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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加强了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等大众传媒建设。这些大众传媒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介绍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宣传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参与思想文化的论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马克思主义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形势下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战略研究”（12BKS069）阶段性成果；江苏省普通高校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即大众传媒，“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1]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主要以报纸、刊物以及广播电台为主。大众传媒是思想传播、理论宣传的重要载体，拥有方便、快捷、高效、直观的传播优势，具有信息获取、意识灌输、文化传承、精神弘扬、价值塑造、观念培育、思想论争、精神动员、舆论监督、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等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外国新闻媒体在华报道，防止西方媒体价值观念的误导；另一方面注重大众传媒的建设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路径选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增加发行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便强调报纸的重要作用在于其以最迅速、最快捷、最有效、最生动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也有同感：“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2]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收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对于中间性报纸允许登记备案后出版发行。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得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主要以从国民党没收的报纸，各解放区创办的报纸以及私人创办的报纸为主。为更好地发挥报纸舆论宣传的功效，改进报纸编撰工作，提高报纸的服务质量和水平，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21日，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文件指出报纸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其理论性、思想性、通俗性、生动性、大众性的特质，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读物。由此，报纸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年底的发行量是90550份，1950年3月为92832份，到年底发行量增加一倍多，达19万多份，1951年上升到33万多份，1952年上升到48万多份，1953年上升到55万多份，1955年增加到71万份，1956年猛增到90万份。[3]此外，各级党委创办的党报和军队报纸在区域范围内的发行量也很大。
2. 借助报纸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思想文化论争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灌输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重点介绍了以社会发展史为重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连载了以《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前，其已开设了学习社会发展史专栏，围绕“为什么要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展开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又着重对各部门、各地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相关情况做了介绍。如1949年11月2日，刊发《平原干部读完社会发展史，省委提出一年学习计划要求负责干部以学习领导学习》。此外，从1949年10月9日到12月31日，连载了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详细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运动规律；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意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特性。其次，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线，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29日，刊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该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1952年4月1日刊载了毛泽东另一篇巨作《矛盾论》。1951年2月1日，刊载李达的《“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1951年3月26日，刊发冯友兰的《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向读者介绍了学习《实践论》的深刻感悟与体会。再次，积极宣传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到1956年，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1954年1月1日，发表社论文章《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九五四年元旦献辞》，鼓励全国人民拥护党中央领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早日实现总路线的宏伟目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三大改造伊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共发表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多达139篇。这些文章着重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迫性与重要意义，为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言献策。1953年11月27日，刊发了《我们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中对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相关情况也及时予以报道。如1954年4月14日，开辟专栏，刊发《积极稳步领导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26日，刊发《为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最后，还积极配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参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论争，引领舆论导向。如从1951年5月20日到7月底，共刊发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章120多篇。此外，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对“消极、腐朽”的社会思潮予以匡正和引领。与此同时，对全国上下开展的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刊发回应支持，如1953年1月31日，转载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期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 期刊的建设与发展
