇谈上海杂志及文学刊物的评论，其中严厉批评了我父亲在李辉英主编的《漫画漫话》上发表的那个短篇幽默小说《医院里的张太太》，茅盾指出：这个短篇小说跟漫画部分中的男女关系画，倒是很臭味相投的。
我父亲见了甚为懊恼，因为我父亲是很崇拜茅盾先生的，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炼狱》，就是以《子夜》为榜样的。受到批评以后，终日惶惶不安，我父亲的老朋友，影评人、共产党员刘群（后任《救亡情报》主编）竭力劝慰说：“茅盾决不会对你有什么成见，你只要努力向上，茅盾先生的观念自然会逐步消除和改变的。”这才使我父亲慢慢释念。
1935年的下半年，我父亲一直在创作《炼狱》，这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作品，内中主要写了四五个青年在大时代洪流冲击下的不同命运，尤其是女主角孙婉霞孤身一人深入到農村去，试图改变落后面貌的悲剧，昭告当时的知识青年，在寻找真理的曲折和苦闷之中，不要以幻想和冲动来安排自己的归宿。
他在《炼狱》三版新序之中写道：“理想是要和现实生活相配合，在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努力去干，才会实现的，绝不是没有一定的目标，单凭空想所能实现。她（指沈婉霞）感到都市生活的苦闷，无出路，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农村中去，然而单凭她个人的力量，却无法打破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桎梏，所以她虽然以第一燕的姿态飞入农村，结果却像唐·吉诃德先生和风车作战一样，造成了一个悲剧。”
可惜，被作者不幸言中，当三十多年以后，大批知识青年满怀热情奔赴边疆、农村，上山下乡希冀改天换地的时候，现实的皮鞭将数千万知青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除了使得他们理解现实的严酷和个人主义奋斗的无助之外，收获的仅仅只是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深刻认识和无奈。
这部最早论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且试图总结其教训的小说，后来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海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的名义，在1998年重版，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及：这是一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始作俑者”。
这部小说在自费出版之前，我父亲曾经在1936年元月上旬写信给茅盾先生，请求他为该书作序。《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二期上，刊有胡风之子晓风整理辑注的《胡风保存的老书信一束》，其中1936年即元月9日茅盾从上海寄给胡风的信中谈到：“光兄：许久不见了，近况如何？念念，有周楞伽者，写信给我，说有小说《炼狱》已在印刷中，要我读后写一篇序。他说小说清样以后送给我一看。他并说他最近和欧阳山兄很熟云云。我不知此人究竟如何？既然他说认识欧阳山兄，拟请兄便中转问欧阳兄，如果此人不是无聊之辈，则我打算回信，叫他把小说交给《文学》社转来，让我读一下再定写不写序。如果是不甚有聊之人，则我简直就不写信给他了。请兄便中问得后给我一复。复信即由《文学》社转，似乎可以快些。”
我父亲与欧阳山相熟，是因为当时两人都在代报刊写影评文章，欧阳山代《民报·影谭》写影评，他被指定批评的新片的上演地点是大光明电影院。他观摩完电影，就跬步来到我父亲寄住的、祖父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来拜访。那个事务所就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大沪大楼内。所以一段时间里，两人来往密切。
由于茅盾辗转托人了解，蹉跎了时光，我父亲见去信无果，就转而写信托鲁迅先生写序了。
《炼狱》第一版在1936年1月19日开始发行，同一天我父亲就写信给鲁迅先生，请他能否为此书写序。鲁迅先生在1936年1月20日的日记之中这样记载：“晴，午后买《青之花》一本，一元捌角，下午得周楞伽信并《炼狱》一本，即复。”
这本寄赠鲁迅先生的《炼狱》，近日已经由大象出版社以《鲁迅珍藏签名本》为题出版。
鲁迅的答复是：“嘱为写序，本当奉命，但作序必须细读全书，近来体力不济，兼之编校《海上述林》很忙，大作有三十万字，自顾体力时间，两皆不够，看来不可能了，有方台命，尚希鉴原。”
《炼狱》出版后，销路不恶，初版一千册，一个月就买完了。但有许多读者来信说，此书完全模仿茅盾的《子夜》，似有剽窃之嫌。为此，我父亲在第三版新序之中，曾经予以回答解释道：“《子夜》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一人为中心，本书即是以好几个青年男女为中心的，这是根本不同的所在。大概因为我的企图描写‘一·二八’后社会的全面，有些和《子夜》类似，所以才被人目为模仿《子夜》的吧！”
