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常采访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媒体同仁，大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有三个问题很难得到真正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的都好说，也说得清，但几百万上千万元的第一桶金就很难说了，其中的“隐秘”乃至“血腥”恐怕永远不足为外人道也。
第二个问题是你企业的快速成长有多少得益于某个背景或关系的权钱交易？依靠政府壮大企业是我国的特色之一，但依靠个别关系而获得其他企业无法得到的便利甚至特权，就变成了不公平的竞争，而问题的暴露将有可能使看似与企业不沾边的人吃官司，所以这种话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第三个问题你的企业为什么而生存？这个问题确实有不少企业家也乐于回答，但动辄拔高到“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缺乏具体地操作内容作为支撑，而现实中我们并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不少人把企业整到一定规模之后，便忙着给自己孩子、老婆办移民，有的人更是在捞个几百万或几千万后，早早便搬到外国当员外了。
深究下去，问题的核心隐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涉及创办企业与运营企业所必需的关系资源，及其拥有与支配这种关系资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此乃事关企业家的“原罪”要害，在目前简直就像阿Q的痢痢头，是提不得的。其二是涉及企业家的出身问题。崛起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沌未明、规则待定时期的中国企业家，因无需如MBA或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这样的“入场券”，士、农、工、商、学、兵皆可仗胆进场，圈地跑马。虽然今日功成名就，但他们并不觉得足以洗白过往经历，作讳莫如深状亦在所难免。
英国曼彻期特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心理学教授库珀研究认为，“创业型企业家是一类白手起家由自己创办企业的人，他们似乎总是渴望控制一个早年自己无法自主的世界。”换言之，出身或最早的职业经历对于企业家的日后的商业选择与商业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如果不能坦然直面自己的出身，看清“本我”的面目，又如何面对投奔自己的各色出身的人才？如何提出为社会真正接受的企业目标？
我们把中国的企业家从其入行或创业前的出身进行一番梳理的立意正在于此。从分类的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出身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企业精英的关系资源的拥有和支配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这些企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整个中国企业食物链中选择的位置，以及他们的经营管理的风格。我们不敢说这100位工商精英的出身就代表了全部，但足够说明不少值深思的问题。
房地产引力
无论是《福布斯》推出的中国富豪榜，还是国内各种花色的财富排行榜，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上榜率不论是与国外富豪榜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都相对偏高。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房地产业在资源开放方面走在了其他行业的前面，从一开始就对各种资本对象敞开门户，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成了吸引民营资本的最大聚焦点，如今98%的房地产企业均属民营企业也反过来说明了这一观点。其二是政府在推动房地产行业的推动方面，与企业共同扮演了向这一陌生领域获取最大利益的角色，并充分运用了市场调节和行政约束的手段，使房地产行业一直成为我国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其三是巨大的住宅需求使这一行业的市场空间和容量。在这样背景后，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的现实便不可避免。
据说，在房地产业，以两年时间为周期，用项目总投资30%的资金就获取总销售额30%的毛利或者18%的净利润。是个瞎子都能感觉到其中的机会。联想这样的IT企业近两年都尝试进入房地产业，可见它的“魅力”有多大。
问题是，并不是有资金就能进入这个行业。房地产业内有句玩笑话：能当房地产企业的总经理，就能当一个国家的总理。除了表示这个行业的运营复杂程度外，也隐约透露出需要白道黑道都能摆平的能耐。在京城一位颇有名气的房地产老板，当年曾以200多万自有资金，玩转了一个投资超过3亿的项目。如果没有他含而不露的政府、银行关系，他那点资金在北京也就能盖个像样的四合院。同样是一位京城房地产集团老总，曾向朋友透露，自己一天要用1/3时间用来镇压内部的叛乱，搞掂“人头”；要用1/3时用来应付外界的骚扰和不必要的应酬；最后1/3的时间才是用来考虑如何赚钱。