期刊是阐释、宣传研究成果，表达、交流思想观点的重要载体，是承载信息的重要平台，“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提供大众阅读各门各类知识材料宝库的一种工具，它是介于新闻（报）与著作品（书）之间的一种产物”。[4]民主革命时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束缚，中国的期刊事业发展缓慢，可供阅读的杂志极少。“据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统计，我国仅有期刊229种（社科期刊149种，科技期刊80种）。”[5]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注重发展期刊事业，恢复了被国民党封禁的期刊，引导私营刊物健康发展，创办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新期刊。为保证期刊顺利发展，中央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出版总署，设立期刊司，召开专门会议，推动期刊事业蓬勃发展。1950年9月15日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种期刊健全组织机构，团结、组织广大群众，注重民族地域差异，增加各种性质的通俗期刊。随后的10月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把期刊事业的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将现有期刊逐渐调整，并改善其编辑状况。与这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把出版期刊当做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6]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颁布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中再次明确了期刊管理的规章制度，引导期刊健康发展。“1952年期刊总数已达354种，到1956年期刊发展到454种，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总印数达3.53亿册，出现50年代中期期刊繁荣发展的可喜景象。”[7]当时，一大批期刊竞相创刊，如政治性、综合性期刊《新华月报》《新观察》《时事手册》；学术性期刊《文史哲》《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新建设》；文化教育期刊《人民教育》；文艺期刊《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文学遗产》《人民戏剧》《大众电影》；青年与妇女期刊《中国青年》《新中国妇女》；译介性期刊《学习译丛》《哲学译丛》《政法译丛》《经济译丛》；科技期刊《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等等。
2.依托期刊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批评落后的思想观点，创新思想理论宣传的手段
《学习》杂志由中宣部主办，1949年9月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用历史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反对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杂志虽不能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却与《人民日报》共同发挥了理论传播的功能。首先，传播了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热潮，在《学习》第1卷1至6册期刊中刊登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文9篇。如君麟的《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杨献珍的《谈谈群众路线问题》等。这些文章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其第2-3卷《论文》栏目中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有20篇，第2卷《问题解答》栏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有20个。[8]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具体展开，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其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1951年1月16日出版的《学习》第3卷第8期转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转载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读和读者学习“两论”的心得体会，如第4卷第12期刊载内蒙古区党委宣传部闫素的《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再次，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详细向读者介绍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重点阐释了“一化三改”的主要内容。为此，《学习》杂志摘选了194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中的相关文章，并由专业理论工作者解读分析；阐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中的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挑选推荐了一批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书籍。中共中央颁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后，该杂志则重点宣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不完全统计，杂志的《论文》栏目刊载的关于工业化的论文有13篇；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18篇；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3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6篇。最后，当全国上下掀起了思想文化论争的热潮后，《学习》杂志也紧跟其后。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学习》第4卷第4期转载了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圳传〉的讨论》的社论，同时发表了胡绳、郑昌、袁肖的批判性文章。当批判达到高潮时，第4卷第5期又开设了批判《武训传》的专刊。对于国内关于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从胡适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加以展开。如1955年《学习》第1期发表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虚伪与荒谬； 1955年第6期刊发了韩树英的《揭露胡适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想》重点批判了胡适虚无的政治思想。1955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将毛泽东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对比研究，从多位视角加以检视。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对胡风思想的论争从文艺批判向政治宣判的蜕变。7月，《学习》杂志刊发了批判胡风专刊——“为帮助读者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把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本刊本期以全部篇幅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供读者阅读”。[9]
《学习》杂志除介绍一般性理论和国家既定方针政策，参与思想论争外，还具体向读者介绍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要尊重规律，先掌握基本的观点，夯实理论基础，然后再渐进提高。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提出：“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由得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2）阶级斗争的思想；（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0]一年后，又刊文《前进一步》，强调“经过了初步的学习，学完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后，应该按照干部学习能力以及工作条件，从干部必读十二本书中，再选择几种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又如在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中，不妨选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容易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一些理论工作者也通过《学习》杂志向读者介绍宣传教育中的方法手段。如第1卷第4期，介绍了孙定国在北京市委干训班给工人讲授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方法。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 完善播音系统与收听系统，建设广播信息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播电台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了要发展人民群众的广播事业，建立一套遍布全国，辐射乡村、工矿的播音系统和收听系统，通过广播电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
