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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挂，是和分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牵挂因梦而生，牵挂与痛苦相关联，牵挂也会开出幸福的花朵来。
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比她高了三届，他念的是西洋文学，她读的是法律系。按说两人的人生轨迹是很难重叠的，但他们到底还是交汇了。
在她念贝满高中时，即1931年，清华大学大礼堂有学生演出易卜生话剧《娜拉》，从小热爱戏剧表演艺术的她拉了同学一起去看演出，由此她认识了出演娜拉的他。她那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容，还有那不俗清雅的谈吐，让他心生爱慕之意。
两年后的春天，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戏剧照例又开始排演，剧目由学生定为英国高尔斯华绥的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剧本是由他译出的，全剧只有三位人物——哥哥、弟弟、女孩。他提议说，孙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妹妹一角就为她准备着。因为此时她不再是高中生了，已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
排练地点在清华二号院91号他的宿舍里，前后约有一个月。每次排完戏，他都会积极陪送她回到新南院女生宿舍。5月26日，话剧公演，轰动清华园。他和她一时成了清华园的名人。要他看来，“同声好相应，同气好相求”，便更为热烈地对她开展追求。
然而，心地单纯的她认为刚刚进入大学是不应该谈情说爱的，应把精力放在学业上。再说，面对这份火热的爱情，年少的她还有些手足无措，她开始躲避他。可躲得开的是人，躲不开的是情。他苦苦眷恋着她，眷恋如粬啊，它迅速地发酵、裂变、长大……
他终于被这长大的思念压得全然承受不住了，整日伤心欲碎，“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在她的宿舍外痴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连风雨浸透了他的衣服也浑然不觉，他终于病倒了。他的思念宛然水漫金山的荡荡之水，终于泡软了她的心。她去见了他，仅仅十天未见却如隔十秋，四目对视，一时凝噎。
爱情是一首诗，即便是普通的日子也会读出铿锵的韵律来。这年的6月初，已毕业的他未回天津的家，她也未回到南京爸妈身边，两人整天泡在清华园。园中的荷花池畔、小山石上，留下了他们的倩影，但更多的时间两人在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说知心话虽然不可少，而做出一番事业来更是人生头等重要的事，他打算写一个剧本。
清华园的暑期是静谧的，于他们而言正是爱与创作的天堂。于是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的长桌一端，两人相对而坐，他埋头创作剧本，而每写一部分，她则用工整绢秀的字迹誊出。8月初剧本初稿完成，这个剧本就是比诗更美、堪称20 世纪中国话剧第一经典剧目的《雷雨》，此时他年仅23岁。
她就是郑秀，他就是万家宝，即曹禺。
1936年11月26日，曹禺与郑秀在相恋3年后，于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隆重订婚典礼。1937年10月5日，两人在长沙国立剧校举行简单婚礼。婚后，由于各自忙着工作，聚少离多的他们便频传鸿雁来纾缓相互的思念。
思念是工笔画，在心底一笔笔细细勾描，不怕一遍遍重复，墨渍水润，淋漓尽致。他们写起信来往往收不住，有时会写上几十页，读信时以致有人误以为他们是在看书。
世事巨变，人生错忤，1948年底，身为国民党政府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郑秀的父亲郑烈，得到了国民党当局让他到台湾的通知。他为女儿及两位外孙女买好了飞机票，前后四次动员郑秀和他一起飞往台湾。对郑秀来说，父亲与丈夫哪一头都难以割舍，不过她还是决定留在丈夫身边。父亲清楚这一去便极有可能成为永诀，于是他喊着女儿的小名：“颖如，难道你忍心抛下父亲吗？”听到父亲无奈的啼唤，郑秀心中无比酸楚：“爸，女儿不孝，不能跟您走。”
世事谲异，你所爱的人并不一定能与你长相厮守。1951年，郑秀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离婚过程，她说：“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为了让家宝静下心来，安心创作，我同意离婚，我希望他幸福。”从此郑秀独守空房。
