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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创办新式企业而缺乏相应人才的困境下，洋务企业开始设立教育设施，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得以建成，并肩负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企业的教育因素不断增加：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企业教育逐渐向体系化过渡，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方式形成。企业与学校的优势开始得到兼顾，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企业教育成为不同于学校的另一种教育形式。企业同时具有教育组织职能的历史显示：企业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其国际经验昭示：企业承担教育职责不是由于作为正规制度化教育机构的学校发展滞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企业具有强大而鲜活的教育生命力的表现。
[关键词]新式企业；教育机构；职能；历史考察
企业兼具教育组织的职能已有悠久历史，呈现出与学校这类专门教育机构不同的特点。而且，兼具教育职能的企业以其能将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直接统一起来的特点，具有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如今，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做法不仅得到有远见的企业家的重视，而且受到产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重视，并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在产生时即肩负教育的职责，随着企业的发展，其承担教育职责的功能日趋鲜明，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受到政府的重视，有相应的法律出台作为保障。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今天，重温企业的教育性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本文欲以有代表性的企业为例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界。
一、清末新式企业兼具的教育职能
鸦片战争之前，“道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重道轻艺”观念与“学而优则仕”的取仕制度相结合，使中国主流或正规教育中极少有技术教育的成分，并对技术表现出明显的轻视且加以抵制。社会生产部门中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不是由专门教育机构来培养，而是由生产部门自己负责。近代以后，在应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而创办新式企业时，科技人才显得贫乏而单薄。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之所以失败，科技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之一。该所试图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如华衡芳、徐寿等)制炮造舰，并于1865年建成第一艘木刻轮船，火器弹药的制造也由中国人完成，结果却是“放十余炮，皆无所见”；自制小轮船也“行使迟钝，不甚得法”，没有实用价值。一种新型生产方式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然而，这种人才在当时中国最为缺乏，成为制约企业创办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洋务企业开始在企业内设立教育设施，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得以建成。
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受到洋务大员的高度重视。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洋炮局时，一改曾国藩“不雇洋匠”的做法，创办伊始即依靠马格里等洋技师，并招募外国工匠，同时调派“学识深醇，留心西人密巧”的丁日昌到上海专办军火制造事宜。1864年，上海洋炮局迁建苏州，所产短炸炮、炸弹、炮子等质量优良，于是有“非用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人手”之认识。但是，在李鸿章心目中，聘用外国科技人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才是根本所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质而不必尽用其人。”所以，中国近代企业创办之初，所需的科技人才源自两个途径：聘用外国科技人才和自己培养。而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成为企业的重要职责之一，一批校企一体的企业都是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建成的。企业与学堂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经费统一使用，外国工师既是技术人员，又担任教师职责，在协助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的同时，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学生既要学习，又要参加劳动，承担制造责任。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时，雇有洋匠多至三十余名，并以合同形式规定：五年之内，外国技师教会中国工匠能按现成图式自造轮船；外国技师就铁厂的制造设备教会中国员工能自己制造一切造船机器，限满之后，所有洋技师及洋匠概不留用。福建船政局的做法被证实是可行的，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企业成为有效实施技术教育的场所，开始担负起培养技术人才的职责。
购置机器、创办企业、聘用洋技师教授中国工匠，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新式企业运行的通行做法。“船政本于学堂”、“艺局奉与学堂一体”，福建船政学堂隶属于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下设江南工艺学堂，广州机器局附设西学馆，汉阳铁厂设立铁政局化学堂，轮船招商局设驾驶学堂，唐山铁路局有唐山路矿学堂等等。另有速成或补习性质之教育设施，如京汉车务传习所、艺员养成所，津浦路政学堂，沪宁车务传习所，正太铁路学堂，道清工匠学堂、夜学所等。
在官办企业设立教育机构、实施教育活动的同时，民营企业同样开始承担教育职责，并演化出多种教育形式。上海中兴铁工厂设立之初，即大批招募技师与学徒，并要求学徒“须具有16岁以上18岁以下之年龄。须有小学毕业或同等之程度”。学徒招收后，积极加以培养，商务印书馆对学徒招收作出同样规定，学徒考试录取后，先进馆办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两年，主要学习《书目内容》、《图书提要》等书店店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从第一届(1905年)起，馆方每隔五六年便按业务发展，招收一批学徒，录取人数一批比一批多，要求的文化水平也一批比一批高，最初只要求小学程度，后来要求中学、大学毕业资格，最后提高到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前后一共招收过六七批，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后来有的被提升做各部门负责人，有的外放到各省去当分店经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中的教育设施不断增多，并演化出诸如学徒学校、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子弟学校与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所等多种教育和研究机构。
