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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晚，8点51分，《焦点访谈》节目结束，敬一丹没有像往常那样说“明天再见”，而是对着镜头鞠了一个躬。那是她职业生涯的谢幕，第二天，她正式退休了。
之后有好一阵子，“退休”成为网络热词，人们感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敬一丹在荧屏上活跃了27年。央视第一次以主持人名字命名栏目“一丹话题”、第一次卫星连线、第一次72小时直播香港回归、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开播并达收视巅峰……她都亲历。走出演播室，她在新书《我遇到你》里向她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一切致意。敬一丹说，很幸运，我遇到了“你”，遇到广播和电视发展的黄金时代，遇到默契合作的同事，遇到麻风娃、孤儿、贫民，遇到雾霾、水危机、荒漠化等时代发展下的各种社会议题……
正如一位大学生的比喻，“敬老师，虽然我们现在是数码时代了，但我们看到柯达胶卷仍然会感到很亲切。”在小鲜肉当道的今天，我们依旧关注这张“老”面孔，不仅因为她是敬一丹，也因为她带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见到敬一丹是在顺义的一个度假区里，好友卢勤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少年演说家”的夏令营，她为孩子们上第一堂课。下午一点，敬一丹如约而至。挺拔匀称的身材，利落的不对称短发，黑底白点的连衣裙，简单的黑皮鞋，敬一丹看上去精神又干练。打过招呼后，与记者一起走向休息室，她步伐很快，有种雷厉风行的感觉。
“哪有60岁！”记者心里暗叹。眼前的敬一丹眼睛清亮，皮肤白皙红润，只有颈上和眼周可以窥到些岁月的痕迹。“在退休时我数了数，自己有四十四年的工龄。”她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考取研究生时，是“已婚妇女”
时针拨回到44年前。16岁的姑娘中学毕业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地上建广播站，中学就做广播员的敬一丹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话筒。“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她的广播内容主要是激励工人们干活。她没有意识到，从此她与话筒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76年冬天，这位林业局的广播员与三所大学失之交臂。正失望着，敬一丹得到北京广播学院的面试机会。她还记得试音的稿件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国家大转折与我个人的大转折，恰好相遇了。”
毕业后，敬一丹如愿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80年代，电视初兴，人手不够，她还要跑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那时，出镜主持人时兴烫发。敬一丹的书里记录了一件趣事：“当时我和男友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工作？’‘没有，没有！’他总是不愿意承认。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问，‘是她吗？’‘不是，不是！’‘我想也不能啊，咱们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40了吧？’”那年，敬一丹才24岁。
对于年龄，敬一丹有点迟钝。这可能和她的童年有关。13岁那年，因为“文革”，身为公安干警的爸妈去了干校，姐姐在生产建设兵团，家里只剩她和弟弟。她不仅要为生计担忧，冬天的夜里还要为弟弟补棉裤……小小的年纪就被迫变得成熟。
以后的人生中，敬一丹也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年龄去做想做的事，“1983年考取研究生时，我28岁，是‘已婚妇女’。”1976年入学的敬一丹是工农兵大学生，只读了两年，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是四年制。“我们与77级，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两年的学没上够，敬一丹依然向往校园。于是考研考了三年后，敬一丹终于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喜欢去体育场看崔健唱歌