在播音系统建设上，中央投入大笔资金，优化机构设置，改善播音设备，扩大播音范围，建成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地方广播电台联动的全国宣传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等地也陆续建立人民广播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各级地方行政广播电台为支柱的播音网络初具规模。到1950年底，全国广播电台的数量达到65座，1952年发展到70座，发射功率达到181.05千瓦，到1956年总发射功率达到760千瓦。
在收听系统建设上，1950年4月14日，新闻总署颁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1年9月，新闻总署联合中华全国工会发文《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收音站的指示》和《关于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等等。1951年4月，全国有2155处收音站，11194名收音员，12859个收音小组。到1955年，“已建立了将近25000多个收音站和800多个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广播站，培养了5000多个受过初步训练的工作人员和约10000个收音员。全国现在已有40多万公里的电话线路可以利用”。[11]到“1956年初全国已有县、区、乡收音站1.1万个，农、林、渔、牧业合作社收音站1.7万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收音站1500个，人民解放军收音站2万多个”。[12]
2. 利用广播电台举办知识讲座，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利用广播电台，邀请国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开办知识讲座。从1950年4月10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社会科学知识讲座，重点讲解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座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艾思奇播讲社会发展史》的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发展史讲座已于昨（十）日开始。艾思奇昨晚播讲第一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首都各机关、学校、团体收听者甚为踊跃。本周内这一讲座的节目尚有‘劳动创造人’和‘劳动创造世界’，均由艾思奇分别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晚间七时至八时播讲。”[13]艾思奇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先后讲授23次。于光远和王惠德回答了听众关于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晦涩难懂的问题。各地机关、部队、学校、团体都组织收听讲座，许多单位学习很认真，如中共怀来县委50多名干部，按时收听，勤做笔记、定期讨论，并规定将收听学习情况每月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告一次。[14]1950年10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郭大力每周三的上午6时到7时、7时30分到8时30分、晚上7时到8时三档时间讲播帝国主义论。此次讲座围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阐释了“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怎样着手去分析帝国主义？（讲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一章“生产集中与垄断”）”“银行的新作用和财政资本（讲解同上书第二章“银行及其新作用”及第三章“财政资本与财政寡头”）”“资本输出（讲解同上书第四章“资本输出”）”“国际卡德尔和帝国主义战争（讲解同上书第五章“各资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及第六章“列强分割世界”）”“列宁怎样批判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讲解同上书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及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讲解同上书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化”）”列宁的科学预见（讲解同上书第十章“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并作全讲座的简单总结）”等问题。[15]从1955年10月31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五的晚上7时30分到8点，广播“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从1955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晚上7时30分到8点，广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
同时，广播电台还及时宣传“一五计划”“总路线”“三大改造”，积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从1955年7月8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讲话，向听众解答“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工业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商业工作任务而奋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工作者的任务而奋斗”“厉行节约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16]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各部门的领导撰写讲稿，举办《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讲座》，详细阐释总路线的具体内容。
另外，广播电台还结合社会实际，传播先进的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1951年3月21日，邀请赖若愚宣讲贯彻婚姻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67座人民广播电台，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现在正紧张地准备以各种广播形式，在4月下旬进行突击，来推动抗美援朝运动”。[17]1951年4月26日到4月29日，开播“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特别节目”，控诉美、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特务罪行。[18]为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同天津、上海等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惩治反革命的录音。
结语
从大众传媒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大众传媒与不同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具体概况都能通过大众传媒得以呈现和展示，大众传媒则记录下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成效的具体实景，为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素材。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可以再现当时生动具体的历史图貌。如当时语境下中国首先选择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然后学习政治经济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主要是围绕《实践论》《矛盾论》具体展开；大众传媒积极配合了党制定的总路线，开展了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宣传；同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的论争，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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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艾思奇播讲社会发展史[N]. 人民日报，1950-04-11.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科学讲座增至每天三次[N]. 人民日报，1950-04-22.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月开始播讲帝国主义论 由郭大力教授在两个月内讲完[N]. 人民日报，1950-09-21.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有关五年计划的讲话[N]. 人民日报，1955-07-12.
