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兵：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你曾有过不短时间的诗人生涯。你自己说过，转行是因为诗歌对现实的承载力不如小说。不过诗人转行写小说通常都会有对文字的洁癖，无法忍受粗粝，你的小说语言恰恰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留恋吗？或者说，早期的诗歌训练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未来还会重返诗歌的园地吗？
常芳：谈到诗歌，我先讲一个自己的读书体会。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对其弟子们最大的褒扬就是“始可与言诗”。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多次。为什么孔子对诗歌如此看重，并且把这当做一个人的禀赋和造诣高度。孔子所说的诗，是指诗三百篇，就是《诗经》，这些诗篇不仅仅是可以吟唱的诗篇，也是史学和哲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既是民族史，也是国家史。诗篇里有爱有怨，有战争有和平，有国家大义，有爱恨情仇，有对世界的思考，也有对人生的憧憬，虽短短四言，却言简意赅，微言大义。所以说作为汉语文学的开端，诗经已经是巅峰，后世的文人墨客虽然在诗的园地努力开垦，左冲右突，也无法达到这一高度。诗歌写作对一个人的文字锻炼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诗歌对人生的启发与训练更重要，包括对世界的独立观察，对事物的敏锐把握。
在写小说之前，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内心里的确一直都让自己像个纯粹的诗人那样，在心无旁骛地热爱着写诗。那时候，我哥哥带着他的同事或是朋友到我们家里去，给他们介绍我时，他总是要开着我的玩笑，笑着说：“这是我小妹妹，是个诗人，整天在装模作样地写诗。”现在想想，那十几年里，尽管没有写出几首值得称道的诗歌，但漫长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语言的训练，对我现在的小说创作，肯定是有所帮助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帮助应该不止是在语言上，包括小说创作中一些细节的呈现和意境的营造，都会因为曾经的这种诗歌创作的经验和经历，在下意识里，就会将一些诗意的东西夹带出来，不知不觉地掺杂在其中了。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诗歌就像一块我耕耘的土地里生长旺盛的野菜野草，春天里，我从那块土地中挖掘着鲜嫩的野菜，采摘过缤纷的鲜花；后来我在这块土地里播种上了其他庄稼，并且努力地不让那些野菜野草再成为这块土地里的主角，但是，它们却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在庄稼们中间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存在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对于我，早期的诗歌训练之于现在的小说创作，或许也像书法舞蹈等领域中里常说的童子功一样，举手投足间，所有的痕迹，都会如影随形地容纳在其中了。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诗歌对于我，从心底里来说，单就形式上，应该不存在是否重返的问题。在写小说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诗歌的创作，虽然数量上特别少，一年半年里也写不了两首。诗歌就像我的故乡和故乡里的亲人，我现在济南生活，可一年里总会有那么几次，一定要回到老家，回到兄弟姐妹中间去，和他们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会跟丢了魂子一样，生活无状，寝食难安，魂牵梦绕。
马兵：你的第一篇小说《芳邻》关注的是夜总会的小姐，说实话，这种题材并不新鲜，但你把视角对准她们，而且用一种温暖的调性照亮她们，我在里面读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真正的呵护和疼痛。然后在后来的《纸环》等作品中，这种疼痛还有你的呵护总是最打动人的。你自己是如何理解属于女性的疼痛的呢？
常芳：不论从哪个角度和层面来讲，我个人的理解是，在这个强大的世界面前，大多数女性都是处于劣势状态中的。相较于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以及情感模式，几乎都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位置。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女性中，她们有的生活在城市里，有的一直在乡村里生活，但不管她们生活的质量怎么样，也不管她们在她们各自那个家庭中的表面地位如何，都很少是生活的真正主宰者，即便有些人在表面上看似主宰了自己和周围一部分人的生活。假如社会，道德，舆论等方面出现了某种压力，那么这种压力首先就会将矛头指向女性，更多的人并不去问青红皂白。比如《芳邻》里那些夜总会小姐。我们只盯住了招摇过市的她们和她们“肮脏”的生活，却并不去过问，是谁在需要她们和她们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和促使她们过上了这种生活，“热爱”上了这种生活。相信没有一个女人生来就甘愿堕入风尘。另外，我还相信，辱骂这些夜总会小姐最多的，一定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们。原因是需要她们和她们这种生活的男人躲在黑暗处，人们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但小姐们是在黑夜里挑着灯笼走路的。《圣经》里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处置一个犯了奸淫罪的女人的。众人要拿石头砸死这个肮脏的女人。传道路过那里的耶稣看见了，对那些举着石头的人说，如果他们之中哪个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往女人身上扔石头。结果是，再没有一个人敢扔出自己手里的石头砸在那个女人身上。这个故事，也许多少可以解释一点，我对自己小说中那些女性的呵护，以及对于她们疼痛的理解。
马兵：在我看来，新世纪的女性写作相比于1990年代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尖锐性别对立的消隐，你也是如此。刚才说到你笔下的女人，其实你笔下的男人也有不少温柔敦厚者。你是否赞同铁凝和迟子建她们提出的“性别和谐论”“第三性”的主张？
常芳：在我之前写作的过程里，一直还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受成长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过，现在说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似乎有点像前些年警察办案时的有罪推定论。刚才说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尤其是在鲁南一带，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文化熏陶，就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清晰概念，而不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模糊状态。尖锐性别对立的消隐，也许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性别”的消隐或是变异。现在我们就说男人吧。一个男人，他在整个社会和他所处的那个群体之中，尽管他外在的条件看上去多么不“男人”了，但本质的很多东西是一定不会改变的；我们只能看作，他只是暂且没有把他人或者传统意识中一直认为的他该具有的那些本质的属性在最大程度上彰显出来，而是给我们呈现了他的另一面。一个人就像颗切割完美的钻石，他是具有很多个切面的。一个男人的温柔敦厚，实际上和他的其他切割面一样，都只能代表着他众多切面中的一面；而他在某个特定时期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切面，必然也是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只有从这颗钻石的上方俯视着它，看见他全部的切面，我们才算看见了一颗完整的钻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看见的某一个切面，就去做出某种认定。 马兵：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你的小说有两个地标，济南和锦官城，一个是生活多年的城市，一个是遥指的故乡。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有没有想过再开拓一个新地标？
