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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全国“两会”既是新闻的聚焦之地，也是民间传情达意、影响政策的关键场所。那些致力于政策倡导的民间组织、有着一致诉求的特殊群体自然不会错过这种绝佳机会。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游说，用尽各种方法，只求能争得一点参政议政的话语权。其间的千姿百态，是公益圈里“不得不说的事儿”；途中的酸甜苦辣，唯有付出过方能体会。
今年最早抛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王名，一上会就成为焦点。在他的言论在网络上贴出不到半天的时间里，点击率就达到了3万多。有关生育政策的提案，他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已经连续提了三年。不过，熟悉圈内情况的人都知道，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的王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NGO在“两会”里的代言人。
代言人：王名的10年提案路
王名与NGO结缘甚早，1998年，他就开始关注NGO，其所在的清华NGO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研究所之一。他在不少民间机构中有理事身份，与NGO天然成为了盟友，为他陆续帮助NGO关注的话题提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缺乏影响决策的NGO们，在得知王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后，常常扑上来找他帮忙。
起初，他会让这些NGO将提案的样本写好给他，包括提案的缘由、存在问题、建议以及参考资料。例如绿家园的怒江大坝停止修建、消除乙肝歧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基金会税收优惠，以及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有关艾滋病的提案，都是王名帮助NGO提交的。
如今，轻车熟路的他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搞掂一份提案。在记者采访前一晚，王名刚刚完成了一份有关“读写障碍”的提案。今年初，作为增爱基金会的理事，王名资助了一家名叫乐朗乐读的关注读写困难群体的民间组织，该组织请他在两会上呼吁。在拿到相关素材，并对读写障碍群体做了调查之后，他的010号政协提案正式出炉。
据统计，在过去10年里，王名一共提了44个提案，类似这样NGO提供素材经由他改写为政协提案的至少有15个。最近他还将这些提案进行了汇编，集册成书《建言者说：十年政协提案小集》，以此来总结他的政协十年之路，“希望为其他委员或代表有所借鉴。”对这些提案所能带来的效果，王名觉得，除了能影响政府，提案本身也能影响公众表达民意，达成共识。
名人效应：“红人”郭建梅的喜与忧
这几天郭建梅一直在忙着找政协委员递交提案。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头上顶过几个有分量的光环，包括“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等。她的名字在圈内几乎无人不晓。名声带来一些便利，政策倡导向来是郭建梅和旗下的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工作。这些年郭建梅在利用“两会”平台表达意见，也总有代表愿意和她这个“明星人物”走得近些，而她也愿意花时间与这些“喉舌”经营关系。
2012年的“两会”，郭建梅一共找到了4个委员去递交提案。这个数字在不少NGO眼里已经非常“幸运”。更令郭建梅高兴的是，知名度颇高的委员杨澜，还曾发表一些关注女性权益的言论，在郭建梅颇为关注的“反家暴立法”上杨澜也表示支持。不过，今年的情况似乎有些严峻。郭建梅手头上一共准备了6个提案，内容涉及反家暴立法、农村妇女土地权、女性同龄退休、女性遭遇教育歧视和就业歧视等问题。仅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教授孙晓梅给了明确答复。孙晓梅是郭建梅的“老搭档”。去年，孙就曾帮助郭建梅递交了强制性规定增加公共厕所中女厕位比例的提案。由于理念上高度认同，今年再度携手自然不在话下。
眼下最难的是游说那些首次合作的“新面孔”。“他们总说手头上的提案太多了。”妇女界、法律界、社会界是三个较为容易撬动的资源，那些能够被郭建梅说服的代表大多来自这里。因为丈夫是作家刘震云，郭建梅在文艺界和艺术圈里也有不少人脉。今年她也曾试着去找过两个文艺圈的朋友，对方却对“女权”问题一点也不感冒。“他们说手头上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更重要。”几句话就把郭建梅打发了，她很是失望。
技术控：“大爱清尘”微博造势
“我特意从网上找了‘良心’两个字的图，发了条微博。”2月20日，王克勤在微博上为“寻找良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疾呼。每次发微博王克勤总要字斟句酌，一条不足140字的微博，有时要耗费1个小时。在媒体摸爬滚打多年的王克勤深知，每年两会正是一个争取媒体关注度的绝好时机。“‘大爱清尘’里就数我人脉广，而委员和代表们握有那么多资源，我不去联系谁去联系？”习惯了监督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调查记者，现在却要想方设法接近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对于王克勤而言，这种由记者向公益人的身份转换，也是一种挑战。
去年两会期间，王克勤就曾寻找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尘肺病人发言，但最终只找到一两位。发微博对王克勤而言，是“被逼出来的”。而今，微博晋升为新媒体时代的“利器”，从救助尘肺病人开始，微博就成为王克勤宣传发动的“主战场”。