[17] 迎接“五一”大示威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各地广播电台制定具体广播计划[N]. 人民日报，1951-04-23.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对美日特务控诉录音[N]. 人民日报，1951-04-26.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马克思主义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形势下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战略研究”（12BKS069）阶段性成果；江苏省普通高校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即大众传媒，“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1]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主要以报纸、刊物以及广播电台为主。大众传媒是思想传播、理论宣传的重要载体，拥有方便、快捷、高效、直观的传播优势，具有信息获取、意识灌输、文化传承、精神弘扬、价值塑造、观念培育、思想论争、精神动员、舆论监督、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等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外国新闻媒体在华报道，防止西方媒体价值观念的误导；另一方面注重大众传媒的建设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路径选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增加发行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便强调报纸的重要作用在于其以最迅速、最快捷、最有效、最生动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也有同感：“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2]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收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对于中间性报纸允许登记备案后出版发行。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得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主要以从国民党没收的报纸，各解放区创办的报纸以及私人创办的报纸为主。为更好地发挥报纸舆论宣传的功效，改进报纸编撰工作，提高报纸的服务质量和水平，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21日，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文件指出报纸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其理论性、思想性、通俗性、生动性、大众性的特质，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读物。由此，报纸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年底的发行量是90550份，1950年3月为92832份，到年底发行量增加一倍多，达19万多份，1951年上升到33万多份，1952年上升到48万多份，1953年上升到55万多份，1955年增加到71万份，1956年猛增到90万份。[3]此外，各级党委创办的党报和军队报纸在区域范围内的发行量也很大。
2. 借助报纸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思想文化论争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灌输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重点介绍了以社会发展史为重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连载了以《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前，其已开设了学习社会发展史专栏，围绕“为什么要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展开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又着重对各部门、各地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相关情况做了介绍。如1949年11月2日，刊发《平原干部读完社会发展史，省委提出一年学习计划要求负责干部以学习领导学习》。此外，从1949年10月9日到12月31日，连载了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详细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运动规律；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意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特性。其次，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线，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29日，刊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该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1952年4月1日刊载了毛泽东另一篇巨作《矛盾论》。1951年2月1日，刊载李达的《“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1951年3月26日，刊发冯友兰的《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向读者介绍了学习《实践论》的深刻感悟与体会。再次，积极宣传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到1956年，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1954年1月1日，发表社论文章《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九五四年元旦献辞》，鼓励全国人民拥护党中央领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早日实现总路线的宏伟目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1953年三大改造伊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共发表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多达139篇。这些文章着重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迫性与重要意义，为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言献策。1953年11月27日，刊发了《我们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中对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相关情况也及时予以报道。如1954年4月14日，开辟专栏，刊发《积极稳步领导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26日，刊发《为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最后，还积极配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参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论争，引领舆论导向。如从1951年5月20日到7月底，共刊发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章120多篇。此外，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对“消极、腐朽”的社会思潮予以匡正和引领。与此同时，对全国上下开展的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刊发回应支持，如1953年1月31日，转载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期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 期刊的建设与发展