初到中央电视台时，敬一丹已经33岁了。本来已经留校任教了，但当她为写一段讲义去电视台实践时被电视台的工作强烈地吸引。她说自己并不是容易被点燃的人，既然被点燃了，于是得抓住，“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播音员，却很少有那种兴奋和激情。电视台那种新鲜，满足了我一种潜在的职业热情。我原来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和陌生人接触怎么那么兴奋啊。”在大多数女人可能会回归家庭的年纪，敬一丹选择与中国电视一起成长。
35岁时，台里开运动会，告示上写着：“35岁以上，参加中年组。”敬一丹转头走开，“35岁怎么能算中年呢？我才不会去参加什么中年组呢！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焦点访谈》实行记者主持人制度。敬一丹不仅主持，还要冲到第一线去采访，她去贵州、云南的偏远山村里采访留守儿童，到大别山探访麻风病村，去甘肃考察荒漠化，汶川地震后又去四川……在40到60岁的20年里，大多数人正安稳地度过中年，敬一丹却像个热血青年，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但同时，她又比年轻的同事们多了一份持重和韧劲儿。
四十几岁时，看到报道如是：《敬一丹，与年轮抗争》，她大笑，“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其实，在端庄的外表下，敬一丹有一颗青春不安分的心。“在别人眼里我有个很传统的形象，但我却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出去。开着越野车到草原和沙漠没有路的地方去。可能你觉得我喜欢蔡琴才正常，但我却喜欢去体育场看崔健唱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摇滚和越野这样的东西吸引，其实我年轻时有些愿望是没有满足的，现在就蠢蠢欲动，比如我特别想骑着自行车去远行一次。”
“休”这个字，真得琢磨琢磨
提到不久前的北极之行，她说那是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两周的时间，离开庸常，离开忙碌，彻底放空。“看着漫天皆白，海天一色，期待着北极熊的出现，人变得特别单纯。单纯到什么样呢？一船人一听说前面有北极熊，全部涌到甲板上，看到北极熊就欣喜若狂，享受单纯的快乐。”
敬一丹一个朋友的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曾是一位报人。60岁退休时，她定了个30年计划：办一份报纸、出几本书。看到如今已90岁的老人已将当初的计划一一兑现，敬一丹很受触动：“她做了个30年的长远计划，所以她从心气儿到体力上的准备都是30年的，你面对一个90岁的老太太，依然能够感觉她的美好，这种人生特别好。” 对于自己的退休计划，她说要先给自己一个间隔年，“下个星期会去四川参加一个活动，走一走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
“你的体力怎么样？”记者问。
“没问题。现在的体力就跟四十多岁似的。”敬一丹爽朗地答，“我一向对年龄没什么感觉，还觉得现在状态和上班时是一样的。我可以连续十几天出差。”
问她有什么秘诀吗？
“挺简单的，我没做那么多事，就做一件很单纯的事。”
未来，敬一丹还想做与职业有延续感、和沟通相关的事儿。“比如讲台、公益都是一种沟通。还有我今天面对这些孩子，也是一种扩展。我不是想让他们都成为小主持人，是想让他们成为善于沟通的人，至少要让他有这种意识，沟通也是一种能力啊。”
不过，女儿还给她布置了学英语的任务，说起来她有点痛苦：“首先我必须要申明啊，英语不是我的爱好，我实在是太不爱好了，可现在有需要，不学会被我女儿看不起。”
Q&A
敬大姐
在新闻记者以“锐气”为标杆，提倡短兵相接时，敬一丹温和的性情让新闻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本关切。报道东莞事件时，敬一丹坚持，要给色情场所的女孩打上马赛克，“比起经营者，她们不更应该得到保护吗？最朴素的想法，如果她是你的亲人呢？”
面对观众，敬一丹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在同事间，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姐大。白岩松用“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来形容她，他说，从敬大姐这儿得到的全是好处。记得一次中国足球输了，全国人极愤怒，本来值班的敬一丹却主动让位给白岩松，“今天应该有更好的评论，你应该去说一下中国足球。”当晚，白岩松的评论被人们拍手叫绝——这是大姐给他的。白岩松曾放话，“未来起码三五年时间里，必须还得是敬大姐主持《感动中国》，如果敬大姐不主持我也不干。”在水均益心里，敬大姐就是一颗定心丸。在“香港回归”直播时，他睡过了头，慌里慌张地赶到演播间，气还没喘好，敬一丹只说了一句，“小水没事”，水均益立马踏实了。崔永元说，“我特别不希望被母亲管，但特别愿意被敬大姐管。”