2月20日，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转发微博并表态愿意代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及肺病专家，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两天之后，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在微博上表示，他会将《关于切实解决尘肺病农民工医疗和生活救助问题的建议》带到全国。3月5日，谢子龙与王克勤见面，会商议案纲要。
3月6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空隙，王克勤忙着接电话、收发微博，忽然说道：“等等！这有一封重要的私信！”原来是山东编剧、全国人大代表赵东苓发来的：“王先生，我已经到会，关于尘肺病我可以做些什么？”留言时间是3月2日17：35。他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代表发送材料，并邀请其在妇女节到来之际探访北京的女尘肺病人。“我们一直在计划，请两会的女代表、委员探访女尘肺病人，但没想到那么多代表、委员响应。”。
截至3月7日15：00，回应“大爱清尘”的两会代表、委员数量早已数倍于王克勤的预期。
搭便车：SEE搭上两会“直通车”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由企业家发起，我们的会员当中担任两会代表、委员的有十来个。”SEE公益项目总监郭霞告诉南都记者，“一般来说，万总作为第一提案人，其他人联署。”她口中的“万总”是雅昌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万捷。2005年，万捷加入阿拉善生态协会。这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组织，其发起人均为中国企业家，王石、冯仑、刘晓光、张朝阳等。目前SEE已拥有会员200多名。握有大量商界精英的SEE就像搭上了一辆“直通车”，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两会”中的话语权。
2008年，万捷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继续连任。从2009年起，他就建议SEE为其“出谋划策”，提些环保方面的提案。当时，SEE团队并不清楚如何写提案。郭霞笑道，第一年提了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提案，“很宏观，专业性不够，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建议。”后来SEE主动找到负责城市垃圾管理的住建部，与处长见面沟通。“他暴跳如雷！当年垃圾反焚烧运动如火如荼，他说我们是在添乱，还说这不是住建部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可是，不打不相识，自此之后，双方反倒交上了朋友，那名处长后来还会参加SEE的垃圾项目。随后，万捷和SEE团队积累经验。“问题越来越聚焦，一个提案就提一个具体问题。”现在，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万捷都会与团队商议。SEE拟提案时擅长分析问题，而万捷则能从政府及企业的角度提出建议，确保提案有的放矢。2011年，万捷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推广垃圾分类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
今年SEE的重心放在“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王石还专门找到TCL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他并非SEE的会员。“他特别积极，自己先拟了一稿，不过最后还是采用了我们的版本。”3月8日晚上，SEE举办“民间环保提案媒体交流会”，万捷继续充当“游说者”，游说更多企业界、媒体界和环保界的朋友支持参与。
奇招派：“弱议题”全靠“怪”方法
阿强服务的同性恋亲友会一直希望能在“两会”上递交一份关于“同性婚姻立法”的提案。他很清楚，与环保、经济、教育相比，“同性恋”议题很难挤上议事日程，对委员来讲，事情多少有些“敏感”。
一个月前，阿强就开始蠢蠢欲动。他先后在微博上@过十几名代表，结果无一人回复。他又给广东籍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打电话。2010年，朱曾在广东省“两会”上建议，在广东先试点，由政府对具有民事关系的“同性伴侣”进行登记，未被采纳。这一回，朱列玉换了口风，说自己还没想好。实际上，朱列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明确表示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不打算提交相关立法提案。
遇到尴尬的不止阿强一人。著名学者李银河每年都坚持在两会期间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每次都不了了之。但阿强没有放弃，他打算另辟蹊径。
2月底，在北京和广州，同性恋亲友会先后策划了两对“拉拉”婚礼（女同性恋者的习惯称谓），在“亲友团”的陪同下，到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虽然被拒，却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后，阿强又继续支持广州大学生梁文辉给百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号召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或附议同性婚姻议案。3月初，15对同性伴侣在广州被安排约见了知名律师，商讨同性婚姻问题，面对同性伴侣们的倾诉，律师们第一次受到了冲击。这些场外的声音，未能传递到场内，却成功吸引了公众眼光。
同样喜欢剑走偏锋的还有行动亚洲动物保护团队。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张媛媛一直希望能在国内推动“零皮草”项目。这同样是个“弱议题”。张媛媛也托人找地方人大代表，希望能提一个动物保护的提案，可惜收效甚微。
缺乏足够资源，对参政议政也失去了信心，张媛媛索性放弃了继续寻人的计划。不过，深谙媒体规律的她是不会放过“两会”这个宣传热点的。他们想出的噱头是——监测两会代表衣着情况，同时发布“今年上会、不穿皮草”的倡议。虽不能直接掌握话语权，却可以督促有话语权的人，也算是隔山打牛。