1966年6月，“文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这年冬天，曹禺被造反派指派每天早晨打扫北京人艺宿舍史家胡同附近地面。扫过一阵，他一抬头，只见对面不远拐角处好像有人一动不动地在看自己。会是谁呢？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第二天，曹禺起身更早，那模糊人影居然又出现。终于，曹禺看清那是郑秀。多年来，郑秀一直住在史家胡同附近那幢老宅，距离人艺宿舍只需拐几个弯。离婚后，她出来任教，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任京郊聋哑学校校长，后任灯巿口十二女中英文教员。当得知曹禺每天清晨得上史家胡同扫大街后，她十分痛心，和他离婚原本是让他能安心写作，可如今他只能拿着扫把在地上划拉清风。伤心的她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出现在他身边，于是，她每天默默去陪曹禺。
其实，郑秀的自身处境也极为堪忧，如果造反派一旦知道她父亲的身份后，她也许没命了。造反派冲档案室时，幸亏出身“红五类”的人事科长王桂芝死死挡住档案室的门，郑秀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形势险恶，女儿万黛、万昭不得不提前做一些准备，她们先要把数百张照片用肥皂水捣烂倒进地沟里，然后燒掉信件。这百余封信件以及几百张照片，多少年来郑秀一直都随身带着，南京大屠杀前夕，郑秀扔下了所有的财物，就只带着丈夫的这箱照片和书信。当女儿们说服她要毁掉这些她视为生命的东西时，一时她说不出任何话来。
在女儿们一人背着一大包照片信函出门时，郑秀只是慌乱地跟在后面，哆里哆嗦，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嘤嘤啜泣。女儿们走远了，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因为在她心中，那些照片和信，是她的青春，是她的爱，是她的精神支柱。最后那些信一半由成黛带到北大医院投入熊熊燃烧的大锅炉中，一半由万昭带到她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女厕所中烧掉。
1989年8月，郑秀病逝。临终前，她提出要见曹禺，但终未得见，她万分眷恋着呼唤“家宝！家宝！”悲情离世。
此时，曹禺重病住院，无法前往吊唁，嘱咐女儿买一只花篮，恭恭敬敬放在郑秀灵前。不久，曹禺在给万昭的信中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无论在你身边，还是不能与你相守，一生只挂念着你一人，这是一种牺牲，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份感天泣地的大写的爱。
（解敏摘自《现代妇女·爱尚》）
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比她高了三届，他念的是西洋文学，她读的是法律系。按说两人的人生轨迹是很难重叠的，但他们到底还是交汇了。
在她念贝满高中时，即1931年，清华大学大礼堂有学生演出易卜生话剧《娜拉》，从小热爱戏剧表演艺术的她拉了同学一起去看演出，由此她认识了出演娜拉的他。她那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容，还有那不俗清雅的谈吐，让他心生爱慕之意。
两年后的春天，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戏剧照例又开始排演，剧目由学生定为英国高尔斯华绥的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剧本是由他译出的，全剧只有三位人物——哥哥、弟弟、女孩。他提议说，孙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妹妹一角就为她准备着。因为此时她不再是高中生了，已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
排练地点在清华二号院91号他的宿舍里，前后约有一个月。每次排完戏，他都会积极陪送她回到新南院女生宿舍。5月26日，话剧公演，轰动清华园。他和她一时成了清华园的名人。要他看来，“同声好相应，同气好相求”，便更为热烈地对她开展追求。
然而，心地单纯的她认为刚刚进入大学是不应该谈情说爱的，应把精力放在学业上。再说，面对这份火热的爱情，年少的她还有些手足无措，她开始躲避他。可躲得开的是人，躲不开的是情。他苦苦眷恋着她，眷恋如粬啊，它迅速地发酵、裂变、长大……
他终于被这长大的思念压得全然承受不住了，整日伤心欲碎，“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在她的宿舍外痴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连风雨浸透了他的衣服也浑然不觉，他终于病倒了。他的思念宛然水漫金山的荡荡之水，终于泡软了她的心。她去见了他，仅仅十天未见却如隔十秋，四目对视，一时凝噎。
