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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在思想史思潮中有其一定的位置；“第三条道路”作为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反映，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同时，“第三条道路”的执政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左翼的主题，参与了历史运动的进程；最后，作为理论思潮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后，其方针政策会以历史行动延续。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历史条件；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1005205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热情似乎已经不在，“第三条道路”自身的风风火火和丰富的理论回声似乎也已成往昔。然而，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思想和执政实践却非虎头蛇尾，它是严肃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性。
一、作为思想史思潮中一种理论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和法国的若斯潘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即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在各国赢得大选，重新上台执政。他们各自都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作为自己执政的指导思想。同时，正如托尼•布莱尔所指明的：“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蓝图。但欧洲进步的政党有共同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适应所面临的新挑战。”[1]26基于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欧洲几个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他们是在共同的价值原则和目标下因地制宜，使得具体的政策实践有着较大的不同，以适应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在各个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之中，英国工党可谓一个典型。当时，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热情地在国内和国际上倡导、鼓吹“第三条道路”，担当着领路人角色，而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正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权威。布莱尔领导的“新英国”的执政实践开辟了一个“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实验场。英国工党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全力实践“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执政成绩，使得英国工党再次为选民认可，在2001年的大选中全面胜出。
从理论方位上讲，“第三条道路”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意欲在两者之间作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新的选择“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了活力”[1]25，通过在“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运用吸收了两派基本价值的新的思维方式。“第三条道路”摆脱了过时的意识形态，探索出了一条“既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1]25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在总的方向上通往的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时，从历史取向来看，走“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左翼，而是为了获得广泛的选民支持，“在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1]63。
“第三条道路”意图复兴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知道，欧洲社会民主党曾一度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执政纲领，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何不同，两者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关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老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概念，其处境“已由于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而丧失信誉。它在20世纪末年也不再如实反映它自己的纲领目标设想。因此它作为政治的和思想体系的关键词，与19世纪的其他大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列，会使人想到一种全盘替代方案”[2]2。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欧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就开始用“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传统提法。社会民主主义，依据迈尔的解释，这个用语的主体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或“民主制”，“社会”则成了形容词。这样，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其目标在于赋予当前的民主制以社会的内容，舍弃了用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2]3作为思想史思潮中一种新的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旨在复兴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其致力于淡化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例如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提出后纷纷修改党章，去掉其中带有社会主义标志的内容；在政策层面上，其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同时，有选择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例如主张在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思维方式层面上，其不偏执于传统的左翼价值观，积极而又灵活地思考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例如它既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方面，又融合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一些有益成分。[2]28
二、“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曾敏锐而深刻地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由此可知，“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是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能动反映。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从选举党自身的政治处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找到出路、摆脱困境，实现了由共产党向社会党的转化，即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这些由共产党改名过来的社会党随后相继被传统社会党接受，成为其成员党。在他们加入到社会党队伍之后，导致了传统社会党与由共产党改名过来的社会党的形象相混淆，西欧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在选民中的不利形象也带给了传统社会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便借机加紧了对西欧社会党的讨伐。同时，由于当时西欧社会党仍然严格地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从而使得同宗同源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一样，在苏东剧变时也遭到了右翼势力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攻击。可以说，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尴尬和困难的局面。[2]1-2这一点很明显地由选举结果中体现出来：1991年，在北欧长期执政的瑞典社民党和芬兰社民党在大选中双双失利；法国社会党也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下台；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有望在1994年大选中上台执政，却未能成功。[2]1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如前文所提到的，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