专业路径：一群公民尝试“立法”
80多页的立法建议书、92条“法条”、1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0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46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用了两年时间最终取得的结果。在今年的“两会”上，解焱相信这份《自然保护地法》将影响中国自然领域的立法进程。
去年2月5日，解焱动用了一切努力希望叫停《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她还申请了一个国际基金，联合多名专家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这个临时组织几乎成为了专为今年“两会”打造的作战指挥部。经过动员，近100位来自生态、法律、政策研究、管理、公民建设、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学者、NGO工作者甚至政府人员被吸纳了进来。成员们召开过十几场会议，经过难以计数的修改，拿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建议书。有人甚至认为这份建议书的专业程度可以直接用作立法“草案”。
《自然保护地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要是能够为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做贡献的，无论是政府、企业、NGO或社区都可以吸纳进来。而《自然遗产保护法》只把范围限定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态服务的功能，也不能解决生态退化问题，这是解焱反对的关键。
此后，解焱和团队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始了漫长的游说之路。他们给十几个国家部委的有关司局发信，邀请他们开“部委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又利用新媒体，在微博上发声，给近数千人群发邮件。团队还动员所有能动员的力量，请代表、委员给国家“捎话”，并一度采用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先是在每个省里选出一个总代表，再派总代表去游说当地的代表团，集齐30个人的签名。在两会前，解焱已经获得了10个省代表团近300名代表的支持。她的顶头上司给她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还按照格式，帮他们修改过草拟的“议案”。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也明确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努力终于有了一点成果。“去年《自然遗产保护法》如果通过了三次审议就可能通过，但实际一次审议会议都没有上。我觉得跟我们的反对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解焱希望，最好的结果是今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能够启动调研工作，到2015年能够把法律颁布出来。
今年最早抛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王名，一上会就成为焦点。在他的言论在网络上贴出不到半天的时间里，点击率就达到了3万多。有关生育政策的提案，他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已经连续提了三年。不过，熟悉圈内情况的人都知道，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的王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NGO在“两会”里的代言人。
代言人：王名的10年提案路
王名与NGO结缘甚早，1998年，他就开始关注NGO，其所在的清华NGO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研究所之一。他在不少民间机构中有理事身份，与NGO天然成为了盟友，为他陆续帮助NGO关注的话题提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缺乏影响决策的NGO们，在得知王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后，常常扑上来找他帮忙。
起初，他会让这些NGO将提案的样本写好给他，包括提案的缘由、存在问题、建议以及参考资料。例如绿家园的怒江大坝停止修建、消除乙肝歧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基金会税收优惠，以及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有关艾滋病的提案，都是王名帮助NGO提交的。
如今，轻车熟路的他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搞掂一份提案。在记者采访前一晚，王名刚刚完成了一份有关“读写障碍”的提案。今年初，作为增爱基金会的理事，王名资助了一家名叫乐朗乐读的关注读写困难群体的民间组织，该组织请他在两会上呼吁。在拿到相关素材，并对读写障碍群体做了调查之后，他的010号政协提案正式出炉。
据统计，在过去10年里，王名一共提了44个提案，类似这样NGO提供素材经由他改写为政协提案的至少有15个。最近他还将这些提案进行了汇编，集册成书《建言者说：十年政协提案小集》，以此来总结他的政协十年之路，“希望为其他委员或代表有所借鉴。”对这些提案所能带来的效果，王名觉得，除了能影响政府，提案本身也能影响公众表达民意，达成共识。
名人效应：“红人”郭建梅的喜与忧
这几天郭建梅一直在忙着找政协委员递交提案。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头上顶过几个有分量的光环，包括“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等。她的名字在圈内几乎无人不晓。名声带来一些便利，政策倡导向来是郭建梅和旗下的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工作。这些年郭建梅在利用“两会”平台表达意见，也总有代表愿意和她这个“明星人物”走得近些，而她也愿意花时间与这些“喉舌”经营关系。
