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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奖状。在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R·卢斯的头像下，注明着“公共服务类卓越成就奖，授予《时代》亚洲版”。在获奖的四个人中，黄永是唯一的中国人。为美国《时代》周刊工作了11年，这是黄永唯一～次获奖。获奖原因是对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的杰出报道。
某种程度上，黄永的杰出只不过是击败了一组数字。
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可几天后，黄永却在北京佑安医院发现了一百多名“非典”患者。他所供职的《时代》周刊对此做了独家报道，并引发轩然大波。影响之一是两位部级领导的去职。此后，“非典”疫情通报趋向透明。
一
2003年2月初，刚刚度过春节假期，黄永回到《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上班。办公桌上堆着春节期间的过期报纸，在香港某报的头版通栏，黄永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里说因为一种不明肺炎，广东正在抢购醋酸和板蓝根。看完之后觉得这新闻挺有意思，还没有意识到有疫情。”黄永向北京分社社长报告了这个采访素材，但并未引起重视。
1993年，黄永到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做兼职调研员。他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中文媒体的报纸、杂志进行剪报、归档，放在巨大的档案柜里，记者需要的时候，黄永再帮忙找出来。2000年后，黄永开始做记者的工作，而他并不认同新任北京分社社长对中国选题的把握。“总让我找新、奇、怪的选题，《时代》周刊都像大千世界了。”黄永甚至发觉，编辑们只是让他到大街上找到文章里需要的那句引言而已。“中国人那么多，总是能找到他们想要的话。”黄永对这份工作越来越失望。
到了3月，报纸上陆续出现“非典”在传播的消息，北京也有了第一例输人性“非典”病例。此时，北京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两会”。3月12日，国际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了警报，并于3天后，将此不明肺炎命名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时代》周刊亚洲版总部在香港，当地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时代》对“非典”事件重视起来。
3月22日，黄永第一次跑医院，想看看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卖情况。“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必然是一个外媒才能做到这个。这也跟他们孜孜不倦地老是挖黑幕有关系，这次是挖对了一个，也挖成功了一个。”黄永说。
当时的北京，还处于一片平静当中。道路上依然拥堵，地铁和公交车里还是挤满了人。黄永并不知道哪家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以及病例数字。他锁定了北京市比较大的四家传染病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以及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当时就想看看门诊的防护程度以及有没有隔离病房。”
在地坛医院，黄永冒充病人，到呼吸科的分诊台说自己发烧了，还有点咳嗽。分诊台的护士见黄永没有戴口罩，吓得急忙往后躲，让他去发热门诊。而在发热门诊，黄永并没有发现患者。“大夫和护士也只是戴着普通口罩，没有加强防护。也没有找到隔离病房。”
在302医院，有大夫承认院里有“非典”病人，说有十几个，但黄永却无法证实。“我跟医生、护士套磁、跟病人、卖东西的聊天。有的说有，有的说看见过。但这些信息都是碎片化的，无法证实。”黄永回忆说。
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众多媒体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而此时，《时代》周刊和黄永却有了一个预判：政府给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是否在掩盖？但一个人的出现，让整个事件出现了转机。
二
4月8日，北京分社的同事Susan Jakes找到黄永，她拿到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作者是解放军第301医院的一名医生——蒋彦永。公开信详细叙述了他了解到的“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开表示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蒋彦永觉得这个数字和真实情况差距太大。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蒋彦永找了医院领导，请他们去反映。他担心：“到4月中旬就会有大量外宾来北京和中国旅游。那时就有可能染上SARS，就可能将SARS传播到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有责任将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4月4日晚，蒋彦永向中央4台和凤凰台发了电子邮件。