常芳：这两个地标对于我，意义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于现在生活其中的济南，我在作品中呈现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时，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松弛一些，没有那么多的拘泥。但锦官城不行。因为我和许多真正热爱故乡的人一样，故乡情结特别重。而锦官城这个故乡，在我心里又是属于珍藏级别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开拓一个新地标的想法。觉得济南和锦官城这两个地方，还有无限多的珍贵的矿藏，需要我慢慢地深入进去，把那些稀世的宝贝挖掘出来。
马兵：由上一个问题引申出来，你的小说都市情感题材和关涉底层与乡土的题材都不少，这其实在你这个年纪的作家中并不常见。我不知道你出入这两种题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的心理调试？作为读者看来，这两类作品的语言质地和思想题旨都太不一样了？
常芳：我前期的创作中，一直没有把这两种题材仔细区分开。至少在创作心理上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至今好像还没有一座完全意义上彻底同西方文明接轨的城市。所以，即便是生活在北京上海那样大型城市里的人，也免不了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我一直认为，很大一部分人都还没有摆脱农耕文化留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印痕或是胎记。“囤里有粮，心里不慌”，就是最典型的农耕心态。我们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囤积财富，把握权力。都是要紧紧地在手里抓住某些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到放弃，因为农耕使我们与土地的关系太紧密了。一年中或许只有很少的几个日子，我们才会舍得让自己抬起头来，让眼睛离开土地，去仰望一下天空。而且，即便是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也仅仅是因为自己个人的需要。
后来慢慢地把这两种题材分开来写，应该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写作的时候非常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心理调试。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时，那种感觉就是回到了故乡，慢慢地走在故乡的阡陌上，看到从小熟悉的人物风情，听到各种记忆深处的声音，自然而然的，整个语言系统和思维行为系统，就会一齐回到了那里。硬要打个比喻的话，就仿佛把电灯关闭和打开一样。甚至，并不需要开关，像我们伸开手指，或者握起拳头。
马兵：想单独问问你中篇《阿根廷牛排》，这个小说我自己也尝试解读过，在你写作的初衷，“阿根廷牛排”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你很重视小说的意向性，为什么？
常芳：在表面的意义上，“阿根廷牛排”表达了主人公边明古面对社会现实和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挣扎，但在深层的意义来讲，它则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份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一直是民族的脊梁，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连解惑授业、最能代表知识分子形象的“师者”都只为眼前的五斗米折腰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还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即便是那些以“仕”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业，甚至也会“以死相谏”。但在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们都已经忘却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身所该具有的这些起码的品质。
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知识阶层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因为受到这个特殊时代的挤压，以及许多人为制度的束缚，不得不面对一地鸡毛，所谓的责任和担当被有意或无意的消解了，人生必然走向了虚无与虚空。套用昆德拉的小说名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下的知识阶层大部分处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无”的状态，无所信，无所从。这也是当下知识阶层无论在社会科学层面，还是在自然科学层面缺乏原创理论的原因，很少创新，很少突破，其根本就是缺乏了原创精神。我们有时候抱怨，我们今天没有引领一个时代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像金庸小说里写的那样，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已经被时代的“化骨绵掌”击打得粉碎，人生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蝇营狗苟、道貌岸然的境地，学问，道德，乃至文章，都付之东流了，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几乎做不到了。这就是阿根廷牛排的寓意，也是这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画像。
至于小说的意向性，我觉得这是小说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或者属性之一。各种食物在让我们裹腹，满足口欲之外，还会给我们另外的某些享受；衣衫在为了让我们蔽体之外，它也还有另外许多的延伸意义。作为一种精神食粮的小说，它的某种意向性，或许能够引导它的读者，尽快地寻找到他在这个“小世界”中需求的某种痛感和生趣。
马兵：一些评论者也包括我自己认为你的一些小说节奏迂缓，需要沉静才能进入，换言之，就是代入感会比较弱。但是你似乎比较坚持这种风格，出于什么考虑呢？
常芳：这种代入感较弱的问题，我也意识到了，并且尝试着改变过，比如在《北京文学》发表过的一部中篇《死去活来》，节奏就快了很多。但是改着改着，不自觉地就又回到老道路上来了。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的人，不会一下子就走进去，和我现在有严重的脸盲症一样，需要花比别人长得多的时间，才会认清楚一个人的脸。另外呢，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在当下这种文化快餐化，做任何事情都在急吼吼赶路的时代，是需要读它的人坐下来，沉静下来，慢慢品读的。写作品的人需要耐得住寂寞，那么读作品的人也要让心灵安静下来。我是一个崇尚慢生活的人，喜欢优哉游哉的田园风光。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慢慢行走的过程中，才会发现的。比如我们过去乘坐的老式火车，几十公里的时速，车窗外的风景，会一览无遗、甚至是纤毫毕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而现在的高铁，速度二三百公里，我们俯在车窗上朝外看，眼睛看到的就只有一团团交织模糊的色块，其他什么东西也不会分辨出来。
这样表达，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些故事进度快的作品不好。只是喜好的口味不同。有人喜欢简捷的西式牛排披萨，也有人喜欢一道菜就需要炮制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的鲁菜。而我正是那个喜欢鲁菜的人。忘了国外哪位作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请让你的脚步慢一点，等一等你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个高速前进的时代，这句话实在是太精辟了。世界需要有高铁，也需要有围棋艺术。如果一味追求快，世界将会在加速度的狂奔中跌倒，甚至毁灭。 马兵：从《桃花流水》到《第五战区》，也包括《爱情史》，你在长篇小说中所体现的史诗意识让人惊讶，与你中短篇的关怀向度很不一样，这当然与文体的承载容量有关，不过我也很好奇，你对历史的兴趣来自于哪里？
