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昆: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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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晚剧组总是在夜里八点才开始开会。在众人疲惫不堪时,总导演郎昆提出了一个创意。“这个创意我已经梦想了很多年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实现,但我知道一定是实现不了的,但我又不能不说。”众人说:“那你就说吧,就当过过嘴瘾。”于是郎昆在现场放起了钢琴协奏曲,他梦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用钢琴和交响乐团,设计太阳怎样升起,光如何打,气势恢宏,中国崛起。大家热血沸腾纷纷鼓掌。只有抽烟的几个总策划堵在门口闷声不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二天,再没人谈起这个事情。郎昆感叹说:“还是那句话,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
  198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郎昆进入央视。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晚。“(我)那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当剧务,为剧组送包子和鸡蛋汤。”郎昆负责接送演员,在现场提醒演员上场。“接侯宝林、马季、姜昆,语言类的演员,还有李谷一、刘晓庆,那是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李谷一一个人唱七首歌,现在七个人都轮不上唱一首歌。”
  第一届春晚在广电总局老电视台的600平米演播室。当时的郎昆觉得空间好大,能坐好多人。“现在进去,觉得做俩访谈节目还行。”
  当时办春晚以文艺部为主,“文艺部人也不多,大家一起上,甚至台长都跟着参与。”郎昆在外围,里边演什么也不大清楚。他记得现场观众是发票入场,还没有劳模,“但也有光荣的军人啊,某方面的代表啊。”春晚6个小时,现场观众看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了,台长在食堂弄个大盆来,里边泡上雀巢咖啡,让郎昆他们用纸杯给观众一人一杯。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郎昆回忆说。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的开放风气在春晚上得到明显的体现。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西洋乐和民乐共同演奏的“89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主持人赵忠祥向坐在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拜年。魔术师变出一副对联。上联是“万事盛意”,下联是“招财进宝”,拉开长长的横幅“向全国人民拜年。”
  一年之后,春晚的开场白就发生了大变化。主持人还是赵忠祥,他说的是:“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向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向国外工作学习的亲人们,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拜年。”也在那一年,嘉宾席就座了部分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那届春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了现场,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大约6分钟。
  又过了一年的1991年,郎昆被任命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插入了外景现场采访。在首都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炼钢炉前,慰问坚持生产的工人。他通过春晚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拜年,向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特别是戍守在边疆、高原、海岛、严寒地区的同志们拜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危房改造后的北京菊儿胡同,他在居民家中向全国人民拜年,“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国人民能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参与执导过1983年、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五届春节晚会,并出任1997年、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春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以前,春节晚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台上台下互动,融为一体,不是很严谨,舞台美术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节晚会基本上摒弃了联欢的方式,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它的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为主来播出,很多年是这个状态。它必然是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郎昆执导的1991年春节晚会,回顾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的召开,主持人李扬说:“亚运的成就、亚运的光辉、亚运的精神至今还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1994年,郎昆通过投标,第二次担任春晚总导演。头一年的成就,有一件便是马家军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倪萍在春晚现场采访了王军霞,王军霞哽咽着说:“我们队员的十个脚趾,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我们睡觉时,脚在被窝里都不敢乱动,太疼了,钻心的疼。而每吃一口饭,就直往上翻。每往上翻一口,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为了训练,还是硬往下咽,训练太苦了,太枯燥了。”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当年的小品《打扑克》中,侯耀文和黄宏用小小一副牌讽刺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可最后,又用马家军说事,搞了个光明的尾巴,“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方。”
  春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了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郎昆曾说:“你不要小看它里面的一首歌,也不要小看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我们心里很清楚,全家围炉守岁、欢度除夕的时候,仅仅只看春节晚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2005年,郎昆第三次担任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而此时,春晚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这个主导地位在稍稍地转变,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期,春晚的主导地位逐渐向伴随地位过渡。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新形态造成的。很多观众宁肯选择在网络上玩游戏、看片子,有些人宁肯打牌或者去做些别的,也不守着电视看春晚。春晚的伴随地位就这样产生了。”   在春晚的策划会上,郎昆向喜宏等几位总策划提起,央视的频道化,使像《同一首歌》这样的大型晚会节目常态化。以前一年就盼着一场春节晚会的观众,现在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能欣赏到大型晚会,春晚对观众的刺激度已经不够了。他们能做的,便是“创新和坚守两个理念同时推进”。郎昆跟导演团队说,凡是以前见过的、听过的,就别在讨论会上提,拿出来的节目首先得是观众没看见过的。创新的高限是创作观众没有看见过的节目,第二步再把观众看到过的节目尽量做到最好,底线就是别把观众烂熟于心的节目做得太水。“比如那个大联唱,所有人都烦,我也烦,但必须得有,我们只能把它做得更好看。”
  2005年,央视首次提出“开门办春晚”。在晚会现场,各地方台主持人向观众送春联拜大年,晚会也融入了各地方台推选的节目。总策划喜宏说:“开门办春晚是上面的意思。”在他新近出版的小说《春晚》里,特意提到了“开门办春晚”。“其实有点讽刺幽默的意思。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开门。它是开门,差不多跟开门办选举是一个意思,你懂得啦。”
  郎昆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对节目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再造。2005年,由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使晚会达到一个小高潮。一些在后来观看过《千手观音》现场演出的人发现,舞蹈并没有春晚的效果好。喜宏说:“郎昆充分利用了电视的声光电等各种技术。”
  在喜宏的小说《春晚》里,这样描述“春晚的突破”:“春晚节目结构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上下左右都已经形成思维定式。在这个大气场中,想冒尖、想突破,在技术上,尤其是视频上容易出活,这是政治保安全、艺术见效果的必杀技。”
  2009年,郎昆第五次担任春晚总导演。他将春晚的影像美学理念,做了一次大胆的突破。“我们不但在背景上制作了一个超大的、高清晰度的LED显示屏,我们的8根侧幕立柱、8道侧幕也是全视频化的,整个地面也是全视频化的,3道立柱型伸缩幕也是视频化的。如果你有幸去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厅,你会发现那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是当灯光暗下来,把视频展示出来以后,观众会突然发现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营造了一个无限的大海。”
  这一年,“混搭”成了郎昆的必杀技。他将宋祖英与周杰伦混搭起来,让农民歌手与男高音歌唱家一起飙歌,赵本山带出了徒弟小沈阳……但也有一些人是不能上春晚的。“郭德纲的相声,还有许许多多喜剧类的节目,观众在剧场笑翻了天,但是没有办法搬上春晚舞台。很多歌曲观众非常爱听,但是当这么大的屏幕底下把字幕打出来的时候,有些你肯定不愿意让你的儿子、女儿看,你的父母坐在旁边你也会很尴尬。所以,有的人在骂春晚的时候,请一定要认识到春晚的这个国家特征。”郎昆如此解释。喜宏却说:“郭德纲的相声,总爱现挂(相声术语,指演员现场发挥改词——编者按),春晚是现场直播,怎么行!”