企业兼负教育机构之职能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首先，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不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由社会尤其是军事与经济变革所致。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创建带有模仿或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这种新型生产方式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不是中国固有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同样带有模仿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浓重色彩。这种模仿的教育需要有扎根的土壤与适当的途径，正是企业提供了这种土壤，成为实现新式教育本土化的理想场所；同时，企校一体、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办学形式构成了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有效方式。其次，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一般认为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但是，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仅是语言学堂，在此之前，中国即有“俄罗斯文馆”的存在，所以，这种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起点的共识受到了学者的质疑。潘懋元先生从设学时间、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历史影响等方面考证后指出，“福建船政学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如果此说不差，可以发现，正是企业中的教育机构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二、民国时期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中国近代企业兼具教育机构的职责，是基于企业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状元资本家张謇以“父实业母教育”为理念，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创办了大批教育设施；实业家周学熙抱“兴实业以开 民智、开民智以兴实业”之旨，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教育发展和实业振兴作出很大贡献；被誉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荣德生以“事业以实业为主”、“教育尤事业之母”为理念，在企业内大规模地实施教育活动。近代企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教育因素不断增加，出现了教育型企业，并开始向体系化发展，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兼有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势，这些构成了企业兼具教育机构职能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点。虽然这种发展趋势与特点的形成过程有长有短，有快有慢，并不同步，但这并不妨碍此种特点在一些企业中快速形成。下面以几个典型企业为例予以具体分析。
(一)企业教育化，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以民生公司为例
由于企业有对教育、人才的需求，自身也具备实施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教育因素逐渐增强，开始出现教育型企业。民生公司的管理者卢作孚认为，教育为中国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纵而言之，其作用在求学理之精深；横向来看，则在谋民众知识之普及。训练人才是企业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他曾断言：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须从人才训练人手；如果根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卢作孚将企业当做事业，认为“事业即学校，且是最好的学校”，企业作为学校，可以“训练所有工作人员使有秩序的配合的活动，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且有管理的技术”。他将民生公司当做学校来经营，对所有工作人员都进行教育，“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民生公司职员的素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至1936年，在3 844人的公司职工中，受过培训者达3580人，占职工总数93％以上。其中除大学程度者100余人外，相当于中学文化程度者近1200人，约占30％；与1934年相比，小学程度者由不足32％上升到56％，而文盲所占比重不到10％。民生公司成为比较典型的教育型企业，并因此享有“社会大学”的美誉。
(二)体系化教育的逐渐形成——以交通部所属铁路企业为例
分阶段、有系统、涵盖职工职业生活全过程的体系化教育是民国企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早在1915年，交通部下属各铁路公司已办有工人补习学校17所，入学人数达3 700余人。1921年，交通部设立铁路职工教育筹备处，随后改为铁路教育委员会，筹划铁路职工教育事宜，在京汉路、京奉路、京绥路、津浦路各设职工补习学校3所，并在40个站点设立铁路演讲团，同时招收师范学校或专门学校毕业生96人人教育讲习会加以训练，作为师资。由此形成有组织、有计划、体系化的教育系统。吸引了大批职工人校学习。到1932年，铁路企业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正规和非正规的、针对不同程度教育对象的教育体系(见图1)。
铁路系统企业的体系化教育设施不仅提高了职工的科技、人文素养，而且对其他企业开展教育活动具有示范意义。正如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所言：“劳工问题以为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其意固不仅在铁路职下应以相当之教育，即对于全国劳王亦冀以教育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
(三)产学研办学模式的出现——以荣氏企业为例