几天过去了，蒋彦永没有得到回音。
4月8日，Susan Jakes联系上蒋彦永，进行了采访。Susan和黄永将蒋彦永的公开信翻译成英文，于当天晚上上传到《时代》周刊的网络版。第二天上午8点开始，蒋彦永家的电话接连不断，世界各地的通信社等数十家媒体纷纷通过电话前来采访。
第二天，他们对蒋彦永的采访内容出现在世界各网站和报纸、杂志的头条新闻中。
回忆起当时的国内媒体，黄永说：“国内媒体从来没有隐瞒过‘非典’在传播的事实，只是疫情规模有多大、病例的数字一直是错的。”
十年后，已经很难在网上找到当时国内媒体的详细报道。
《时代》周刊拿到蒋彦永的证据以后，开始寻找目击的直接证据。黄永再次开始跑医院。
三
4月11日下午，黄永带着一个摄影师，再次向四大传染病医院进发。佑安医院的传染病病房在住院部主楼的对面。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黄永走过150米长的走廊，除了三个医院工作人员，没有其他人。他们戴了两层口罩，正在为病房分配盒饭。在走廊的尽头，病房向三个方向分布排列。一部分是沿着走廊继续走，通过一道门，里边有20间病房，每一间病房的门边都立着一个巨大的氧气瓶。男两部分病房是水平分布，每边都至少有15间病房。就在黄永东张西望的时候，走廊的尽头，走过来一个护士，说自己是管理病房的。
黄永谎称自己来看亲戚。护士边向外推他，说，这里的病人都不许探视。“我确实是为了你好。这儿太危险了。所有的‘非典’病人都在这里。‘非典’真是特可怕，就连我们在这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上。”护士告诉黄永，“这家医院没有安全的地方。所有这些病房里都是‘非典’病人，至少也超过一百了。只在这一家医院已经死了超过10个人了。如果你真想看你的亲戚，你走到楼后边，从窗户外边看看他吧。” 黄永悄悄地溜到楼后，数了数，至少有15间病房，每间病房有三个病人。其中一间病房，有一个女人正靠窗站着，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没有戴口罩。黄永和她攀谈起来，得知她姓张，谈话的时候，她不住地咳嗽，说：“别装啦！你是记者，你是为了‘非典’才来的，对不对？”
女孩儿告诉黄永，自己是301医院的护士。两个多星期前因为治疗一个“非典”病人被传染，11天前住进了佑安医院。据张护士所述，这里的病人至少有一半是其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301和302的最多。张护士愤愤地说：“别信卫生部说的，他们从来不说实话！”
当天下午，黄永又去了309和302医院，并没有新发现。但从佑安医院得到的事实已经足以推翻张文康所说的数字。黄永回到社里，对Susan说：“终于找着了！”Susan让黄永马上给亚洲版主编打电话。通过电话，黄永开始写报告并向所有的编辑、记者群发。此时，主编又回了一个电话，对黄永说：“你隔离了吧，别回家了。”主编告诉黄永随便找一家酒店，几星级都行，《时代》周刊报销。
“我当时心想，这叫隔离吗？只是保护了自己家人。但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总不能把我关起来。”黄永回了家，把衣服都脱下来，让家人扔掉，拿了几件衣物便去了丽都饭店。
4月14日，出版日期为4月21目的《时代》周刊便已出刊，红色的封面正中写着巨大的“SARS”。在黄永参与的封面报道《揭秘危机》中写道：“当‘非典’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一些千部更在意挽回面子，而不是挽救生命。《时代》周刊对可能已造成死亡的真相掩盖展开调查。”《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比以往更加依赖外国投资，因此对保持表面稳定倍感关注。一些旅游官员担心，五一长假期即将到来，对“非典”的恐惧将使得中国人不会外出旅游和消费。
6天后的4月20 H，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直到此时，黄永才真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一件大事。“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因为外媒的一篇报道，导致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罢免。因为有网络，国内人看境外的报道也不难了。”黄永开始有了大兴奋。而后，他又开始担心自己。他给当时的妻子写了一份名单。“如果我出事了，你先给谁打电话，再给谁打电话。”忐忑了几天以后，黄永发现也没出什么事。
四
黄永在酒店隔离期间，还是半工作状态。《时代》周刊得到消息，在4月中旬国际卫生组织到北京调查“非典”疫情情况时，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的一些医院将病人隐藏在救护车里，逃避调查。核实情况的任务落在了黄永身上。
“咳！现在那老太太看见我还骂我呢，说做媒体的就是不能相信！”回忆起往事，黄永忍不住地笑。黄永朋友的妈妈是一位退休的高护，和很多医院的高层有往来。她的一位朋友是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的X医生，而x医生丈夫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领导。黄永给x医生打了电话。
