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新中国面临种种社会挑战，其中即包括国家如何规制贸易行为，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中。在此背景下，沿海走私扮演着极为复杂的角色，其一方面挑战了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计划经济的笼罩下，为民众提供了众多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历史学家Philip Thai近期发表的论文，基于各类一手史料，聚焦于1950～53年、1956～57年、1961～65年间的三波沿海走私高潮，对这一我们知之甚少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进而揭示出毛泽东时代的走私贸易，不仅是一种非法的威胁，也是政治运动攻击的靶子，还是一个时代必要的贸易渠道和民众的生存策略。
　　新中国初创之时，成立了新的海关总署来取代旧的海关机构，并试图全面接管对外贸易，但是各种非正式的贸易网络依旧存在，典型例证即为20世纪50年代的沿海走私贸易，其主要集中于上海、广州和汕头等传统口岸城市。为了清理沿海走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政治运动、教育宣传和公开审判等，旨在压缩沿海走私的生存空间，走私问题亦随之政治化，走私参与者被视为不法商人、封建残余和反革命分子，在很多时候，走私甚至成为一种政治罪。
　　走私者的行为基本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从走私的商品来看，其大宗皆为当时供应短缺之物，包括手表、药品和铅笔等日用品。事实上，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与海关事务有交集的地方干部亦参与到走私活动中。有干部在香港和澳门负责为国家采购朝鲜战争的急需物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诸多“商机”，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商品走私至中国，并逃避关税，甚至“武装走私”，1952年，叶剑英为此批捕的军人和干部人数超过500人，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但对于普通民众，则有另一个版本的沿海走私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民众不仅不把走私当作一种犯罪，反而將其视作维系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大跃进之后，日用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突出，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民众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走私，以获取日用生活品，民众虽然没有试图“逃离国家”，但却在国家内部找到了求存的方式。与此同时，短缺经济为走私者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譬如在1956年，可可粉在香港的基本价格为1.27元每斤，但是走私到中国之后，其在黑市的价格为17元每斤。如此巨额的差价成为走私者甘冒巨大风险的首要肇因。
　　透过重构沿海走私这一段隐而不彰的历史，作者指出初生的计划经济和活跃的地下经济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共生而非敌对的关系，其深深地嵌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转型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Maria Los在分析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时，曾将此类经济活动理解为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二经济”（second economy），这一概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毛泽东时代的沿海走私：第一，我们需要跳出政治和经济犯罪的范畴，来看待毛泽东时代沿海走私的社会含义，如此才能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丰富面向；第二，对走私社会含义的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权的能力所及之范围，以及其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