企业设立研究所以及产学研办学模式的形成，是企业教育职能进一步拓展的表现。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认为：“教育并不一定需要依照学校和教室。而学校和教室的教育，也不一定能够完成整个教育的任务。文字不过是要求得知识的工具而已。给工人们认得几个字，实在说不上什么教育。换句话说，要施行劳工教育，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施行的。”以1919年设立公益工商中学为开端，荣氏企业逐步建成比较完备的教育设施，包括公益工商中学、申新职员养成所、申新机工养成所、男女晨夜校、女工养成所、机务练习生所等职业技术培训组织，并于1940年建成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改为四年制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5年设立茂福申新职员训练委员会。随着教育因素不断增加，荣氏企业提出了工厂学校化的理念，即“工作时，用科学方法指导工人工作，而在工余时，用活教育的方法施行劳工教育，使工厂家庭化、学校化，视工人如子弟，如同学，不苛责，不放任，责之以理，授之以道”。为了增加企业竞争能力，荣氏企业将产学研结合作为基本途径，1944年建成公益工商研究所。研究所初设衣食工业、经济及化学工业等三个系，工作范围包括为申四养成所训练学生和以管理的眼光对申四作通盘研究。1946年夏，研究所迁往上海，开始大规模改造。荣尔仁自兼所长，除原有研究人员外，添聘纺织化学家钱宝钧及印染专家张承洪，增设化学实验室，从国外订购了最新式针织、毛纺、印染、整型、空气调节等实验工场所需的整套仪器，价值在30万美元以上，并委托美国瓦姆斯来公司根据美国现代纺织研究所的实际情况，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完备的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并非纯为科学研究，部分为训练学生，部分为研究，部分为生产。企业本身的生产性质及企业内教育机构的设立和研究机构的创办，使企业成为实现产学研结合的理想场所。
(四)教育职能的综合化——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
教育职能的综合化体现在企业试图兼顾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势，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协调发展。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以下简称为“制罐厂”)的做法可集中体现这种综合化过程中的企业教育，制罐厂由项康原于1922年创建，创立之时即在工厂内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韧之始”。到1932年，制罐厂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将工厂当做学校来经营，在工厂设立教育设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健强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而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兼顾学校与工厂的优势，使人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唯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
制罐厂的做法突出体现了企业力图综合学校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克服其弊端所做的努力。“改革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自任，故教学原则力戒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盖智识变为经验颇费周折，在教育上至不经济，曷若扩张其经验，随时将智识应用，亦即随时在经验中求智识，易辞以明之。即在工作中求学问，绝不先求智识再埃机会以谋应用。”培养既能“拟议”又能“建设”的人才是企业教育的目的所在，德、智、体、技成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训练厂工的目的是：“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日科学的头脑，二日精熟之技能，三曰良善之品性，四日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 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制罐厂的教育效果十分显著，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赴厂参观后，对其教育活动大加赞赏：要工作做得好，先要使工人身体和知识好；要工人身体好，须注重卫生；要工人知识好，须授以相当的教育。称其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为更可钦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作为概括。企业教育职能的发挥使企业经济效益也大为改观，据《康元印刷制罐厂十周年纪念刊》记载，截至1931年，该厂生产罐制品约3.75亿只，是1926年营业额的19.5倍，产品远销黑龙江、四川及新加坡等国内外数十个城市。康元制罐厂不仅实现了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协调进步，而且对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进行了有益尝试。
(五)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制度化——企业教育法律出台
企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与优势被政府和立法机关所重视，相关的法律和法令被制订，使得企业兼负教育职能开始走向制度化。在中国，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体现国家意志的企业教育法律以1929年《工厂法》的颁行为标志。该法规定，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教育设施：“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受补习教育，并承担其费用之全部，其补习教育之时间每星期至少须有十小时。”《工厂法》的颁布及修订为地方和部门相应法令的出台提供了依据。据此，实业部与教育部于1932年共同颁布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对企业内教育作出了详细规定，此后，各地方政府出台更为细致的企业教育法令，企业作为教育实施单位开始向制度化变迁。
首先，设立教育设施、开展教育活动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大纲》指出：实业部及教育部为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谋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特制定本《大纲》；劳工教育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识字教育、公民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大纲》还规定：“各厂、场、公司、商店等于本办法大纲公布后六个月内不遵照设置劳工学校或劳工班者，除依《工厂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处于100元以下罚金——引者注)办理外，仍限令于两个月内筹设成立。”各地方政府在随后颁行的劳工教育实施细则中都重申并强化了这一规定。
其次，劳工教育被当做企业职工福利予以规定，属免费教育，带有公益性。《大纲》规定：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负担，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负担；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等均由学校供给；劳工学校或劳工班对于毕业生应作校外修学之指导，并设法尽量供给其自修教材。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应法律也重申了这一规定。
最后，企业教育大面积展开。从地域来看，劳工教育先从部分工业城市展开，1934年，上海、天津、无锡、汉口、青岛五地被指定为劳王教育试验区，随后推广到全国，从主办单位来看，此次劳工教育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以众多的工商企业为主办单位，在国内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所属的企业展开的。由于对劳工教育设施的统计遗漏颇多，很难得知当时劳工教育机构的准确数字，实业部对此甚为惋惜：“查上海为吾国第一工业区域，各工厂雇主或工会所办之劳工学校，当属不少。本部一再向各行政当局方面搜集是项资料，乃结果答以本年均无调查，遂致无从觅得，至为可惜。”据后来对上海从1935年8月至1936年2月的补充统计，上海约有400多个劳工学校，分742班，入学人数35116人。如果考虑到其他未作统计的地区，那么全国范围内接受劳工教育的人数将大大超出以上统计数字。