“我说，听说中日友好医院为了逃避世卫组织的检查，把‘非典’病人放救护车上，拉大街上游车河去了？我们都不肯相信，觉得没必要，有点扯。”
让黄永略感吃惊的，对方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是真的。”
据x医生介绍，中日友好医院有56个确诊的“非典”病人，但是医院只上报了41个。这56个“非典”病人里有31个是本院的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被装进救护车的就是这31个人。剩下的25个留在病房里等着世界卫生组织的视察。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是一个护士，她是因为照顾一个台湾女人而得上了“非典”。台湾女人是三月底因为高烧住进医院的，已于十天前死亡。“这名护士将‘非典’病毒传播给了其他的医生和护士，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病的传染性。”x医生告诉黄永，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调查时，并没有说要到中日友好医院来。世卫组织的突然袭击，让整个医院措手不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309医院。309医院的M医生告诉黄永：“我们前天将46个‘非典’病人转移到了紫华春（音译）宾馆，现在他们又都被移回了病房。在世界卫生组织来的时候，病房里只有十几个病人。”
黄永无从得知这些医院为什么要隐瞒“非典”患者人数。他只是觉得：“第一反应往下压的思维，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治理。”
4月20日，北京“非典”疫情透明化之后，恐慌达到了极点。《时代》周刊在文中写道：“恐慌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但是在缺少信息自由流通的国家里，这种恐慌会放大疫情。不能相信政府的报告，北京的市民被迫听信坊间谣传。”
在黄永看来，国内的卫生应急系统体制落后也是导致“非典”疫情不明的重要原因。北京的疫情开始于301医院，在北京疫情发展初期，是军队医院出现了病例并接收病人。而过去军队医院没有义务向地方政府通报传染疫情。《时代》周刊也提到，负责更新“非典”病例数字的各城市疾控中心，要先向当地政府报告，然后再由当地政府上报卫生部。各城市卫生部门的领导由地方政府指派，而不是由卫生部任命。这一架构意味着地方卫生工作者毫无揭露危机真正严重性的动因。
按照《时代》周刊的规定，受访对象的信息应该完整齐全。而黄永并没有把张护士、x医生以及M医生的全部信息告知社里。“我对他们说，受访对象的姓名、电话我都有。你们需要，我再提供给你。我要确保他们不受伤害。”
黄永想起十年前，在佑安医院遇到张护士的那一天。“她笑起来很甜，短发、圆脸，拍照时还用左手摆了个V字的手势。”十年后，黄永无从得知张护士的生死：“如果她还活着，她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
某种程度上，黄永的杰出只不过是击败了一组数字。
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可几天后，黄永却在北京佑安医院发现了一百多名“非典”患者。他所供职的《时代》周刊对此做了独家报道，并引发轩然大波。影响之一是两位部级领导的去职。此后，“非典”疫情通报趋向透明。
一
2003年2月初，刚刚度过春节假期，黄永回到《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上班。办公桌上堆着春节期间的过期报纸，在香港某报的头版通栏，黄永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里说因为一种不明肺炎，广东正在抢购醋酸和板蓝根。看完之后觉得这新闻挺有意思，还没有意识到有疫情。”黄永向北京分社社长报告了这个采访素材，但并未引起重视。
1993年，黄永到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做兼职调研员。他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中文媒体的报纸、杂志进行剪报、归档，放在巨大的档案柜里，记者需要的时候，黄永再帮忙找出来。2000年后，黄永开始做记者的工作，而他并不认同新任北京分社社长对中国选题的把握。“总让我找新、奇、怪的选题，《时代》周刊都像大千世界了。”黄永甚至发觉，编辑们只是让他到大街上找到文章里需要的那句引言而已。“中国人那么多，总是能找到他们想要的话。”黄永对这份工作越来越失望。
到了3月，报纸上陆续出现“非典”在传播的消息，北京也有了第一例输人性“非典”病例。此时，北京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两会”。3月12日，国际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了警报，并于3天后，将此不明肺炎命名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时代》周刊亚洲版总部在香港，当地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时代》对“非典”事件重视起来。
3月22日，黄永第一次跑医院，想看看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卖情况。“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必然是一个外媒才能做到这个。这也跟他们孜孜不倦地老是挖黑幕有关系，这次是挖对了一个，也挖成功了一个。”黄永说。