不过，我父亲1992年2月去世的时候，他原工作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悼词之中，依然写有这样一段话：1935年自费出版的长篇小说《炼狱》，是学习茅盾《子夜》的，书中写到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
正因为这样，为了避免茅盾先生的误会，我父亲又去信给茅盾先生，不再要求他写序了。但茅盾在给胡风的信中再次提及道：“周楞伽不再要我写序了，但他的小说出版后，我须写封信给他，述我之读后感。”
1936年6月7日，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我父亲被列为四十位发起人之一，从寓居在苏州豆粉园的大家庭中匆匆赶到上海。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父亲落座以后，经张春桥的介绍，才知道坐在他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人便是茅盾。那天，茅盾先生穿的是一件灰色派力斯长衫，文质彬彬，颇具长者风度。但是，我父亲私下却觉得，茅盾先生长得有点像民俗画中的雷公。
1938年夏，我父亲跟随新钟书店老板李铁山南下粤、港，准备开创新的文化出版事业。在从上海迁来香港的《立报》馆里，邂逅了主编萨空了先生，当时茅盾正在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并且在上面刊登了长篇连载小说《你往哪里跑》。 萨空了告诉我父亲，茅盾就住在九龙的太子道，是一栋旧楼房的第四层，萨询问我父亲是否有兴趣去拜访一下。我父亲表示，倘若茅盾不高兴有人去见他，不但会碰钉子，而且会弄得很难为情的。萨空了当即拿起电话和茅盾通了话，回头告诉我父亲，茅盾先生很欢迎他去谈谈。
于是，我父亲喜出望外，立即赶赴九龙，却不料错乘了油麻地的渡轮，登岸的地点虽然也是太子道，但却是在另外的一头，结果几百家门面的山路，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九龙的屋宇特别宽大，依山而筑，疏疏落落。相距很远才仅仅只有一个门牌号码。
茅盾的家坐落在广九铁路的一座大铁桥旁边，屋里的布置很是精美雅致。两人握手落座以后，因为我父亲耳朵从小失聪，茅盾先生就拿出纸来笔谈。主要是茅盾先生向我父亲询问，上海文艺界和部分作家的近况。足足交谈了一个多钟头，方始告辞。出门的时候，天色黯淡，暮霭沉沉，眼前的香港已是华灯初上、灯红酒绿的光景了。
1942年春，当时的《东南日报》误报了茅盾先生在日寇攻占香港的战争中遇难的消息。于是，我父親在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十日刊上，匆匆执笔用“危月燕”的笔名，发表了《记谣传在港遇难的茅盾先生》，以示哀悼。结果却闹了一个消息不确的大笑话。
“文革”结束，茅盾先生在上海的《收获》杂志的复刊号上发表了《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文。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从事古籍研究的我父亲读完此文，认识到茅盾先生将唐朝的两个韦应物混为一谈了，于是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与茅盾先生商榷》的文章，内容简述如下：
韦应物是出生在西安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属关陇贵族集团，晚年做过左司郎中和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或韦左史。所作之诗清微远淡，似不食人间烟火。
白居易说他“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朱熹评论他的诗“无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气象”。刘辰翁说他“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如石，日晏忘归”。明朝王世贞说他的诗“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
然而，这样一位诗人，新、旧《唐书》都不为他立传，以致使得后人无法窥察他的身世。偏偏在他死后，又有一位同姓同名的韦应物出现，而很多人没有经过细微的洞察，错误的将这二人“合二为一”，把两个人当作了一个人。
从宋代《寓简》的作者沈作诘开始，他为韦应物作的补传就犯了李代桃僵的错误。清代纪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误传误。直到千载以后的今天，茅盾同志还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可见，这一个双包案实在误人不浅。
茅盾同志因为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又因为他俩都做过苏州刺史，而联想到韦应物，进而探索韦的身世，用意很好。但他轻信了纪昀在《四库提要》之中所录的姚宽《西溪丛语》内沈作诘的话，又没有查核今本《西溪丛语》与纪昀所见本子的差别，以致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原来，今本《西溪丛语》并没有沈作诘代韦应物作的补传，所载的是姚宽根据韦应物诗中的自叙，以及他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代韦应物作的一篇小传。这篇小传叙述虽然不免凌乱，但考证却相当详尽。姚宽在文章中提到韦应物最后的仕历是左司郎中和苏州刺史，并且指出“官称止如此”。显然是有鉴于沈作诘所说的，韦应物罢苏州刺史以后，还曾经做过太仆少卿、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等官职的错误，特别加以纠正的。当然姚宽也有错误，他将韦应物说成是洛阳人，其实应该是京兆长安人。