当被问及怎么看崔永元在美国涉及敏感内容的演讲视频？敬一丹回答，“我点赞了，我对兄弟的评价很难做到完全客观，我承认我不客观，哪怕很多人说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Q：有些人会把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焦点访谈》在你的人生中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A：还不能说是孩子，它是我最重要的职业平台，在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二十年是最成熟、最丰厚的一段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华彩乐章。但之前的工作经历也各有让我珍惜的地方，比如在广播电台工作，传媒大学工作的时候，包括知青那段经历，这最后二十年，是被观众熟悉的二十年，是在前面积累的基础上，充分地释放自己职业的力量。
Q：你说和一个栏目相伴二十年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受到哪些影响？
A：我的关注点形成了一种很有方向的惯性，比如我早晨从打开手机、电视或收音机那一刻开始，关注的都是：这个和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相关吗？这段时间想试试是不是我不在《焦点访谈》了就不会再关注这些沉重的题材，但情不自禁地还会关注。最近华北高温天气，我脑子想的都是新闻应该做户外工作者，防暑、高温补贴等的落实。这种生活方式还包括一种自我约束，比如刚刚经过会场，作为记者和媒体人，我可以在旁观察，但我不能影响他们，所以和你打完招呼后我就匆匆往里走。还有形象，前些年别人说我总是心事重重皱着眉头，因为这个栏目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我生活中轻松的一面就很少为观众了解。
Q：你刚做《焦点访谈》时就关注一些议题如户口问题、留守儿童，但这么长时间过去这些问题也都还在，你有无力感吗？
A：关注是有价值的，但过程考验耐心，就是记者有没有耐力看清这件事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程度，它绝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比如户口问题，1993年我在《一丹话题》里就谈，20多年了我们还在谈，进程可能不如期待的那么快，但我们至少撬动了一下。
Q：你说，比起任性你更有韧性，我们看到的是你做《焦点访谈》二十年。你觉得自己的韧性还表现在哪？
A：这个韧性不仅仅是时间的长度，还包括遇到事情的坚持。舆论监督的环境是很有起伏的，我体会过巅峰，也体会过谷底。
我有过节目舆论监督直接推动现实的快感，我也体会过节目被枪毙后的郁闷——那是很郁闷啊！甚至让很多年轻同事怀疑新闻理想，哭的也有，踹墙的也有，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好在我因为年龄的关系，不会表现得那么极端。
Q：别人都喊你大姐，私下你有比较天真、不那么大姐的一面吗？
A：天真可能说不上，但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坚持做一件事那么久的原因，简单又投入，精力集中。
Q：你年少时的理想是什么？
A：小的时候挺想当老师，我的启蒙老师特别好，当我刚接触“理想”这个词的时候，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长大想当尹老师”。
Q：后来你实现了理想又放弃了？
A：真正留校任教的时候我又不想当老师了，大学老师不如小学老师有意思，上课时面对学生心里特别没数，不像小学生，一张白纸，特别好玩。
当时我在广院教播音主持，教孙小梅、张政这个班，这时我就觉得心里没数，教出来效果也觉得不怎么样，后来就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了。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明明向往的是讲台但又逃离了，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讲台了。后来我在北大带艺术硕士，也在母校讲课，甚至讲台更大了，不光给未来的同行讲课，还给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讲课，比如说新闻发言人、领导干部、企业家。
一点都不温柔
当年，敬一丹考研考了三次。第一次落败后，遇到同样落败的一个男考生，却收获了爱情。回忆初次见面的场景，敬一丹历历在目，“我们在一个考场。当时他注意到我，出考场时往一个方向走，当时也不流行搭讪，就算他搭讪我也不会搭理他。”她的言语中带着调侃。后来在一次运动会上，敬一丹与这个男生真正认识了。那时考研的人特别少，两个执着的人难得碰到了一起，“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满脑子都是重考呢还是不重考呢，当时他就说，考啊！他的这种毫不犹豫，让我心动了一下。”这个让敬一丹心动的男人，彼时是个经济学老师，后来考取中央党校研究生，如今是华泰保险董事长。网上流言说她改嫁了超级富豪，敬一丹笑笑，“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
