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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即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之中。
前 言
最近幾年，不少中國內地學者都在口頭上不斷強調要加強中國的“軟實力”，特別是研究新聞和宣傳的，似乎真的有一天中國把“軟實力”搞上去，中國就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擠身超級強國之林。殊不知將“soft power”這個英文名詞，翻譯成“軟實力”這個中文名詞，本身就是一場將“國際關係”的專有名詞，移譯到“新聞”或“傳播”之類其他學科時所出現的“怪譯”。不過，對澳門來說，使用這個概念在“城市比較競爭力”問題上，仍是可以適用的。
權力、影響力、實力
在國際關係學中，“權力”（power）最初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家權力”（國力，national power），最早的著名研究者是史柏克曼（Nicolas J. Spykman）。他把“國力”分拆成十項要素，此即：國家領土、邊界特徵、人口規模、原料多寡、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財政能力、民族的同質性、社會的凝聚力、政治的穩定性、國民的士氣。
不過，由於這些概念比較偏重靜態，也沒有細分成“有形”（物質）或“無形”（精神），比較不適合社會（行為）科學所要求的可供計算和動態分析，於是，後來便出現不少其他國際關係學者予以修正。
將國家實力這個概念加以量化並發揚光大的學者，應首推曾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高級官員的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教授克萊因（Ray Cline）。在克萊因的名著：《世界各國國力的估算》（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5）裡，克萊因最早企圖用以下的公式去計算出世界各國擁有的“國力”。
這項綜合計算公式是：P=（C+E+M）x（S+W），亦即：國家實力=[基本實體（人口+領土）+經濟能力（國民生產總值+能源+礦藏+工業生產+糧食）+軍事力量（戰略武力+常規軍事力量）]X[戰略意圖+貫徹戰略意圖的意志]，前面三項因素反映出國家擁有的“有形（物質）力量”，後面兩項因素反映出國家的“無形（精神）力量”。
不但如此，克萊因還以可以客觀計算的分數（200， 100， 20），去量化和計算世界各國的“國力”，令大家都可以簡單明白地了解世界各國的“國力變化”。這是克萊因超越其他學者之所在，即使他有時候的計算基礎，往往來自不準確的估計數字。
軟權力的原意及其過度銓釋
曾經出任克林頓時代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並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的“台海導彈危機”中大出風頭的前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 Jr.），則是另窺別徑，以“權力”的是“硬”是“軟”，創作出“硬權力”和“軟權力”兩個新名詞。
奈伊認為，“硬權力”是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軟權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換言之，“軟權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influence）。
奈伊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即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之中。
綜合言之，上述著作都是使用“權力”（power）一詞，亦即“行為者A能控制（影響）行為者B的思想和行為的一種關係”，靜態的時候是“實力”，動態的時候是“影響力”，“動態概念”多於“靜態概念”的名詞去描述和分析的。所以，當這個名詞譯成意義比較偏重靜態的，操縱他國及其人民行為意涵較為缺乏的中文名詞“實力”（英文的相對名詞應是capacities），其實是和其原意存在頗大差別的。
台灣方面最初出現的譯本將"soft power" 譯成“柔性權力”（2006），是比較貼切原意的，其中亦可以看到台灣三軍大學教授、二級上將蔣緯國的著作《柔性攻勢》（1991）一詞的影子。相對地，當此名詞被引進中國大陸之後，卻被譯成偏重“靜態力量”的“軟實力”，這便和奈伊教授本來的用意，亦即“動態+靜態力量”的“權力”的本來意義，產生相當的差距。最後，當這本書於2014年被譯成“軟實力”（北京：中信出版社）面世之時，“軟實力”這個名詞在中國大陸已經是有點過度詮釋，在某些著作被擴大解釋到連原作者奈伊教授都不太可能想像得到的地步。
即使如此，如果我們將“軟實力”一詞改成“軟力量”，並將之當作一個如同“比較優勢”一樣的經濟學名詞，使用在“城市競爭力比較”的問題上，它仍是一個對澳門適用的有用概念。
澳門：兩岸之間的中介者
首先，大家要明白，即使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裡，澳門目前仍然主要是在台海兩岸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上，扮演一個為香港“分擔部分服務”的“輔助性角色”，不宜對澳門所發揮的功能評價太高。