常芳：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类文明的所谓进步，其实就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地重新认识，重新理解，重新发现。所以才要有历史这门学科。西方社会如此，中国的文化更明显。二十四史的形成，就是新兴的王朝对前一个王朝的梳理和反思，一部一部前朝的历史积累起来，就成了二十四史了。历史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又充满谎言，无论是白纸黑字，还是民间流传，都掺杂了作者主观的东西。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追寻历史真相，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而不是人云亦云，尤为重要。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需要去了解，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需要去求证真伪，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责任。
这几部作品之所以具有了你说的这些共同特点，完全是跟它们的题材有关，因为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或许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翻云覆雨的复杂变化，以及个体的人在这种历史变化中自觉不自觉的沉浮。我喜欢截取这些题材来下笔，一是它能够在写作中给予你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间，二是它可以让你站在一个距离它足够远的坐标点上，从容地来考量和描摹它，看见它在更悠远的历史中的位置和体貌。而现实往往因为我们距离它太近，只能让我们做盲人摸象这样的事情。犹如我们置身在一年四季的某个季节之中，面对一棵树木，由于无法透视它在四季轮换过程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便难以看见它在四季中全部的变化。我想我对于历史的兴趣，大致就来自这里，喜欢那些有头有尾的、完整性的事物。
马兵：《第五战区》是不是你迄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至少评论界是有这样的反响。这部作品对你意味着什么？
常芳：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它至少是我从事小说创作十年来，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因为是抗战题材，所以，无论是从小说内容还是写作手法上，对自己都是一次挑战。前面你说到“锦官城”是我遥指的故乡，在这部作品里，应该说我是对“战火中的故乡”做了一次最深情的贴近和回望，它让我重新认识和理解了我生长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男女老少，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革命与战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往往最能代表我们在某些时候的处境和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我对沂蒙山区的认识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而在这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不论是对沂蒙山区的风物人情本身，还是对革命、战争、人性，都有了一种不同与以往的解读。我想把它当做一个坐标点，试着去比对一下，南沂蒙县，甚至锦官城这个弹丸之地，在战争和革命的刀光剑影里，它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这个庞杂的大背景大舞台对它的影响。它是关于革命和战争的一个极小的缩影，但是，它更是一个外延无限的内核。
除了对生活的认识，对写作的认识提高之外，《第五战区》的出版还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对建设临沂阻击战抗战无名烈士陵园的推动。这部小说以1938年临沂阻击战为背景，呈现了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我在沂蒙山区采访了很多抗战老兵，也到临沂市河东区葛沟镇的西安乐村，在村里人的带领下，来到当年草草埋葬的486名国军官兵的墓地凭吊。村头的荒凉墓地，让人一阵阵心寒。村里人告诉我，他们一直想为这些抗战烈士们立个碑纪念，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不了了之。因为我的采访，因为《第五战区》的出版，使村里人重又坚定了信心，他们找到我，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为临沂阻击战中这些壮烈殉国的烈士们建个陵园。我立即联系了媒体记者，并亲自开车带他们去采访，同时联系热心企业捐助资金。很快，抗战烈士埋骨荒野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现在，一座抗战烈士陵园正在筹建中，牺牲在临沂阻击战中的25000多名抗战烈士，将有他们的归宿之地，得到安息。这也是让我倍感欣慰的。在世俗眼光来看，看似无足轻重的写作，也可以对社会有直接的补益，为社会做一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马兵：基督教在你几部长篇中都是很重要的叙事元素，也在救赎的意义上构成潜在的精神背景。那你怎么看待宗教的力量，或者说，宗教对你的历史写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常芳：我对于写作中宗教力量的理解是，它首先让我笔下的一些人物拥有了一个坚强的内在支撑。在《爱情史》里，面对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消失，以及农民身份的消失，锦官城里那些既没有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也不再拥有土地和庄稼、不再是“农民”的人们，突然集体失去了他们的“方向”；包括早些年一心想到城里去，花钱把户口买进城里，后来又回到了锦官城的“异类”小顺，这样自以为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转折面前，同样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小顺才愿意花钱在村子里修建一座教堂，来对抗“城市化”这种“尴尬的时代困境”——“城市化”这句口号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字，但没有人去关注和关心，被城市化了的乡村只是“被城市化”了，它还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被城市化了的农民只是“被城市化”了，只是失去了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但他们还没有被纳入真正的城市体系，享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以及个人生存保障。他们内心的焦虑、需求和变化，更是无人理会。
《桃花流水》中，宗教更是里面人物在战争和无法主宰的命运面前，搭救他们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父亲无力保护妻儿，骨肉支离破碎，时代处于战火的凌乱和瘫痪无序的状态下，他们无法看见上帝，但他们只有相信上帝，才能将他们从水里火里救赎上来。或者，只有上帝慈爱的手，才能在黑夜里安抚他们惊恐不已的躯体和灵魂。而宗教本身，则像一面镜子，它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迁过程。
