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漂浮村庄的俯瞰视角，洞里萨湖南岸聚集了大量的漂浮村庄。
　　左页图：Vieng Yang Nang是生活在漂浮村庄Chong Koh的一名渔夫。这个村庄共有3908位村民，居住在750个漂浮的船屋当中。
　　沿着湄公河溯流而下，三干英里的旅行跨越五个国家，在辽阔的三角洲地带，河流分散聚集，潮起潮落。从地图上来看，金边一侧的湄公河上，长出了一根弯弯曲曲的蓝色手指，它就是被称为柬埔寨的心脏的洞里萨湖。在这里，世代居住着一群无主之人。他们被称为柬埔寨越南人。
　　“我一生从未去过越南，也不知道越南在哪里，我问我的祖母，她也不知道。”Hoarith说。他是在洞里萨湖出生长大的第四代越南人，“我就出生在湖口，湖口的河流叫做洞里萨河，连接着湄公河。”他与越南唯一的连接，是他的父母（如果还活着的话）或许已经在越南开始了新的生活。
　　洞里萨湖距离吴哥窟不到一公里，九岁那年，红色高棉闯入了他的生活。他的家人被逮捕后送到山里的劳动营，四个月后，他听长辈说起，“那里每天至少要杀掉十个越南家庭”。幸存下来的人被押运到渡轮上，遣返回越南。路上大概需要五天的时间，在此期间死掉的人，就被扔进河里。
　　在高棉语中，“洞里”意为河流，“萨”意为“淡水”。洞里萨湖独特的水文特征，使得它拥有地球上最肥沃的生态系统之一。每半年，洞里萨湖南部金边的湖水获得补给，雨季到来时，怒涨的湄公河又迫使河水倒灌，一时间湖泊面积足足扩张六倍以上，为土地注入丰厚的养分。数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渔民和农民，都得益于此。
　　同样发生在这片水域上的，还有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流不完的鲜血。过去四个世纪以来，三角洲地带从未停止过物资和劳力交换。1623年，柬埔寨国王迎娶了越南阮朝的六公主，六公主向国王讨得了沿海土地，准许越族难民进入柬埔寨，躲避越南南北朝时期的内战。大量越南人由此进入湄公河三角洲，此地也开始被称为西贡。
　　上图：浮动的娱乐场所，人们正在庆祝协会负责人家的孙子满月。
　　右页图：这家的父亲叫做Ang Teth，母亲叫做Duon Samey今年31岁。两个女儿患有痉挛性癫痫，并且一个失聪，一个眼盲。他们曾分别尝试找过柬埔寨和越南的医生，但他们的努力使他们深陷债务当中。
　　于此地定居的越南人，切断了通往南中国海的商路，许多高棉人从此留在了内陆，由此，他们形成了与高棉人差异明显的民族认同，这一地区被称为“下柬埔寨”。在高棉语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下柬埔寨式的占领，从未得到过宽容。
　　1863年，柬埔寨的边境在成为法属殖民地保护国之后正式确定。法国为了扩大橡胶园的种植规模，再一次打开了柬埔寨的大门，引进了大量越南人，同时吸引西贡受过教育的精英担任行政人员。这一时期，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人口增加了30倍，超过15万人，柬埔寨全国百分之六的人口都是越南人。以至于到1953年，柬埔寨宣布独立时，已经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成为了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山地部落少数民族，以及部分说中文、老挝语和越南语的人。
　　上图：每当佛教节日来临，村民们会进行庆祝活动。通常在鬼节的时候会持续许多天。
　　左页图：一个坐在自制“浮船”上的小孩正在河水中玩耍，村子里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在河面上出生长大最后死去。
　　统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1970年代的政变，使得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人再一次丧失了“公民”的身份，沦为“野蛮人”。极端民族主义之下的仇恨深入人心，人权观察者将这种绵延数代人的仇恨形容为“几乎是病态的”。在金边这样的城市里，越南人开办的公司经常遭到无根据的诽谤，行走在街上的越南人被天然地认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并为此遭到驱赶。
　　在历届执政者的宣传下，柬埔寨人相信“如果我们不拯救我们的国家，再过几年就太迟了，柬埔寨将充满越南人，我们将成为越南人的奴隶”。因此，自1979年开始，在柬埔寨生活的越南人就处于非正常状态下。
　　去水上生活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要更早得多。
　　在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浩特的一份1850年的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那时的吴哥窟附近的水域就已经生活着近两万人口，大约是陆地上的两倍。高棉人和越南人混杂居住其中。
　　在报告中他说，“朝着城市南端走去，我们经过了一个漂浮的城镇，它由大约五百艘船只组成，大多体积庞大，作为商人和其他居民的住所。他们所有的钱财和商品都保存于此，当警报作响时，他们会立刻消失”。
　　一些居住在水上的越南人说，他们在柬埔寨独立初期是拥有少部分土地的，只是为了渔猎方便，才季节性地生活在水面，直到后来世况日下，土地被夺走，才不得已开启漂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則在记忆中根本搜索不到陆地的影子。
　　即便如此，相当多的水上居民依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柬埔寨人，哪怕他们同时拥有越南语和高棉语两种名字。而另一些人则抱有怀疑，在谈到热爱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问题时，他们感到荒谬。 　　“我们是住在水上的人，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捕鱼。”洞里萨湖边上一个清平寺的僧人总结到，“我们原本就四海为家。”