她说，在家里自己一点都不温柔，这是丈夫对她最不满足的地方。对于女儿，小时候，敬一丹会带着她一起录节目，她关注的教育议题也会讲给女儿听，现在女儿投身公益教育项目“美丽中国”，和敬一丹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提到女儿，她骄傲地说，“我只是关注问题，而她是直接参与，把事落到实处。”
Q：上学时丈夫在中央党校，你在广播电视学院，算异地恋了？
A：那时都结婚了，又分别考到北京来，我们有各自的学习生活。结完婚读研究生就特踏实。他先来北京上学的，当时我父亲生病，有一年我就没考。后来考研就有了双重动力，一个是我自己想上学，另外一个他在这，动力足够大，所以第三年我就成功了。
Q：你33岁时既有幸福家庭，又有稳定事业，却决定去中央电视台，算一个任性的决定么？
A：也不算，当时就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太有吸引力了。我不属于一个容易被点燃的人，我绝不属于一个爱跳槽、爱改变的人。网络上盛传一篇说是我写的文章《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这谁干的啊，根本不是我写的。虽然文章说的倒是那么回事儿，但我不会这样表达。我不是一个会主动去改变的人，但我在很不容易被点燃的状态下被点燃了，电视台的工作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Q：家庭和事业你是如何兼顾的呢？
A：我的家庭和事业并没有产生过矛盾，因为我都是和公公婆婆住一块，三世同堂。别人都说你现在居然还保持这么传统的家庭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是互补，我可以说走就走，我们出差哪有规律可言啊。别人说你还有时间陪孩子吗？那我就想，她需要这么多时间陪吗？
Q：你女儿要求过你多陪陪她吗？
A：一般我采访会尽可能地带着她，一是有时间和她待着，还有就是想让女儿看到我工作的样子。我妈妈是做公安工作的，但我只看到过她在家的样子。记得有一次我去找她要钥匙，别人说你妈妈在审讯，我就满脑子想象她审讯的样子。我的工作没这么多保密要求，有条件带着女儿，就想让她看见我工作的样子，对我有个完整的认知。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要敬业，不用再和她说，她直接就看到了我的这一面。
Q：你一开始做的是经济栏目，丈夫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A：有的。最初找采访对象时，我不认识经济界的人，第一个采访嘉宾就是他介绍的，告诉我哪个人是有发言权的。资源滚雪球越滚越大，后来我做过很长时间的经济类深度报道，甚至还有人问我是哪个大学经济学毕业的，我就有点得意，装得还挺像的。
Q：丈夫和女儿是你的忠实观众吗？
A：一点儿都不忠实，最忠实的是我爸妈，我妈不光看我的节目，她是关注这个栏目，有时候还会比较，说哪个同事又表现得怎么样之类的。我女儿看我节目跟没看见似的，她去电视台从来都没要求看看我的节目录像，她会要求去看崔永元录像。
Q：女儿为什么会加入“美丽中国”这个公益组织？
A：她也做过其他的工作，但为什么最后会做公益教育呢，她说一方面是从小受家里影响，另一方面是看到中国公益教育事业的现状。她2012年加入时正值中国公益教育慈善遭遇低谷，她说我要看看可持续的公益教育事业是怎么做的。她不是说她直接面对着需要帮助的孩子，而是抱着一种我要研究要探索的心态，我觉得特别好，让我对她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Q：在女儿眼里你是个怎样的妈妈？
A：我女儿是和我平起平坐的，可以很平等地探讨话题。初中时去给她开家长会，回来后我跟她说：“你们老师让我传达，不许早恋啊”，当时她的回答是：“恋就是恋，无所谓早”。初中生啊！从此，我就再也没在节目中说过“早恋”这个词。我女儿说话比我更简洁，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论证。后来我还为此专门请教过卢勤老师，如果我不说“早恋”，节目中又涉及这个话题，我该说什么呢？然后卢老师说，你就说“青春期情感”。我说对啊，“早恋”是看待少男少女的这么一种成人目光，带有一种不平等。女儿说的很多话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要向她学习。
Q：对于你退休后的生活，女儿有什么建议吗？
A：她给我布置了很多事，她说，“妈妈你要把外语捡起来。当时费那么大劲儿学，现在全扔掉了，你就不要上老年大学的其他科目了，直接学外语”。我时常要请教她一点电脑方面的问题，每次她都要从头教我，我说要不直接给我弄好得了，她就会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哎哟真是累死我了，我就得听她讲课。我觉得年轻人在我退休之后给我一种青春的力量。