当时的北京，还处于一片平静当中。道路上依然拥堵，地铁和公交车里还是挤满了人。黄永并不知道哪家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以及病例数字。他锁定了北京市比较大的四家传染病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以及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当时就想看看门诊的防护程度以及有没有隔离病房。”
在地坛医院，黄永冒充病人，到呼吸科的分诊台说自己发烧了，还有点咳嗽。分诊台的护士见黄永没有戴口罩，吓得急忙往后躲，让他去发热门诊。而在发热门诊，黄永并没有发现患者。“大夫和护士也只是戴着普通口罩，没有加强防护。也没有找到隔离病房。”
在302医院，有大夫承认院里有“非典”病人，说有十几个，但黄永却无法证实。“我跟医生、护士套磁、跟病人、卖东西的聊天。有的说有，有的说看见过。但这些信息都是碎片化的，无法证实。”黄永回忆说。
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众多媒体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而此时，《时代》周刊和黄永却有了一个预判：政府给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是否在掩盖？但一个人的出现，让整个事件出现了转机。
二
4月8日，北京分社的同事Susan Jakes找到黄永，她拿到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作者是解放军第301医院的一名医生——蒋彦永。公开信详细叙述了他了解到的“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开表示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蒋彦永觉得这个数字和真实情况差距太大。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蒋彦永找了医院领导，请他们去反映。他担心：“到4月中旬就会有大量外宾来北京和中国旅游。那时就有可能染上SARS，就可能将SARS传播到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有责任将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4月4日晚，蒋彦永向中央4台和凤凰台发了电子邮件。
几天过去了，蒋彦永没有得到回音。
4月8日，Susan Jakes联系上蒋彦永，进行了采访。Susan和黄永将蒋彦永的公开信翻译成英文，于当天晚上上传到《时代》周刊的网络版。第二天上午8点开始，蒋彦永家的电话接连不断，世界各地的通信社等数十家媒体纷纷通过电话前来采访。
第二天，他们对蒋彦永的采访内容出现在世界各网站和报纸、杂志的头条新闻中。
回忆起当时的国内媒体，黄永说：“国内媒体从来没有隐瞒过‘非典’在传播的事实，只是疫情规模有多大、病例的数字一直是错的。”
十年后，已经很难在网上找到当时国内媒体的详细报道。
《时代》周刊拿到蒋彦永的证据以后，开始寻找目击的直接证据。黄永再次开始跑医院。
三
4月11日下午，黄永带着一个摄影师，再次向四大传染病医院进发。佑安医院的传染病病房在住院部主楼的对面。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黄永走过150米长的走廊，除了三个医院工作人员，没有其他人。他们戴了两层口罩，正在为病房分配盒饭。在走廊的尽头，病房向三个方向分布排列。一部分是沿着走廊继续走，通过一道门，里边有20间病房，每一间病房的门边都立着一个巨大的氧气瓶。男两部分病房是水平分布，每边都至少有15间病房。就在黄永东张西望的时候，走廊的尽头，走过来一个护士，说自己是管理病房的。
黄永谎称自己来看亲戚。护士边向外推他，说，这里的病人都不许探视。“我确实是为了你好。这儿太危险了。所有的‘非典’病人都在这里。‘非典’真是特可怕，就连我们在这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上。”护士告诉黄永，“这家医院没有安全的地方。所有这些病房里都是‘非典’病人，至少也超过一百了。只在这一家医院已经死了超过10个人了。如果你真想看你的亲戚，你走到楼后边，从窗户外边看看他吧。” 黄永悄悄地溜到楼后，数了数，至少有15间病房，每间病房有三个病人。其中一间病房，有一个女人正靠窗站着，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没有戴口罩。黄永和她攀谈起来，得知她姓张，谈话的时候，她不住地咳嗽，说：“别装啦！你是记者，你是为了‘非典’才来的，对不对？”
女孩儿告诉黄永，自己是301医院的护士。两个多星期前因为治疗一个“非典”病人被传染，11天前住进了佑安医院。据张护士所述，这里的病人至少有一半是其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301和302的最多。张护士愤愤地说：“别信卫生部说的，他们从来不说实话！”
当天下午，黄永又去了309和302医院，并没有新发现。但从佑安医院得到的事实已经足以推翻张文康所说的数字。黄永回到社里，对Susan说：“终于找着了！”Susan让黄永马上给亚洲版主编打电话。通过电话，黄永开始写报告并向所有的编辑、记者群发。此时，主编又回了一个电话，对黄永说：“你隔离了吧，别回家了。”主编告诉黄永随便找一家酒店，几星级都行，《时代》周刊报销。