从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问题来看，执政党正面临着变化了的世界所提出的挑战。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这些挑战是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1]25其中全球市场关涉自身经济的增长和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而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关涉的是阻止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增进平等，这两方面一起出现确乎是一个鱼和熊掌如何方能兼得的问题；至于降低犯罪率属于托利党的传统政治领域，工党在这个领域尚待历练；至于维护家庭以对抗家庭的崩溃，更强调做父母的义务，即妇女角色从工作向家庭的适当回归，这两项内容是传统价值的守成，也是工党在过去较少涉及和不擅长的；对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回应，即如何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知识经济问题，亦是一项紧迫的新任务。此外，正如施罗德所指出的：“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现代政策面临着以下问题：不对社会国家进行改革就不能把德国很高的劳动成本降下去；不鼓励和增加就业，社会国家就难以在财政上继续维持下去。”[1]35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对自己倾注了心血和代表着自身理念的福利制度作必要的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以上所有这些时代的内容迫使社会民主党对传统政策思路作改造和革新,“第三条道路”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西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也值得重视。这一点相对于选举党的政治处境而言，也可谓政党的社会处境。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政党的生存与执政有赖于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就欧洲诸国的社会民主党而言，他们是作为选举党生存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中的，因此，他们想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乃至强大的选民基础之上。[2]23由此可以推知，在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中，政党欲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实现稳固的阶级基础与强大的选民基础之间的统一。换句话说，一个政党所属的阶级必须在选民的数量中占据优势。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减少，以白领工人、各级行政机构服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队伍不断扩大；而产业工人正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基础，可以说，产业工人的减少是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2]13吉登斯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1]62。如前文所提到的，“第三条道路”的意图在于“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英国工党是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阶级基础的？1995年9月，布莱尔在费边社召开的纪念1945年大选获胜50周年大会上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的党。”[2]23一旦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认同与阶级基础扩展到这些阶层，它所制定的纲领和政策就必须体现这些阶层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要求，如此，就有了以“摆脱”和“超越”为重要内容的“第三条道路”。
三、“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意义：它与欧洲左翼的关联
毋庸粉饰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思想和执政实践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诘难。比如，在英国工党上台前的大选过程中，其纲领和政策被指责为“只不过是回过锅的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剩饭”[1]61，这是来自左派的批评。同时，如施罗德所提到的，“据说，社会民主党的革新家主要致力于反对‘传统’左派，他们从新自由主义方面获得了——‘错误的’——喝彩”[1]37，这则讲的是“第三条道路”背叛了传统左派，滑向了新自由主义，以致在“第三条道路”和新自由主义之间难以作本质的区分。中国学者也指出，“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较多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回归。[2]28“第三条道路”毕竟还是“工党”的纲领，若将它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工人党纲领》——精神堕落的《哥达纲领》作一番比较，又会有什么发现与感慨？不过，笔者仍想作一个建设性的尝试，通过梳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实践与左翼的关联，以提示其历史进步意义之所在。
为什么说“第三条道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就代表欧洲社会进步力量的左翼而言，我们知道，贯穿左翼历史的是平等激情，左翼在平等激情的鼓舞下为社会的平等而不懈努力。社会的平等意味着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逐渐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尚与自由逐步取代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庸俗与受奴役。这也可以从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伯比奥在其文中提到的一段话得到说明，“社会有不断产生等级和不平等的苗头”，这“对左翼构成了挑战”，而“左翼就是为这个目的创造的；它的功能是反对并且定期地纠正新形式的不平等和威权主义，而后者不断地为社会所创造”[1]9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欧洲左翼的这一主题，它在自身的可能的行动范围内致力于扩大平等和取消特权。
就教育而言，“第三条道路”把教育看作是“急需优先考虑的重点”。这相当于要从社会的一个源头上来解决问题，因为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在承认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正是教育的不平等再造着整个社会的不平等[4]；因而促进公民在教育上的平等，用布莱尔在宣言中的话说就是“使未来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1]26，将会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平等。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英国工党政府把对教育的投资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责任，将教育作为“可能性再分配”的关键。考虑到英国的文盲率比之美国和德国略高，工党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积极措施以改变这一状况。例如，布莱尔在任内10年间，教育预算翻了一番，公立学校的学生人均投资在10年中也翻了一番。[5]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伯比奥的话作评论，“从布莱尔的宣言中，我知道了，工党政府应该建设更‘平等’的教育和大学体制”，难道这不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另一种关怀吗？[1]91