之后有好一阵子，“退休”成为网络热词，人们感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敬一丹在荧屏上活跃了27年。央视第一次以主持人名字命名栏目“一丹话题”、第一次卫星连线、第一次72小时直播香港回归、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开播并达收视巅峰……她都亲历。走出演播室，她在新书《我遇到你》里向她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一切致意。敬一丹说，很幸运，我遇到了“你”，遇到广播和电视发展的黄金时代，遇到默契合作的同事，遇到麻风娃、孤儿、贫民，遇到雾霾、水危机、荒漠化等时代发展下的各种社会议题……
正如一位大学生的比喻，“敬老师，虽然我们现在是数码时代了，但我们看到柯达胶卷仍然会感到很亲切。”在小鲜肉当道的今天，我们依旧关注这张“老”面孔，不仅因为她是敬一丹，也因为她带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见到敬一丹是在顺义的一个度假区里，好友卢勤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少年演说家”的夏令营，她为孩子们上第一堂课。下午一点，敬一丹如约而至。挺拔匀称的身材，利落的不对称短发，黑底白点的连衣裙，简单的黑皮鞋，敬一丹看上去精神又干练。打过招呼后，与记者一起走向休息室，她步伐很快，有种雷厉风行的感觉。
“哪有60岁！”记者心里暗叹。眼前的敬一丹眼睛清亮，皮肤白皙红润，只有颈上和眼周可以窥到些岁月的痕迹。“在退休时我数了数，自己有四十四年的工龄。”她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考取研究生时，是“已婚妇女”
时针拨回到44年前。16岁的姑娘中学毕业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地上建广播站，中学就做广播员的敬一丹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话筒。“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她的广播内容主要是激励工人们干活。她没有意识到，从此她与话筒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76年冬天，这位林业局的广播员与三所大学失之交臂。正失望着，敬一丹得到北京广播学院的面试机会。她还记得试音的稿件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国家大转折与我个人的大转折，恰好相遇了。”
毕业后，敬一丹如愿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80年代，电视初兴，人手不够，她还要跑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那时，出镜主持人时兴烫发。敬一丹的书里记录了一件趣事：“当时我和男友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工作？’‘没有，没有！’他总是不愿意承认。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问，‘是她吗？’‘不是，不是！’‘我想也不能啊，咱们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40了吧？’”那年，敬一丹才24岁。
对于年龄，敬一丹有点迟钝。这可能和她的童年有关。13岁那年，因为“文革”，身为公安干警的爸妈去了干校，姐姐在生产建设兵团，家里只剩她和弟弟。她不仅要为生计担忧，冬天的夜里还要为弟弟补棉裤……小小的年纪就被迫变得成熟。
以后的人生中，敬一丹也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年龄去做想做的事，“1983年考取研究生时，我28岁，是‘已婚妇女’。”1976年入学的敬一丹是工农兵大学生，只读了两年，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是四年制。“我们与77级，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两年的学没上够，敬一丹依然向往校园。于是考研考了三年后，敬一丹终于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喜欢去体育场看崔健唱歌
初到中央电视台时，敬一丹已经33岁了。本来已经留校任教了，但当她为写一段讲义去电视台实践时被电视台的工作强烈地吸引。她说自己并不是容易被点燃的人，既然被点燃了，于是得抓住，“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播音员，却很少有那种兴奋和激情。电视台那种新鲜，满足了我一种潜在的职业热情。我原来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和陌生人接触怎么那么兴奋啊。”在大多数女人可能会回归家庭的年纪，敬一丹选择与中国电视一起成长。
