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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关键词]莎士比亚；世俗人本意识；宗教人本意识；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的出现，标志着文艺复兴运动达到了高潮，也预示着快要接近尾声，莎士比亚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作为这一时期最富有文化巨人特征的莎士比亚，他不仅包容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也包容了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阶段。阿伦·布洛克认为：“从来没有比他(指莎士比亚，笔者注)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仅对中世纪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文艺复兴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和现实以及人文主义本身作过深刻的分析、解剖与反思，因而，他有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那种宽广的包容性，从而成了熔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于一炉的文化巨人。
一、让自然欲望之花开放在“爱”的阳光下
莎士比亚的创作无疑延续着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禁锢，追求古希腊式的世俗人本传统，肯定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承认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但是，他并不一味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天然合理性，而是强调人智对自然欲望的引导与制约，用基督式的爱去销蚀欲望中的粗欲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从而显得激情、浪漫、美丽而又神圣、高雅、节制。
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中，诗歌与喜剧一般被认为是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杰作。它们唱响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赞歌，表现出青年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人文主义思想鼓舞下对人与世界的那种乐观与浪漫。但笔者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和他的人文观念也大大有别于前期人文主义作家。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与喜剧描绘了伊甸园式的美丽世界，但细加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的乐园。那里，青年男女之间的爱的激情是以自然性爱为基础的，其间也确实充溢着青春与活力。虽然爱的浪漫会遇到邪恶的干扰，但美总能战胜恶，自然性爱的激情总是表现为无限的美丽。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个世界中的人往往富有理性，善于用人智去辨别褊狭、自私与谬误，并以宽厚与仁慈相待，当仁爱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怨恨后，世界就变得阳光灿烂。莎士比亚早期抒情诗中的男女之爱是热烈而奔放的，然而热情中又不乏理智。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就是一例，它写的是爱神维纳斯追求美貌猎手阿都尼斯的故事，显示了女性之爱的不可抗拒。但又不粗俗或过于外露。第二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描写了热烈的爱，也歌颂了妇女的忠贞，热情与节制得到了统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往往把爱情与友谊之花开放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土壤之中，尽现其美丽高洁。爱情与友谊相伴，本身说明了自然爱欲在崇高情感支撑下成为美丽的情感，其中闪现了理智和仁慈的光辉，透射出自然人性的美。这个世界中的人固然冲破了社会的禁欲主义，但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宽厚与博爱，是交相辉映、水乳交融的。
早期喜剧的主题与抒情诗的主题相似并有所拓展，自然之爱吹奏出了嘹亮而优美的乐章。在喜剧中，爱能战胜偏见、融化仇恨、给人智慧、给人勇气，但这种爱情都建立在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真诚、宽容等高尚品质与情操的基础上。这种爱无疑属于世俗情感，但又有超世俗的倾向。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爱欲的放纵从来都是不被肯定的，相反，自然爱欲经理智与仁慈过滤后则升华为美的情感。如果说，薄伽丘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是用“人欲天然合理”的口号去反宗教禁欲主义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则在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禁欲主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仁慈是人间的上帝”。莎士比亚认为，离开了仁慈与理智，自然之爱将会走向爱欲的放纵，爱情也就失去应有的美丽。
所以，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在创作的早期就拥有一种上帝式深沉、宽广的胸襟。此时的作品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性在剔除了教会禁欲主义的极端成分后，透射出的是人文温情，在人文内涵上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世俗理性构成互补。可见，早期的莎士比亚，其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文化有着血缘关系。
二、让“仁厚”战胜“残暴”
在早期喜剧中，理智与慈仁不仅使爱情之花绽然开放，也使人所固有的偏执、狭隘与愚昧在不堪一击中纷纷缴械。在早期历史剧中，权力的巨大诱惑刺激了潜伏于人的灵魂中的贪婪与邪恶，爱与仁慈的取胜已不再轻而易举，人间的乐园也平添了诸多因互相争斗、倾轧、残杀带来的血腥与阴暗。当莎士比亚描述出人的这种贪婪与邪恶时，喜剧中的“爱”的世界顿时成了虚幻的浪漫和遥远的美丽。但对莎士比亚来说，他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却因此变得深沉而深刻。