到了《第五战区》里面，宗教更多是作为一种西方文明，渗透在锦官城的。里面那位来自格拉斯哥的传教士查理先生，不仅给鹿家带来了各种各样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还给锦官城的孩子们打开了另一个窥视西方文明的窗口。他让这些中国乡村的孩子们看到，除了他们现在生活的村庄，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和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有轮船，有地下铁……”尽管这些孩子们还不明白，“地下铁”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精神和谦卑精神是今天的社会所缺乏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今天，人类被突飞猛进的技术所蛊惑，似乎为所欲为，无往而不胜。人的私利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是我们今日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人类对世界、对自然、对同伴，甚至对生命本身，没有了敬畏，没有了谦卑，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不怕坏事做绝，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即使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欧美国家，今天距离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也相去甚远了。我在小说中一再的引入基督教的元素，就是想让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和谦卑精神在读者心中扎根生长，让敬畏和谦卑成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这也许是实现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
马兵：在我看来，作为“70后”的一员，你身上的代际性并不明显，其实这恰说明了代际概念的删繁就简。不过我也好奇，代际的命名对你来说是否构成一种美学的压力？
常芳：我一直认为代际的划分是可有可无的。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所谓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或者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能说清李白杜甫是大唐什么年代的诗人吗？曹雪芹又是清朝的哪一代作家吗？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风骚一时的“才子佳人”，但是往往很不幸的是，时过境迁后都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有正确的心态对待写作，唯一能够证明你的就是你的作品，而不是任何作品之外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如果天天正襟危坐，顾影自怜，甚至刚开始写下一个半通不通的句子就耽想千古流芳，天天把大师挂在嘴上，以不朽为目标，这样的写作者无疑已经背离了写作的本来意义。
值得分析的是，1950年代出生的一批中国作家在1980年代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除了他们个人的天分外，重要的还是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动给他们提供了思考与倾诉的机遇。当社会大众还处在一种失语状态时，他们得以迅速成长，取得了话语权。而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则基本生活在“货币化”的空间里，货币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扭曲，一切都可以拿来娱乐，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一切价值都在消解，无价值好像就是价值，无意义好像就是意义。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的进步，也可以说是可怕的倒退。整个时代似乎都处于“没心没肺”的状态。是什么造成了没心没肺的一代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没心没肺是正常的，如果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都活得没心没肺了，肯定是不正常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无法回避的矛盾，都有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浮泛的时代总会沉淀下来，就像大海有巨浪滔天的时候，一条小鱼即使借助水势和风力跳到半空中，也不会变为一条巨龙，当风平浪静的时候，它还是会跌落水底。所以，即使今天我们公认的一些文学“大师”，或者自己标榜自己写出了不朽之作的大家，也许一样会淹没在时间的沧海中。
马兵：我想再了解你阅读的状况，西方经典文本、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下的作家作品在你的阅读比重中各占多少？能不能告诉我们，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你的床头书又是哪一本？
常芳：我的阅读分精读和浏览两种，西方经典文本和中国古典文学属于精读，数量上应该各占一半吧。当代作家的作品也看一些，基本是浏览的状态。特别有感触的是，这几年重新阅读了19世纪一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后，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文学作品与欧美经典作品之间的距离。像《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红与黑》等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剖析与启迪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晚清民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没有走完批判现实主义要走完的路，反而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玩起了现代和后现代，尤其最近三十年，虽然著作浩繁、花样百出，但大多都是些文字游戏、文字垃圾，致使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处于找不到方向的混乱状态。其实，重回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在作品中正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才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出路。
如果选一部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中国的还是《红楼梦》，西方的还是《堂吉诃德》。这也是我反反复复阅读的床头书。
马兵：如果要你来给写作下一个定义，会是什么？
常芳：诗言志，歌咏言。这是从《诗经》时代就训导我们的写作之路。我特别推崇古人说的“道德文章”四个字，道德在前，文章在后，道德是本，文章是末，无道德无文章。即使你才高八斗，如果道德不存，则文章几废。例子很多，远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宋体字就是大宋宰相秦桧独创的，学富五车的秦桧书法造诣在当时无人比肩，本来应该命名为“秦”体，但是因为其奸佞，后人只好称其书法为宋体。清代更有秦姓后人撰诗曰“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近的，晚清以至民国闻人汪精卫，追求民主共和，更有孤身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篇，但是三十年后面对日寇的侵略，少有填海之志的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日军媾和，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中，建立伪政权，机关算尽，终遭千古唾骂。
所以说，单纯的文学写作只是“小学”之术，其背后是道德在支撑，是大学，是“明明德、亲民、至善”的大学。需要特别警醒的是，我们容易被一些当下的所谓“大师”的伪抒情、伪现实、伪道德、伪理想的东西所迷惑。如何在小学之术中求大学之道，是一个写作者一生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对人生和世界的关怀、担当与责任。
马兵：你平时怎么处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作家的身份是不是会给现实生活带来某种荣耀或者也可能是困扰呢？