企业兼负教育机构之职能的价值和意义远远溢出经济方面，它成为改变一个阶层受雇佣地位的有力措施，从而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言：即使企业将教育当做消费，这种“教育投资的消费部分之实质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质的耐用消费品更加经久耐用”；“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
三、企业兼具教育组织职能的国际展望与历史启示
企业承担教育职责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企业教育也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日渐发达。进入20世纪中后期，企业教育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大大提高，不仅为数众多的企业承担着教育职责，而且其规模、规格也在扩大和提高，投入的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承担的教育职能也在拓展。据日本企业咨询集团2001年对日本企业内教育培训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93.8％的中小企业内有教育设施，并开展教育活动，而大型企业无一例外地拥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德国企业成为声名卓著的“双元制”的重要支柱。美国的企业教育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更为发达。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提供的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分的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内部开展的训练和教育计划非常庞大，实际上已提供了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和大学的一种替补方案，如企业每年用于教育和训练的经费约600亿美元，全日制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经费也不过是这个数字。在学生人数方面，大约有800万人在企业中学习，与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人数相差无几。另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雇主提供的企业教育招收人数已超过全美三千多所高等学校招收的1230万的总人数，达到1 400万。
企业内教育设施的大量出现为企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大学首先在美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建立通用汽车管理学院始，美国的企业大学不断发展；1945年，位于密执安州菲林特市的通用汽车研究院获得授予工程学学士学位的资格，企业获得了以往只有传统大学所具有的特权——颁发学位证书，到1985年，美国有12个此类机构可以颁发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全部学位，到1987年这类大学增加到21所。据曼哈顿专门从事企业继续教育资讯的Corporate University Xchange公司的调查，到1997年，美国已有企业大学一千六百余家，其数字仍在继续增加。《美国企业大学观察》杂志的一项调查还显示：企业创办的大学已经超出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范围，正在向保健、通讯、运输、公用事业、零售和农业等领域拓展，企业教育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一环，其承担的教育职责也越来越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预测，在今后五十年里，企业将会在更大程度上介人教育和职业训练。数以百计的公司将有授予学位之权，最常见的是高科技、应用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学位。企业在这些领域内的最新设备和研究都超过了多数高等院校的水平。
企业教育的发展，使其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化社会的重要承担者。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世纪70年代初大力提倡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认为：“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各个方面。由于这些方面过于广泛而复杂，以致无法包括在任何‘体系’之 内。”企业成为实现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有效载体。“终身教育，从这个名词的全面意义来讲，是指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机构都具有广泛的教育功能。”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设想还处于理念层面，随后，一些国家则不断将这种理念化为实际行动并使之成为现实。法国《职业继续教育法》规定，职业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并将终身职业教育作为国民的一项义务，指定各企业、企业集团、协会、职业组织尤其是工商会、手工业行会、农会以及它们的从属机构作为实施单位”。与其他发达国家将终身教育理解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有着重大差异，日本人一般将终身教育理解为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或体育运动等以提高日常生活质量、消磨休闲时间、满足求知欲望、寻求快乐和满足的一种教育，是保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达到精神高度满足的战略，且这种发生在企业中的教育已经构成了日本人所有学习活动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企业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场所，“首先是学习一系列技能，而且在这方面，工作具有培养人的价值必须在大多数社会、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内得到进一步的承认。这种承认意味着也应该考虑从事某种职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前苏联的经验表明：企业中的教育以其不脱离物质生产领域、改善了国家劳动资源的利用，而显示出很高的经济效率；企业内教育机构的学习人员参加物质财富创造过程，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开支；企业教育发生在企业，学习人员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船政本于学堂”、“艺局本与学堂一体”的历史经验显示：这种企校一体的办学体制比如今所提倡推行的产学研联合体或“合作办学”之类，可能更能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