期刊是阐释、宣传研究成果，表达、交流思想观点的重要载体，是承载信息的重要平台，“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提供大众阅读各门各类知识材料宝库的一种工具，它是介于新闻（报）与著作品（书）之间的一种产物”。[4]民主革命时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束缚，中国的期刊事业发展缓慢，可供阅读的杂志极少。“据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统计，我国仅有期刊229种（社科期刊149种，科技期刊80种）。”[5]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注重发展期刊事业，恢复了被国民党封禁的期刊，引导私营刊物健康发展，创办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新期刊。为保证期刊顺利发展，中央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出版总署，设立期刊司，召开专门会议，推动期刊事业蓬勃发展。1950年9月15日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种期刊健全组织机构，团结、组织广大群众，注重民族地域差异，增加各种性质的通俗期刊。随后的10月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把期刊事业的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将现有期刊逐渐调整，并改善其编辑状况。与这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把出版期刊当做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6]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颁布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中再次明确了期刊管理的规章制度，引导期刊健康发展。“1952年期刊总数已达354种，到1956年期刊发展到454种，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总印数达3.53亿册，出现50年代中期期刊繁荣发展的可喜景象。”[7]当时，一大批期刊竞相创刊，如政治性、综合性期刊《新华月报》《新观察》《时事手册》；学术性期刊《文史哲》《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新建设》；文化教育期刊《人民教育》；文艺期刊《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文学遗产》《人民戏剧》《大众电影》；青年与妇女期刊《中国青年》《新中国妇女》；译介性期刊《学习译丛》《哲学译丛》《政法译丛》《经济译丛》；科技期刊《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等等。
2.依托期刊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批评落后的思想观点，创新思想理论宣传的手段
《学习》杂志由中宣部主办，1949年9月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用历史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反对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杂志虽不能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却与《人民日报》共同发挥了理论传播的功能。首先，传播了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热潮，在《学习》第1卷1至6册期刊中刊登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文9篇。如君麟的《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杨献珍的《谈谈群众路线问题》等。这些文章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其第2-3卷《论文》栏目中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有20篇，第2卷《问题解答》栏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有20个。[8]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具体展开，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其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1951年1月16日出版的《学习》第3卷第8期转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转载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读和读者学习“两论”的心得体会，如第4卷第12期刊载内蒙古区党委宣传部闫素的《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再次，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详细向读者介绍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重点阐释了“一化三改”的主要内容。为此，《学习》杂志摘选了194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中的相关文章，并由专业理论工作者解读分析；阐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中的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挑选推荐了一批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书籍。中共中央颁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后，该杂志则重点宣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不完全统计，杂志的《论文》栏目刊载的关于工业化的论文有13篇；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18篇；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3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有6篇。最后，当全国上下掀起了思想文化论争的热潮后，《学习》杂志也紧跟其后。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学习》第4卷第4期转载了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圳传〉的讨论》的社论，同时发表了胡绳、郑昌、袁肖的批判性文章。当批判达到高潮时，第4卷第5期又开设了批判《武训传》的专刊。对于国内关于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从胡适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加以展开。如1955年《学习》第1期发表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虚伪与荒谬； 1955年第6期刊发了韩树英的《揭露胡适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想》重点批判了胡适虚无的政治思想。1955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将毛泽东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对比研究，从多位视角加以检视。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对胡风思想的论争从文艺批判向政治宣判的蜕变。7月，《学习》杂志刊发了批判胡风专刊——“为帮助读者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把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本刊本期以全部篇幅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供读者阅读”。[9]
《学习》杂志除介绍一般性理论和国家既定方针政策，参与思想论争外，还具体向读者介绍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要尊重规律，先掌握基本的观点，夯实理论基础，然后再渐进提高。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提出：“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由得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2）阶级斗争的思想；（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0]一年后，又刊文《前进一步》，强调“经过了初步的学习，学完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后，应该按照干部学习能力以及工作条件，从干部必读十二本书中，再选择几种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又如在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中，不妨选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容易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一些理论工作者也通过《学习》杂志向读者介绍宣传教育中的方法手段。如第1卷第4期，介绍了孙定国在北京市委干训班给工人讲授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方法。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 完善播音系统与收听系统，建设广播信息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播电台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了要发展人民群众的广播事业，建立一套遍布全国，辐射乡村、工矿的播音系统和收听系统，通过广播电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
在播音系统建设上，中央投入大笔资金，优化机构设置，改善播音设备，扩大播音范围，建成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地方广播电台联动的全国宣传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等地也陆续建立人民广播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各级地方行政广播电台为支柱的播音网络初具规模。到1950年底，全国广播电台的数量达到65座，1952年发展到70座，发射功率达到181.05千瓦，到1956年总发射功率达到760千瓦。