2012年的“两会”，郭建梅一共找到了4个委员去递交提案。这个数字在不少NGO眼里已经非常“幸运”。更令郭建梅高兴的是，知名度颇高的委员杨澜，还曾发表一些关注女性权益的言论，在郭建梅颇为关注的“反家暴立法”上杨澜也表示支持。不过，今年的情况似乎有些严峻。郭建梅手头上一共准备了6个提案，内容涉及反家暴立法、农村妇女土地权、女性同龄退休、女性遭遇教育歧视和就业歧视等问题。仅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教授孙晓梅给了明确答复。孙晓梅是郭建梅的“老搭档”。去年，孙就曾帮助郭建梅递交了强制性规定增加公共厕所中女厕位比例的提案。由于理念上高度认同，今年再度携手自然不在话下。
眼下最难的是游说那些首次合作的“新面孔”。“他们总说手头上的提案太多了。”妇女界、法律界、社会界是三个较为容易撬动的资源，那些能够被郭建梅说服的代表大多来自这里。因为丈夫是作家刘震云，郭建梅在文艺界和艺术圈里也有不少人脉。今年她也曾试着去找过两个文艺圈的朋友，对方却对“女权”问题一点也不感冒。“他们说手头上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更重要。”几句话就把郭建梅打发了，她很是失望。
技术控：“大爱清尘”微博造势
“我特意从网上找了‘良心’两个字的图，发了条微博。”2月20日，王克勤在微博上为“寻找良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疾呼。每次发微博王克勤总要字斟句酌，一条不足140字的微博，有时要耗费1个小时。在媒体摸爬滚打多年的王克勤深知，每年两会正是一个争取媒体关注度的绝好时机。“‘大爱清尘’里就数我人脉广，而委员和代表们握有那么多资源，我不去联系谁去联系？”习惯了监督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调查记者，现在却要想方设法接近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对于王克勤而言，这种由记者向公益人的身份转换，也是一种挑战。
去年两会期间，王克勤就曾寻找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尘肺病人发言，但最终只找到一两位。发微博对王克勤而言，是“被逼出来的”。而今，微博晋升为新媒体时代的“利器”，从救助尘肺病人开始，微博就成为王克勤宣传发动的“主战场”。
2月20日，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转发微博并表态愿意代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及肺病专家，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两天之后，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在微博上表示，他会将《关于切实解决尘肺病农民工医疗和生活救助问题的建议》带到全国。3月5日，谢子龙与王克勤见面，会商议案纲要。
3月6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空隙，王克勤忙着接电话、收发微博，忽然说道：“等等！这有一封重要的私信！”原来是山东编剧、全国人大代表赵东苓发来的：“王先生，我已经到会，关于尘肺病我可以做些什么？”留言时间是3月2日17：35。他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代表发送材料，并邀请其在妇女节到来之际探访北京的女尘肺病人。“我们一直在计划，请两会的女代表、委员探访女尘肺病人，但没想到那么多代表、委员响应。”。
截至3月7日15：00，回应“大爱清尘”的两会代表、委员数量早已数倍于王克勤的预期。
搭便车：SEE搭上两会“直通车”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由企业家发起，我们的会员当中担任两会代表、委员的有十来个。”SEE公益项目总监郭霞告诉南都记者，“一般来说，万总作为第一提案人，其他人联署。”她口中的“万总”是雅昌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万捷。2005年，万捷加入阿拉善生态协会。这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组织，其发起人均为中国企业家，王石、冯仑、刘晓光、张朝阳等。目前SEE已拥有会员200多名。握有大量商界精英的SEE就像搭上了一辆“直通车”，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两会”中的话语权。
2008年，万捷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继续连任。从2009年起，他就建议SEE为其“出谋划策”，提些环保方面的提案。当时，SEE团队并不清楚如何写提案。郭霞笑道，第一年提了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提案，“很宏观，专业性不够，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建议。”后来SEE主动找到负责城市垃圾管理的住建部，与处长见面沟通。“他暴跳如雷！当年垃圾反焚烧运动如火如荼，他说我们是在添乱，还说这不是住建部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可是，不打不相识，自此之后，双方反倒交上了朋友，那名处长后来还会参加SEE的垃圾项目。随后，万捷和SEE团队积累经验。“问题越来越聚焦，一个提案就提一个具体问题。”现在，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万捷都会与团队商议。SEE拟提案时擅长分析问题，而万捷则能从政府及企业的角度提出建议，确保提案有的放矢。2011年，万捷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推广垃圾分类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