企业兼具教育机构之职能的历史经验显示，企业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其国际经验昭示。企业承担教育职责不是由于学校这种正规的制度化教育机构发展滞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企业具有强大而鲜活的教育生命力的表征。在以科学发展观来构建和谐社会的今日中国，需要对企业教育予以足够重视，并将企业与学校协调起来。发挥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中国而言，强制性的企业内教育不仅对于企业自身的壮大、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以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化社会，进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新式企业；教育机构；职能；历史考察
企业兼具教育组织的职能已有悠久历史，呈现出与学校这类专门教育机构不同的特点。而且，兼具教育职能的企业以其能将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直接统一起来的特点，具有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如今，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做法不仅得到有远见的企业家的重视，而且受到产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重视，并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在产生时即肩负教育的职责，随着企业的发展，其承担教育职责的功能日趋鲜明，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受到政府的重视，有相应的法律出台作为保障。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今天，重温企业的教育性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本文欲以有代表性的企业为例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界。
一、清末新式企业兼具的教育职能
鸦片战争之前，“道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重道轻艺”观念与“学而优则仕”的取仕制度相结合，使中国主流或正规教育中极少有技术教育的成分，并对技术表现出明显的轻视且加以抵制。社会生产部门中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不是由专门教育机构来培养，而是由生产部门自己负责。近代以后，在应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而创办新式企业时，科技人才显得贫乏而单薄。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之所以失败，科技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之一。该所试图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如华衡芳、徐寿等)制炮造舰，并于1865年建成第一艘木刻轮船，火器弹药的制造也由中国人完成，结果却是“放十余炮，皆无所见”；自制小轮船也“行使迟钝，不甚得法”，没有实用价值。一种新型生产方式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然而，这种人才在当时中国最为缺乏，成为制约企业创办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洋务企业开始在企业内设立教育设施，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得以建成。
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受到洋务大员的高度重视。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洋炮局时，一改曾国藩“不雇洋匠”的做法，创办伊始即依靠马格里等洋技师，并招募外国工匠，同时调派“学识深醇，留心西人密巧”的丁日昌到上海专办军火制造事宜。1864年，上海洋炮局迁建苏州，所产短炸炮、炸弹、炮子等质量优良，于是有“非用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人手”之认识。但是，在李鸿章心目中，聘用外国科技人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才是根本所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质而不必尽用其人。”所以，中国近代企业创办之初，所需的科技人才源自两个途径：聘用外国科技人才和自己培养。而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成为企业的重要职责之一，一批校企一体的企业都是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建成的。企业与学堂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经费统一使用，外国工师既是技术人员，又担任教师职责，在协助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的同时，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学生既要学习，又要参加劳动，承担制造责任。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时，雇有洋匠多至三十余名，并以合同形式规定：五年之内，外国技师教会中国工匠能按现成图式自造轮船；外国技师就铁厂的制造设备教会中国员工能自己制造一切造船机器，限满之后，所有洋技师及洋匠概不留用。福建船政局的做法被证实是可行的，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企业成为有效实施技术教育的场所，开始担负起培养技术人才的职责。
购置机器、创办企业、聘用洋技师教授中国工匠，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新式企业运行的通行做法。“船政本于学堂”、“艺局奉与学堂一体”，福建船政学堂隶属于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下设江南工艺学堂，广州机器局附设西学馆，汉阳铁厂设立铁政局化学堂，轮船招商局设驾驶学堂，唐山铁路局有唐山路矿学堂等等。另有速成或补习性质之教育设施，如京汉车务传习所、艺员养成所，津浦路政学堂，沪宁车务传习所，正太铁路学堂，道清工匠学堂、夜学所等。
在官办企业设立教育机构、实施教育活动的同时，民营企业同样开始承担教育职责，并演化出多种教育形式。上海中兴铁工厂设立之初，即大批招募技师与学徒，并要求学徒“须具有16岁以上18岁以下之年龄。须有小学毕业或同等之程度”。学徒招收后，积极加以培养，商务印书馆对学徒招收作出同样规定，学徒考试录取后，先进馆办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两年，主要学习《书目内容》、《图书提要》等书店店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从第一届(1905年)起，馆方每隔五六年便按业务发展，招收一批学徒，录取人数一批比一批多，要求的文化水平也一批比一批高，最初只要求小学程度，后来要求中学、大学毕业资格，最后提高到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前后一共招收过六七批，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后来有的被提升做各部门负责人，有的外放到各省去当分店经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中的教育设施不断增多，并演化出诸如学徒学校、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子弟学校与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所等多种教育和研究机构。