常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是孔子教诲我们的，其实也是接着上一个话题来的。无论从本义还是引申义来说，“文”既是文章，也是道德，虽然锦绣华彩，但是以“行”为基础。生活是写作的一部分，因为生活给写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而写作呢，也可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个体的人，他的生活是丰富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作家的身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我每天和那些匆匆走在大街上的形形色色的人一样，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常芳：谈到诗歌，我先讲一个自己的读书体会。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对其弟子们最大的褒扬就是“始可与言诗”。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多次。为什么孔子对诗歌如此看重，并且把这当做一个人的禀赋和造诣高度。孔子所说的诗，是指诗三百篇，就是《诗经》，这些诗篇不仅仅是可以吟唱的诗篇，也是史学和哲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既是民族史，也是国家史。诗篇里有爱有怨，有战争有和平，有国家大义，有爱恨情仇，有对世界的思考，也有对人生的憧憬，虽短短四言，却言简意赅，微言大义。所以说作为汉语文学的开端，诗经已经是巅峰，后世的文人墨客虽然在诗的园地努力开垦，左冲右突，也无法达到这一高度。诗歌写作对一个人的文字锻炼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诗歌对人生的启发与训练更重要，包括对世界的独立观察，对事物的敏锐把握。
在写小说之前，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内心里的确一直都让自己像个纯粹的诗人那样，在心无旁骛地热爱着写诗。那时候，我哥哥带着他的同事或是朋友到我们家里去，给他们介绍我时，他总是要开着我的玩笑，笑着说：“这是我小妹妹，是个诗人，整天在装模作样地写诗。”现在想想，那十几年里，尽管没有写出几首值得称道的诗歌，但漫长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语言的训练，对我现在的小说创作，肯定是有所帮助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帮助应该不止是在语言上，包括小说创作中一些细节的呈现和意境的营造，都会因为曾经的这种诗歌创作的经验和经历，在下意识里，就会将一些诗意的东西夹带出来，不知不觉地掺杂在其中了。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诗歌就像一块我耕耘的土地里生长旺盛的野菜野草，春天里，我从那块土地中挖掘着鲜嫩的野菜，采摘过缤纷的鲜花；后来我在这块土地里播种上了其他庄稼，并且努力地不让那些野菜野草再成为这块土地里的主角，但是，它们却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在庄稼们中间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存在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对于我，早期的诗歌训练之于现在的小说创作，或许也像书法舞蹈等领域中里常说的童子功一样，举手投足间，所有的痕迹，都会如影随形地容纳在其中了。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诗歌对于我，从心底里来说，单就形式上，应该不存在是否重返的问题。在写小说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诗歌的创作，虽然数量上特别少，一年半年里也写不了两首。诗歌就像我的故乡和故乡里的亲人，我现在济南生活，可一年里总会有那么几次，一定要回到老家，回到兄弟姐妹中间去，和他们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会跟丢了魂子一样，生活无状，寝食难安，魂牵梦绕。
马兵：你的第一篇小说《芳邻》关注的是夜总会的小姐，说实话，这种题材并不新鲜，但你把视角对准她们，而且用一种温暖的调性照亮她们，我在里面读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真正的呵护和疼痛。然后在后来的《纸环》等作品中，这种疼痛还有你的呵护总是最打动人的。你自己是如何理解属于女性的疼痛的呢？
常芳：不论从哪个角度和层面来讲，我个人的理解是，在这个强大的世界面前，大多数女性都是处于劣势状态中的。相较于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以及情感模式，几乎都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位置。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女性中，她们有的生活在城市里，有的一直在乡村里生活，但不管她们生活的质量怎么样，也不管她们在她们各自那个家庭中的表面地位如何，都很少是生活的真正主宰者，即便有些人在表面上看似主宰了自己和周围一部分人的生活。假如社会，道德，舆论等方面出现了某种压力，那么这种压力首先就会将矛头指向女性，更多的人并不去问青红皂白。比如《芳邻》里那些夜总会小姐。我们只盯住了招摇过市的她们和她们“肮脏”的生活，却并不去过问，是谁在需要她们和她们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和促使她们过上了这种生活，“热爱”上了这种生活。相信没有一个女人生来就甘愿堕入风尘。另外，我还相信，辱骂这些夜总会小姐最多的，一定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们。原因是需要她们和她们这种生活的男人躲在黑暗处，人们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但小姐们是在黑夜里挑着灯笼走路的。《圣经》里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处置一个犯了奸淫罪的女人的。众人要拿石头砸死这个肮脏的女人。传道路过那里的耶稣看见了，对那些举着石头的人说，如果他们之中哪个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往女人身上扔石头。结果是，再没有一个人敢扔出自己手里的石头砸在那个女人身上。这个故事，也许多少可以解释一点，我对自己小说中那些女性的呵护，以及对于她们疼痛的理解。
马兵：在我看来，新世纪的女性写作相比于1990年代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尖锐性别对立的消隐，你也是如此。刚才说到你笔下的女人，其实你笔下的男人也有不少温柔敦厚者。你是否赞同铁凝和迟子建她们提出的“性别和谐论”“第三性”的主张？
常芳：在我之前写作的过程里，一直还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受成长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过，现在说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似乎有点像前些年警察办案时的有罪推定论。刚才说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尤其是在鲁南一带，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文化熏陶，就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清晰概念，而不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模糊状态。尖锐性别对立的消隐，也许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性别”的消隐或是变异。现在我们就说男人吧。一个男人，他在整个社会和他所处的那个群体之中，尽管他外在的条件看上去多么不“男人”了，但本质的很多东西是一定不会改变的；我们只能看作，他只是暂且没有把他人或者传统意识中一直认为的他该具有的那些本质的属性在最大程度上彰显出来，而是给我们呈现了他的另一面。一个人就像颗切割完美的钻石，他是具有很多个切面的。一个男人的温柔敦厚，实际上和他的其他切割面一样，都只能代表着他众多切面中的一面；而他在某个特定时期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切面，必然也是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只有从这颗钻石的上方俯视着它，看见他全部的切面，我们才算看见了一颗完整的钻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看见的某一个切面，就去做出某种认定。 马兵：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你的小说有两个地标，济南和锦官城，一个是生活多年的城市，一个是遥指的故乡。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有没有想过再开拓一个新地标？