“經濟全球化”本身是一個“機會”，也有可能是一個“危機”，其最後結果為何，實有賴於該地區本身有無建立起一套“具全球競爭力的核心產業及周邊支援”而定。如果澳門本身未能提高本身核心產業（博彩旅遊、休閒觀光、會議展覽）及周邊支援產業（金融服務、電訊服務、政府工作效率、勞工素質）的“比較優勢”，即使日後“港珠澳大橋”落成，北京中央政府給予種種優惠，許多的商業機會都極有可能過門不入，統統流進以珠海市為首的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這是大家要警覺的。
就目前的客觀狀況來說，相對香港或中國內地的鄰近城市而言，澳門仍然擁有某些獨特的“比較優勢”。這些獨特的“比較優勢”包括：
（一）在台海兩岸事務上比較務實幹練的前後兩任澳門特首（何厚鏵、崔世安）；
（二）一個聘用了不少在台海兩岸大專院校畢業的中高級官員的公務員系統：與連說國語（普通話）都會舌頭打結的香港中高級官員相比，大多數澳門中高級官員都能操相當流利的國語（普通話），不但對兩岸政府的內部運作相當明瞭，對兩岸關係擁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更往往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所以，在涉及台海兩岸事務的不少案例上，澳門特區政府處理事情時的圓滑程度，常常遠非香港特區政府所及。這些著名案例至少包括台澳人員的自由往來，台海兩岸密使事件的後期發展，澳門國際機場對香港新國際機場開幕醜聞的補救等等。
（三）一個相對正常且會考慮國家利益的新聞界：兩岸當局有關代表至少不必對“狗仔隊”（纏繞跟蹤式採訪報導）問題太過擔心，令還未適宜曝光的初步接觸，因被某些八卦新聞傳媒誇張失實地大事報導而致“見光死”。
（四）一個數百年來和台灣保持密切交往的閩南裔澳人社群：迄今為止，澳門不但至少有二十萬已經“本地化”的閩南裔居民及其在澳門出生的後代，其聚居的澳門北區還到處都可以看到該區居民在收聽台灣歌星的歌曲，收看台灣各傳統電視台（中視）及有線衛星台（中天、東森）的衛星放送節目，簡直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台灣”，令澳台關係比港台關係擁有更堅實的“非政府（民間）基礎”。
總而言之，澳門目前仍然在進行中的各種台海兩岸有關人員的公開和私下接觸上，都反映出澳門目前在兩岸關係一，正在扮演著一個“默默的俱樂部”角色。具體言之，“俱樂部”從來都不是台海兩岸的必需品，也不是一定要能發揮甚麼偉大作用的地方；“俱樂部”只是大家心情不錯時，都可以進來坐一坐，和其他有興趣的人士談天說地，製造友好氣氛的一個休閒場所而已。如果大家初步時談得很愉快，都希望切入正題，到最後雙方還是要找一個更正式的場合來進行實質性談判的。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明年一月極有可能贏得總統大選，兩岸關係可能再度回復到陳水扁時代（2000～2008）之際，澳門作為兩岸之間中介者的地位水漲船高，“兩岸關係之間的澳門模式”（將在日後另文介紹）捲土重來，是絕不出奇的。
（譚志強，時事評論員、“澳門開講”等節目主持人、兩岸四地專欄作家、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前 言
最近幾年，不少中國內地學者都在口頭上不斷強調要加強中國的“軟實力”，特別是研究新聞和宣傳的，似乎真的有一天中國把“軟實力”搞上去，中國就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擠身超級強國之林。殊不知將“soft power”這個英文名詞，翻譯成“軟實力”這個中文名詞，本身就是一場將“國際關係”的專有名詞，移譯到“新聞”或“傳播”之類其他學科時所出現的“怪譯”。不過，對澳門來說，使用這個概念在“城市比較競爭力”問題上，仍是可以適用的。
權力、影響力、實力
在國際關係學中，“權力”（power）最初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家權力”（國力，national power），最早的著名研究者是史柏克曼（Nicolas J. Spykman）。他把“國力”分拆成十項要素，此即：國家領土、邊界特徵、人口規模、原料多寡、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財政能力、民族的同質性、社會的凝聚力、政治的穩定性、國民的士氣。
不過，由於這些概念比較偏重靜態，也沒有細分成“有形”（物質）或“無形”（精神），比較不適合社會（行為）科學所要求的可供計算和動態分析，於是，後來便出現不少其他國際關係學者予以修正。
將國家實力這個概念加以量化並發揚光大的學者，應首推曾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高級官員的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教授克萊因（Ray Cline）。在克萊因的名著：《世界各國國力的估算》（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5）裡，克萊因最早企圖用以下的公式去計算出世界各國擁有的“國力”。
這項綜合計算公式是：P=（C+E+M）x（S+W），亦即：國家實力=[基本實體（人口+領土）+經濟能力（國民生產總值+能源+礦藏+工業生產+糧食）+軍事力量（戰略武力+常規軍事力量）]X[戰略意圖+貫徹戰略意圖的意志]，前面三項因素反映出國家擁有的“有形（物質）力量”，後面兩項因素反映出國家的“無形（精神）力量”。
不但如此，克萊因還以可以客觀計算的分數（200， 100， 20），去量化和計算世界各國的“國力”，令大家都可以簡單明白地了解世界各國的“國力變化”。這是克萊因超越其他學者之所在，即使他有時候的計算基礎，往往來自不準確的估計數字。
軟權力的原意及其過度銓釋