企业兼负教育机构之职能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首先，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不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由社会尤其是军事与经济变革所致。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创建带有模仿或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这种新型生产方式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不是中国固有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同样带有模仿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浓重色彩。这种模仿的教育需要有扎根的土壤与适当的途径，正是企业提供了这种土壤，成为实现新式教育本土化的理想场所；同时，企校一体、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办学形式构成了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有效方式。其次，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一般认为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但是，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仅是语言学堂，在此之前，中国即有“俄罗斯文馆”的存在，所以，这种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起点的共识受到了学者的质疑。潘懋元先生从设学时间、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历史影响等方面考证后指出，“福建船政学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如果此说不差，可以发现，正是企业中的教育机构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二、民国时期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中国近代企业兼具教育机构的职责，是基于企业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状元资本家张謇以“父实业母教育”为理念，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创办了大批教育设施；实业家周学熙抱“兴实业以开 民智、开民智以兴实业”之旨，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教育发展和实业振兴作出很大贡献；被誉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荣德生以“事业以实业为主”、“教育尤事业之母”为理念，在企业内大规模地实施教育活动。近代企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教育因素不断增加，出现了教育型企业，并开始向体系化发展，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兼有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势，这些构成了企业兼具教育机构职能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点。虽然这种发展趋势与特点的形成过程有长有短，有快有慢，并不同步，但这并不妨碍此种特点在一些企业中快速形成。下面以几个典型企业为例予以具体分析。
(一)企业教育化，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以民生公司为例
由于企业有对教育、人才的需求，自身也具备实施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教育因素逐渐增强，开始出现教育型企业。民生公司的管理者卢作孚认为，教育为中国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纵而言之，其作用在求学理之精深；横向来看，则在谋民众知识之普及。训练人才是企业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他曾断言：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须从人才训练人手；如果根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卢作孚将企业当做事业，认为“事业即学校，且是最好的学校”，企业作为学校，可以“训练所有工作人员使有秩序的配合的活动，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且有管理的技术”。他将民生公司当做学校来经营，对所有工作人员都进行教育，“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民生公司职员的素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至1936年，在3 844人的公司职工中，受过培训者达3580人，占职工总数93％以上。其中除大学程度者100余人外，相当于中学文化程度者近1200人，约占30％；与1934年相比，小学程度者由不足32％上升到56％，而文盲所占比重不到10％。民生公司成为比较典型的教育型企业，并因此享有“社会大学”的美誉。
(二)体系化教育的逐渐形成——以交通部所属铁路企业为例
分阶段、有系统、涵盖职工职业生活全过程的体系化教育是民国企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早在1915年，交通部下属各铁路公司已办有工人补习学校17所，入学人数达3 700余人。1921年，交通部设立铁路职工教育筹备处，随后改为铁路教育委员会，筹划铁路职工教育事宜，在京汉路、京奉路、京绥路、津浦路各设职工补习学校3所，并在40个站点设立铁路演讲团，同时招收师范学校或专门学校毕业生96人人教育讲习会加以训练，作为师资。由此形成有组织、有计划、体系化的教育系统。吸引了大批职工人校学习。到1932年，铁路企业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正规和非正规的、针对不同程度教育对象的教育体系(见图1)。
铁路系统企业的体系化教育设施不仅提高了职工的科技、人文素养，而且对其他企业开展教育活动具有示范意义。正如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所言：“劳工问题以为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其意固不仅在铁路职下应以相当之教育，即对于全国劳王亦冀以教育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
(三)产学研办学模式的出现——以荣氏企业为例
企业设立研究所以及产学研办学模式的形成，是企业教育职能进一步拓展的表现。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认为：“教育并不一定需要依照学校和教室。而学校和教室的教育，也不一定能够完成整个教育的任务。文字不过是要求得知识的工具而已。给工人们认得几个字，实在说不上什么教育。换句话说，要施行劳工教育，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施行的。”以1919年设立公益工商中学为开端，荣氏企业逐步建成比较完备的教育设施，包括公益工商中学、申新职员养成所、申新机工养成所、男女晨夜校、女工养成所、机务练习生所等职业技术培训组织，并于1940年建成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改为四年制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5年设立茂福申新职员训练委员会。随着教育因素不断增加，荣氏企业提出了工厂学校化的理念，即“工作时，用科学方法指导工人工作，而在工余时，用活教育的方法施行劳工教育，使工厂家庭化、学校化，视工人如子弟，如同学，不苛责，不放任，责之以理，授之以道”。为了增加企业竞争能力，荣氏企业将产学研结合作为基本途径，1944年建成公益工商研究所。研究所初设衣食工业、经济及化学工业等三个系，工作范围包括为申四养成所训练学生和以管理的眼光对申四作通盘研究。1946年夏，研究所迁往上海，开始大规模改造。荣尔仁自兼所长，除原有研究人员外，添聘纺织化学家钱宝钧及印染专家张承洪，增设化学实验室，从国外订购了最新式针织、毛纺、印染、整型、空气调节等实验工场所需的整套仪器，价值在30万美元以上，并委托美国瓦姆斯来公司根据美国现代纺织研究所的实际情况，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完备的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并非纯为科学研究，部分为训练学生，部分为研究，部分为生产。企业本身的生产性质及企业内教育机构的设立和研究机构的创办，使企业成为实现产学研结合的理想场所。