因而进入房地产行业，关系资源具有比资金更重要的意义，官员和军人出身企业家下海之初喜欢从房地产淘金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期策划遴选的10位官员出身企业家当中，绝大部分都以房地产为主业，因为只有他们才可能获得别人可望而不及的关系资源。同时也只有他们才拥有驾驭政治、经营和生存风险的视野。所以这类企业中比较容易产生强势型领导人。他们命门在于，如果把偶然当成必然，将可能走向失败的深渊。
在拥有强大的资本力量之后，这个群体对于高科技行业、金融业便可以做到谋而后动，从而占据整个食物链的最高端。
新贵加工厂
高科技产业诸如通信、软件、生物工程等，也是快速加工财富新贵的领域。
企业的发展有三种层次：抓产品机会；抓技术机会；抓市场机会。在高科技行业，如何抓住技术机会，并适应市场的潮流至关重要。一旦看准方向，最容易产生神话。丁磊、张朝阳、吴鹰、田溯宁、王文京等人都已多次向国人树立了样板。
但也正因为是高速发展的产业，这些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比其他传统行业要高得多。网络经济的爆发与泡沫的幻灭，使很多人刚刚成为英雄，旋即又成了“先烈”。通信业的CDMA标准之争，以及“小灵通”的命运，目前正使不少电信企业悲喜交加。
此外，这类行业的竞争对手不仅有本土，更多的是一降生即要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因为这些行业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必须拥有良好的技术背景和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出身论，技术出身、教师出身、海归出身、学生出身构成这一类企业家的主要成分。因为受国家政策支持，进入的技术和素质门槛却比较高，尽管必要的关系资源也显得很重要，但技术创新能力才是他们在市场中的立身之本。重研发、技术，轻于市场曾是这个群体的软肋。由于企业中的人才都属于个性较强族类，爆发人才危机、哗变、跳槽新闻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中并不鲜见。
或许出身都有一定的光环，加上多属于高新产业，急需外界的关注，所以这类企业精英比较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也有不少人论资产或企业规模，可能只是一些传统企业老总的九牛一毛，但在名气、人气上却有可能家喻户晓。
不可否认高风险带来高收益的诱惑，也吸引了部分已实现规模化，资金比较充裕的其他出身企业家，如江浙一带的一些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加入到这些高科技产业领域中，但他们目前并未改变这些领域企业家出身的格局。
相对而言，这类企业家的成功在于他们对主业的执著与专注。故而即使用现金流充裕，他们宁愿投入研发，也不会过多分心进入其他领域，安居自己的“草场”。
低门槛垫脚石
王石当年向四川刘氏兄弟表示敬意时，说的是他们能在利润极薄的饲料行业中做出这番业绩，实属难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传统加工业是一种苦活。
无论是五金加工，还是农产品加工，以及饲料、化肥等行业，都是市场广阔、机会颇多的领域，进入门槛也不高，即便是刘氏兄弟当年创业的资金也只有几千元钱。除了工商税务部门，无须深不可测的关系资源。所需要的是对市场有几分了解，加上吃苦耐劳的劲头。
所以，这些行业成了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发家的领地。
由于人才和资金的匮乏，加上信用关系的缺乏，这类企业大多选择了家族化的取向。时至今日，家族化管理使他们大多数始终还面临着到底引不引入职业经理人这难题。
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多是由于缺乏关系资源及技术专利，才纷纷选择传统行业创业，但并不说明他们甘心于一直处于整个“食物链”的低端，对在其他产业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视而不见。实际上，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在经营上他们会转向多元化，或向高科技、房地产行业上拓展；在政治上他们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90年代初，在山东据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村镇，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捏在他们的手中。
目前，许多乡镇企业家名片上都喜欢印上令人眼花的代表、委员、理事的头衔，反映了他们希望增强自己在各种关系中话语权的心声，也表明他们正在努力编织自己先前所缺乏的关系资源，为进入高一级食物链做好铺垫。
世界500强领袖的第一份工作：
美国新闻集团的创办人默多克的第一份工作：
在父亲的安排下在伯明翰的《公报》，负责一个专栏的工作——每日谈专栏
日本三菱社长岩崎小弥太的第一份工作：
从英国留学回到日本之后不久任三菱合资会社副社长（28岁）
日本新日铁首位社长稻山嘉宽的第一份工作：
1928年在工商省制铁所（俗称八幡制铁所）预算决算科
美国波音公司设计师爱德华的第一份工作：
在大学毕业前就成为波音工程部唯一的在校工作人员，之后一直在波音工作
日本富士通公司池田敏雄的第一份工作：
从东京工大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富士通，被分配到技术部交换科
德国博世公司创始人、火花塞发明者罗伯特·博世的第一份工作：
毕业后到美国开始工作，当工程师
日本佳能公司的御手洗毅的第一份工作：
在北海道大学毕业后成为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助手
美国沃尔玛创妈人萨姆·沃尔格的第一份工作：
从密苏里大学毕业后第三天进入彭尼公司的彭尼店工作，从事零售工作