历史剧展示了英国封建社会由动乱纷争到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作者虽然以理想、乐观的态度去描绘历史上群雄争霸、动荡不安的时代，表达了谴责僭主昏君、表彰贤明君主、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人文主义政治理想，但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不断晃动的重重魔影，要不然，机智勇敢的亨利四世怎么会说“戴王冠的头颅是不能安于枕席的”呢?赤裸而残酷的权力之争使英雄变得贪婪凶狠，光凭宽厚仁慈是难以扼制不断膨胀的野心的。因此，治乱安邦的君主必须勇敢、机智、果断，还须狡诈、冷酷乃至残忍。如亨利四世，他凭借假装的德行和并非假装的才能夺取了王位。同时又凭借老练精明的政治手腕和勃勃的治国雄心以及出众的才能，使国家在大贵族反叛时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走向安定统一。在激烈的权力纷争的环境里，亨利四世无疑是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在莎士比亚看来，他不是理想的君王，而只是一个有才干的野心家。因为他虽有帝王之才，却缺少了帝王之德：仁慈、宽厚。亨利五世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
亨利五世不像他的父亲亨利四世那样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而是通过合法的继承权登上国王宝座的。这里，莎士比亚首先在道义上确立了亨利五世王权的合法性，也确立了作为国王的他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他的治国才能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道德上更是远在乃父之上。他虔 信上帝，胸襟开阔，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处事公正严明，所以，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都对他奉若天人，敬若神明。莎士比亚对亨利五世道德上的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在强权相争、贪欲攻心的情况下，仅有道德的感召力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莎士比亚却说，“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权时，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后把它赢到手”(第二幕第六场)。这实在是一种道德说教与安慰。不过也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看到并否定了权力诱发的贪欲及由贪欲导致的争斗，但他认为抑制贪欲和战胜邪恶主要仰仗仁慈宽厚的美德。莎士比亚希望人间的君王有上帝与耶稣的秉性，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具有这种秉性，而后者具有。在他看来，理想的君王应是人间的上帝。这与其说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不如说表达了他关于“人”的理想。
很明显，早期历史剧和喜剧在道德理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让基督之爱的灵光净化世态人心，让天国的理想出现在此岸世界。这无疑是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其中的基督教文化的气息是何其浓郁!这说明即使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无法与文艺复兴前期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日而语。
三、恶欲践踏了高贵的仁慈
理想毕竟是理想，终究无法取代严酷的现实。当莎士比亚从浪漫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时，他的作品描绘的是一幕幕邪恶践踏善良仁爱的可怖画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理想的君王仅仅成了哈姆雷特模糊记忆中的父王，而出现在现实中的则是克劳狄斯、李尔与麦克白之辈。克劳狄斯杀兄而霸其妻，专横于朝廷，炙手可热；李尔王居功自傲，丧失理智，终于被利欲熏心的女儿女婿们逐出宫门，沦为两足动物；麦克白用血腥的谋杀取得了王权，又以血腥的谋杀去巩固它，野心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吞噬了英雄的天良。这里，“残暴”和“仁厚”在争夺王位时，分明是那猖狂的“残暴”轻而易举地把它赢到了手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成为枉法的贿赂。”在这恶欲放纵的时代，“罪恶的匆匆”使世界变成了“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莎士比亚早年的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的悲剧正是人文主义理想破灭的写照，哈姆雷特也正是人文主义理想幻灭时人们矛盾迷惘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表征。
尤其是，莎士比亚悲剧虽然描写了人欲横流的事实，展现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惨遭践踏的惨剧，但总是在道义上留给人们些许安慰和缕缕希望，并让人们相信：虽然邪恶可以一时压倒善良与正义，但最终将会取得胜利，上帝最终是站在善与正义一边的，这世界还有末日审判的那一天。这与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在悲剧中，仁慈、宽厚、博爱也就像映照灵魂善恶的是非明镜。哈姆莱特在现实中看到的是理智被邪恶吞噬了的人，值他理想中的人则是另一种情形：
人是二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这一段文字中说的“人”，既是哈姆莱特原来想象中的“人”，也是他“重振乾坤”后希望出现的“人”，或者可以说是莎士比亚自己关于“人”的一种理想，而显然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所追寻的“人”。上述这段著名的议论中所讲的“人”，在人文取向上，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传统。这段议论告诉人们，人之所以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正因为他是上帝的造物，所以才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才像“一个天使”、“一个天神”。上帝在创造了自然之后又创造了人，还把自然世界交给人去掌管，而且在所有的造物中，只有人是以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他自然就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更何况人有上帝般“高贵的理性”，它会守护着人的灵魂，使其不受贪欲的侵蚀而沦为恶欲的奴隶。上帝创造的人原本有神性附着的，因而能“节制”与明辨善恶。但是，现实中的人由于理性的堤坝被私欲的洪水冲垮，所以走向堕落。显然，莎士比亚要追寻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高呼“人欲天然合理”、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而是富有理性、仁慈宽厚的“人”。哈姆莱特就是这种“人”的范本。他虽然常常犹豫甚至软弱，但从拥有“神性”的意义上看，他完全是一个理想的“人”。与之相似的还有霍拉旭、《李尔王》中的考狄莉娅和爱德伽以及人性复归后的李尔，再还有《奥赛罗》中的苔丝德蒙娜，等等。他们都是拥有理想人格、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莎士比亚所呼唤的理想的“人”。