就权力而言，“第三条道路”主张分权和取消特权。在社会学视野内，经济生活上的不平等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权力上的不平等，正是由于存在着权力上的不平等就产生了人对人的压迫。英国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力图通过分权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1999年6月25日，北爱地方议会举行了选举，使北爱真正开始走向和平与稳定。1999年5月6日，苏格兰、威尔士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两地都获得了胜利；除防务、外交和财政交由中央外，新成立的地方议会享有较广泛的自治权。[2]31同时，工党政府还致力于恢复民主政治作为实践的本初含义，寻找新的方式让公民参与政策决策，这就是工党政府所推动的英国上院改革。1999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上院改革白皮书，从而拉开了酝酿已久的上院改革序幕，同年10月26日，上院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在三读程序中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改革上院的议案。这项议案决定，除保留92名世袭议员外，其余世袭议员在2002年议会选举前将不再拥有在上院的参政权和投票权。[2]31这一项改革直接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可以说，在这削弱贵族以增强平民的行动中，一种平等激情鼓舞着人心。在此，我们还可以引用伯比奥的话作评论：“改变或取消贵族院可能是一项非常温和的改革，但难道这不是一个平等化的动议吗？”[1]P91
就福利和就业政策而言，布莱尔在其宣言中明确表示，在这个领域“第三条道路”就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它成为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1]26。英国工党政府乃是为了促进就业而改革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这样的改革以削减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吉登斯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引向了深入，他说：“福利国家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目的不仅是缩小它，而且要使它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1]68工党政府是如何反应的？1998年4月，工党政府公布了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在该文件中，工党提出了新福利制度的8项原则，其中就把围绕“工作观念”重塑“福利国家”作为首要原则。[2]33根据吉登斯的意见，这种改革了的福利国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投资国家，这一投资并不是如传统做法那样的直接给予利益，而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致力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减少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1]68，比如使暂时中断工作的人获得培训和教育。这一围绕“工作观念”以促进社会人的工作的改革行动，回应着历史及其进步精神。
四、“第三条道路”执政实践的未来
如上文所分析的，“第三条道路”展示的是大背景下的一种选择，显示出因为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左与右在实际政治行动中逐渐共通。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在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队伍正在萎缩，但全球不平等依然存在，如移民问题所表现的富裕国家的统治阶级与贫困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之，世界历史的“平等”理念的现实化尚未完成；因而可以辩证地说，正是没有完成又在“工作”中走向完成，“第三条道路”作为理论思潮可能为现代人一时主张和称道，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因倡导者不在其位和不再能唤起人们激情而不再流行，但是其执政实践中的方针政策却会以行动者的历史行动延续。[6]如马克思的深邃理智所提示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是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最后又最完备”的表现[7]，这样，这些行动者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参与了历史运动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向文华.冷战后社会党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4.
[4]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2.
[5]张映宇.英国“第三条道路”评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84-87.
[6]罗云力.“第三条道路”还在走？[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2）：80-85.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8-41.
（责任编辑 张月红）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历史条件；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1005205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热情似乎已经不在，“第三条道路”自身的风风火火和丰富的理论回声似乎也已成往昔。然而，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思想和执政实践却非虎头蛇尾，它是严肃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性。
一、作为思想史思潮中一种理论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和法国的若斯潘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即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在各国赢得大选，重新上台执政。他们各自都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作为自己执政的指导思想。同时，正如托尼•布莱尔所指明的：“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蓝图。但欧洲进步的政党有共同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适应所面临的新挑战。”[1]26基于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欧洲几个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他们是在共同的价值原则和目标下因地制宜，使得具体的政策实践有着较大的不同，以适应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在各个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之中，英国工党可谓一个典型。当时，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热情地在国内和国际上倡导、鼓吹“第三条道路”，担当着领路人角色，而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正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权威。布莱尔领导的“新英国”的执政实践开辟了一个“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实验场。英国工党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全力实践“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执政成绩，使得英国工党再次为选民认可，在2001年的大选中全面胜出。
从理论方位上讲，“第三条道路”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意欲在两者之间作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新的选择“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了活力”[1]25，通过在“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运用吸收了两派基本价值的新的思维方式。“第三条道路”摆脱了过时的意识形态，探索出了一条“既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1]25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在总的方向上通往的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时，从历史取向来看，走“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左翼，而是为了获得广泛的选民支持，“在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1]63。
