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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是棋手，负责和“未发生”博弈，因此涉及到世博会的具体业务，大龙从不插手，而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教练”的位置上。
在易为公关公司北京办公室，瑞典人Comelia刚刚摁了下回车，发出了她ThinkPad中第48810封邮件。这个邮箱保留了她10年来的工作“凭证”，自两年前Cornelia加入上海世博会瑞典馆筹备团队那刻起，关于世博会的邮件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装进这个大空间里。
Cornelia是瑞典No.1的公关公司Spring time中国办公室的员工，也是Spring time瑞典世博馆项目六七人小团队中的北京后援。Spring time、易为以及另外一家公司Tiankong三家联合竞标摘得瑞典馆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Cornelia出现在易为办公室的原因。
就在离Cornelia不远的地方，网络组的董琦正在吃同事帮他带回来的汉堡，此时下午两点，他对着电脑屏幕上那张马上要提交给客户的提案狼吞虎咽，还不忘垫了一张纸以防碎屑落到键盘缝里，就在不久以前，世博会新加坡馆网络营销项目启动，他是这个项目中的一员。
最后镜头请给这间办公室的老板大龙。1995年他以一个公关外行人的身份创立了这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拥有宝洁、宜家、保时捷等大品牌客户，他现在马上要去列席一个会议，去会见客户宝洁的人——宝洁也是世博会美国馆的参与方。
“所以你看，易为有三个项目和世博会有关系。最早参与的是瑞典馆的项目，易为和其他两家瑞典公司合作竞标，我亲自参与了前期调查、构思的过程；新加坡馆是基于我们和新加坡旅游局长期愉快的合作，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新加坡馆的公关项目，包括奠基、前期宣传等等，是个长期过程；宝洁是我们的客户，也是美国馆的参与方。我们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建议，看一家企业怎样去共享在两个国家中间的合作。”大龙介绍。他侧坐在那里，让我们奇怪的是，比起采访过的所有世博会参与者，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兴奋。“具体业务我不太清楚。”大龙说，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这个人是老板。老板是棋手，负责和“未发生”博弈。你看过棋手有为一步好棋兴奋的吗?好的棋手活在几步之外，只有看客兴奋，棋手自觉理所当然。大龙说起来真正激动的地方，不是用兵一时，而是用兵一时透出来的养兵千日——那个气氛、那个文化、那个方向。那是考领导的卷子。
涉及到世博会的具体业务，大龙从不插手，他甚至不用知道案子的全貌。“他们天天泡在客户那里，懂得比我深。”大龙说，无论公司有没有世博会项目，大龙的态度都一样，“作为顾问公司的领导，我提供帮助、工具与机会。”
“一个优秀的顾问公司是把责任放在真正影响事情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领导身上。释放责任，但不释放压力。”
当有时候下属平衡不了诸多利益点，压力太大，大龙做的就是拿出耳朵给点儿建议：“他们有时候拿不准两三个方案，问我是否看得出什么破绽。我说这个可能我们几年前做过，不太成功，所以建议在其他两个方案中选一项!”
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统帅，不如说大龙真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教练”的位置上，而且这个教练还教球员“如何让教练教你”，这看起来简单，但着实是个长期的教育过程，其间需要消除每个人对权威的敬畏心态，培养独立的思维、自由自主的意识。创新的氛围需要漫长的孕育，好比抚养孩子，当占据强势地位的大人说“你不能这样”，孩子立刻退缩，瑞典用了50年的时间，让长袜子皮皮这样一个叛逆孩子形象取代那些乖巧可人的孩子榜样，也让每个先天占据“强势”地位的大人头脑自觉意识到平等和尊重的重要。
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再加上从小受到“乖孩子要懂事”的教育，大龙一开始有很多“听话”的员工，他用了很长时间让员工消化掉那种“对老板的毕恭毕敬”，培养员工的主动性和挑战意识。为此他不惜“自导自演”——
“以前我们每周一开例会，都是我在上面讲，大家在底下记笔记。我问‘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大家看着我，‘我们是个参与型的公司，请大家发表意见吧!’我说，大家还是看着我。”大龙模仿一些员工抬头四顾茫然状——每个人都要判断形势才发言。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大龙偷偷找了两个刚进入公司的初级员工，安排他们在例会上专门唱反调，“大龙，我觉得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行，因为……”连着三周后，会议上终于有人提反对意见了。
“我不想做‘跑腿子’公司，”大龙说，“客户说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也可以赚钱，但是我希望做战略合作伙伴。和客户看着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他的脸色、听着指令去做事。”
大龙是个标准的瑞典人，直到今天，对于瑞典他最喜欢的都是阳光，而非大部分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雪山；和所有瑞典人一样，他视厨房为火与热情的象征，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围绕着餐桌展开——兄妹四人一边看母亲做饭，一边写家庭作业，这些记忆和生活经验在构思瑞典馆时都派上了用场。另一面有趣的是，大龙是我们采访世博馆专题中唯一跟我们谈“和谐”的人——“如果一家公司不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就不能拿出一个很好的世博会方案”；说到自己的父母时，他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讲到瑞典馆中的一个陈设，还特别提到了早前习近平参观斯德哥尔摩相关场馆时的评价；易为公司最早的公司Logo就一个太极阴阳鱼，在与好友合著的《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How to success in China)一书扉页上，他签名给我“宋念雅正”。平衡两种文化，平衡老板与员工，平衡眼前和未来，我想这是一个老板不得不时刻思考的长远命题，而世博，只是一次中期考试。