　　事实上，世代交融混杂，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说不清自己的血统到底是否纯正。在屠杀者的名单里，有九万多占族人（Cham）和十万多高棉人，他们的死因是“拥有高棉人的身体，和越南人的头脑”。
　　1998年，在红色高棉最后一次战斗中，当士兵们端着AK-47冲进混居的村庄，不得不在开枪前大喊：“你是Yuon还是高棉人？”（Yuon是柬埔寨越南人的特殊称谓。）
　　在经历了几轮接纳、拒绝、再接纳、再拒绝后，洞里萨湖上生活的越南人学会了像影子一样低调。Hoarith生活的村庄叫做ChongKoh，是上百个漂浮村庄中的一个，每一艘小船就是一个生活场所，有的是杂货店，有的是理发店，还有学校、寺庙、甚至足球场。医院是很难建立的，因此村庄里有许多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终身残疾的人。
　　他们学会了在水上解决大部分困难，包括用竹编的笼子养殖鲤鱼、鲶鱼甚至鳄鱼，笼养的水族可以随时带走，以免池塘养殖被查封时损失惨重。他们也学会了利用有限的盆土，在漂浮的花园单种植盆栽辣椒和木瓜。
　　上图：漂浮村庄上的漂浮墓地，墓碑上刻有越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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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页图：家属们将莲花灯放在河面上，作为献给死者的礼物。
　　大大小小的村庄在迷宫一般的河道上分布，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们要储备足够多的棕榈叶，用以修补墙壁上的破洞。每一户居民都能牢记河道上大型船舶经过的时刻表，他们要在大船到来前退避三舍，以免大船驶过掀起的浪花将船屋倾覆。用Hoarith的话说：“我对洞里萨湖了如指掌。”
　　尽管当局希望这些漂浮的村庄都能一夜之间消失，但他们还是以其独特的生活状态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在一则台湾热门的旅行游记当中，游客这样描述当地人的生活“人生不用奢求什么，简简单单也是一天，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就是这样的生活吧！”
　　而在一位摄影师Alina Fedorenko眼里，这里则恰好满足了她对“家园”这一概念的探索。她出生在苏联，随父母搬到柏林，她的“家园”随后变成了独立国家乌克兰。究竟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和“故乡”，或许只有这群漂浮在水上的“无国籍者”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大多数生活在水面上的柬埔寨越南人如今都成了无国籍者。他们曾经在柬埔寨王国（1953-1970）颁布的1954年国家法令下，获得了柬埔寨公民的身份。但却在红色高棉时期（1976-1979）的大屠杀逃亡后不再被认可。逃亡的人们在1980年代回到柬埔寨时，已经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公民身份了。而政权更迭之下，1954年的国家法令也早已被现在的柬埔寨王国所废除，并由1996年所颁布的更加严格的国民法所取代。
　　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之下，这群人尽管万般辛苦回到柬埔寨，却只能被政府认定为“非法移民”。看似“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浪漫生活之下，是没有身份，无法登记出生和死亡，无法办理任何证件，不能接受医疗、教育，随时可能遭受暴力驱逐的绝望。随着柬埔寨现代化的推进，这种侵犯行为却越来越多。
　　2015年，当地官员为了整治河道，强行驱逐了Hoarith所在的村庄，向下游搬迁一公里以上。Hoarith站出来要求当局支付搬迁费用，却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并被指控为煽动民众抵抗。为此，他蹲了三个月的监狱，直到妻子借了足够多的钱将他保释出来。“我没有犯罪”，他说，“我也有尊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柬埔寨境内生活着大约七万名持有“移民公民身份”官方证件的越南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柬埔寨出生长大的。柬埔寨内政部部长Sat Kheng强调，这些外国人手上曾持有不正确的官方文件，就代表这些官方文件当初并没有在适当的情况下核发。“官方的职能积弱不振，这是源于高层，而非底层的问题。这是国家问题，不是针对特定个人。因此我们决定要来解决它。”
　　解决的办法，是柬埔寨移民局开始采取措施，陆续收回这些人手中的“不正确”文件。“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驱逐或屠杀他们……他们可以回自己的国家。”柬埔寨移民事务部首长Sok Phal说。从2014年4月开始，已经有超过一万名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人被逮捕、遣送出境。“很显然，逮捕七万名非法公民是不现实的，毕竟柬埔寨也没有足够的收容空间。”
　　而在越南方面，越南政府则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促进两国友谊”的筹码，不愿意出手接纳这群流离失所的人们。于是，他们便成为了历史语境下的牺牲者，一群真正的漂泊者。
　　有人用Limbo来形容无国籍者。在拉丁语中，Limbo意为灵薄狱，有边缘和界限的含义。根据罗马天主教神學家的解释，灵薄狱用来安置耶稣基督出生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基督出生后从未接触过福音之逝者。他们的命运无法确定，只有上帝才能定断。
　　这群生活在水上的漂泊者正是世间灵薄狱中的游魂，无根的历史将带他们去向何方，没有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