今年SEE的重心放在“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王石还专门找到TCL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他并非SEE的会员。“他特别积极，自己先拟了一稿，不过最后还是采用了我们的版本。”3月8日晚上，SEE举办“民间环保提案媒体交流会”，万捷继续充当“游说者”，游说更多企业界、媒体界和环保界的朋友支持参与。
奇招派：“弱议题”全靠“怪”方法
阿强服务的同性恋亲友会一直希望能在“两会”上递交一份关于“同性婚姻立法”的提案。他很清楚，与环保、经济、教育相比，“同性恋”议题很难挤上议事日程，对委员来讲，事情多少有些“敏感”。
一个月前，阿强就开始蠢蠢欲动。他先后在微博上@过十几名代表，结果无一人回复。他又给广东籍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打电话。2010年，朱曾在广东省“两会”上建议，在广东先试点，由政府对具有民事关系的“同性伴侣”进行登记，未被采纳。这一回，朱列玉换了口风，说自己还没想好。实际上，朱列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明确表示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不打算提交相关立法提案。
遇到尴尬的不止阿强一人。著名学者李银河每年都坚持在两会期间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每次都不了了之。但阿强没有放弃，他打算另辟蹊径。
2月底，在北京和广州，同性恋亲友会先后策划了两对“拉拉”婚礼（女同性恋者的习惯称谓），在“亲友团”的陪同下，到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虽然被拒，却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后，阿强又继续支持广州大学生梁文辉给百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号召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或附议同性婚姻议案。3月初，15对同性伴侣在广州被安排约见了知名律师，商讨同性婚姻问题，面对同性伴侣们的倾诉，律师们第一次受到了冲击。这些场外的声音，未能传递到场内，却成功吸引了公众眼光。
同样喜欢剑走偏锋的还有行动亚洲动物保护团队。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张媛媛一直希望能在国内推动“零皮草”项目。这同样是个“弱议题”。张媛媛也托人找地方人大代表，希望能提一个动物保护的提案，可惜收效甚微。
缺乏足够资源，对参政议政也失去了信心，张媛媛索性放弃了继续寻人的计划。不过，深谙媒体规律的她是不会放过“两会”这个宣传热点的。他们想出的噱头是——监测两会代表衣着情况，同时发布“今年上会、不穿皮草”的倡议。虽不能直接掌握话语权，却可以督促有话语权的人，也算是隔山打牛。
专业路径：一群公民尝试“立法”
80多页的立法建议书、92条“法条”、1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0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46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用了两年时间最终取得的结果。在今年的“两会”上，解焱相信这份《自然保护地法》将影响中国自然领域的立法进程。
去年2月5日，解焱动用了一切努力希望叫停《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她还申请了一个国际基金，联合多名专家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这个临时组织几乎成为了专为今年“两会”打造的作战指挥部。经过动员，近100位来自生态、法律、政策研究、管理、公民建设、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学者、NGO工作者甚至政府人员被吸纳了进来。成员们召开过十几场会议，经过难以计数的修改，拿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建议书。有人甚至认为这份建议书的专业程度可以直接用作立法“草案”。
《自然保护地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要是能够为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做贡献的，无论是政府、企业、NGO或社区都可以吸纳进来。而《自然遗产保护法》只把范围限定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态服务的功能，也不能解决生态退化问题，这是解焱反对的关键。
此后，解焱和团队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始了漫长的游说之路。他们给十几个国家部委的有关司局发信，邀请他们开“部委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又利用新媒体，在微博上发声，给近数千人群发邮件。团队还动员所有能动员的力量，请代表、委员给国家“捎话”，并一度采用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先是在每个省里选出一个总代表，再派总代表去游说当地的代表团，集齐30个人的签名。在两会前，解焱已经获得了10个省代表团近300名代表的支持。她的顶头上司给她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还按照格式，帮他们修改过草拟的“议案”。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也明确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努力终于有了一点成果。“去年《自然遗产保护法》如果通过了三次审议就可能通过，但实际一次审议会议都没有上。我觉得跟我们的反对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解焱希望，最好的结果是今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能够启动调研工作，到2015年能够把法律颁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