35岁时，台里开运动会，告示上写着：“35岁以上，参加中年组。”敬一丹转头走开，“35岁怎么能算中年呢？我才不会去参加什么中年组呢！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焦点访谈》实行记者主持人制度。敬一丹不仅主持，还要冲到第一线去采访，她去贵州、云南的偏远山村里采访留守儿童，到大别山探访麻风病村，去甘肃考察荒漠化，汶川地震后又去四川……在40到60岁的20年里，大多数人正安稳地度过中年，敬一丹却像个热血青年，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但同时，她又比年轻的同事们多了一份持重和韧劲儿。
四十几岁时，看到报道如是：《敬一丹，与年轮抗争》，她大笑，“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其实，在端庄的外表下，敬一丹有一颗青春不安分的心。“在别人眼里我有个很传统的形象，但我却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出去。开着越野车到草原和沙漠没有路的地方去。可能你觉得我喜欢蔡琴才正常，但我却喜欢去体育场看崔健唱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摇滚和越野这样的东西吸引，其实我年轻时有些愿望是没有满足的，现在就蠢蠢欲动，比如我特别想骑着自行车去远行一次。”
“休”这个字，真得琢磨琢磨
提到不久前的北极之行，她说那是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两周的时间，离开庸常，离开忙碌，彻底放空。“看着漫天皆白，海天一色，期待着北极熊的出现，人变得特别单纯。单纯到什么样呢？一船人一听说前面有北极熊，全部涌到甲板上，看到北极熊就欣喜若狂，享受单纯的快乐。”
敬一丹一个朋友的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曾是一位报人。60岁退休时，她定了个30年计划：办一份报纸、出几本书。看到如今已90岁的老人已将当初的计划一一兑现，敬一丹很受触动：“她做了个30年的长远计划，所以她从心气儿到体力上的准备都是30年的，你面对一个90岁的老太太，依然能够感觉她的美好，这种人生特别好。” 对于自己的退休计划，她说要先给自己一个间隔年，“下个星期会去四川参加一个活动，走一走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
“你的体力怎么样？”记者问。
“没问题。现在的体力就跟四十多岁似的。”敬一丹爽朗地答，“我一向对年龄没什么感觉，还觉得现在状态和上班时是一样的。我可以连续十几天出差。”
问她有什么秘诀吗？
“挺简单的，我没做那么多事，就做一件很单纯的事。”
未来，敬一丹还想做与职业有延续感、和沟通相关的事儿。“比如讲台、公益都是一种沟通。还有我今天面对这些孩子，也是一种扩展。我不是想让他们都成为小主持人，是想让他们成为善于沟通的人，至少要让他有这种意识，沟通也是一种能力啊。”
不过，女儿还给她布置了学英语的任务，说起来她有点痛苦：“首先我必须要申明啊，英语不是我的爱好，我实在是太不爱好了，可现在有需要，不学会被我女儿看不起。”
Q&A
敬大姐
在新闻记者以“锐气”为标杆，提倡短兵相接时，敬一丹温和的性情让新闻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本关切。报道东莞事件时，敬一丹坚持，要给色情场所的女孩打上马赛克，“比起经营者，她们不更应该得到保护吗？最朴素的想法，如果她是你的亲人呢？”
面对观众，敬一丹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在同事间，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姐大。白岩松用“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来形容她，他说，从敬大姐这儿得到的全是好处。记得一次中国足球输了，全国人极愤怒，本来值班的敬一丹却主动让位给白岩松，“今天应该有更好的评论，你应该去说一下中国足球。”当晚，白岩松的评论被人们拍手叫绝——这是大姐给他的。白岩松曾放话，“未来起码三五年时间里，必须还得是敬大姐主持《感动中国》，如果敬大姐不主持我也不干。”在水均益心里，敬大姐就是一颗定心丸。在“香港回归”直播时，他睡过了头，慌里慌张地赶到演播间，气还没喘好，敬一丹只说了一句，“小水没事”，水均益立马踏实了。崔永元说，“我特别不希望被母亲管，但特别愿意被敬大姐管。”当被问及怎么看崔永元在美国涉及敏感内容的演讲视频？