“我当时心想，这叫隔离吗？只是保护了自己家人。但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总不能把我关起来。”黄永回了家，把衣服都脱下来，让家人扔掉，拿了几件衣物便去了丽都饭店。
4月14日，出版日期为4月21目的《时代》周刊便已出刊，红色的封面正中写着巨大的“SARS”。在黄永参与的封面报道《揭秘危机》中写道：“当‘非典’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一些千部更在意挽回面子，而不是挽救生命。《时代》周刊对可能已造成死亡的真相掩盖展开调查。”《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比以往更加依赖外国投资，因此对保持表面稳定倍感关注。一些旅游官员担心，五一长假期即将到来，对“非典”的恐惧将使得中国人不会外出旅游和消费。
6天后的4月20 H，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直到此时，黄永才真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一件大事。“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因为外媒的一篇报道，导致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罢免。因为有网络，国内人看境外的报道也不难了。”黄永开始有了大兴奋。而后，他又开始担心自己。他给当时的妻子写了一份名单。“如果我出事了，你先给谁打电话，再给谁打电话。”忐忑了几天以后，黄永发现也没出什么事。
四
黄永在酒店隔离期间，还是半工作状态。《时代》周刊得到消息，在4月中旬国际卫生组织到北京调查“非典”疫情情况时，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的一些医院将病人隐藏在救护车里，逃避调查。核实情况的任务落在了黄永身上。
“咳！现在那老太太看见我还骂我呢，说做媒体的就是不能相信！”回忆起往事，黄永忍不住地笑。黄永朋友的妈妈是一位退休的高护，和很多医院的高层有往来。她的一位朋友是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的X医生，而x医生丈夫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领导。黄永给x医生打了电话。
“我说，听说中日友好医院为了逃避世卫组织的检查，把‘非典’病人放救护车上，拉大街上游车河去了？我们都不肯相信，觉得没必要，有点扯。”
让黄永略感吃惊的，对方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是真的。”
据x医生介绍，中日友好医院有56个确诊的“非典”病人，但是医院只上报了41个。这56个“非典”病人里有31个是本院的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被装进救护车的就是这31个人。剩下的25个留在病房里等着世界卫生组织的视察。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是一个护士，她是因为照顾一个台湾女人而得上了“非典”。台湾女人是三月底因为高烧住进医院的，已于十天前死亡。“这名护士将‘非典’病毒传播给了其他的医生和护士，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病的传染性。”x医生告诉黄永，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调查时，并没有说要到中日友好医院来。世卫组织的突然袭击，让整个医院措手不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309医院。309医院的M医生告诉黄永：“我们前天将46个‘非典’病人转移到了紫华春（音译）宾馆，现在他们又都被移回了病房。在世界卫生组织来的时候，病房里只有十几个病人。”
黄永无从得知这些医院为什么要隐瞒“非典”患者人数。他只是觉得：“第一反应往下压的思维，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治理。”
4月20日，北京“非典”疫情透明化之后，恐慌达到了极点。《时代》周刊在文中写道：“恐慌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但是在缺少信息自由流通的国家里，这种恐慌会放大疫情。不能相信政府的报告，北京的市民被迫听信坊间谣传。”
在黄永看来，国内的卫生应急系统体制落后也是导致“非典”疫情不明的重要原因。北京的疫情开始于301医院，在北京疫情发展初期，是军队医院出现了病例并接收病人。而过去军队医院没有义务向地方政府通报传染疫情。《时代》周刊也提到，负责更新“非典”病例数字的各城市疾控中心，要先向当地政府报告，然后再由当地政府上报卫生部。各城市卫生部门的领导由地方政府指派，而不是由卫生部任命。这一架构意味着地方卫生工作者毫无揭露危机真正严重性的动因。
按照《时代》周刊的规定，受访对象的信息应该完整齐全。而黄永并没有把张护士、x医生以及M医生的全部信息告知社里。“我对他们说，受访对象的姓名、电话我都有。你们需要，我再提供给你。我要确保他们不受伤害。”
黄永想起十年前，在佑安医院遇到张护士的那一天。“她笑起来很甜，短发、圆脸，拍照时还用左手摆了个V字的手势。”十年后，黄永无从得知张护士的生死：“如果她还活着，她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