在易为公关公司北京办公室，瑞典人Comelia刚刚摁了下回车，发出了她ThinkPad中第48810封邮件。这个邮箱保留了她10年来的工作“凭证”，自两年前Cornelia加入上海世博会瑞典馆筹备团队那刻起，关于世博会的邮件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装进这个大空间里。
Cornelia是瑞典No.1的公关公司Spring time中国办公室的员工，也是Spring time瑞典世博馆项目六七人小团队中的北京后援。Spring time、易为以及另外一家公司Tiankong三家联合竞标摘得瑞典馆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Cornelia出现在易为办公室的原因。
就在离Cornelia不远的地方，网络组的董琦正在吃同事帮他带回来的汉堡，此时下午两点，他对着电脑屏幕上那张马上要提交给客户的提案狼吞虎咽，还不忘垫了一张纸以防碎屑落到键盘缝里，就在不久以前，世博会新加坡馆网络营销项目启动，他是这个项目中的一员。
最后镜头请给这间办公室的老板大龙。1995年他以一个公关外行人的身份创立了这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拥有宝洁、宜家、保时捷等大品牌客户，他现在马上要去列席一个会议，去会见客户宝洁的人——宝洁也是世博会美国馆的参与方。
“所以你看，易为有三个项目和世博会有关系。最早参与的是瑞典馆的项目，易为和其他两家瑞典公司合作竞标，我亲自参与了前期调查、构思的过程；新加坡馆是基于我们和新加坡旅游局长期愉快的合作，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新加坡馆的公关项目，包括奠基、前期宣传等等，是个长期过程；宝洁是我们的客户，也是美国馆的参与方。我们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建议，看一家企业怎样去共享在两个国家中间的合作。”大龙介绍。他侧坐在那里，让我们奇怪的是，比起采访过的所有世博会参与者，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兴奋。“具体业务我不太清楚。”大龙说，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这个人是老板。老板是棋手，负责和“未发生”博弈。你看过棋手有为一步好棋兴奋的吗?好的棋手活在几步之外，只有看客兴奋，棋手自觉理所当然。大龙说起来真正激动的地方，不是用兵一时，而是用兵一时透出来的养兵千日——那个气氛、那个文化、那个方向。那是考领导的卷子。
涉及到世博会的具体业务，大龙从不插手，他甚至不用知道案子的全貌。“他们天天泡在客户那里，懂得比我深。”大龙说，无论公司有没有世博会项目，大龙的态度都一样，“作为顾问公司的领导，我提供帮助、工具与机会。”
“一个优秀的顾问公司是把责任放在真正影响事情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领导身上。释放责任，但不释放压力。”
当有时候下属平衡不了诸多利益点，压力太大，大龙做的就是拿出耳朵给点儿建议：“他们有时候拿不准两三个方案，问我是否看得出什么破绽。我说这个可能我们几年前做过，不太成功，所以建议在其他两个方案中选一项!”
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统帅，不如说大龙真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教练”的位置上，而且这个教练还教球员“如何让教练教你”，这看起来简单，但着实是个长期的教育过程，其间需要消除每个人对权威的敬畏心态，培养独立的思维、自由自主的意识。创新的氛围需要漫长的孕育，好比抚养孩子，当占据强势地位的大人说“你不能这样”，孩子立刻退缩，瑞典用了50年的时间，让长袜子皮皮这样一个叛逆孩子形象取代那些乖巧可人的孩子榜样，也让每个先天占据“强势”地位的大人头脑自觉意识到平等和尊重的重要。
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再加上从小受到“乖孩子要懂事”的教育，大龙一开始有很多“听话”的员工，他用了很长时间让员工消化掉那种“对老板的毕恭毕敬”，培养员工的主动性和挑战意识。为此他不惜“自导自演”——
“以前我们每周一开例会，都是我在上面讲，大家在底下记笔记。我问‘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大家看着我，‘我们是个参与型的公司，请大家发表意见吧!’我说，大家还是看着我。”大龙模仿一些员工抬头四顾茫然状——每个人都要判断形势才发言。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大龙偷偷找了两个刚进入公司的初级员工，安排他们在例会上专门唱反调，“大龙，我觉得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行，因为……”连着三周后，会议上终于有人提反对意见了。
“我不想做‘跑腿子’公司，”大龙说，“客户说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也可以赚钱，但是我希望做战略合作伙伴。和客户看着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他的脸色、听着指令去做事。”
大龙是个标准的瑞典人，直到今天，对于瑞典他最喜欢的都是阳光，而非大部分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雪山；和所有瑞典人一样，他视厨房为火与热情的象征，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围绕着餐桌展开——兄妹四人一边看母亲做饭，一边写家庭作业，这些记忆和生活经验在构思瑞典馆时都派上了用场。另一面有趣的是，大龙是我们采访世博馆专题中唯一跟我们谈“和谐”的人——“如果一家公司不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就不能拿出一个很好的世博会方案”；说到自己的父母时，他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讲到瑞典馆中的一个陈设，还特别提到了早前习近平参观斯德哥尔摩相关场馆时的评价；易为公司最早的公司Logo就一个太极阴阳鱼，在与好友合著的《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How to success in China)一书扉页上，他签名给我“宋念雅正”。平衡两种文化，平衡老板与员工，平衡眼前和未来，我想这是一个老板不得不时刻思考的长远命题，而世博，只是一次中期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