在莎士比亚笔下，理想的“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本应是座“美好的框架”，是顶“壮丽的帐幕”，是一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这俨然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或者可以说，莎士比亚要构建的现实中的伊甸园，它隐含了《圣经》中的乐园的原型。乐园理想的无法实现，是因为人自身的堕落和恶欲的放纵，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了“不毛的荒岬”，变成了“一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总之，尽管莎士比亚看到了并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但他依然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人借助上帝的道德力量，也即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终究能实现“扭转乾坤”的理想。如果说这在悲剧中仅仅表现为宽厚、仁慈、博爱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在晚期的传奇剧中，这种理想则几乎都变成了现实。
四、让人智与宽厚消解愚昧与邪恶
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让道德理想的明镜映照人欲横流的浊世，展现人性恶的各个侧面，在多重戏剧冲突中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此，莎士比亚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人的心灵世界的广度与深度的作家，被人们称为“体悟人类心灵的天才”。另一方面，悲剧中善的力量每每处于劣势，抵挡不住邪恶势力的疯狂逼攻，这当然显示了恶势力的强大，说明放纵人的欲望最后毁灭的将是人自己，进而说明节制、宽厚、博爱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莎士比亚并不主张用以恶抗恶、以暴制暴的方式对待邪恶。这种思想在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中表现为对人和世界的描写过于理想和浪漫，在悲剧中则表现为善的力量的柔弱及由于柔弱造成的悲剧。可以说，莎士比亚一直都在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的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与途径。到了晚年，他更强调仁慈、宽恕、忍让对恶的感化作用，使其成为消解矛盾的必由之路。在当时的他看来，人既有难以抵挡的从恶的倾向，又有天然的向善的秉性；扼制邪恶并不是毁灭造恶的人本身，而是用善的力量，用爱去化解和消弭恶，使邪恶者弃恶从善，而不应在肉体与精神上毁灭邪恶者。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博爱、道德感化成了基本主题。
莎士比亚对当时的人和社会的认识有其特定的文化视角。他从基督教的观念出发，认为人 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人有“神性”的附着，这表现为人有“高贵的理性”，因而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神性”、“理性”也即意味着人的善性，善性与人同在，因而善的力量最终将战胜邪恶。这是莎士比亚相信人类有美好未来的人性依据，是一种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神性论”，“神性论”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人性的问题。但莎士比亚同时又看到了人之趋恶秉性。人在失去“神性”或理性制约时，在欲望的驱使下，“罪恶的匆匆”会使他走向邪恶的深渊。麦克白就是由一个雄才大略、忠君爱国的英雄，在欲望驱使下沦为杀人恶魔的。而且，即便是堕落之后，麦克白也并非十恶不赦，丧尽天良，因而才有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和无尽的矛盾痛苦。可见，世界的美好主要靠“神性”去制约趋恶的欲望，并用“神性”去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从而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邪恶是存在的，而且是强大的，但又是可以抑制的，其法宝就是人之“神性”，也即人智与爱。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不再像喜剧那样，凭着几个才智过人、道德崇高的人物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邪恶，建立人间乐园，而是要善良的人们经过种种磨难，与邪恶势力艰苦抗争之后才能取胜，而且往往是善良者的道德感化使邪恶者弃恶从善，双方握手言和，矛盾才得以解决。那一个个因嫉妒、贪欲、仇恨而造成分裂的家庭，在度过了严酷的冬季之后，最终在宽恕、悔悟的心境中破镜重圆，迎来了祥和欢乐的春天。如在《辛白林》中，辛白林的固执、狭隘、刚愎自用、抱残守缺造成了年轻人的磨难，但在经过一系列的艰难曲折后，宽恕与和解战胜了渺小的仇恨、欺骗与纷争。辛白林在道德上被感化后，精神得以升华，迎来了和平欢乐的大团圆结局。《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专横、武断、猜忌、残忍使他几乎丧失理性，做出了种种恶行，使忠实的波力克希尼斯险遭杀身之祸，蒙受了16年的不白之冤。但波力克希尼斯宽厚仁慈，不记前仇，使里昂提斯回心转意，化解了多年的冤仇。