美国高盛公司的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的第一份工作：
学校教师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的都好说，也说得清，但几百万上千万元的第一桶金就很难说了，其中的“隐秘”乃至“血腥”恐怕永远不足为外人道也。
第二个问题是你企业的快速成长有多少得益于某个背景或关系的权钱交易？依靠政府壮大企业是我国的特色之一，但依靠个别关系而获得其他企业无法得到的便利甚至特权，就变成了不公平的竞争，而问题的暴露将有可能使看似与企业不沾边的人吃官司，所以这种话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第三个问题你的企业为什么而生存？这个问题确实有不少企业家也乐于回答，但动辄拔高到“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缺乏具体地操作内容作为支撑，而现实中我们并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不少人把企业整到一定规模之后，便忙着给自己孩子、老婆办移民，有的人更是在捞个几百万或几千万后，早早便搬到外国当员外了。
深究下去，问题的核心隐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涉及创办企业与运营企业所必需的关系资源，及其拥有与支配这种关系资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此乃事关企业家的“原罪”要害，在目前简直就像阿Q的痢痢头，是提不得的。其二是涉及企业家的出身问题。崛起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沌未明、规则待定时期的中国企业家，因无需如MBA或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这样的“入场券”，士、农、工、商、学、兵皆可仗胆进场，圈地跑马。虽然今日功成名就，但他们并不觉得足以洗白过往经历，作讳莫如深状亦在所难免。
英国曼彻期特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心理学教授库珀研究认为，“创业型企业家是一类白手起家由自己创办企业的人，他们似乎总是渴望控制一个早年自己无法自主的世界。”换言之，出身或最早的职业经历对于企业家的日后的商业选择与商业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如果不能坦然直面自己的出身，看清“本我”的面目，又如何面对投奔自己的各色出身的人才？如何提出为社会真正接受的企业目标？
我们把中国的企业家从其入行或创业前的出身进行一番梳理的立意正在于此。从分类的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出身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企业精英的关系资源的拥有和支配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这些企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整个中国企业食物链中选择的位置，以及他们的经营管理的风格。我们不敢说这100位工商精英的出身就代表了全部，但足够说明不少值深思的问题。
房地产引力
无论是《福布斯》推出的中国富豪榜，还是国内各种花色的财富排行榜，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上榜率不论是与国外富豪榜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都相对偏高。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房地产业在资源开放方面走在了其他行业的前面，从一开始就对各种资本对象敞开门户，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成了吸引民营资本的最大聚焦点，如今98%的房地产企业均属民营企业也反过来说明了这一观点。其二是政府在推动房地产行业的推动方面，与企业共同扮演了向这一陌生领域获取最大利益的角色，并充分运用了市场调节和行政约束的手段，使房地产行业一直成为我国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其三是巨大的住宅需求使这一行业的市场空间和容量。在这样背景后，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的现实便不可避免。
据说，在房地产业，以两年时间为周期，用项目总投资30%的资金就获取总销售额30%的毛利或者18%的净利润。是个瞎子都能感觉到其中的机会。联想这样的IT企业近两年都尝试进入房地产业，可见它的“魅力”有多大。
问题是，并不是有资金就能进入这个行业。房地产业内有句玩笑话：能当房地产企业的总经理，就能当一个国家的总理。除了表示这个行业的运营复杂程度外，也隐约透露出需要白道黑道都能摆平的能耐。在京城一位颇有名气的房地产老板，当年曾以200多万自有资金，玩转了一个投资超过3亿的项目。如果没有他含而不露的政府、银行关系，他那点资金在北京也就能盖个像样的四合院。同样是一位京城房地产集团老总，曾向朋友透露，自己一天要用1/3时间用来镇压内部的叛乱，搞掂“人头”；要用1/3时用来应付外界的骚扰和不必要的应酬；最后1/3的时间才是用来考虑如何赚钱。
因而进入房地产行业，关系资源具有比资金更重要的意义，官员和军人出身企业家下海之初喜欢从房地产淘金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期策划遴选的10位官员出身企业家当中，绝大部分都以房地产为主业，因为只有他们才可能获得别人可望而不及的关系资源。同时也只有他们才拥有驾驭政治、经营和生存风险的视野。所以这类企业中比较容易产生强势型领导人。他们命门在于，如果把偶然当成必然，将可能走向失败的深渊。