(四)教育职能的综合化——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
教育职能的综合化体现在企业试图兼顾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势，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协调发展。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以下简称为“制罐厂”)的做法可集中体现这种综合化过程中的企业教育，制罐厂由项康原于1922年创建，创立之时即在工厂内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韧之始”。到1932年，制罐厂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将工厂当做学校来经营，在工厂设立教育设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健强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而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兼顾学校与工厂的优势，使人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唯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
制罐厂的做法突出体现了企业力图综合学校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克服其弊端所做的努力。“改革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自任，故教学原则力戒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盖智识变为经验颇费周折，在教育上至不经济，曷若扩张其经验，随时将智识应用，亦即随时在经验中求智识，易辞以明之。即在工作中求学问，绝不先求智识再埃机会以谋应用。”培养既能“拟议”又能“建设”的人才是企业教育的目的所在，德、智、体、技成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训练厂工的目的是：“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日科学的头脑，二日精熟之技能，三曰良善之品性，四日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 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制罐厂的教育效果十分显著，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赴厂参观后，对其教育活动大加赞赏：要工作做得好，先要使工人身体和知识好；要工人身体好，须注重卫生；要工人知识好，须授以相当的教育。称其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为更可钦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作为概括。企业教育职能的发挥使企业经济效益也大为改观，据《康元印刷制罐厂十周年纪念刊》记载，截至1931年，该厂生产罐制品约3.75亿只，是1926年营业额的19.5倍，产品远销黑龙江、四川及新加坡等国内外数十个城市。康元制罐厂不仅实现了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协调进步，而且对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进行了有益尝试。
(五)企业兼具教育职能的制度化——企业教育法律出台
企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与优势被政府和立法机关所重视，相关的法律和法令被制订，使得企业兼负教育职能开始走向制度化。在中国，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体现国家意志的企业教育法律以1929年《工厂法》的颁行为标志。该法规定，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教育设施：“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受补习教育，并承担其费用之全部，其补习教育之时间每星期至少须有十小时。”《工厂法》的颁布及修订为地方和部门相应法令的出台提供了依据。据此，实业部与教育部于1932年共同颁布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对企业内教育作出了详细规定，此后，各地方政府出台更为细致的企业教育法令，企业作为教育实施单位开始向制度化变迁。
首先，设立教育设施、开展教育活动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大纲》指出：实业部及教育部为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谋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特制定本《大纲》；劳工教育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识字教育、公民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大纲》还规定：“各厂、场、公司、商店等于本办法大纲公布后六个月内不遵照设置劳工学校或劳工班者，除依《工厂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处于100元以下罚金——引者注)办理外，仍限令于两个月内筹设成立。”各地方政府在随后颁行的劳工教育实施细则中都重申并强化了这一规定。
其次，劳工教育被当做企业职工福利予以规定，属免费教育，带有公益性。《大纲》规定：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负担，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负担；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等均由学校供给；劳工学校或劳工班对于毕业生应作校外修学之指导，并设法尽量供给其自修教材。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应法律也重申了这一规定。
最后，企业教育大面积展开。从地域来看，劳工教育先从部分工业城市展开，1934年，上海、天津、无锡、汉口、青岛五地被指定为劳王教育试验区，随后推广到全国，从主办单位来看，此次劳工教育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以众多的工商企业为主办单位，在国内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所属的企业展开的。由于对劳工教育设施的统计遗漏颇多，很难得知当时劳工教育机构的准确数字，实业部对此甚为惋惜：“查上海为吾国第一工业区域，各工厂雇主或工会所办之劳工学校，当属不少。本部一再向各行政当局方面搜集是项资料，乃结果答以本年均无调查，遂致无从觅得，至为可惜。”据后来对上海从1935年8月至1936年2月的补充统计，上海约有400多个劳工学校，分742班，入学人数35116人。如果考虑到其他未作统计的地区，那么全国范围内接受劳工教育的人数将大大超出以上统计数字。
企业兼负教育机构之职能的价值和意义远远溢出经济方面，它成为改变一个阶层受雇佣地位的有力措施，从而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言：即使企业将教育当做消费，这种“教育投资的消费部分之实质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质的耐用消费品更加经久耐用”；“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