特别是被称为莎士比亚“诗的遗嘱”的《暴风雨》，更是以象征、寓言的手法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可谓完整地表现这种道德理想的压轴之作。在这个剧本中，邪恶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安东尼奥篡夺了兄长普洛斯彼罗的爵位，勾结那不勒斯王将其父女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十二年后，当自己被一场暴风雨刮到荒岛之后，仍不忘争权夺利，唆使西巴斯辛去谋杀那不勒斯王，以图窃取权位。全剧可以说是贪欲驱使下的人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故事，这既是对当时人欲横流的现实的隐喻，也是对人性恶的深刻解剖。作为善的力量的代表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他在被弟弟篡夺权位并流落荒岛之后，依然心怀仁慈，对加害于他的恶人们充满同情：“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高尚的理性”的安排。于是，他不记旧恨，既往不咎，宽恕了所有人，包括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卑劣的兄弟安东尼奥，表现出宽厚仁慈的胸怀。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一生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还通过普洛斯彼罗这一形象表达了更深一层的人文内涵。全剧不仅以他高贵的仁爱之心反照出低劣的灵魂，而且还通过他对神秘的“魔法”的追求，隐喻了以人智的开启去消解愚昧与邪恶，使人的灵魂与精神得以提升，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理想。普洛斯彼罗孜孜不倦地追求魔法，并依靠魔法呼风唤雨、扬善惩恶，具有“超人”的威力。他的魔法可以说是知识与科学的代名词。他说：“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人称道的一切事业。”他埋头于书籍之中，还说“书斋便是我庞大的公国”，甚至“比一个公国更宝贵”。在这种苦苦的追求中，他掌握了威力无比的法术，救善人于危难之际，惩恶者于作恶之时。普洛斯彼罗对魔法的执迷意味着他对科学的崇尚似乎有些过于现代化，但将其看成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智的崇尚却并不为过，而且是合乎文艺复兴之时代精神的。追求知识，意味着开启人智，消除愚昧，同时，在莎士比亚看来又是消除邪恶。因为愚昧使人陷于偏执、狭隘，且会诱使灵魂中的恶欲外现，而人智的开启使人明辨是非，避免偏执、狭隘，甚至抑制恶欲的冲动，使人变得宽厚仁慈。剧中的凯列班是魔鬼和妖巫所生的儿子，相对于普洛斯彼罗的知识与理性，凯列班象征着人的愚昧和恶欲；相对于象征美与善的爱丽儿，凯列班是丑与恶，是低级元素水和土。凯列班慑于主人普洛斯彼罗的法术之威力，也即人智与理性的威力，才不得不俯首称臣，但内心却暗骂普洛斯彼罗是“暴君”，总是怀恨于心，伺机报复，但终未成功。这一方面说明了崇尚知识、开启人智是使人性趋善解决社会恶欲泛滥的重要途径，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和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邪恶对理性总是不甘屈服的，要消除邪恶是艰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凯列班“天性中的顽劣改不过来”，总是伺机报复，普洛斯彼罗对他的“一切好心的努力全然白费”，说明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邪恶。因此，人所构成的这个世界总是与邪恶相伴的，也因如此，人不可丧失人智与理性，否则，恶欲将泛滥成灾以至毁灭人自己。人由于是上帝的造物因而必然有“神性”，有仁慈宽厚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智，因此，恶欲终将受到抑制并向理性“称臣”，人类之途尽管难免有艰辛曲折，但前景是美好的。所以，莎士比亚从剧中女主人公米兰达的口中说出了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相类似的称美之语：“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当然，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不能说是科学合理的，不过，其深刻性超出了此前的人文主义作家。尤其是，他的人文观念明显与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有血缘关系；他的仁慈、宽厚、节制、博爱，不以恶抗恶等等，使他的胸怀拥有了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而他对人智与知识的崇尚，又显然与拉伯雷及古希腊一古罗马文化中崇尚人智(理性)的传统相连接，而放纵原欲的传统则被基督教的节制原则所“过滤”后有选择地接纳于其思想中。所以，莎士比亚一方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一古罗马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相融合的产物。不仅如此，他对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汲取，原因主要在于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认识，他对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者片面理解人性、放纵自然欲望的极端化现象的反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希伯来一基督教人本意识从而步入了新的境界。他的创作所表现的关于“人”的观念，也就有了很强的包容性。正如卢卡契所说：
莎士比亚从来不把这个过程(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简单化为一种机械的“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对立。他看到了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同时也认识到这个新世界却促使在人类道德的某些方面比较好的、与人民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的家长制社会的崩溃。莎士比亚既看到了人文主义的胜利，同时也看到这个正在前进中的世界将是个金钱统治的世界，压迫和剥削群众的世界，大力放纵个人主义，充满贪婪等等的一个世界……正由于莎士比亚敏锐的观察力，就使他能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
莎士比亚是在对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的现实表演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化的，因而他是从世俗观照人生的，是从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出发接纳与观照基督教文化的，并把中世纪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他站在了比但丁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包容和总结了一个时代，同时又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崇尚知识和科学的新时代!