常芳：这两个地标对于我，意义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于现在生活其中的济南，我在作品中呈现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时，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松弛一些，没有那么多的拘泥。但锦官城不行。因为我和许多真正热爱故乡的人一样，故乡情结特别重。而锦官城这个故乡，在我心里又是属于珍藏级别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开拓一个新地标的想法。觉得济南和锦官城这两个地方，还有无限多的珍贵的矿藏，需要我慢慢地深入进去，把那些稀世的宝贝挖掘出来。
马兵：由上一个问题引申出来，你的小说都市情感题材和关涉底层与乡土的题材都不少，这其实在你这个年纪的作家中并不常见。我不知道你出入这两种题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的心理调试？作为读者看来，这两类作品的语言质地和思想题旨都太不一样了？
常芳：我前期的创作中，一直没有把这两种题材仔细区分开。至少在创作心理上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至今好像还没有一座完全意义上彻底同西方文明接轨的城市。所以，即便是生活在北京上海那样大型城市里的人，也免不了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我一直认为，很大一部分人都还没有摆脱农耕文化留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印痕或是胎记。“囤里有粮，心里不慌”，就是最典型的农耕心态。我们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囤积财富，把握权力。都是要紧紧地在手里抓住某些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到放弃，因为农耕使我们与土地的关系太紧密了。一年中或许只有很少的几个日子，我们才会舍得让自己抬起头来，让眼睛离开土地，去仰望一下天空。而且，即便是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也仅仅是因为自己个人的需要。
后来慢慢地把这两种题材分开来写，应该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写作的时候非常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心理调试。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时，那种感觉就是回到了故乡，慢慢地走在故乡的阡陌上，看到从小熟悉的人物风情，听到各种记忆深处的声音，自然而然的，整个语言系统和思维行为系统，就会一齐回到了那里。硬要打个比喻的话，就仿佛把电灯关闭和打开一样。甚至，并不需要开关，像我们伸开手指，或者握起拳头。
马兵：想单独问问你中篇《阿根廷牛排》，这个小说我自己也尝试解读过，在你写作的初衷，“阿根廷牛排”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你很重视小说的意向性，为什么？
常芳：在表面的意义上，“阿根廷牛排”表达了主人公边明古面对社会现实和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挣扎，但在深层的意义来讲，它则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份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一直是民族的脊梁，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连解惑授业、最能代表知识分子形象的“师者”都只为眼前的五斗米折腰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还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即便是那些以“仕”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业，甚至也会“以死相谏”。但在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们都已经忘却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身所该具有的这些起码的品质。
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知识阶层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因为受到这个特殊时代的挤压，以及许多人为制度的束缚，不得不面对一地鸡毛，所谓的责任和担当被有意或无意的消解了，人生必然走向了虚无与虚空。套用昆德拉的小说名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下的知识阶层大部分处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无”的状态，无所信，无所从。这也是当下知识阶层无论在社会科学层面，还是在自然科学层面缺乏原创理论的原因，很少创新，很少突破，其根本就是缺乏了原创精神。我们有时候抱怨，我们今天没有引领一个时代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像金庸小说里写的那样，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已经被时代的“化骨绵掌”击打得粉碎，人生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蝇营狗苟、道貌岸然的境地，学问，道德，乃至文章，都付之东流了，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几乎做不到了。这就是阿根廷牛排的寓意，也是这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画像。
至于小说的意向性，我觉得这是小说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或者属性之一。各种食物在让我们裹腹，满足口欲之外，还会给我们另外的某些享受；衣衫在为了让我们蔽体之外，它也还有另外许多的延伸意义。作为一种精神食粮的小说，它的某种意向性，或许能够引导它的读者，尽快地寻找到他在这个“小世界”中需求的某种痛感和生趣。
马兵：一些评论者也包括我自己认为你的一些小说节奏迂缓，需要沉静才能进入，换言之，就是代入感会比较弱。但是你似乎比较坚持这种风格，出于什么考虑呢？
常芳：这种代入感较弱的问题，我也意识到了，并且尝试着改变过，比如在《北京文学》发表过的一部中篇《死去活来》，节奏就快了很多。但是改着改着，不自觉地就又回到老道路上来了。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的人，不会一下子就走进去，和我现在有严重的脸盲症一样，需要花比别人长得多的时间，才会认清楚一个人的脸。另外呢，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在当下这种文化快餐化，做任何事情都在急吼吼赶路的时代，是需要读它的人坐下来，沉静下来，慢慢品读的。写作品的人需要耐得住寂寞，那么读作品的人也要让心灵安静下来。我是一个崇尚慢生活的人，喜欢优哉游哉的田园风光。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慢慢行走的过程中，才会发现的。比如我们过去乘坐的老式火车，几十公里的时速，车窗外的风景，会一览无遗、甚至是纤毫毕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而现在的高铁，速度二三百公里，我们俯在车窗上朝外看，眼睛看到的就只有一团团交织模糊的色块，其他什么东西也不会分辨出来。
这样表达，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些故事进度快的作品不好。只是喜好的口味不同。有人喜欢简捷的西式牛排披萨，也有人喜欢一道菜就需要炮制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的鲁菜。而我正是那个喜欢鲁菜的人。忘了国外哪位作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请让你的脚步慢一点，等一等你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个高速前进的时代，这句话实在是太精辟了。世界需要有高铁，也需要有围棋艺术。如果一味追求快，世界将会在加速度的狂奔中跌倒，甚至毁灭。 马兵：从《桃花流水》到《第五战区》，也包括《爱情史》，你在长篇小说中所体现的史诗意识让人惊讶，与你中短篇的关怀向度很不一样，这当然与文体的承载容量有关，不过我也很好奇，你对历史的兴趣来自于哪里？