  “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筹备春晚,郎昆因不满有歌手缺席彩排而毙掉了节目。总策划喜宏说,郎昆在工作中是很严肃的。所有的歌曲节目,郎昆全部压缩在3分钟。他做了一张细致的时间表,将每个时段观众的情绪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做了详细的节目规划。这一年的春晚不比寻常。2008年是大喜大悲都达到极致的一年。既有汶川地震,又有北京奥运会。而2009年,将迎来建国60周年华诞。郎昆说:“川民唱《天地吉祥》、‘天宫一号’亮相、奥运奖牌拼成‘祖国万岁’,这些都是春晚在完成国家文化属性。”
  过春节,如何表现汶川地震?喜宏等人深入四川灾区,郎昆派了《艺术人生》两组人马,到映秀拍摄了两套灾区人民小年这天年夜饭怎么吃的影像。“台领导非常重视,小片来来回回就审了好多次。”最终,川民代表演唱的六字真言《天地吉祥》表达了对全国人民的感恩之情。
  在航天板块,仅仅把“神五”、“神六”、“神七”的宇航员请来,观众早就见过了。但把从“神一”到“神七”的“八大指挥”请来,还是第一次。第一轮,郎昆派喜宏和柏松两个组去航天城,请“八大指挥”第一次露面,与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员一起向全国人民致意。喜宏的工作是让“八大指挥”走正步,但他们却不太会走。“他们平时坐得太久了,坐着指挥,不站着,走不到一起来。”喜宏很头疼:“这不行啊,八大指挥怎么也得走到一条线上啊。航天事业是高度规范化的,八大指挥走出来散兵游勇可不行。”训练了一下午,“八大指挥”却很认真。喜宏说:“他们每年向军委汇报,但向全国人民汇报是第一次。”
  郎昆曾提早委托翟志刚带了一包花籽到太空,植物经过太空失重状态变异后会产生新的基因组合,郎昆想花籽变异之后,会不会使它怒放。“我们想用怒放的太空之花,祝愿伟大祖国六十华诞。”郎昆还准备了第二个方案,他跟翟志刚说,“你一定得给我带回那只你在太空招手的手套,我要在春晚上亮相。”结果新闻频道提前把这个曝光了。而花籽在深圳、云南、北京三个太空育种中心联合育种,由于是冬季,开得并不如意。
  怎么办?眼看着除夕夜就到了。郎昆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发脾气的人,但是那天我用大声说了大话。我说,所有的创作团队要高度重视,中国的‘神七’已经是过去时,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怎么办?那时候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许多人一筹莫展。”这时候想出了一个办法,2011年中国即将向太空发射飞船“天宫一号”,“我们就让“天宫一号”亮相春晚,它昭示着中国科技的未来。”
  “天宫一号”的外形当时还是国家机密,喜宏回忆说:“后来最高层决定,在春晚提前发布。”模型是同比例的缩小版,本来是木质的,但郎昆上去一踢就倒了。“这个不行,从台子底下升起来,颤巍巍的,还一堆演员,这要是倒了,不吉利啊。”后来,真金白银,做了好大一个不锈钢模型,“像锅炉一样,花了好多钱。”临近春晚只差三天,却出了幺蛾子。因为模型做得太大了,从航天城运出来,交警不让上国道。“紧急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因为超宽超重超高,警察开道,运了一夜,央视还拆了一个门,才算把它运进来。”
  与航天板块的成功不同,喜宏认为奥运节目并不算成功。和1994年大家赞赏王军霞刻苦训练不同,此时金牌战略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最终,节目以奥运运动员穿着运动服集体亮相,身后由金牌、银牌、铜牌共同组成“祖国万岁”而告终。
  郎昆在多种场合下都曾说过,春晚的创作团队就像一驾马车,这驾马车需要有一个挨鞭子的头马,总导演就是那匹头马。“真正的驭手是领导,或者说是我们的台领导。有的时候我很羡慕冯小刚,他敢于在《集结号》上打出‘冯小刚的电影’,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执导了五届春晚的郎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试论“春节联欢晚会”》。在他看来,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民俗特征。回家吃年夜饭、放鞭炮是民俗特征的一个表象,但是唯有春晚是国家意志在那一刻告诉国民,今年的大事、喜事有哪些,今年的快乐在哪里,明年应该怎么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表现。“所以我们说,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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