姚宽说韦应物罢官以后，寓居在苏州永定精舍。韦曾经在《寓居精舍》的诗中，叹息自己家贫无法筹措路费，不能回归京城，只能够租田督促子弟耕种自给。他却远离名利角逐之场，不撄是非，哪里还会再到京城去做太仆少卿、御史中丞，并出为江淮留后呢？
那么，沈作诘怎么会出错的，他所强加于韦应物后半段的仕历，是捏造还是事实呢？原来当时有两个韦应物，一个是左司郎中的韦苏州，一个是太仆少卿和御史中丞的韦应物。古人同名同姓的很多，但因为不同时，所以不会搞错。唯有唐人不然，往往同名同姓还同时。韩翃当时就有两个，以至于唐德宗授官时，特别批示：“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
韦应物的情况略有不同，两人并不同时，当时也没有搞错，但因为时代接近，难免引起了后世的误会。沈作诘也明白，把生活在玄宗天宝年间的韦应物，和文宗大和年间的韦应物合二而一，未免有些牵强，只好杜撰一个结尾说：“年九十余，不知其所终。”以求自圆其说。却没有想到，九十七岁的韦应物，刘禹锡还会举荐他作苏州刺史来自代么？
宋朝范成大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吴郡志》中考证说：“禹锡所荐，或别是一人。”明胡震亨也在《唐音癸签》中指出：“则应物殁已久矣，当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近人岑仲勉也在《唐集质疑》中说：“是知前后两应物，并非同人，诗人未尝登遐龄至百余岁也。”
我父亲在文章的最后指出：韦应物的卒年，当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茅盾同志没有从两个韦应物上去考虑问题，可谓智者千虑之一失。
事后，我听父亲提及，文章发表以后，他曾经将这篇争辩文章，托当时在上海书店工作、后来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茅盾的外甥女孔海珠（孔另境之女），转交给茅盾先生。
这场讨论完全是学术性质的，但是也提供了如何比堪古籍、充分占有资料的经验教训和方法。
不久，茅盾先生在1935年5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四卷第五期上，用“惕若”的笔名，写了一篇谈上海杂志及文学刊物的评论，其中严厉批评了我父亲在李辉英主编的《漫画漫话》上发表的那个短篇幽默小说《医院里的张太太》，茅盾指出：这个短篇小说跟漫画部分中的男女关系画，倒是很臭味相投的。
我父亲见了甚为懊恼，因为我父亲是很崇拜茅盾先生的，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炼狱》，就是以《子夜》为榜样的。受到批评以后，终日惶惶不安，我父亲的老朋友，影评人、共产党员刘群（后任《救亡情报》主编）竭力劝慰说：“茅盾决不会对你有什么成见，你只要努力向上，茅盾先生的观念自然会逐步消除和改变的。”这才使我父亲慢慢释念。
1935年的下半年，我父亲一直在创作《炼狱》，这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作品，内中主要写了四五个青年在大时代洪流冲击下的不同命运，尤其是女主角孙婉霞孤身一人深入到農村去，试图改变落后面貌的悲剧，昭告当时的知识青年，在寻找真理的曲折和苦闷之中，不要以幻想和冲动来安排自己的归宿。
他在《炼狱》三版新序之中写道：“理想是要和现实生活相配合，在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努力去干，才会实现的，绝不是没有一定的目标，单凭空想所能实现。她（指沈婉霞）感到都市生活的苦闷，无出路，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农村中去，然而单凭她个人的力量，却无法打破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桎梏，所以她虽然以第一燕的姿态飞入农村，结果却像唐·吉诃德先生和风车作战一样，造成了一个悲剧。”
可惜，被作者不幸言中，当三十多年以后，大批知识青年满怀热情奔赴边疆、农村，上山下乡希冀改天换地的时候，现实的皮鞭将数千万知青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除了使得他们理解现实的严酷和个人主义奋斗的无助之外，收获的仅仅只是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深刻认识和无奈。
这部最早论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且试图总结其教训的小说，后来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海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的名义，在1998年重版，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及：这是一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始作俑者”。