爱情是一首诗，即便是普通的日子也会读出铿锵的韵律来。这年的6月初，已毕业的他未回天津的家，她也未回到南京爸妈身边，两人整天泡在清华园。园中的荷花池畔、小山石上，留下了他们的倩影，但更多的时间两人在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说知心话虽然不可少，而做出一番事业来更是人生头等重要的事，他打算写一个剧本。
清华园的暑期是静谧的，于他们而言正是爱与创作的天堂。于是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的长桌一端，两人相对而坐，他埋头创作剧本，而每写一部分，她则用工整绢秀的字迹誊出。8月初剧本初稿完成，这个剧本就是比诗更美、堪称20 世纪中国话剧第一经典剧目的《雷雨》，此时他年仅23岁。
她就是郑秀，他就是万家宝，即曹禺。
1936年11月26日，曹禺与郑秀在相恋3年后，于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隆重订婚典礼。1937年10月5日，两人在长沙国立剧校举行简单婚礼。婚后，由于各自忙着工作，聚少离多的他们便频传鸿雁来纾缓相互的思念。
思念是工笔画，在心底一笔笔细细勾描，不怕一遍遍重复，墨渍水润，淋漓尽致。他们写起信来往往收不住，有时会写上几十页，读信时以致有人误以为他们是在看书。
世事巨变，人生错忤，1948年底，身为国民党政府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郑秀的父亲郑烈，得到了国民党当局让他到台湾的通知。他为女儿及两位外孙女买好了飞机票，前后四次动员郑秀和他一起飞往台湾。对郑秀来说，父亲与丈夫哪一头都难以割舍，不过她还是决定留在丈夫身边。父亲清楚这一去便极有可能成为永诀，于是他喊着女儿的小名：“颖如，难道你忍心抛下父亲吗？”听到父亲无奈的啼唤，郑秀心中无比酸楚：“爸，女儿不孝，不能跟您走。”
世事谲异，你所爱的人并不一定能与你长相厮守。1951年，郑秀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离婚过程，她说：“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为了让家宝静下心来，安心创作，我同意离婚，我希望他幸福。”从此郑秀独守空房。
1966年6月，“文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这年冬天，曹禺被造反派指派每天早晨打扫北京人艺宿舍史家胡同附近地面。扫过一阵，他一抬头，只见对面不远拐角处好像有人一动不动地在看自己。会是谁呢？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第二天，曹禺起身更早，那模糊人影居然又出现。终于，曹禺看清那是郑秀。多年来，郑秀一直住在史家胡同附近那幢老宅，距离人艺宿舍只需拐几个弯。离婚后，她出来任教，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任京郊聋哑学校校长，后任灯巿口十二女中英文教员。当得知曹禺每天清晨得上史家胡同扫大街后，她十分痛心，和他离婚原本是让他能安心写作，可如今他只能拿着扫把在地上划拉清风。伤心的她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出现在他身边，于是，她每天默默去陪曹禺。
其实，郑秀的自身处境也极为堪忧，如果造反派一旦知道她父亲的身份后，她也许没命了。造反派冲档案室时，幸亏出身“红五类”的人事科长王桂芝死死挡住档案室的门，郑秀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形势险恶，女儿万黛、万昭不得不提前做一些准备，她们先要把数百张照片用肥皂水捣烂倒进地沟里，然后燒掉信件。这百余封信件以及几百张照片，多少年来郑秀一直都随身带着，南京大屠杀前夕，郑秀扔下了所有的财物，就只带着丈夫的这箱照片和书信。当女儿们说服她要毁掉这些她视为生命的东西时，一时她说不出任何话来。
在女儿们一人背着一大包照片信函出门时，郑秀只是慌乱地跟在后面，哆里哆嗦，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嘤嘤啜泣。女儿们走远了，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因为在她心中，那些照片和信，是她的青春，是她的爱，是她的精神支柱。最后那些信一半由成黛带到北大医院投入熊熊燃烧的大锅炉中，一半由万昭带到她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女厕所中烧掉。
1989年8月，郑秀病逝。临终前，她提出要见曹禺，但终未得见，她万分眷恋着呼唤“家宝！家宝！”悲情离世。
此时，曹禺重病住院，无法前往吊唁，嘱咐女儿买一只花篮，恭恭敬敬放在郑秀灵前。不久，曹禺在给万昭的信中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无论在你身边，还是不能与你相守，一生只挂念着你一人，这是一种牺牲，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份感天泣地的大写的爱。
（解敏摘自《现代妇女·爱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