常芳：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类文明的所谓进步，其实就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地重新认识，重新理解，重新发现。所以才要有历史这门学科。西方社会如此，中国的文化更明显。二十四史的形成，就是新兴的王朝对前一个王朝的梳理和反思，一部一部前朝的历史积累起来，就成了二十四史了。历史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又充满谎言，无论是白纸黑字，还是民间流传，都掺杂了作者主观的东西。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追寻历史真相，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而不是人云亦云，尤为重要。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需要去了解，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需要去求证真伪，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责任。
这几部作品之所以具有了你说的这些共同特点，完全是跟它们的题材有关，因为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或许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翻云覆雨的复杂变化，以及个体的人在这种历史变化中自觉不自觉的沉浮。我喜欢截取这些题材来下笔，一是它能够在写作中给予你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间，二是它可以让你站在一个距离它足够远的坐标点上，从容地来考量和描摹它，看见它在更悠远的历史中的位置和体貌。而现实往往因为我们距离它太近，只能让我们做盲人摸象这样的事情。犹如我们置身在一年四季的某个季节之中，面对一棵树木，由于无法透视它在四季轮换过程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便难以看见它在四季中全部的变化。我想我对于历史的兴趣，大致就来自这里，喜欢那些有头有尾的、完整性的事物。
马兵：《第五战区》是不是你迄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至少评论界是有这样的反响。这部作品对你意味着什么？
常芳：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它至少是我从事小说创作十年来，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因为是抗战题材，所以，无论是从小说内容还是写作手法上，对自己都是一次挑战。前面你说到“锦官城”是我遥指的故乡，在这部作品里，应该说我是对“战火中的故乡”做了一次最深情的贴近和回望，它让我重新认识和理解了我生长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男女老少，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革命与战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往往最能代表我们在某些时候的处境和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我对沂蒙山区的认识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而在这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不论是对沂蒙山区的风物人情本身，还是对革命、战争、人性，都有了一种不同与以往的解读。我想把它当做一个坐标点，试着去比对一下，南沂蒙县，甚至锦官城这个弹丸之地，在战争和革命的刀光剑影里，它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这个庞杂的大背景大舞台对它的影响。它是关于革命和战争的一个极小的缩影，但是，它更是一个外延无限的内核。
除了对生活的认识，对写作的认识提高之外，《第五战区》的出版还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对建设临沂阻击战抗战无名烈士陵园的推动。这部小说以1938年临沂阻击战为背景，呈现了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我在沂蒙山区采访了很多抗战老兵，也到临沂市河东区葛沟镇的西安乐村，在村里人的带领下，来到当年草草埋葬的486名国军官兵的墓地凭吊。村头的荒凉墓地，让人一阵阵心寒。村里人告诉我，他们一直想为这些抗战烈士们立个碑纪念，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不了了之。因为我的采访，因为《第五战区》的出版，使村里人重又坚定了信心，他们找到我，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为临沂阻击战中这些壮烈殉国的烈士们建个陵园。我立即联系了媒体记者，并亲自开车带他们去采访，同时联系热心企业捐助资金。很快，抗战烈士埋骨荒野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现在，一座抗战烈士陵园正在筹建中，牺牲在临沂阻击战中的25000多名抗战烈士，将有他们的归宿之地，得到安息。这也是让我倍感欣慰的。在世俗眼光来看，看似无足轻重的写作，也可以对社会有直接的补益，为社会做一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马兵：基督教在你几部长篇中都是很重要的叙事元素，也在救赎的意义上构成潜在的精神背景。那你怎么看待宗教的力量，或者说，宗教对你的历史写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常芳：我对于写作中宗教力量的理解是，它首先让我笔下的一些人物拥有了一个坚强的内在支撑。在《爱情史》里，面对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消失，以及农民身份的消失，锦官城里那些既没有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也不再拥有土地和庄稼、不再是“农民”的人们，突然集体失去了他们的“方向”；包括早些年一心想到城里去，花钱把户口买进城里，后来又回到了锦官城的“异类”小顺，这样自以为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转折面前，同样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小顺才愿意花钱在村子里修建一座教堂，来对抗“城市化”这种“尴尬的时代困境”——“城市化”这句口号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字，但没有人去关注和关心，被城市化了的乡村只是“被城市化”了，它还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被城市化了的农民只是“被城市化”了，只是失去了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但他们还没有被纳入真正的城市体系，享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以及个人生存保障。他们内心的焦虑、需求和变化，更是无人理会。
《桃花流水》中，宗教更是里面人物在战争和无法主宰的命运面前，搭救他们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父亲无力保护妻儿，骨肉支离破碎，时代处于战火的凌乱和瘫痪无序的状态下，他们无法看见上帝，但他们只有相信上帝，才能将他们从水里火里救赎上来。或者，只有上帝慈爱的手，才能在黑夜里安抚他们惊恐不已的躯体和灵魂。而宗教本身，则像一面镜子，它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迁过程。
到了《第五战区》里面，宗教更多是作为一种西方文明，渗透在锦官城的。里面那位来自格拉斯哥的传教士查理先生，不仅给鹿家带来了各种各样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还给锦官城的孩子们打开了另一个窥视西方文明的窗口。他让这些中国乡村的孩子们看到，除了他们现在生活的村庄，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和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有轮船，有地下铁……”尽管这些孩子们还不明白，“地下铁”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精神和谦卑精神是今天的社会所缺乏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今天，人类被突飞猛进的技术所蛊惑，似乎为所欲为，无往而不胜。人的私利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是我们今日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人类对世界、对自然、对同伴，甚至对生命本身，没有了敬畏，没有了谦卑，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不怕坏事做绝，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即使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欧美国家，今天距离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也相去甚远了。我在小说中一再的引入基督教的元素，就是想让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和谦卑精神在读者心中扎根生长，让敬畏和谦卑成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这也许是实现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