[关键词]莎士比亚；世俗人本意识；宗教人本意识；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的出现，标志着文艺复兴运动达到了高潮，也预示着快要接近尾声，莎士比亚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作为这一时期最富有文化巨人特征的莎士比亚，他不仅包容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也包容了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阶段。阿伦·布洛克认为：“从来没有比他(指莎士比亚，笔者注)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仅对中世纪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文艺复兴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和现实以及人文主义本身作过深刻的分析、解剖与反思，因而，他有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那种宽广的包容性，从而成了熔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于一炉的文化巨人。
一、让自然欲望之花开放在“爱”的阳光下
莎士比亚的创作无疑延续着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禁锢，追求古希腊式的世俗人本传统，肯定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承认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但是，他并不一味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天然合理性，而是强调人智对自然欲望的引导与制约，用基督式的爱去销蚀欲望中的粗欲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从而显得激情、浪漫、美丽而又神圣、高雅、节制。
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中，诗歌与喜剧一般被认为是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杰作。它们唱响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赞歌，表现出青年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人文主义思想鼓舞下对人与世界的那种乐观与浪漫。但笔者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和他的人文观念也大大有别于前期人文主义作家。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与喜剧描绘了伊甸园式的美丽世界，但细加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的乐园。那里，青年男女之间的爱的激情是以自然性爱为基础的，其间也确实充溢着青春与活力。虽然爱的浪漫会遇到邪恶的干扰，但美总能战胜恶，自然性爱的激情总是表现为无限的美丽。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个世界中的人往往富有理性，善于用人智去辨别褊狭、自私与谬误，并以宽厚与仁慈相待，当仁爱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怨恨后，世界就变得阳光灿烂。莎士比亚早期抒情诗中的男女之爱是热烈而奔放的，然而热情中又不乏理智。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就是一例，它写的是爱神维纳斯追求美貌猎手阿都尼斯的故事，显示了女性之爱的不可抗拒。但又不粗俗或过于外露。第二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描写了热烈的爱，也歌颂了妇女的忠贞，热情与节制得到了统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往往把爱情与友谊之花开放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土壤之中，尽现其美丽高洁。爱情与友谊相伴，本身说明了自然爱欲在崇高情感支撑下成为美丽的情感，其中闪现了理智和仁慈的光辉，透射出自然人性的美。这个世界中的人固然冲破了社会的禁欲主义，但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宽厚与博爱，是交相辉映、水乳交融的。
早期喜剧的主题与抒情诗的主题相似并有所拓展，自然之爱吹奏出了嘹亮而优美的乐章。在喜剧中，爱能战胜偏见、融化仇恨、给人智慧、给人勇气，但这种爱情都建立在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真诚、宽容等高尚品质与情操的基础上。这种爱无疑属于世俗情感，但又有超世俗的倾向。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爱欲的放纵从来都是不被肯定的，相反，自然爱欲经理智与仁慈过滤后则升华为美的情感。如果说，薄伽丘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是用“人欲天然合理”的口号去反宗教禁欲主义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则在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禁欲主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仁慈是人间的上帝”。莎士比亚认为，离开了仁慈与理智，自然之爱将会走向爱欲的放纵，爱情也就失去应有的美丽。
所以，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在创作的早期就拥有一种上帝式深沉、宽广的胸襟。此时的作品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性在剔除了教会禁欲主义的极端成分后，透射出的是人文温情，在人文内涵上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世俗理性构成互补。可见，早期的莎士比亚，其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文化有着血缘关系。
二、让“仁厚”战胜“残暴”
在早期喜剧中，理智与慈仁不仅使爱情之花绽然开放，也使人所固有的偏执、狭隘与愚昧在不堪一击中纷纷缴械。在早期历史剧中，权力的巨大诱惑刺激了潜伏于人的灵魂中的贪婪与邪恶，爱与仁慈的取胜已不再轻而易举，人间的乐园也平添了诸多因互相争斗、倾轧、残杀带来的血腥与阴暗。当莎士比亚描述出人的这种贪婪与邪恶时，喜剧中的“爱”的世界顿时成了虚幻的浪漫和遥远的美丽。但对莎士比亚来说，他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却因此变得深沉而深刻。