这部小说在自费出版之前，我父亲曾经在1936年元月上旬写信给茅盾先生，请求他为该书作序。《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二期上，刊有胡风之子晓风整理辑注的《胡风保存的老书信一束》，其中1936年即元月9日茅盾从上海寄给胡风的信中谈到：“光兄：许久不见了，近况如何？念念，有周楞伽者，写信给我，说有小说《炼狱》已在印刷中，要我读后写一篇序。他说小说清样以后送给我一看。他并说他最近和欧阳山兄很熟云云。我不知此人究竟如何？既然他说认识欧阳山兄，拟请兄便中转问欧阳兄，如果此人不是无聊之辈，则我打算回信，叫他把小说交给《文学》社转来，让我读一下再定写不写序。如果是不甚有聊之人，则我简直就不写信给他了。请兄便中问得后给我一复。复信即由《文学》社转，似乎可以快些。”
我父亲与欧阳山相熟，是因为当时两人都在代报刊写影评文章，欧阳山代《民报·影谭》写影评，他被指定批评的新片的上演地点是大光明电影院。他观摩完电影，就跬步来到我父亲寄住的、祖父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来拜访。那个事务所就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大沪大楼内。所以一段时间里，两人来往密切。
由于茅盾辗转托人了解，蹉跎了时光，我父亲见去信无果，就转而写信托鲁迅先生写序了。
《炼狱》第一版在1936年1月19日开始发行，同一天我父亲就写信给鲁迅先生，请他能否为此书写序。鲁迅先生在1936年1月20日的日记之中这样记载：“晴，午后买《青之花》一本，一元捌角，下午得周楞伽信并《炼狱》一本，即复。”
这本寄赠鲁迅先生的《炼狱》，近日已经由大象出版社以《鲁迅珍藏签名本》为题出版。
鲁迅的答复是：“嘱为写序，本当奉命，但作序必须细读全书，近来体力不济，兼之编校《海上述林》很忙，大作有三十万字，自顾体力时间，两皆不够，看来不可能了，有方台命，尚希鉴原。”
《炼狱》出版后，销路不恶，初版一千册，一个月就买完了。但有许多读者来信说，此书完全模仿茅盾的《子夜》，似有剽窃之嫌。为此，我父亲在第三版新序之中，曾经予以回答解释道：“《子夜》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一人为中心，本书即是以好几个青年男女为中心的，这是根本不同的所在。大概因为我的企图描写‘一·二八’后社会的全面，有些和《子夜》类似，所以才被人目为模仿《子夜》的吧！”
不过，我父亲1992年2月去世的时候，他原工作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悼词之中，依然写有这样一段话：1935年自费出版的长篇小说《炼狱》，是学习茅盾《子夜》的，书中写到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
正因为这样，为了避免茅盾先生的误会，我父亲又去信给茅盾先生，不再要求他写序了。但茅盾在给胡风的信中再次提及道：“周楞伽不再要我写序了，但他的小说出版后，我须写封信给他，述我之读后感。”
1936年6月7日，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我父亲被列为四十位发起人之一，从寓居在苏州豆粉园的大家庭中匆匆赶到上海。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父亲落座以后，经张春桥的介绍，才知道坐在他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人便是茅盾。那天，茅盾先生穿的是一件灰色派力斯长衫，文质彬彬，颇具长者风度。但是，我父亲私下却觉得，茅盾先生长得有点像民俗画中的雷公。
1938年夏，我父亲跟随新钟书店老板李铁山南下粤、港，准备开创新的文化出版事业。在从上海迁来香港的《立报》馆里，邂逅了主编萨空了先生，当时茅盾正在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并且在上面刊登了长篇连载小说《你往哪里跑》。 萨空了告诉我父亲，茅盾就住在九龙的太子道，是一栋旧楼房的第四层，萨询问我父亲是否有兴趣去拜访一下。我父亲表示，倘若茅盾不高兴有人去见他，不但会碰钉子，而且会弄得很难为情的。萨空了当即拿起电话和茅盾通了话，回头告诉我父亲，茅盾先生很欢迎他去谈谈。
于是，我父亲喜出望外，立即赶赴九龙，却不料错乘了油麻地的渡轮，登岸的地点虽然也是太子道，但却是在另外的一头，结果几百家门面的山路，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九龙的屋宇特别宽大，依山而筑，疏疏落落。相距很远才仅仅只有一个门牌号码。
茅盾的家坐落在广九铁路的一座大铁桥旁边，屋里的布置很是精美雅致。两人握手落座以后，因为我父亲耳朵从小失聪，茅盾先生就拿出纸来笔谈。主要是茅盾先生向我父亲询问，上海文艺界和部分作家的近况。足足交谈了一个多钟头，方始告辞。出门的时候，天色黯淡，暮霭沉沉，眼前的香港已是华灯初上、灯红酒绿的光景了。
1942年春，当时的《东南日报》误报了茅盾先生在日寇攻占香港的战争中遇难的消息。于是，我父親在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十日刊上，匆匆执笔用“危月燕”的笔名，发表了《记谣传在港遇难的茅盾先生》，以示哀悼。结果却闹了一个消息不确的大笑话。