敬一丹回答，“我点赞了，我对兄弟的评价很难做到完全客观，我承认我不客观，哪怕很多人说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Q：有些人会把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焦点访谈》在你的人生中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A：还不能说是孩子，它是我最重要的职业平台，在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二十年是最成熟、最丰厚的一段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华彩乐章。但之前的工作经历也各有让我珍惜的地方，比如在广播电台工作，传媒大学工作的时候，包括知青那段经历，这最后二十年，是被观众熟悉的二十年，是在前面积累的基础上，充分地释放自己职业的力量。
Q：你说和一个栏目相伴二十年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受到哪些影响？
A：我的关注点形成了一种很有方向的惯性，比如我早晨从打开手机、电视或收音机那一刻开始，关注的都是：这个和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相关吗？这段时间想试试是不是我不在《焦点访谈》了就不会再关注这些沉重的题材，但情不自禁地还会关注。最近华北高温天气，我脑子想的都是新闻应该做户外工作者，防暑、高温补贴等的落实。这种生活方式还包括一种自我约束，比如刚刚经过会场，作为记者和媒体人，我可以在旁观察，但我不能影响他们，所以和你打完招呼后我就匆匆往里走。还有形象，前些年别人说我总是心事重重皱着眉头，因为这个栏目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我生活中轻松的一面就很少为观众了解。
Q：你刚做《焦点访谈》时就关注一些议题如户口问题、留守儿童，但这么长时间过去这些问题也都还在，你有无力感吗？
A：关注是有价值的，但过程考验耐心，就是记者有没有耐力看清这件事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程度，它绝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比如户口问题，1993年我在《一丹话题》里就谈，20多年了我们还在谈，进程可能不如期待的那么快，但我们至少撬动了一下。
Q：你说，比起任性你更有韧性，我们看到的是你做《焦点访谈》二十年。你觉得自己的韧性还表现在哪？
A：这个韧性不仅仅是时间的长度，还包括遇到事情的坚持。舆论监督的环境是很有起伏的，我体会过巅峰，也体会过谷底。
我有过节目舆论监督直接推动现实的快感，我也体会过节目被枪毙后的郁闷——那是很郁闷啊！甚至让很多年轻同事怀疑新闻理想，哭的也有，踹墙的也有，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好在我因为年龄的关系，不会表现得那么极端。
Q：别人都喊你大姐，私下你有比较天真、不那么大姐的一面吗？
A：天真可能说不上，但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坚持做一件事那么久的原因，简单又投入，精力集中。
Q：你年少时的理想是什么？
A：小的时候挺想当老师，我的启蒙老师特别好，当我刚接触“理想”这个词的时候，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长大想当尹老师”。
Q：后来你实现了理想又放弃了？
A：真正留校任教的时候我又不想当老师了，大学老师不如小学老师有意思，上课时面对学生心里特别没数，不像小学生，一张白纸，特别好玩。
当时我在广院教播音主持，教孙小梅、张政这个班，这时我就觉得心里没数，教出来效果也觉得不怎么样，后来就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了。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明明向往的是讲台但又逃离了，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讲台了。后来我在北大带艺术硕士，也在母校讲课，甚至讲台更大了，不光给未来的同行讲课，还给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讲课，比如说新闻发言人、领导干部、企业家。
一点都不温柔
当年，敬一丹考研考了三次。第一次落败后，遇到同样落败的一个男考生，却收获了爱情。回忆初次见面的场景，敬一丹历历在目，“我们在一个考场。当时他注意到我，出考场时往一个方向走，当时也不流行搭讪，就算他搭讪我也不会搭理他。”她的言语中带着调侃。后来在一次运动会上，敬一丹与这个男生真正认识了。那时考研的人特别少，两个执着的人难得碰到了一起，“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满脑子都是重考呢还是不重考呢，当时他就说，考啊！他的这种毫不犹豫，让我心动了一下。”这个让敬一丹心动的男人，彼时是个经济学老师，后来考取中央党校研究生，如今是华泰保险董事长。网上流言说她改嫁了超级富豪，敬一丹笑笑，“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