三、企业兼具教育组织职能的国际展望与历史启示
企业承担教育职责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企业教育也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日渐发达。进入20世纪中后期，企业教育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大大提高，不仅为数众多的企业承担着教育职责，而且其规模、规格也在扩大和提高，投入的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承担的教育职能也在拓展。据日本企业咨询集团2001年对日本企业内教育培训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93.8％的中小企业内有教育设施，并开展教育活动，而大型企业无一例外地拥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德国企业成为声名卓著的“双元制”的重要支柱。美国的企业教育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更为发达。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提供的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分的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内部开展的训练和教育计划非常庞大，实际上已提供了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和大学的一种替补方案，如企业每年用于教育和训练的经费约600亿美元，全日制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经费也不过是这个数字。在学生人数方面，大约有800万人在企业中学习，与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人数相差无几。另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雇主提供的企业教育招收人数已超过全美三千多所高等学校招收的1230万的总人数，达到1 400万。
企业内教育设施的大量出现为企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大学首先在美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建立通用汽车管理学院始，美国的企业大学不断发展；1945年，位于密执安州菲林特市的通用汽车研究院获得授予工程学学士学位的资格，企业获得了以往只有传统大学所具有的特权——颁发学位证书，到1985年，美国有12个此类机构可以颁发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全部学位，到1987年这类大学增加到21所。据曼哈顿专门从事企业继续教育资讯的Corporate University Xchange公司的调查，到1997年，美国已有企业大学一千六百余家，其数字仍在继续增加。《美国企业大学观察》杂志的一项调查还显示：企业创办的大学已经超出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范围，正在向保健、通讯、运输、公用事业、零售和农业等领域拓展，企业教育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一环，其承担的教育职责也越来越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预测，在今后五十年里，企业将会在更大程度上介人教育和职业训练。数以百计的公司将有授予学位之权，最常见的是高科技、应用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学位。企业在这些领域内的最新设备和研究都超过了多数高等院校的水平。
企业教育的发展，使其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化社会的重要承担者。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世纪70年代初大力提倡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认为：“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各个方面。由于这些方面过于广泛而复杂，以致无法包括在任何‘体系’之 内。”企业成为实现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有效载体。“终身教育，从这个名词的全面意义来讲，是指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机构都具有广泛的教育功能。”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设想还处于理念层面，随后，一些国家则不断将这种理念化为实际行动并使之成为现实。法国《职业继续教育法》规定，职业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并将终身职业教育作为国民的一项义务，指定各企业、企业集团、协会、职业组织尤其是工商会、手工业行会、农会以及它们的从属机构作为实施单位”。与其他发达国家将终身教育理解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有着重大差异，日本人一般将终身教育理解为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或体育运动等以提高日常生活质量、消磨休闲时间、满足求知欲望、寻求快乐和满足的一种教育，是保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达到精神高度满足的战略，且这种发生在企业中的教育已经构成了日本人所有学习活动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企业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场所，“首先是学习一系列技能，而且在这方面，工作具有培养人的价值必须在大多数社会、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内得到进一步的承认。这种承认意味着也应该考虑从事某种职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前苏联的经验表明：企业中的教育以其不脱离物质生产领域、改善了国家劳动资源的利用，而显示出很高的经济效率；企业内教育机构的学习人员参加物质财富创造过程，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开支；企业教育发生在企业，学习人员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船政本于学堂”、“艺局本与学堂一体”的历史经验显示：这种企校一体的办学体制比如今所提倡推行的产学研联合体或“合作办学”之类，可能更能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
企业兼具教育机构之职能的历史经验显示，企业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其国际经验昭示。企业承担教育职责不是由于学校这种正规的制度化教育机构发展滞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企业具有强大而鲜活的教育生命力的表征。在以科学发展观来构建和谐社会的今日中国，需要对企业教育予以足够重视，并将企业与学校协调起来。发挥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中国而言，强制性的企业内教育不仅对于企业自身的壮大、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以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化社会，进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