马兵：在我看来，作为“70后”的一员，你身上的代际性并不明显，其实这恰说明了代际概念的删繁就简。不过我也好奇，代际的命名对你来说是否构成一种美学的压力？
常芳：我一直认为代际的划分是可有可无的。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所谓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或者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能说清李白杜甫是大唐什么年代的诗人吗？曹雪芹又是清朝的哪一代作家吗？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风骚一时的“才子佳人”，但是往往很不幸的是，时过境迁后都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有正确的心态对待写作，唯一能够证明你的就是你的作品，而不是任何作品之外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如果天天正襟危坐，顾影自怜，甚至刚开始写下一个半通不通的句子就耽想千古流芳，天天把大师挂在嘴上，以不朽为目标，这样的写作者无疑已经背离了写作的本来意义。
值得分析的是，1950年代出生的一批中国作家在1980年代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除了他们个人的天分外，重要的还是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动给他们提供了思考与倾诉的机遇。当社会大众还处在一种失语状态时，他们得以迅速成长，取得了话语权。而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则基本生活在“货币化”的空间里，货币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扭曲，一切都可以拿来娱乐，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一切价值都在消解，无价值好像就是价值，无意义好像就是意义。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的进步，也可以说是可怕的倒退。整个时代似乎都处于“没心没肺”的状态。是什么造成了没心没肺的一代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没心没肺是正常的，如果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都活得没心没肺了，肯定是不正常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无法回避的矛盾，都有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浮泛的时代总会沉淀下来，就像大海有巨浪滔天的时候，一条小鱼即使借助水势和风力跳到半空中，也不会变为一条巨龙，当风平浪静的时候，它还是会跌落水底。所以，即使今天我们公认的一些文学“大师”，或者自己标榜自己写出了不朽之作的大家，也许一样会淹没在时间的沧海中。
马兵：我想再了解你阅读的状况，西方经典文本、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下的作家作品在你的阅读比重中各占多少？能不能告诉我们，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你的床头书又是哪一本？
常芳：我的阅读分精读和浏览两种，西方经典文本和中国古典文学属于精读，数量上应该各占一半吧。当代作家的作品也看一些，基本是浏览的状态。特别有感触的是，这几年重新阅读了19世纪一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后，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文学作品与欧美经典作品之间的距离。像《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红与黑》等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剖析与启迪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晚清民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没有走完批判现实主义要走完的路，反而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玩起了现代和后现代，尤其最近三十年，虽然著作浩繁、花样百出，但大多都是些文字游戏、文字垃圾，致使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处于找不到方向的混乱状态。其实，重回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在作品中正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才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出路。
如果选一部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中国的还是《红楼梦》，西方的还是《堂吉诃德》。这也是我反反复复阅读的床头书。
马兵：如果要你来给写作下一个定义，会是什么？
常芳：诗言志，歌咏言。这是从《诗经》时代就训导我们的写作之路。我特别推崇古人说的“道德文章”四个字，道德在前，文章在后，道德是本，文章是末，无道德无文章。即使你才高八斗，如果道德不存，则文章几废。例子很多，远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宋体字就是大宋宰相秦桧独创的，学富五车的秦桧书法造诣在当时无人比肩，本来应该命名为“秦”体，但是因为其奸佞，后人只好称其书法为宋体。清代更有秦姓后人撰诗曰“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近的，晚清以至民国闻人汪精卫，追求民主共和，更有孤身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篇，但是三十年后面对日寇的侵略，少有填海之志的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日军媾和，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中，建立伪政权，机关算尽，终遭千古唾骂。
所以说，单纯的文学写作只是“小学”之术，其背后是道德在支撑，是大学，是“明明德、亲民、至善”的大学。需要特别警醒的是，我们容易被一些当下的所谓“大师”的伪抒情、伪现实、伪道德、伪理想的东西所迷惑。如何在小学之术中求大学之道，是一个写作者一生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对人生和世界的关怀、担当与责任。
马兵：你平时怎么处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作家的身份是不是会给现实生活带来某种荣耀或者也可能是困扰呢？
常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是孔子教诲我们的，其实也是接着上一个话题来的。无论从本义还是引申义来说，“文”既是文章，也是道德，虽然锦绣华彩，但是以“行”为基础。生活是写作的一部分，因为生活给写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而写作呢，也可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个体的人，他的生活是丰富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作家的身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我每天和那些匆匆走在大街上的形形色色的人一样，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