“第三条道路”意图复兴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知道，欧洲社会民主党曾一度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执政纲领，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何不同，两者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关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老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概念，其处境“已由于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而丧失信誉。它在20世纪末年也不再如实反映它自己的纲领目标设想。因此它作为政治的和思想体系的关键词，与19世纪的其他大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列，会使人想到一种全盘替代方案”[2]2。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欧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就开始用“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传统提法。社会民主主义，依据迈尔的解释，这个用语的主体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或“民主制”，“社会”则成了形容词。这样，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其目标在于赋予当前的民主制以社会的内容，舍弃了用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2]3作为思想史思潮中一种新的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旨在复兴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其致力于淡化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例如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提出后纷纷修改党章，去掉其中带有社会主义标志的内容；在政策层面上，其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同时，有选择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例如主张在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思维方式层面上，其不偏执于传统的左翼价值观，积极而又灵活地思考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例如它既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方面，又融合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一些有益成分。[2]28
二、“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曾敏锐而深刻地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由此可知，“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是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能动反映。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从选举党自身的政治处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找到出路、摆脱困境，实现了由共产党向社会党的转化，即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这些由共产党改名过来的社会党随后相继被传统社会党接受，成为其成员党。在他们加入到社会党队伍之后，导致了传统社会党与由共产党改名过来的社会党的形象相混淆，西欧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在选民中的不利形象也带给了传统社会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便借机加紧了对西欧社会党的讨伐。同时，由于当时西欧社会党仍然严格地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从而使得同宗同源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一样，在苏东剧变时也遭到了右翼势力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攻击。可以说，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尴尬和困难的局面。[2]1-2这一点很明显地由选举结果中体现出来：1991年，在北欧长期执政的瑞典社民党和芬兰社民党在大选中双双失利；法国社会党也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下台；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有望在1994年大选中上台执政，却未能成功。[2]1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如前文所提到的，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
从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问题来看，执政党正面临着变化了的世界所提出的挑战。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这些挑战是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1]25其中全球市场关涉自身经济的增长和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而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关涉的是阻止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增进平等，这两方面一起出现确乎是一个鱼和熊掌如何方能兼得的问题；至于降低犯罪率属于托利党的传统政治领域，工党在这个领域尚待历练；至于维护家庭以对抗家庭的崩溃，更强调做父母的义务，即妇女角色从工作向家庭的适当回归，这两项内容是传统价值的守成，也是工党在过去较少涉及和不擅长的；对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回应，即如何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知识经济问题，亦是一项紧迫的新任务。此外，正如施罗德所指出的：“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现代政策面临着以下问题：不对社会国家进行改革就不能把德国很高的劳动成本降下去；不鼓励和增加就业，社会国家就难以在财政上继续维持下去。”[1]35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对自己倾注了心血和代表着自身理念的福利制度作必要的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以上所有这些时代的内容迫使社会民主党对传统政策思路作改造和革新,“第三条道路”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西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也值得重视。这一点相对于选举党的政治处境而言，也可谓政党的社会处境。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政党的生存与执政有赖于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就欧洲诸国的社会民主党而言，他们是作为选举党生存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中的，因此，他们想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乃至强大的选民基础之上。[2]23由此可以推知，在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中，政党欲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实现稳固的阶级基础与强大的选民基础之间的统一。换句话说，一个政党所属的阶级必须在选民的数量中占据优势。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减少，以白领工人、各级行政机构服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队伍不断扩大；而产业工人正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基础，可以说，产业工人的减少是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2]13吉登斯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1]62。如前文所提到的，“第三条道路”的意图在于“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英国工党是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阶级基础的？1995年9月，布莱尔在费边社召开的纪念1945年大选获胜50周年大会上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的党。”[2]23一旦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认同与阶级基础扩展到这些阶层，它所制定的纲领和政策就必须体现这些阶层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要求，如此，就有了以“摆脱”和“超越”为重要内容的“第三条道路”。
三、“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意义：它与欧洲左翼的关联