在收听系统建设上，1950年4月14日，新闻总署颁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1年9月，新闻总署联合中华全国工会发文《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收音站的指示》和《关于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等等。1951年4月，全国有2155处收音站，11194名收音员，12859个收音小组。到1955年，“已建立了将近25000多个收音站和800多个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广播站，培养了5000多个受过初步训练的工作人员和约10000个收音员。全国现在已有40多万公里的电话线路可以利用”。[11]到“1956年初全国已有县、区、乡收音站1.1万个，农、林、渔、牧业合作社收音站1.7万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收音站1500个，人民解放军收音站2万多个”。[12]
2. 利用广播电台举办知识讲座，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利用广播电台，邀请国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开办知识讲座。从1950年4月10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社会科学知识讲座，重点讲解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座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艾思奇播讲社会发展史》的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发展史讲座已于昨（十）日开始。艾思奇昨晚播讲第一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首都各机关、学校、团体收听者甚为踊跃。本周内这一讲座的节目尚有‘劳动创造人’和‘劳动创造世界’，均由艾思奇分别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晚间七时至八时播讲。”[13]艾思奇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先后讲授23次。于光远和王惠德回答了听众关于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晦涩难懂的问题。各地机关、部队、学校、团体都组织收听讲座，许多单位学习很认真，如中共怀来县委50多名干部，按时收听，勤做笔记、定期讨论，并规定将收听学习情况每月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告一次。[14]1950年10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郭大力每周三的上午6时到7时、7时30分到8时30分、晚上7时到8时三档时间讲播帝国主义论。此次讲座围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阐释了“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怎样着手去分析帝国主义？（讲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一章“生产集中与垄断”）”“银行的新作用和财政资本（讲解同上书第二章“银行及其新作用”及第三章“财政资本与财政寡头”）”“资本输出（讲解同上书第四章“资本输出”）”“国际卡德尔和帝国主义战争（讲解同上书第五章“各资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及第六章“列强分割世界”）”“列宁怎样批判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讲解同上书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及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讲解同上书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化”）”列宁的科学预见（讲解同上书第十章“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并作全讲座的简单总结）”等问题。[15]从1955年10月31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五的晚上7时30分到8点，广播“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从1955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晚上7时30分到8点，广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
同时，广播电台还及时宣传“一五计划”“总路线”“三大改造”，积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从1955年7月8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讲话，向听众解答“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工业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商业工作任务而奋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工作者的任务而奋斗”“厉行节约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16]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各部门的领导撰写讲稿，举办《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讲座》，详细阐释总路线的具体内容。
另外，广播电台还结合社会实际，传播先进的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1951年3月21日，邀请赖若愚宣讲贯彻婚姻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67座人民广播电台，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现在正紧张地准备以各种广播形式，在4月下旬进行突击，来推动抗美援朝运动”。[17]1951年4月26日到4月29日，开播“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特别节目”，控诉美、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特务罪行。[18]为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同天津、上海等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惩治反革命的录音。
结语
从大众传媒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大众传媒与不同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具体概况都能通过大众传媒得以呈现和展示，大众传媒则记录下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成效的具体实景，为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素材。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可以再现当时生动具体的历史图貌。如当时语境下中国首先选择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然后学习政治经济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主要是围绕《实践论》《矛盾论》具体展开；大众传媒积极配合了党制定的总路线，开展了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宣传；同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的论争，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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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农村广播网[N]. 人民日报，1955-12-30.
[12] 肖东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93.
[13] 艾思奇播讲社会发展史[N]. 人民日报，1950-04-11.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科学讲座增至每天三次[N]. 人民日报，1950-04-22.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月开始播讲帝国主义论 由郭大力教授在两个月内讲完[N]. 人民日报，1950-09-21.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有关五年计划的讲话[N]. 人民日报，1955-07-12.
[17] 迎接“五一”大示威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各地广播电台制定具体广播计划[N]. 人民日报，1951-04-23.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对美日特务控诉录音[N]. 人民日报，195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