曾經出任克林頓時代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並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的“台海導彈危機”中大出風頭的前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 Jr.），則是另窺別徑，以“權力”的是“硬”是“軟”，創作出“硬權力”和“軟權力”兩個新名詞。
奈伊認為，“硬權力”是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軟權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換言之，“軟權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influence）。
奈伊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即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之中。
綜合言之，上述著作都是使用“權力”（power）一詞，亦即“行為者A能控制（影響）行為者B的思想和行為的一種關係”，靜態的時候是“實力”，動態的時候是“影響力”，“動態概念”多於“靜態概念”的名詞去描述和分析的。所以，當這個名詞譯成意義比較偏重靜態的，操縱他國及其人民行為意涵較為缺乏的中文名詞“實力”（英文的相對名詞應是capacities），其實是和其原意存在頗大差別的。
台灣方面最初出現的譯本將"soft power" 譯成“柔性權力”（2006），是比較貼切原意的，其中亦可以看到台灣三軍大學教授、二級上將蔣緯國的著作《柔性攻勢》（1991）一詞的影子。相對地，當此名詞被引進中國大陸之後，卻被譯成偏重“靜態力量”的“軟實力”，這便和奈伊教授本來的用意，亦即“動態+靜態力量”的“權力”的本來意義，產生相當的差距。最後，當這本書於2014年被譯成“軟實力”（北京：中信出版社）面世之時，“軟實力”這個名詞在中國大陸已經是有點過度詮釋，在某些著作被擴大解釋到連原作者奈伊教授都不太可能想像得到的地步。
即使如此，如果我們將“軟實力”一詞改成“軟力量”，並將之當作一個如同“比較優勢”一樣的經濟學名詞，使用在“城市競爭力比較”的問題上，它仍是一個對澳門適用的有用概念。
澳門：兩岸之間的中介者
首先，大家要明白，即使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裡，澳門目前仍然主要是在台海兩岸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上，扮演一個為香港“分擔部分服務”的“輔助性角色”，不宜對澳門所發揮的功能評價太高。
“經濟全球化”本身是一個“機會”，也有可能是一個“危機”，其最後結果為何，實有賴於該地區本身有無建立起一套“具全球競爭力的核心產業及周邊支援”而定。如果澳門本身未能提高本身核心產業（博彩旅遊、休閒觀光、會議展覽）及周邊支援產業（金融服務、電訊服務、政府工作效率、勞工素質）的“比較優勢”，即使日後“港珠澳大橋”落成，北京中央政府給予種種優惠，許多的商業機會都極有可能過門不入，統統流進以珠海市為首的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這是大家要警覺的。
就目前的客觀狀況來說，相對香港或中國內地的鄰近城市而言，澳門仍然擁有某些獨特的“比較優勢”。這些獨特的“比較優勢”包括：
（一）在台海兩岸事務上比較務實幹練的前後兩任澳門特首（何厚鏵、崔世安）；
（二）一個聘用了不少在台海兩岸大專院校畢業的中高級官員的公務員系統：與連說國語（普通話）都會舌頭打結的香港中高級官員相比，大多數澳門中高級官員都能操相當流利的國語（普通話），不但對兩岸政府的內部運作相當明瞭，對兩岸關係擁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更往往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所以，在涉及台海兩岸事務的不少案例上，澳門特區政府處理事情時的圓滑程度，常常遠非香港特區政府所及。這些著名案例至少包括台澳人員的自由往來，台海兩岸密使事件的後期發展，澳門國際機場對香港新國際機場開幕醜聞的補救等等。
（三）一個相對正常且會考慮國家利益的新聞界：兩岸當局有關代表至少不必對“狗仔隊”（纏繞跟蹤式採訪報導）問題太過擔心，令還未適宜曝光的初步接觸，因被某些八卦新聞傳媒誇張失實地大事報導而致“見光死”。
（四）一個數百年來和台灣保持密切交往的閩南裔澳人社群：迄今為止，澳門不但至少有二十萬已經“本地化”的閩南裔居民及其在澳門出生的後代，其聚居的澳門北區還到處都可以看到該區居民在收聽台灣歌星的歌曲，收看台灣各傳統電視台（中視）及有線衛星台（中天、東森）的衛星放送節目，簡直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台灣”，令澳台關係比港台關係擁有更堅實的“非政府（民間）基礎”。
總而言之，澳門目前仍然在進行中的各種台海兩岸有關人員的公開和私下接觸上，都反映出澳門目前在兩岸關係一，正在扮演著一個“默默的俱樂部”角色。具體言之，“俱樂部”從來都不是台海兩岸的必需品，也不是一定要能發揮甚麼偉大作用的地方；“俱樂部”只是大家心情不錯時，都可以進來坐一坐，和其他有興趣的人士談天說地，製造友好氣氛的一個休閒場所而已。如果大家初步時談得很愉快，都希望切入正題，到最後雙方還是要找一個更正式的場合來進行實質性談判的。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明年一月極有可能贏得總統大選，兩岸關係可能再度回復到陳水扁時代（2000～2008）之際，澳門作為兩岸之間中介者的地位水漲船高，“兩岸關係之間的澳門模式”（將在日後另文介紹）捲土重來，是絕不出奇的。
（譚志強，時事評論員、“澳門開講”等節目主持人、兩岸四地專欄作家、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