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追问突尼斯一个失业青年商贩自焚，为什么会演变为令数个政府垮台的中东变局一样，8月4日晚伦敦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在追捕中射杀所引发的骚乱，其背后肯定有处于应激状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只要引燃导火索，已经绷紧的关系体就会以激烈冲突来释放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的压力。
　　这种释放，大体考察下来，有这么三种方式：和平式的暴力，纯暴力的骚乱，以及骚乱方式的革命。和平式的暴力，与圣雄甘地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但坚持非暴力是一样的，属压迫式而非纯粹游行示威的表达式，他们大都通过广场绝食请愿，以人道灾难后果预感来促对方妥协，如印度瑜伽大师绝食敦促政府反腐败；而纯暴力的骚乱，就是直接把不满用暴力宣泄出来，用加害的方式对他人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如南非黑人驱逐津巴布韦非法移民而采取的暴力攻击，澳大利亚海滩白裔与西亚裔之间的种族骚乱，以及此次英伦以偷盗为乐的狂欢式骚乱。而骚乱方式的革命，最终演变成推翻现政府和体制的一场范围更广的暴力革命，如当前利比亚就属这样的状况。
　　西方有个社会危机管理理论，叫做“可控制的骚乱”理论，这等于间接承认了骚乱的社会调节作用。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并非必然静若湖水，而是由社会管理者设计出精巧的社群示威罢工等表达权体系，及早释放压力。为防止释放过程无序，制度就允许存在社群或阶层的自律组织体系，如工会和其他联合会等。假如没有这个社群的代言人，普通人对采用“有控制的骚乱”中所设计的表达方式，不会产生太大的兴趣。
　　西方国家管理者预知到骚乱的不可避免性，也预知骚乱对公私财产及人身安全的威胁，所以一则制定国家赔偿机制，如英国19世纪就制定《骚乱损害法案》，二则强化应急处理和防暴制暴的能力，三则广开诉讼的法律救济渠道，和降低结社组党的门槛。除非具备强烈种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色彩，所有合法组成的党团都会获得登记。
　　所以，仅从骚乱的层面来诊断一个国家或社会“病”重几何，恐怕结论会归于偏颇。巴黎2005年大骚乱够“暴力”，伦敦1985年也爆发过大规模骚乱，美国的数个城市，多以骚乱频繁著称，但在国际社会公布的每年一榜的“失败国家”名单上，欧美依然位于最成功的国家之列。
　　以英国这场骚乱为例，伦敦大都市多以种群社区为单位组成，伦敦贫民圈或市郊大都是移民社区，而英国移民社区多以二战后输入劳力的来自非洲和西亚的移民为主，他们第一代移民为英国基础建设流过汗，而人口变得更庞大的第二代移民却随着教育不足和社会贫富分化而逐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成为“啃福利族”。大凡欧洲国家都有优厚的福利体系，福利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从全球经验来看，英国的社区服务算是做得最成功的。例如伦敦市招募和指派了千名“辅导员”，深入黑人社区，帮助黑人社区发展，失业青年也有失业救济。英国曾拍过一部《无耻之徒》的电影，讲的是全家无一上班挣钱，全靠失业救济金，过着轻松的生活，还生了一大帮子女，而抚养子女的责任又全推给了社会。
　　英国这样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不断上涨的福利需求与国家提供福利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当这些紧张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以一场导致多边痛苦的冲突收场，从而导成新的社会妥协。伦敦之乱，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一个宽容抗议行为的社会，往往会觉得这部分人的声音很强。从某个角度来看，正因为英国有容易释放压力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不满，还处在可以控制之时，就提前爆发，虽然造成了相当的破坏，但断不至于危害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也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执政和国家的认同。所以，我们在关注英国骚乱时，更应该思考如何吸取其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