历史剧展示了英国封建社会由动乱纷争到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作者虽然以理想、乐观的态度去描绘历史上群雄争霸、动荡不安的时代，表达了谴责僭主昏君、表彰贤明君主、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人文主义政治理想，但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不断晃动的重重魔影，要不然，机智勇敢的亨利四世怎么会说“戴王冠的头颅是不能安于枕席的”呢?赤裸而残酷的权力之争使英雄变得贪婪凶狠，光凭宽厚仁慈是难以扼制不断膨胀的野心的。因此，治乱安邦的君主必须勇敢、机智、果断，还须狡诈、冷酷乃至残忍。如亨利四世，他凭借假装的德行和并非假装的才能夺取了王位。同时又凭借老练精明的政治手腕和勃勃的治国雄心以及出众的才能，使国家在大贵族反叛时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走向安定统一。在激烈的权力纷争的环境里，亨利四世无疑是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在莎士比亚看来，他不是理想的君王，而只是一个有才干的野心家。因为他虽有帝王之才，却缺少了帝王之德：仁慈、宽厚。亨利五世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
亨利五世不像他的父亲亨利四世那样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而是通过合法的继承权登上国王宝座的。这里，莎士比亚首先在道义上确立了亨利五世王权的合法性，也确立了作为国王的他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他的治国才能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道德上更是远在乃父之上。他虔 信上帝，胸襟开阔，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处事公正严明，所以，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都对他奉若天人，敬若神明。莎士比亚对亨利五世道德上的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在强权相争、贪欲攻心的情况下，仅有道德的感召力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莎士比亚却说，“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权时，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后把它赢到手”(第二幕第六场)。这实在是一种道德说教与安慰。不过也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看到并否定了权力诱发的贪欲及由贪欲导致的争斗，但他认为抑制贪欲和战胜邪恶主要仰仗仁慈宽厚的美德。莎士比亚希望人间的君王有上帝与耶稣的秉性，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具有这种秉性，而后者具有。在他看来，理想的君王应是人间的上帝。这与其说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不如说表达了他关于“人”的理想。
很明显，早期历史剧和喜剧在道德理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让基督之爱的灵光净化世态人心，让天国的理想出现在此岸世界。这无疑是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其中的基督教文化的气息是何其浓郁!这说明即使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无法与文艺复兴前期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日而语。
三、恶欲践踏了高贵的仁慈
理想毕竟是理想，终究无法取代严酷的现实。当莎士比亚从浪漫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时，他的作品描绘的是一幕幕邪恶践踏善良仁爱的可怖画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理想的君王仅仅成了哈姆雷特模糊记忆中的父王，而出现在现实中的则是克劳狄斯、李尔与麦克白之辈。克劳狄斯杀兄而霸其妻，专横于朝廷，炙手可热；李尔王居功自傲，丧失理智，终于被利欲熏心的女儿女婿们逐出宫门，沦为两足动物；麦克白用血腥的谋杀取得了王权，又以血腥的谋杀去巩固它，野心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吞噬了英雄的天良。这里，“残暴”和“仁厚”在争夺王位时，分明是那猖狂的“残暴”轻而易举地把它赢到了手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成为枉法的贿赂。”在这恶欲放纵的时代，“罪恶的匆匆”使世界变成了“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莎士比亚早年的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的悲剧正是人文主义理想破灭的写照，哈姆雷特也正是人文主义理想幻灭时人们矛盾迷惘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表征。
尤其是，莎士比亚悲剧虽然描写了人欲横流的事实，展现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惨遭践踏的惨剧，但总是在道义上留给人们些许安慰和缕缕希望，并让人们相信：虽然邪恶可以一时压倒善良与正义，但最终将会取得胜利，上帝最终是站在善与正义一边的，这世界还有末日审判的那一天。这与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在悲剧中，仁慈、宽厚、博爱也就像映照灵魂善恶的是非明镜。哈姆莱特在现实中看到的是理智被邪恶吞噬了的人，值他理想中的人则是另一种情形：
人是二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这一段文字中说的“人”，既是哈姆莱特原来想象中的“人”，也是他“重振乾坤”后希望出现的“人”，或者可以说是莎士比亚自己关于“人”的一种理想，而显然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所追寻的“人”。上述这段著名的议论中所讲的“人”，在人文取向上，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传统。这段议论告诉人们，人之所以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正因为他是上帝的造物，所以才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才像“一个天使”、“一个天神”。上帝在创造了自然之后又创造了人，还把自然世界交给人去掌管，而且在所有的造物中，只有人是以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他自然就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更何况人有上帝般“高贵的理性”，它会守护着人的灵魂，使其不受贪欲的侵蚀而沦为恶欲的奴隶。上帝创造的人原本有神性附着的，因而能“节制”与明辨善恶。但是，现实中的人由于理性的堤坝被私欲的洪水冲垮，所以走向堕落。显然，莎士比亚要追寻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高呼“人欲天然合理”、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而是富有理性、仁慈宽厚的“人”。哈姆莱特就是这种“人”的范本。他虽然常常犹豫甚至软弱，但从拥有“神性”的意义上看，他完全是一个理想的“人”。与之相似的还有霍拉旭、《李尔王》中的考狄莉娅和爱德伽以及人性复归后的李尔，再还有《奥赛罗》中的苔丝德蒙娜，等等。他们都是拥有理想人格、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莎士比亚所呼唤的理想的“人”。