她说，在家里自己一点都不温柔，这是丈夫对她最不满足的地方。对于女儿，小时候，敬一丹会带着她一起录节目，她关注的教育议题也会讲给女儿听，现在女儿投身公益教育项目“美丽中国”，和敬一丹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提到女儿，她骄傲地说，“我只是关注问题，而她是直接参与，把事落到实处。”
Q：上学时丈夫在中央党校，你在广播电视学院，算异地恋了？
A：那时都结婚了，又分别考到北京来，我们有各自的学习生活。结完婚读研究生就特踏实。他先来北京上学的，当时我父亲生病，有一年我就没考。后来考研就有了双重动力，一个是我自己想上学，另外一个他在这，动力足够大，所以第三年我就成功了。
Q：你33岁时既有幸福家庭，又有稳定事业，却决定去中央电视台，算一个任性的决定么？
A：也不算，当时就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太有吸引力了。我不属于一个容易被点燃的人，我绝不属于一个爱跳槽、爱改变的人。网络上盛传一篇说是我写的文章《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这谁干的啊，根本不是我写的。虽然文章说的倒是那么回事儿，但我不会这样表达。我不是一个会主动去改变的人，但我在很不容易被点燃的状态下被点燃了，电视台的工作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Q：家庭和事业你是如何兼顾的呢？
A：我的家庭和事业并没有产生过矛盾，因为我都是和公公婆婆住一块，三世同堂。别人都说你现在居然还保持这么传统的家庭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是互补，我可以说走就走，我们出差哪有规律可言啊。别人说你还有时间陪孩子吗？那我就想，她需要这么多时间陪吗？
Q：你女儿要求过你多陪陪她吗？
A：一般我采访会尽可能地带着她，一是有时间和她待着，还有就是想让女儿看到我工作的样子。我妈妈是做公安工作的，但我只看到过她在家的样子。记得有一次我去找她要钥匙，别人说你妈妈在审讯，我就满脑子想象她审讯的样子。我的工作没这么多保密要求，有条件带着女儿，就想让她看见我工作的样子，对我有个完整的认知。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要敬业，不用再和她说，她直接就看到了我的这一面。
Q：你一开始做的是经济栏目，丈夫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A：有的。最初找采访对象时，我不认识经济界的人，第一个采访嘉宾就是他介绍的，告诉我哪个人是有发言权的。资源滚雪球越滚越大，后来我做过很长时间的经济类深度报道，甚至还有人问我是哪个大学经济学毕业的，我就有点得意，装得还挺像的。
Q：丈夫和女儿是你的忠实观众吗？
A：一点儿都不忠实，最忠实的是我爸妈，我妈不光看我的节目，她是关注这个栏目，有时候还会比较，说哪个同事又表现得怎么样之类的。我女儿看我节目跟没看见似的，她去电视台从来都没要求看看我的节目录像，她会要求去看崔永元录像。
Q：女儿为什么会加入“美丽中国”这个公益组织？
A：她也做过其他的工作，但为什么最后会做公益教育呢，她说一方面是从小受家里影响，另一方面是看到中国公益教育事业的现状。她2012年加入时正值中国公益教育慈善遭遇低谷，她说我要看看可持续的公益教育事业是怎么做的。她不是说她直接面对着需要帮助的孩子，而是抱着一种我要研究要探索的心态，我觉得特别好，让我对她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Q：在女儿眼里你是个怎样的妈妈？
A：我女儿是和我平起平坐的，可以很平等地探讨话题。初中时去给她开家长会，回来后我跟她说：“你们老师让我传达，不许早恋啊”，当时她的回答是：“恋就是恋，无所谓早”。初中生啊！从此，我就再也没在节目中说过“早恋”这个词。我女儿说话比我更简洁，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论证。后来我还为此专门请教过卢勤老师，如果我不说“早恋”，节目中又涉及这个话题，我该说什么呢？然后卢老师说，你就说“青春期情感”。我说对啊，“早恋”是看待少男少女的这么一种成人目光，带有一种不平等。女儿说的很多话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要向她学习。
Q：对于你退休后的生活，女儿有什么建议吗？
A：她给我布置了很多事，她说，“妈妈你要把外语捡起来。当时费那么大劲儿学，现在全扔掉了，你就不要上老年大学的其他科目了，直接学外语”。我时常要请教她一点电脑方面的问题，每次她都要从头教我，我说要不直接给我弄好得了，她就会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哎哟真是累死我了，我就得听她讲课。我觉得年轻人在我退休之后给我一种青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