毋庸粉饰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思想和执政实践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诘难。比如，在英国工党上台前的大选过程中，其纲领和政策被指责为“只不过是回过锅的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剩饭”[1]61，这是来自左派的批评。同时，如施罗德所提到的，“据说，社会民主党的革新家主要致力于反对‘传统’左派，他们从新自由主义方面获得了——‘错误的’——喝彩”[1]37，这则讲的是“第三条道路”背叛了传统左派，滑向了新自由主义，以致在“第三条道路”和新自由主义之间难以作本质的区分。中国学者也指出，“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较多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回归。[2]28“第三条道路”毕竟还是“工党”的纲领，若将它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工人党纲领》——精神堕落的《哥达纲领》作一番比较，又会有什么发现与感慨？不过，笔者仍想作一个建设性的尝试，通过梳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实践与左翼的关联，以提示其历史进步意义之所在。
为什么说“第三条道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就代表欧洲社会进步力量的左翼而言，我们知道，贯穿左翼历史的是平等激情，左翼在平等激情的鼓舞下为社会的平等而不懈努力。社会的平等意味着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逐渐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尚与自由逐步取代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庸俗与受奴役。这也可以从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伯比奥在其文中提到的一段话得到说明，“社会有不断产生等级和不平等的苗头”，这“对左翼构成了挑战”，而“左翼就是为这个目的创造的；它的功能是反对并且定期地纠正新形式的不平等和威权主义，而后者不断地为社会所创造”[1]9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欧洲左翼的这一主题，它在自身的可能的行动范围内致力于扩大平等和取消特权。
就教育而言，“第三条道路”把教育看作是“急需优先考虑的重点”。这相当于要从社会的一个源头上来解决问题，因为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在承认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正是教育的不平等再造着整个社会的不平等[4]；因而促进公民在教育上的平等，用布莱尔在宣言中的话说就是“使未来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1]26，将会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平等。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英国工党政府把对教育的投资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责任，将教育作为“可能性再分配”的关键。考虑到英国的文盲率比之美国和德国略高，工党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积极措施以改变这一状况。例如，布莱尔在任内10年间，教育预算翻了一番，公立学校的学生人均投资在10年中也翻了一番。[5]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伯比奥的话作评论，“从布莱尔的宣言中，我知道了，工党政府应该建设更‘平等’的教育和大学体制”，难道这不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另一种关怀吗？[1]91
就权力而言，“第三条道路”主张分权和取消特权。在社会学视野内，经济生活上的不平等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权力上的不平等，正是由于存在着权力上的不平等就产生了人对人的压迫。英国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力图通过分权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1999年6月25日，北爱地方议会举行了选举，使北爱真正开始走向和平与稳定。1999年5月6日，苏格兰、威尔士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两地都获得了胜利；除防务、外交和财政交由中央外，新成立的地方议会享有较广泛的自治权。[2]31同时，工党政府还致力于恢复民主政治作为实践的本初含义，寻找新的方式让公民参与政策决策，这就是工党政府所推动的英国上院改革。1999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上院改革白皮书，从而拉开了酝酿已久的上院改革序幕，同年10月26日，上院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在三读程序中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改革上院的议案。这项议案决定，除保留92名世袭议员外，其余世袭议员在2002年议会选举前将不再拥有在上院的参政权和投票权。[2]31这一项改革直接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可以说，在这削弱贵族以增强平民的行动中，一种平等激情鼓舞着人心。在此，我们还可以引用伯比奥的话作评论：“改变或取消贵族院可能是一项非常温和的改革，但难道这不是一个平等化的动议吗？”[1]P91
就福利和就业政策而言，布莱尔在其宣言中明确表示，在这个领域“第三条道路”就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它成为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1]26。英国工党政府乃是为了促进就业而改革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这样的改革以削减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吉登斯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引向了深入，他说：“福利国家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目的不仅是缩小它，而且要使它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1]68工党政府是如何反应的？1998年4月，工党政府公布了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在该文件中，工党提出了新福利制度的8项原则，其中就把围绕“工作观念”重塑“福利国家”作为首要原则。[2]33根据吉登斯的意见，这种改革了的福利国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投资国家，这一投资并不是如传统做法那样的直接给予利益，而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致力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减少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1]68，比如使暂时中断工作的人获得培训和教育。这一围绕“工作观念”以促进社会人的工作的改革行动，回应着历史及其进步精神。
四、“第三条道路”执政实践的未来
如上文所分析的，“第三条道路”展示的是大背景下的一种选择，显示出因为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左与右在实际政治行动中逐渐共通。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在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队伍正在萎缩，但全球不平等依然存在，如移民问题所表现的富裕国家的统治阶级与贫困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之，世界历史的“平等”理念的现实化尚未完成；因而可以辩证地说，正是没有完成又在“工作”中走向完成，“第三条道路”作为理论思潮可能为现代人一时主张和称道，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因倡导者不在其位和不再能唤起人们激情而不再流行，但是其执政实践中的方针政策却会以行动者的历史行动延续。[6]如马克思的深邃理智所提示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是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最后又最完备”的表现[7]，这样，这些行动者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参与了历史运动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向文华.冷战后社会党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4.
[4]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2.
[5]张映宇.英国“第三条道路”评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84-87.
[6]罗云力.“第三条道路”还在走？[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2）：80-85.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8-41.
（责任编辑 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