在莎士比亚笔下，理想的“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本应是座“美好的框架”，是顶“壮丽的帐幕”，是一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这俨然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或者可以说，莎士比亚要构建的现实中的伊甸园，它隐含了《圣经》中的乐园的原型。乐园理想的无法实现，是因为人自身的堕落和恶欲的放纵，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了“不毛的荒岬”，变成了“一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总之，尽管莎士比亚看到了并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但他依然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人借助上帝的道德力量，也即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终究能实现“扭转乾坤”的理想。如果说这在悲剧中仅仅表现为宽厚、仁慈、博爱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在晚期的传奇剧中，这种理想则几乎都变成了现实。
四、让人智与宽厚消解愚昧与邪恶
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让道德理想的明镜映照人欲横流的浊世，展现人性恶的各个侧面，在多重戏剧冲突中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此，莎士比亚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人的心灵世界的广度与深度的作家，被人们称为“体悟人类心灵的天才”。另一方面，悲剧中善的力量每每处于劣势，抵挡不住邪恶势力的疯狂逼攻，这当然显示了恶势力的强大，说明放纵人的欲望最后毁灭的将是人自己，进而说明节制、宽厚、博爱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莎士比亚并不主张用以恶抗恶、以暴制暴的方式对待邪恶。这种思想在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中表现为对人和世界的描写过于理想和浪漫，在悲剧中则表现为善的力量的柔弱及由于柔弱造成的悲剧。可以说，莎士比亚一直都在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的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与途径。到了晚年，他更强调仁慈、宽恕、忍让对恶的感化作用，使其成为消解矛盾的必由之路。在当时的他看来，人既有难以抵挡的从恶的倾向，又有天然的向善的秉性；扼制邪恶并不是毁灭造恶的人本身，而是用善的力量，用爱去化解和消弭恶，使邪恶者弃恶从善，而不应在肉体与精神上毁灭邪恶者。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博爱、道德感化成了基本主题。
莎士比亚对当时的人和社会的认识有其特定的文化视角。他从基督教的观念出发，认为人 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人有“神性”的附着，这表现为人有“高贵的理性”，因而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神性”、“理性”也即意味着人的善性，善性与人同在，因而善的力量最终将战胜邪恶。这是莎士比亚相信人类有美好未来的人性依据，是一种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神性论”，“神性论”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人性的问题。但莎士比亚同时又看到了人之趋恶秉性。人在失去“神性”或理性制约时，在欲望的驱使下，“罪恶的匆匆”会使他走向邪恶的深渊。麦克白就是由一个雄才大略、忠君爱国的英雄，在欲望驱使下沦为杀人恶魔的。而且，即便是堕落之后，麦克白也并非十恶不赦，丧尽天良，因而才有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和无尽的矛盾痛苦。可见，世界的美好主要靠“神性”去制约趋恶的欲望，并用“神性”去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从而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邪恶是存在的，而且是强大的，但又是可以抑制的，其法宝就是人之“神性”，也即人智与爱。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不再像喜剧那样，凭着几个才智过人、道德崇高的人物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邪恶，建立人间乐园，而是要善良的人们经过种种磨难，与邪恶势力艰苦抗争之后才能取胜，而且往往是善良者的道德感化使邪恶者弃恶从善，双方握手言和，矛盾才得以解决。那一个个因嫉妒、贪欲、仇恨而造成分裂的家庭，在度过了严酷的冬季之后，最终在宽恕、悔悟的心境中破镜重圆，迎来了祥和欢乐的春天。如在《辛白林》中，辛白林的固执、狭隘、刚愎自用、抱残守缺造成了年轻人的磨难，但在经过一系列的艰难曲折后，宽恕与和解战胜了渺小的仇恨、欺骗与纷争。辛白林在道德上被感化后，精神得以升华，迎来了和平欢乐的大团圆结局。《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专横、武断、猜忌、残忍使他几乎丧失理性，做出了种种恶行，使忠实的波力克希尼斯险遭杀身之祸，蒙受了16年的不白之冤。但波力克希尼斯宽厚仁慈，不记前仇，使里昂提斯回心转意，化解了多年的冤仇。