“文革”结束，茅盾先生在上海的《收获》杂志的复刊号上发表了《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文。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从事古籍研究的我父亲读完此文，认识到茅盾先生将唐朝的两个韦应物混为一谈了，于是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与茅盾先生商榷》的文章，内容简述如下：
韦应物是出生在西安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属关陇贵族集团，晚年做过左司郎中和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或韦左史。所作之诗清微远淡，似不食人间烟火。
白居易说他“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朱熹评论他的诗“无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气象”。刘辰翁说他“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如石，日晏忘归”。明朝王世贞说他的诗“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
然而，这样一位诗人，新、旧《唐书》都不为他立传，以致使得后人无法窥察他的身世。偏偏在他死后，又有一位同姓同名的韦应物出现，而很多人没有经过细微的洞察，错误的将这二人“合二为一”，把两个人当作了一个人。
从宋代《寓简》的作者沈作诘开始，他为韦应物作的补传就犯了李代桃僵的错误。清代纪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误传误。直到千载以后的今天，茅盾同志还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可见，这一个双包案实在误人不浅。
茅盾同志因为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又因为他俩都做过苏州刺史，而联想到韦应物，进而探索韦的身世，用意很好。但他轻信了纪昀在《四库提要》之中所录的姚宽《西溪丛语》内沈作诘的话，又没有查核今本《西溪丛语》与纪昀所见本子的差别，以致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原来，今本《西溪丛语》并没有沈作诘代韦应物作的补传，所载的是姚宽根据韦应物诗中的自叙，以及他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代韦应物作的一篇小传。这篇小传叙述虽然不免凌乱，但考证却相当详尽。姚宽在文章中提到韦应物最后的仕历是左司郎中和苏州刺史，并且指出“官称止如此”。显然是有鉴于沈作诘所说的，韦应物罢苏州刺史以后，还曾经做过太仆少卿、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等官职的错误，特别加以纠正的。当然姚宽也有错误，他将韦应物说成是洛阳人，其实应该是京兆长安人。
姚宽说韦应物罢官以后，寓居在苏州永定精舍。韦曾经在《寓居精舍》的诗中，叹息自己家贫无法筹措路费，不能回归京城，只能够租田督促子弟耕种自给。他却远离名利角逐之场，不撄是非，哪里还会再到京城去做太仆少卿、御史中丞，并出为江淮留后呢？
那么，沈作诘怎么会出错的，他所强加于韦应物后半段的仕历，是捏造还是事实呢？原来当时有两个韦应物，一个是左司郎中的韦苏州，一个是太仆少卿和御史中丞的韦应物。古人同名同姓的很多，但因为不同时，所以不会搞错。唯有唐人不然，往往同名同姓还同时。韩翃当时就有两个，以至于唐德宗授官时，特别批示：“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
韦应物的情况略有不同，两人并不同时，当时也没有搞错，但因为时代接近，难免引起了后世的误会。沈作诘也明白，把生活在玄宗天宝年间的韦应物，和文宗大和年间的韦应物合二而一，未免有些牵强，只好杜撰一个结尾说：“年九十余，不知其所终。”以求自圆其说。却没有想到，九十七岁的韦应物，刘禹锡还会举荐他作苏州刺史来自代么？
宋朝范成大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吴郡志》中考证说：“禹锡所荐，或别是一人。”明胡震亨也在《唐音癸签》中指出：“则应物殁已久矣，当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近人岑仲勉也在《唐集质疑》中说：“是知前后两应物，并非同人，诗人未尝登遐龄至百余岁也。”
我父亲在文章的最后指出：韦应物的卒年，当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茅盾同志没有从两个韦应物上去考虑问题，可谓智者千虑之一失。
事后，我听父亲提及，文章发表以后，他曾经将这篇争辩文章，托当时在上海书店工作、后来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茅盾的外甥女孔海珠（孔另境之女），转交给茅盾先生。
这场讨论完全是学术性质的，但是也提供了如何比堪古籍、充分占有资料的经验教训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