在拥有强大的资本力量之后，这个群体对于高科技行业、金融业便可以做到谋而后动，从而占据整个食物链的最高端。
新贵加工厂
高科技产业诸如通信、软件、生物工程等，也是快速加工财富新贵的领域。
企业的发展有三种层次：抓产品机会；抓技术机会；抓市场机会。在高科技行业，如何抓住技术机会，并适应市场的潮流至关重要。一旦看准方向，最容易产生神话。丁磊、张朝阳、吴鹰、田溯宁、王文京等人都已多次向国人树立了样板。
但也正因为是高速发展的产业，这些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比其他传统行业要高得多。网络经济的爆发与泡沫的幻灭，使很多人刚刚成为英雄，旋即又成了“先烈”。通信业的CDMA标准之争，以及“小灵通”的命运，目前正使不少电信企业悲喜交加。
此外，这类行业的竞争对手不仅有本土，更多的是一降生即要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因为这些行业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必须拥有良好的技术背景和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出身论，技术出身、教师出身、海归出身、学生出身构成这一类企业家的主要成分。因为受国家政策支持，进入的技术和素质门槛却比较高，尽管必要的关系资源也显得很重要，但技术创新能力才是他们在市场中的立身之本。重研发、技术，轻于市场曾是这个群体的软肋。由于企业中的人才都属于个性较强族类，爆发人才危机、哗变、跳槽新闻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中并不鲜见。
或许出身都有一定的光环，加上多属于高新产业，急需外界的关注，所以这类企业精英比较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也有不少人论资产或企业规模，可能只是一些传统企业老总的九牛一毛，但在名气、人气上却有可能家喻户晓。
不可否认高风险带来高收益的诱惑，也吸引了部分已实现规模化，资金比较充裕的其他出身企业家，如江浙一带的一些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加入到这些高科技产业领域中，但他们目前并未改变这些领域企业家出身的格局。
相对而言，这类企业家的成功在于他们对主业的执著与专注。故而即使用现金流充裕，他们宁愿投入研发，也不会过多分心进入其他领域，安居自己的“草场”。
低门槛垫脚石
王石当年向四川刘氏兄弟表示敬意时，说的是他们能在利润极薄的饲料行业中做出这番业绩，实属难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传统加工业是一种苦活。
无论是五金加工，还是农产品加工，以及饲料、化肥等行业，都是市场广阔、机会颇多的领域，进入门槛也不高，即便是刘氏兄弟当年创业的资金也只有几千元钱。除了工商税务部门，无须深不可测的关系资源。所需要的是对市场有几分了解，加上吃苦耐劳的劲头。
所以，这些行业成了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发家的领地。
由于人才和资金的匮乏，加上信用关系的缺乏，这类企业大多选择了家族化的取向。时至今日，家族化管理使他们大多数始终还面临着到底引不引入职业经理人这难题。
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多是由于缺乏关系资源及技术专利，才纷纷选择传统行业创业，但并不说明他们甘心于一直处于整个“食物链”的低端，对在其他产业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视而不见。实际上，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在经营上他们会转向多元化，或向高科技、房地产行业上拓展；在政治上他们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90年代初，在山东据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村镇，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捏在他们的手中。
目前，许多乡镇企业家名片上都喜欢印上令人眼花的代表、委员、理事的头衔，反映了他们希望增强自己在各种关系中话语权的心声，也表明他们正在努力编织自己先前所缺乏的关系资源，为进入高一级食物链做好铺垫。
世界500强领袖的第一份工作：
美国新闻集团的创办人默多克的第一份工作：
在父亲的安排下在伯明翰的《公报》，负责一个专栏的工作——每日谈专栏
日本三菱社长岩崎小弥太的第一份工作：
从英国留学回到日本之后不久任三菱合资会社副社长（28岁）
日本新日铁首位社长稻山嘉宽的第一份工作：
1928年在工商省制铁所（俗称八幡制铁所）预算决算科
美国波音公司设计师爱德华的第一份工作：
在大学毕业前就成为波音工程部唯一的在校工作人员，之后一直在波音工作
日本富士通公司池田敏雄的第一份工作：
从东京工大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富士通，被分配到技术部交换科
德国博世公司创始人、火花塞发明者罗伯特·博世的第一份工作：
毕业后到美国开始工作，当工程师
日本佳能公司的御手洗毅的第一份工作：
在北海道大学毕业后成为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助手
美国沃尔玛创妈人萨姆·沃尔格的第一份工作：
从密苏里大学毕业后第三天进入彭尼公司的彭尼店工作，从事零售工作
美国高盛公司的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的第一份工作：
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