特别是被称为莎士比亚“诗的遗嘱”的《暴风雨》，更是以象征、寓言的手法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可谓完整地表现这种道德理想的压轴之作。在这个剧本中，邪恶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安东尼奥篡夺了兄长普洛斯彼罗的爵位，勾结那不勒斯王将其父女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十二年后，当自己被一场暴风雨刮到荒岛之后，仍不忘争权夺利，唆使西巴斯辛去谋杀那不勒斯王，以图窃取权位。全剧可以说是贪欲驱使下的人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故事，这既是对当时人欲横流的现实的隐喻，也是对人性恶的深刻解剖。作为善的力量的代表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他在被弟弟篡夺权位并流落荒岛之后，依然心怀仁慈，对加害于他的恶人们充满同情：“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高尚的理性”的安排。于是，他不记旧恨，既往不咎，宽恕了所有人，包括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卑劣的兄弟安东尼奥，表现出宽厚仁慈的胸怀。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一生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还通过普洛斯彼罗这一形象表达了更深一层的人文内涵。全剧不仅以他高贵的仁爱之心反照出低劣的灵魂，而且还通过他对神秘的“魔法”的追求，隐喻了以人智的开启去消解愚昧与邪恶，使人的灵魂与精神得以提升，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理想。普洛斯彼罗孜孜不倦地追求魔法，并依靠魔法呼风唤雨、扬善惩恶，具有“超人”的威力。他的魔法可以说是知识与科学的代名词。他说：“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人称道的一切事业。”他埋头于书籍之中，还说“书斋便是我庞大的公国”，甚至“比一个公国更宝贵”。在这种苦苦的追求中，他掌握了威力无比的法术，救善人于危难之际，惩恶者于作恶之时。普洛斯彼罗对魔法的执迷意味着他对科学的崇尚似乎有些过于现代化，但将其看成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智的崇尚却并不为过，而且是合乎文艺复兴之时代精神的。追求知识，意味着开启人智，消除愚昧，同时，在莎士比亚看来又是消除邪恶。因为愚昧使人陷于偏执、狭隘，且会诱使灵魂中的恶欲外现，而人智的开启使人明辨是非，避免偏执、狭隘，甚至抑制恶欲的冲动，使人变得宽厚仁慈。剧中的凯列班是魔鬼和妖巫所生的儿子，相对于普洛斯彼罗的知识与理性，凯列班象征着人的愚昧和恶欲；相对于象征美与善的爱丽儿，凯列班是丑与恶，是低级元素水和土。凯列班慑于主人普洛斯彼罗的法术之威力，也即人智与理性的威力，才不得不俯首称臣，但内心却暗骂普洛斯彼罗是“暴君”，总是怀恨于心，伺机报复，但终未成功。这一方面说明了崇尚知识、开启人智是使人性趋善解决社会恶欲泛滥的重要途径，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和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邪恶对理性总是不甘屈服的，要消除邪恶是艰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凯列班“天性中的顽劣改不过来”，总是伺机报复，普洛斯彼罗对他的“一切好心的努力全然白费”，说明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邪恶。因此，人所构成的这个世界总是与邪恶相伴的，也因如此，人不可丧失人智与理性，否则，恶欲将泛滥成灾以至毁灭人自己。人由于是上帝的造物因而必然有“神性”，有仁慈宽厚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智，因此，恶欲终将受到抑制并向理性“称臣”，人类之途尽管难免有艰辛曲折，但前景是美好的。所以，莎士比亚从剧中女主人公米兰达的口中说出了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相类似的称美之语：“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当然，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不能说是科学合理的，不过，其深刻性超出了此前的人文主义作家。尤其是，他的人文观念明显与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有血缘关系；他的仁慈、宽厚、节制、博爱，不以恶抗恶等等，使他的胸怀拥有了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而他对人智与知识的崇尚，又显然与拉伯雷及古希腊一古罗马文化中崇尚人智(理性)的传统相连接，而放纵原欲的传统则被基督教的节制原则所“过滤”后有选择地接纳于其思想中。所以，莎士比亚一方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一古罗马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相融合的产物。不仅如此，他对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汲取，原因主要在于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认识，他对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者片面理解人性、放纵自然欲望的极端化现象的反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希伯来一基督教人本意识从而步入了新的境界。他的创作所表现的关于“人”的观念，也就有了很强的包容性。正如卢卡契所说：
莎士比亚从来不把这个过程(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简单化为一种机械的“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对立。他看到了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同时也认识到这个新世界却促使在人类道德的某些方面比较好的、与人民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的家长制社会的崩溃。莎士比亚既看到了人文主义的胜利，同时也看到这个正在前进中的世界将是个金钱统治的世界，压迫和剥削群众的世界，大力放纵个人主义，充满贪婪等等的一个世界……正由于莎士比亚敏锐的观察力，就使他能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
莎士比亚是在对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的现实表演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化的，因而他是从世俗观照人生的，是从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出发接纳与观照基督教文化的，并把中世纪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他站在了比但丁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包容和总结了一个时代，同时又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崇尚知识和科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